1、道德贸易显然成了一桩大买卖：不管大企业多么真诚地支持这些全新的道德理想，但它们都很清楚，道德理想为自己提供了有利的竞争优势。

2、消费者都是懒人。它们对喜欢的品牌用情至深，哪怕真的在乎第三世界的农民，也不想放弃自己的享受。

3、消费者确实想更有道德心，向贫苦农民表示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使用“低劣”或不知名的产品。道德声誉和优秀质量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光是给人们讲故事，却拿不出质量来。两样你都得给他们。最初，你可以靠故事吸引人，但产品的质量才能让他们成为回头客。

4、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改变，获得物质进步，但不希望别人也一样。每当我们看到生活方式变化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就忍不住义愤，加以谴责。但到乡村里观察村民照老样子过活的游客，又总希望一切原封不动。

5、放眼发展中世界，小农户的问题从来是如何改进作物质量、确保更高的价格。改进需要投资，可农户要么是不知道如何找到资金，要么是自己负担不起。就算你有着全世界最善良的出发点，要想改善贫困农村社会，也必须找到一种激励变革的途径。或者说，找到某个能激励变革的人——知道怎么做、也有动力那么做，随时随地扎根当地的人。

6、每隔几里地，就会有座村庄，每座村庄里都至少竖着一块褪了色的硕大白色牌子。牌子上是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的标志，标志下面则说明了非政府组织赞助这一村落所属的项目。好些牌子看起来都很有些年份了。

到了下一座村子，我停车出来，走到牌子近前去打量。它是一家规模较小的比利时非政府组织竖的，该组织负责在村里建学校。路口拐角处确实有座平房，很显眼，因为它是村里唯一一座用砖块修砌、有波纹瓦屋顶的建筑。其他房子都是泥巴和茅草糊的。我拍照的时候，两个好奇的孩子走过来看着我。他们没去上学，这叫我略略有些惊讶，看他们的样子，分明已经在泥巴你玩了一整天了。我决定问问他们：

“这座建筑是用来做什么的呀？”

“是学校。”年纪稍大的孩子回答。我猜她大概八九岁。

“你怎么不去上学呢？”我问，突然觉得自己像是考勤官。

“那里没有老师。”她摆脱上学这一困境了。

“你们最后一次上学时什么时候？”

“我从来没上过学。我还不够上学的年纪，老师就走了。”

她站在牌子下面对我说。为什么这块牌子还竖在这？它是为了什么人竖起来的？我感到狠懊恼——路过这块牌子的人都会留下错误的印象，以为村里已经有学校了，实际上根本没有。它仍然需要学校，而不是再竖一块牌子。

下一座村庄的故事也差不多。我站在一块牌子前，牌子告诉我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天主教救济会为这里的民众修了水泵取水。可我却看到一个年龄不到4岁的小男孩，正背着一口装满了水的两加仑容器往山上去，捆水桶的绳子勒在他的前额。我问一个坐在屋外的男人：“为什么有水泵那孩子还要背水上山呢？”

“水泵坏了好长时间了。”那人告诉我。他似乎感到很困惑。

“难道没人来修吗？”我试着用建设性的语气问。

“没人来修。”他解释说。这看似很悲惨，但现实就这样。整个村里没人知道怎样修理水泵，也没人来修。

水泵项目很可就是出资为村里架设水泵，但仅此而已。没有培训任何人对水泵进行维护，也不提供维修服务，可牌子还是竖在村口。“你们怎么不把那牌子摘下来？”我再次问他。照眼下这种情况，把牌子放在他门前，除了给他添麻烦，别无其他任何意义。“水泵现在已经坏掉了呀。”我向他解释我这么问的原因。

“那又不是我的牌子。”他一边说，一边耸耸肩。

（黔山毛豆：原来全世界的NGO都有这样的故事……）

咱们的购物篮

文 | 柯纳•伍德曼

这是一本关于穷人的书，具体来说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劳苦大众的书。这些人干着你多半不乐意做的工作，拿着你恐怕无法赖以维生的工资。这些农民、矿工、渔民和工厂工人生产出的产品，最终说不定正好落入了你的购物篮。这些产品能进入你的购物篮，多亏了那些大企业：大型连锁餐厅、大型电子公司、大型制药厂、大型汽车企业……凡此种种，数之不尽。这本书写的是穷苦人家如何受到大公司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受到你和我的影响——毕竟，我们要谈的，是咱们的购物篮嘛。

像我一样，你大概琢磨过，为什么我们最钟爱的品牌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品，可生产这些商品的人却依然过得那么艰辛。为什么大企业——我们从它们那里购买食物、小家电、衣服和所有其他东西——不能多做些贡献，好让那些为自己耕作、捕鱼、组装或开采的人能在安全的条件下劳动，赚取足够的工资，无须在生存的边缘上挣扎呢？

如果你想了解这些事情，那么你说不定属于那些开始对所购商品更加挑剔的百万消费者之一。过去10年，商业大街上的“道德意识”突飞猛进。道德意识和环保产品的销量年复一年地成倍增长，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在问：自己购买的东西是哪里来的？是从什么人的手里采购的？或者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我们现在置身这样的地位：能够通过自己选购的咖啡、巧克力、香蕉、电话以及其他许多商品品牌，来表达我们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可以靠着包装上标志或信息的有效提示，做出正当的选择。如今，越来越多的商品贴上了道德认证组织的标签，如公平贸易基金会（Fairtrade Foundation）、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和UTZ认证（UTZ CERTIFIED）。故此，这种标志和信息，就成了非常强大的营销工具。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笔大买卖。按消费合作社（Co-op）公布的《道德消费者》（Co-op抯 Ethical Consumer）报告所称，2009年，我们的购物篮总计放进了价值360亿英镑的道德意识产品，2011年，英国带有“公平贸易”标志的产品，总价值将高达10亿英镑。尽管近年来出现经济衰退，道德意识产品在英国的销量过去两年里却不降反升，增加了20%。不过，会有这样的风险吗——道德意识企业标签蕴涵的营销优势成了驱使企业这么做的动力，但它们其实并不想做出积极的改变？

几年前，我坐在火车上，喝着咖啡，望着周遭村落飞逝退去。偶然间，我瞟到咖啡杯上印着一幅非洲农夫的照片，还附有一段文字：“喝了这杯咖啡，你便帮助改善了乌干达布萨曼加村民的生活。”紧接着这条信息的是道德认证组织“公平贸易基金会”的标志，还有它们的口号：“保证让第三世界生产者获得更公平的交易。”

想要帮助非洲农村贫苦农民的好心消费者，寻找的大概就是我说的这种标签吧。我应该为它感到宽慰，觉得自己做了符合道德良知的购物选择。但我慢慢地生出一缕疑惑，挥之不去。它让我坐立不安，备觉尴尬。我真的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吗？他们真的得到了更公平的交易吗？靠购买特定类型的咖啡，真的有可能让人生活得更好吗？我又想了想那标志，觉得改成“努力让第三世界生产者获得更公平的交易”，恐怕会更准确。它还提醒我，若是你觉得自己做了点什么贡献，自我感觉会更加良好。但下一秒，我又扪心自问：让人自我感觉良好，会不会正是这套营销计划的原本目的呢？

打开电视机，浏览互联网，你很难不直接接触到世界各地贫困国家穷苦民众惨淡的生活现实。媒体在我们和发展中国家的现状之间建立起了有力的联系。但不管媒体怎样铺天盖地地报道重大的政治或经济事件，我们却极少听说普通人在农田、矿场或渔船上劳作的日常故事。除了实地考察，我们该怎样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那些在非洲为我们耕种的农夫的生活呢？

这趟火车之行的6个月之后，我来到喀麦隆，为一本畅销旅游杂志写文章。一连好几天，我都缩在林贝镇附近海滩边上一家舒适的旅店里。午餐时间，酒店餐厅一般会为客人提供面饼，你可以选择鸡肉馅儿或鱼肉馅儿。由于靠近海边，我大多选择鱼肉，因为我觉得至少盘子里的食物足够新鲜。

每天早晨，我都透过房间的窗户，看到一个名叫帕特里斯的本地人撑着独木舟在岸边捕鱼。帕特里斯大多是在离黑沙滩一两英里的浅水水域作业。清晨的天光切割出他黑色的剪影，我满心指望他能捕到一两条美味的鲔鱼或鲷鱼，好让厨师做成午餐。有时候，在更远的深水水域，地平线上会现出一艘大型拖网渔船的身影，把帕特里斯的小船映衬得微不足道。

当林贝城里夜幕降临，镇中心的市场是个坐下来享受啤酒和美食的好地方。一天晚上，我出门散步，正好碰到了帕特里斯跟家人吃饭。他一看到我，就坚持要我过去跟他们一起用餐；我立刻注意到，尽管他们吃的也是鱼肉和米饭，但盘子里的鱼骨头却跟我几个小时前吃的大鲷鱼截然不同。

帕特里斯解释说，我在岸边看见的拖网渔船是外国老板的。为换回外国在喀麦隆开展的各种基础项目投资，政府把深水水域的大宗捕捞作业权统统让给了外国渔业公司。如此一来，当地渔民现在就只能在靠近岸边的浅水捕鱼，所得几乎不足家人糊口，附近的居民就更别想吃上本地的鱼了。所以，帕特里斯要是能捕到少有的昂贵鲷鱼，便把它们卖给像我这样出得起价钱的外国游客，而本地人只好吃从沙漠对面摩洛哥进口的鱼干。

这情形当然让人震惊不已。稍有公平和理智感的人都会说这是错的。然而，全球贸易到处存在这种怪异现象。在西方商业街上购买一杯经过道德认证的品牌咖啡，价格和置身喀麦隆的游客吃一顿海鲜晚餐差不多，但两者都远远超过了出产地生产者的负担能力——我们怎么才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保持心平气和呢？

我写这本书，部分原因就在于喀麦隆之行带给我的震撼。我意识到，站在远处，找个道德立足点太简单了，所以我决定亲自去现场考察事实真相——为达成这个目的，我要展开一连串的旅行。我想看看，亲眼见识了某些国家时有肮脏、经常残酷、偶尔短缺的现实生活之后，我最初的观点是否还站得住脚。

结果，我用一年时间，到了许多令人不舒服甚至很危险的地方。我的足迹从拉丁美洲铺到远东地区，想看看那些把食物放进你盘子、把电子小设备放进你口袋的企业到底有多讲究商业道德。我还从中亚到中非，思考我们的部分消费选择给置身最绝望环境下工作的贫苦人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最后，我又回到非洲，观察企业怎样采用新观念，以更负社会责任的态度管理供应链。

我首先想知道的是，大企业对自己喊得震天响的道德宣言到底实践到何种程度。如果一家公司说自己做了这样那样的好事，我们该相信吗？为了解答这个疑惑，我选择考察一条跨国食物链，顺着龙虾的供应链，一路回到捕捞龙虾的水域去。有几家世界最大的连锁餐厅从拉丁美洲的供应商处批量购买龙虾。许多餐厅拍着胸脯担保说，自己的道德纪录无可挑剔，给环保项目提供了大笔资金云云。不过，一如我所探知，有时候现实情况并不像它们吹嘘的那么漂亮。

显然，一旦你对自己听说的事情开始失去信心，每件事都显得可疑起来。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到了“好人”身上，也就是各类道德认证机构，如雨林联盟、公平贸易基金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机构，我们才意识到国际贸易存在的许多问题。它们诚然用心良苦，但真的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吗？要是它们宣扬的信息成了大企业做生意的一个环节，情况会是怎样呢？麦当劳说，“我们支持雨林联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而吉百利食品公司（Cadbury）向全世界的媒体宣布它们要“迈向公平贸易”，我们能满心欢喜地相信这完全是个好消息吗？

大企业面临的挑战是，如果它真心想拯救世界上的穷苦人，需要付出的努力将远远超过雨林联盟、公平贸易基金会等组织秉持的宗旨。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中，每一笔交易都摆脱不了大企业的触角。所以，看过了一两条相对简单的供应链，我给自己定下了任务：寻找一些非常复杂的供应链，就是那种工业制成品，表面上由有着良好道德记录的知名品牌承销，实际上却是来自复杂的贸易关系网，中间的经手企业和国家远离西方消费者的视线，比如新款手机、笔记本电脑、汽车，以及其他数千种诱人产品。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现代制造体系有可能把整条供应链都外包到西方消费者完全看不到的各个角落。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只跟心爱的品牌存在商业关系，但当这些我们心爱的品牌跟第三世界国家一些无名工厂构成另一段商业关系时，它们会活生生地把我们扯进不愉快的“三角恋”里。

这些日子，要思考这类商业关系，不可能不想到中国这座世界经济发电厂。所以，我决心到那儿待上一段时间，看看我们对消费品的无尽需求，对生产这些消费品的无名中国工人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又上溯到了生产过程的另一个阶段，拜访了老挝北部的丛林，该地区为中国提供生产原材料。现在，西方消费者高度依赖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各种交易。这些交易的条件如何？对生产国的民众意味着什么？

在最后的探险中，我决定进一步揭开事情的内幕。谈及跟尼加拉瓜、老挝等国的贸易，双重标准和道德妥协一类的事情已经够糟糕了；可不管这些国家有千般的不足，至少它们内部相对稳定。另有一些国家，侵犯人权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等。探讨跟后一类国家的贸易情况，道德和公平问题就更加尖锐了。

在真正去刚果之前，我以为，所有正派的国家都响应联合国的呼吁，暂停了与该国的贸易。我不太清楚这对刚果的国民有些什么好处，但考虑到当地的冲突在过去10年已经直接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我能明白国际社会秉持立场的逻辑所在。但到刚果的锡矿一看，你就明白联合国的一纸谴责声明是多么空洞无力。“锡石”（Cassiterite）不是个寻常可见的浅显字眼，但从锡矿石里提取的锡，几乎所有你想得到的家庭和办公电子产品都会用到。如果我们并没跟刚果做过生意，锡又是怎么来的呢？

根据上文描述的种种情况，我的这趟旅程似乎把我变成了一个更睿智，也更愤世嫉俗的人了：我信奉商业道德，可面对现实之后得出了尴尬的结论，义正词严的道德宣言很难站得住脚—道德和激烈的企业竞争之间只可能有一个赢家，而那显然不会是道德。但说来很是奇怪，我的阿富汗之行反倒让我这一路上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亲身参与国际贸易、从中赚钱，同时在道德上昂首挺胸—这是完全做得到的。事实上，在我到访的几乎每一个国家，我都碰到过了不起的人对我讲述了不起的成功故事。只不过，他们的故事，跟你经常听到的那种不太一样。

我希望这本书有助于读者重新找回平衡。我无意透彻地考察大企业的运作情况，而是想尽量收集案例，让人们了解世界上最穷苦工人的生活情况。它有可能颠覆了你眼下的认知，但也指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只不过，这条路，不是目前大多数企业声称要投奔的道路。

————-
《与全世界做生意II》
作者: （爱）柯纳•伍德曼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副标题: 你买的是什么
译者: 闾佳
出版年: 2013-9
页数: 212
定价: 35.00
装帧: 平装
ISBN: 9787111439196

1998年，法国经济学家蒂埃里•让泰首次提出“社会企业”这一概念。目前，关于“社会企业”的概念在世界各国尚不统一，存在形形色色的定义。其中的一个代表性定义来自英国，社会企业被定义为“企业在保持自身可持续生存或发展的同时，主要追求社会目的，其盈利主要是用来投资于企业本身或社会，而非为了替股东或企业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一些研究进一步指出，社会企业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基本要素：一个持续的生产产品或销售服务的活动；高度自主；有显著地经济风险；最低数量的付薪工作者；使社区受益的明确目标；一群公民发起的行动；不是基于资本所有权来进行决策；具有参与本质，所有受影响的人都参与活动；进行有限的利润非配。也就是说，社会企业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两种性质：一方面，它需要按照市场的规则运行，承担市场及其它风险，从而具有经济性。另一方面，社会企业具有明确的社会使命，其收益主要用于促进社区、弱势群体以及社会企业本身的发展和投资，社会企业重视社会价值而非最大的经济利益，从而具有社会性。除此以外，开站社会企业活动需要有一批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创新能力和风险意识，即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公民。这些公民被称为社会企业家或社会创业家，他们和商业企业家一样富有创新精神。

从1998年起至今，社会企业在欧美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已发展成为一项显学，并被称为一种改变世界的新经济模式。在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和我过的香港、台湾地区，社会企业同样开始不断涌现，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引起广泛关注。已故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就曾预言这种组织有可能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发达经济中真正的“增长部门”。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企业实践及其研究才刚刚开始，积累的学术成果还很少，有限的文献多停留在介绍西方国家社会企业概念、社会企业家精神要素及社会企业运行结构等方面，有关中国社会企业本土化研究寥若晨星。有关机构2008年开站的一项调查就发现，在中国，政府对社会企业知之甚少即使是那些正在经营管理非营利性组织的专业人员，对社会企业的概念和运行逻辑也了解不深。作为一个“舶来品”，社会企业到底能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怎样的贡献、如何做出贡献都亟待我们进行客观理性的研究。

文：丁开杰 | 节选自《社会企业评论》

企业型社会企业的理论模式
文/时立荣 叶美美

1、对社会企业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种路径，一种为从非营利组织面临的资源困境出发，将社会企业看作是传统非营利组织通过尝试引入商业化的运营模式，依靠产品和服务收入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另一种则是从传统的营利性企业或者社会创新、社会创业的角度出发，通过更多地关注传统营利性组织将社会价值引入商业企业，使用创新性的手段将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效结合的商业创新方式。（黔山毛豆：很幸运，我竟然能够参与到一家公司和一家NGO同时从这两种路径的尝试和探索的机会，好像乘坐在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上，这感觉很奇妙和穿越。）

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将“社会”嵌入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之中，社会性和企业家才能结合。在这里，“社会”概念的核心在于社会目标的优先性，作为对企业家精神的升华，社会企业家精神被提高到评估企业的标准之中。（黔山毛豆：下一本就看保罗•C.莱特的《探求社会企业家精神》）

社会企业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推动
文/郭虹

目前的公益事业格局是基金会出钱、出项目，公益机构出力做事，尽管谁也离不开谁，但投资方和执行方之间的关系式不平等的。来自基层的公益机构能发现问题，也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却筹不到款，有心有计却无力；基金会根据自己的判断立项招标，却愁找不到可以资助的项目，于是很多基金会自己去执行项目，其效果参差不齐。而社会企业的“营利性筹款”说明：钱不是万能的，没钱的公益机构不是非要靠基金会才能生存，才能做项目；反倒是如果没有公益机构的执行，基金会的社会目标未必能如愿达到。在公益事业中，投资方、执行方应该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投资方的服务对象除了需要帮助的人，还有那些去提供帮助的人，因为道理再简单不过——没有桥、没有船、没有舢板、没有竹筏、没有会游泳的人，是不能到达彼岸的；没有多样化的服务队伍，是无法满足多样化的需求的。

新的企业模式：创造没有贫困的世界
文/穆罕默德•尤努斯

社会企业的投资与慈善捐赠有着很大的区别，社会企业的投资者有权收回投资，但与传统企业不同的是，社会企业产生的任何利润不能分给投资者，投资者获得的只是自己最初投资于某社会企业的资金量而不会享有资本的升值利润对于社会企业而言同样重要，但是社会企业的利润必须留在企业内部，社会企业这样做的目的则是偿还投资者从而支持长期的社会目标。社会企业不是慈善机构，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在实现社会目标的同时要收回所有成本。

看完《社会企业评论》，列出的四个问题竟然得到该书的资助方乐施会的刘源老师的回复，还得到一份“社会企业书目”，继续照单看书。我狠喜欢这样的交流互动（但在豆瓣里，对该书的评价我还是只给了两星半。貌似我给出的是豆瓣里该书的第一个评价，希望不会给照星星数看书的人留下阴影）。

黔山毛豆：这本书有助于了解国内外关于“社会企业”的多种定义和理解，对开阔视野有一定帮助。

刘源：你的这个感觉是我们当时做这个支持的主要期待：梳理下国内都怎么在说这概念，尽量收些案例给读者看。

黔山毛豆：到口不到肚，看完也还是不知道什么才是国内对“社会企业”的界定标准和共识，对行动者的帮助有限，就像远远隔着玻璃看画，不真切，没法判断是玻璃没擦好还是画画得不够好。

刘源：国内（其实我觉得国外也包括）对这概念无确定的、统一的界定。我理解两个核心要素：一是采用经济手段，二是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

黔山毛豆： “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但感觉对“社会”探讨较多，对“企业”的探讨不够（哪怕后半本都是案例）。社会企业的标准各人而异，理论的实际支撑（国内本土案例）不够，支撑理论的案例和实例的“标识”不够“明显”，且数量不足以支持理论的“合理性” 和“正确性”。有一篇拿出一定篇幅介绍养兔人来办培训学校带出更多养兔人致富的“社会企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新东方和标榜培养出的来自农村青年的百万富翁都不在少数，是否也可算作社会企业？

刘源：国内案例的搜索和筛选可费了劲了！因为根本没几家可以符合我上面说的那俩要素，何况我们还侧重要有利于减贫的社会企业案例。比如兔王那个，其实主要靠政府支持才起来，只不过他的致富路上有带动更多人的行为，勉强入选。

黔山毛豆：说到社会企业，除了格莱珉银行和尤努斯，国外的的社会企业还有哪些？他们的模式是怎样的？（如果能像《 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 》那样有一些“卓越个体”的鲜活实例就更赞了）后半本的案例，感觉还是得到政府的支持或捐赠，没有“企业”或“企业家”。

刘源：当时是希望做一本投石问路，看看有没可能推动社会企业在国内成为减贫一个新途径，这书的过程让我觉得：还远未到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