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凡是想读历史相关书籍，首先会搜索“汗青堂”已出版的书里有没有，如果有就是首选购入，因为不论是引进的国外版本还是中国史的原创作品，不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品质都有相当保证。于是从加勒特·马丁利《无敌舰队》到罗德里希·普塔克《海上丝绸之路》；从德斯蒙德·苏厄德《骑士团九百年》到蒂姆·克莱顿《滑铁卢：决定欧洲命运的四天》；从吴座勇一《应仁之乱》、塞缪尔·霍利《壬辰战争》再到半藤一利《幕末史：不一样的明治维新》；从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安东篱《说扬州：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到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家里书架上渐渐的就有了“汗青堂”专区。吴鹏《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即是这个“七十二家房客”专区的最新“入住”者。

《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用近二十七万字的篇幅和四百多页的体量，多方展示了狄仁杰这位“国老”与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的关系，一代历史风云，跃然纸上。

武则天的日月凌空、狄仁杰的位极人臣，以及两人背后武狄两家历经六代人、持续二百年左右的接力奋斗，是中国古代历史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大变局中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投影。唐高宗中后期和武则天时期正是这一历史转变的重要阶段。其中武则天改唐为周时期，更是关键节点。这一时期，唐高宗和武则天大力剪除关陇贵族对国家权力的掌控，启用庶族地主出身者作为国家统治的基础力量。而庶族出身的狄仁杰的人生经历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体现。

武则天之“武”和狄仁杰之“狄”，两者在武周朝虽为君臣，却在家族的历史追认中同出一源。武则天的先世非常有可能是内附的山戎，而狄氏是自两晋十六国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羌人。北魏末期，武则天的武氏家族和狄仁杰的狄氏家族均迁移到山西境内居住，正式成为老乡。

武则天后来能够问鼎皇帝宝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个男人的推动：一个是在客观上为武则天登上皇帝大位铺平道路的李治；一个是帮助武则天坐稳皇帝宝座的狄仁杰。

高宗李治之所以支持乃至力挺武则天从幕后走向台前进而执政，主要是出于对身后事的忧虑。太子李显不堪重任，以致高宗竟然不得不提前指定接班人的接班人，以解决大唐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开耀二年（682）三月，高宗立太子李显刚满月的长子李重照为皇太孙，这不只是在隋唐，就算在之前的历史中，立皇太孙也少有先例。但很快高宗就悟出更深一层的政治逻辑，那就是即使提前册立皇太孙，提前给太子确立接班人，也不能解决太子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对太子没有信任、对孙子没有信心的情况下，高宗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生活伴侣兼政治助手的皇后武则天身上。因此，高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主要工作就是为武则天全面主政营造舆论，排除障碍。永淳二年（683），高宗驾崩，在遗诏中正式赐予武则天最高权力，“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

垂拱二年（686），武则天把狄仁杰调任冬官侍郎（工部侍郎）。这是武则天和狄仁杰第一次正面接触，为君臣二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帝，作为登基时已经六十七岁、年近古稀的开国之君，武则天的武周政权从建国开始就面临一个死结，这就是接班人问题。从690年登基到698年复立儿子李显为太子，历经九年的风风雨雨，武则天终于认识到她只能在丈夫和儿子中间做一个过渡性的女皇，武周不能也无法推翻李唐。

武则天之所以在立储为题上听从狄仁杰的建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狄仁杰是从武则天的切身利益考虑，才提出要确立李氏儿子的接班人地位。毕竟只有李氏儿子继位，才能确保武则天身后的政治地位不动摇。而这，也是武则天从根本上对狄仁杰信重的原因，因为她明白，狄仁杰是真心要护她周全的。

在狄仁杰为相期间，武则天大规模破格使用的人才，狄仁杰为朝廷举荐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出身自庶族地主家庭。因此，从更宏大的视角观察，狄仁杰的举贤与武则天的用人，客观上都是使朝廷官员的主要成分从门阀贵族世家逐步转化为庶族地主子弟，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从贵族高门政治向普通官僚政治的转型。

久视元年（700），没能看到李唐王朝归来那一天的狄仁杰，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间。武则天仰天长叹：“朝堂空矣！”

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等在玄武门发动神龙政变，武则天被迫传位于太子，宣告天下江山从武周回归李唐。女皇退位后，中宗献上“则天大圣皇帝”尊号，武则天之名即由此而来。十一月二十六日，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仙居殿病逝，遗命不再称皇帝，改称则天大圣皇后，重新做回李家媳妇。

在狄仁杰的心中，对高宗李治的忠诚和对武则天的忠诚是一体的；对李唐的忠诚和对武周的忠诚是没有区别的。武则天是在李唐框架内经营武周帝业，狄仁杰是在武周政权中推动李唐社稷回归。如王炎平先生所言：“武则天是在唐兴周，狄仁杰等是在周保唐，以至于复唐。”在我看来，武则天和狄仁杰，就像是两条多核苷酸链，两人的合作与斗争就是连接两条多核苷酸链的各种碱基，从而构成了皇帝与宰相、君与臣、门阀贵族与庶出官僚的大唐DNA双螺旋结构。

在张柬之等发动“玄武门之变”后，在中宗年间又发生过两次“玄武门之变”。在整个唐朝，“玄武门之变”一共发生了四次。为什么四次政变都发生在玄武门？因为隋唐的长安城，宫城北门为玄武门，是入宫的要道。

第一次“玄武门之变”，是唐初，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权力的宫廷政变；第二次“玄武门之变”是“神龙政变”。

第三次政变发生在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当时中宗李显无能，皇后韦氏与武三思勾结总揽朝政，力图废除太子李重俊。李重俊被逼无奈，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假称奉诏，杀死武三思，随即包围了皇宫，索要韦后和安乐公主。当李重俊率军攻到玄武门前时，中宗受韦后要挟，宣布太子谋反，于是军士倒戈杀死李多祚，政变失败，李重俊最终也被杀。

第四次政变发生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这一年六月，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李显，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此后韦后妄图仿效武则天，谋划废帝自立。为消除敌对势力，图谋杀死相王李旦。李旦之子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先发制人，占领玄武门，重入皇宫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这也才有了后来李隆基登上皇帝宝座，这才有了玄宗的开元盛世和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

我读书，向无远大理想，唯求尽情适宜。有的细细读，有的随便翻翻，有时细究详查，有时不求甚解，全凭喜好。我有时就站在书架前，也不读书，只是看着眼前几十本“汗青堂”出版的书籍，我现在不仅有不多的几个闲钱买书，还可以“读书自由”，何其幸哉。

吴鹏《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汗青堂出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6年3月1版，2026年4月2印，26.8万字，两日读完。“以读养读”在豆瓣“鉴书团”获得的第三本赠书，2026年读完的第49本，总阅读量第1664本。

“与后世的狄公断案等文学创作不同，从史书上记载的狄仁杰断案真实事迹来看，狄仁杰面对的案件几乎没有一件事疑难杂案，绝大多数案件均是案情事实确凿，法律依据清晰，所需要的，只是依律定罪。而这，恰恰是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态和皇权压力中最难做到的。狄仁杰面对压力仍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与压力的来源和施加者——唐高宗能适可而止的政治态度是分不开的。狄仁杰法治实践和唐代法治建设的启迪意义，也正在于此。”（第四章）

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吃几顿饭软和一点，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时的觉，不至于在失眠中弄得头脑昏乱沉重，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至于有许多预期为国家为本馆可望进行、可望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大致多出于个人主观愿望，不大会得到社会客观需要所许可，因为社会变化太大，这三年来我和这个空前剧烈变化的社会完全隔绝，什么也不懂了。

上文摘自书中第一篇《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一文，是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检查稿。1949年后，沈从文的写作被批判为“落伍”的“桃红色文艺”，这一度让他精神崩溃，甚至自杀未遂，于是选择避世自保进入历史博物馆，将精力投入古代服饰与“杂文物”研究，远离文坛。各种运动对人、对社会和文化的摧残，可见一斑。如果能够让他把投入在文物研究领域的时间和精力继续投入在文学上，对个人和文明来说，都会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喝巨大的收获，我更愿意看到一个文学家的沈从文，而不是一个文物研究者，然而历史没有如果。“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吸取过任何历史教训‌。”（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中信出版社沈从文《沈从文说文物：书画篇》，2026年读完的第48本，总阅读量第1663本。

1949年后，沈从文的写作被批判为“落伍”的“桃红色文艺”，这一度让他精神崩溃，甚至自杀未遂，于是选择避世自保进入历史博物馆，将精力投入古代服饰与“杂文物”研究，远离文坛。

这一册说织金锦、蜀锦、清代花锦、广绣的文章，文字的详略得当、考证的严谨，自不必说。只是第一篇《一个长会的发言稿》，满篇都是一个文人的屈辱、卑微和苟且。

从1950年起，我即参加革大、作协、文联和以后政协的学习，没有间断。到目前为止还是不会把学到的体会，比较有条理地说出来。如果学习是用说话来测验进展和思想改造程度，我恐怕是最落后的一个，在同志考验下，只能得个零分。这一方面是思想落后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从小就不善于在不同业务的人面前说话，习惯真是不容易改正，和思想差不多的。再鼓励我，也是不成功的。不过，我有另一种理会，就是思想改造如果主要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生产建设科学实验而服务，能结合我业务学习及工作范围，来检查工作和思想，倒似乎比较有边，也能做出稍微有条理的分析。学得比较好，做得比较对是某几方面，不好不对处，又还有些什么，都容易谈。如像这么坐下来，离开具体业务，单独谈思想问题，虽能接触到思想问题，可并不能解决思想问题。说“思想改造”，对他人说，情形我不大明白，对我说，作用也许不怎么大……近些日子因血压高，心脏供血不良，经常隐痛，坐到桌子边读书二三小时，即眼睛发肿，视觉短期失明。有时头沉重得可怕，不免有些急躁，觉得生命受自然严酷限制，可有效使用时间已不多。学习重在思想改造，本为更好建设社会主义，与其尽我坐下来谈“学习心得”，不如给我以机会，趁我精力还得用时，让我去全国走走，就各大博物馆陈列和库藏到处学学，也到处提出些意见，解决他们的问题。

中信出版社沈从文《沈从文说文物：织锦篇》，2026年读完的第47本，总阅读量第1662本。

《摩诃婆罗多》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作者传为毗耶娑，和《罗摩衍那》并列为印度的两大史诗。其精校本大约10万颂的篇幅是《罗摩衍那》的四倍，《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的近七倍。

毗耶娑，又称广博仙人，是印度古代传说中的圣人。据传他不仅是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作者，还是《吠陀》的编著者，身世无记载。

《摩诃婆罗多》说的是古印度列国纷争时代，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的故事。在最后的大战即将开始之际，般度族的五兄弟之一、战将阿周那却对战争的正义性产生怀疑，认为同族自相残杀破坏了宗族法和种姓法，罪孽深重。他忧心忡忡，放下武器，宁可束手就擒也不愿投入战斗。于是黑天开导他，解除了阿周那心中的种种疑虑。这番对话，就是《薄伽梵歌》这部宗教哲学诗。

兹抄录几段以为记：

没有不存在的存在，
也没有存在的不存在，
那些洞悉真谛的人，
早已觉察两者的根底。

不能够约束自己的人，
没有智慧，也没有定力，
没有定力则没有平静，
没有平静，何来幸福？

在自我中看到众生，
在众生中看到自我，
在一切中看到我，
在我中看到一切。

他们一直到死亡，
充满无穷的焦虑，
以享乐为至高目的，
坚信这就是一切。

所有一切人的信仰，
都符合各自的本性；
每个人由信仰造成，
信仰什么，他是什么。

读完《薄伽梵歌》，虽然信仰不同，但我也要藉一千六百年前阿周那对黑天说的这一颂来感谢黑天：
承蒙你的深情厚谊，
对我讲了这些话，
称作自我的最高秘密，
解除了我的最高困惑。

毗耶娑《薄伽梵歌》，黄宝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10月1版1印。2026年读完的第46本，总阅读量第1661本。

爱斯特拉贡：你要我对你说些什么呢？你总是要等到最后一刻。

弗拉第米尔：最后一刻……那很长久，但是，那将很美好。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爱斯特拉贡和弗拉第米尔才日复一日地等待戈多。而每一天晚上男孩都会来告诉二人：“戈多先生对我说让我对你们说他今天晚上不来了但是他明天一定来。”于是第二天，两人又在继续等待中得到戈多明天一定来的消息。如此日复一日，终于——

弗拉第米尔：明天，当我以为醒来时，我对这一天会说什么呢……在这一切中，有什么东西是真的……人们有的是时间慢慢变老。

在《等待戈多》中，戈多是希望、死神、上帝，还是生命的意义？我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读的人自己认为戈多是谁，代表着什么。但更多的人就像“幸运儿”，那顶能让他开始“思考”的帽子就是各种电子产品和AI，而他所谓的“思考”不过是毫无逻辑、没有价值，随机产生和拼接在一起的，被投喂的信息碎片。波卓是“幸运儿”的宿命，就像父母与孩子，两人的联系就是一端套在“幸运儿”脖子上，一端握在波卓手里的绳索。“幸运儿”不能真正开始思考，命运就永远被波卓扼在手里，而要命的是，波卓瞎了。

在我看来，“人们有的是时间慢慢变老”，最终都会等来“戈多”，那时的戈多是上帝还是死神，自己是得到救赎还是沉沦，全在于这等待的过程——每一天的生命中。怎么度过每一天，就会等来怎样的戈多。我用阅读对抗生活的虚无，不是像弗拉第米尔和爱斯特拉贡那样试图用虚无去对抗虚无，所以最终我的戈多不是我“等”来的，是时间到了，他自己就来了，而至于是今天、明天、后天，还是未来的某一天，无所谓，戈多想什么时候来，他就什么时候来。我过好每一天，我不等待戈多。

余中先译萨缪尔·贝克特《等待戈多》，湖南文艺出版社“贝克特全集”第十六种，2016年8月1版，2020年10月7印。我2026年读完的第45本，总阅读量第1660本。

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荒谬与自杀》）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荒谬的墙》）

这个世界，我能触摸它，我也断定它存在着。我的全部学识就到此为止，其余的都是一种建构。因为，如果我试图把握我认为确定的这个“我”，如果我试图给它下定义并概述它，那就只会有一股水流从我手指间流过。我能依次描画它能具有的一切面貌，以及人们赋予它的一切面貌：教养、出身、热情，或安静、伟大，或渺小。但人们并不把这些面貌相加起来。这颗是我的心将总是不能确定的。我对我的存在的确信和我企图提供给这种确信的内容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对于我自身将永远是陌生的。（《荒谬的墙》）

没有任何一个真理是绝对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真理能够满足一个不可能自在地存在的存在。（《荒谬的墙》）

理性有其领域，它在其领域内事有效的。这一领域就是人类的经验。（《哲学性的自杀》）

人就是他自己的目的，而且是他唯一的目的。（《征服》）

二刷加缪《西西弗神话》。不记得第一次读是在什么时候，但一翻开我就知道我读过。最后一篇《西西弗神话》读了三遍，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加缪认为最终西西弗是“幸福”的。难道是因为“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注视之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吗？

加缪《西西弗神话》，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1月1版，2022年6月5印。我2026年读完的第44本，总阅读量第1659本。

1920年6月，伊萨克·巴别尔自愿上了前线，加入了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军中的生活便成为后来《骑兵军》的故事来源。

1923 年，巴别尔第一组关于第一骑兵军的短篇小说在当时的进步杂志《左》上发表。文学界“军营纪律”的维护者们从一开始就认为《骑兵军》是对红军的诽谤。巴别尔竭力为自己辩解，说写作关于第一骑兵军的英雄故事并非他原本的意图。但争论并未因此而平息。1928年，《骑兵军》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这次攻击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士”(巴别尔语)。被高尔基庇护巴别尔的行动所激怒，官方《真理报》发表了苏联元帅谢·布琼尼致马·高尔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再次指控此作是对第一骑兵军的诽谤。高尔基却始终庇护着巴别尔。

1930年，《骑兵军》再版，而且在很短时间内(七天内)便销售一空。“国家出版社”开始筹备出版第三版。

1939年5月16日，巴别尔被指控参与和筹备了“反苏和针对全俄共产党(布)及苏联政府领导人的阴谋恐怖活动”而被捕。1940年1月27日，巴别尔被枪毙。1954年被苏联当局平反。1986年，《欧洲人》杂志选出100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第一。

在我读过S·A·阿列克谢耶维奇后看《巴别尔的骑兵军》，觉得巴别尔的文字还是太文艺太含蓄了，确实，巴别尔在写下《骑兵军》这些短篇时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文艺青年。而他的死，就是在一个荒谬时代下个体命运被政治洪流吞噬的悲剧缩影‌。所以在我看来，巴别尔和他的《骑兵军》，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符号。

巴别尔《骑兵军》，张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8月1版，2022年9月3印。我2026年读完的第43本，总阅读量第1658本。

二刷戈尔丁《蝇王》，忘了一刷是什么时候，想来应该比较久远了，所以读起来“半生半熟”。奥威尔《动物农场》、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我在《蝇王》里读到了这些书的影子。如果读的书足够多，我相信这个书单还会延续下去，至少再增加十本书。读多少书才算“足够多”？不知道。可能等读到“足够多”的时候就知道了，现在还不知道那就是说明读得还“不够”。

在一场未来的核战争中，一架飞机载着一群六到十二岁的男孩子疏散，但飞机被击落，孩子们落到一座世外桃源般的、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起初孩子们齐心协力，后来由于害怕所谓的“野兽”分裂成两派，以崇尚本能的专制派压倒了讲究理智的民主派而告终。

拉尔夫和那个发言时必须要拿在手上象征“话语权”的白色海螺，我认为代表的是理性、制度和秩序。
有气喘病，支持拉尔夫但又有些懦弱，用眼镜在荒岛上生火的“猪崽子”象征的是脆弱的科学，但他最终死于专制、野蛮同时又是宗教的代表杰克的帮凶罗杰之手，海螺也被砸成“无数的碎片”，此时理性和秩序随着科学的死亡而消亡。

勇敢且脆弱的西蒙死于包括拉尔夫和猪崽子在内的所有人之手，象征真相和勇气的消亡——因为所有人杀死的西蒙，是唯一知道所谓的“怪兽”只是死去的飞行员的尸体这个真相的人。

拉尔夫说：“规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而杰克说：“让规则见鬼去吧！”曾经拥戴拉尔夫的小孩，因为要吃肉而投奔了猎手杰克和他率领的唱诗班，最终背叛了拉尔夫，生理战胜了精神，野蛮和盲从最终胜出。

遭到追杀的拉尔夫躺在一片漆黑之中，他知道自己无处可归，“就因为我还有点头脑。”如果没有最后“机械降神”手法出现的前来营救的军舰和海军，拉尔夫也将死于杰克之手。然而离开海岛回到“文明”世界就得救了吗？并不是。孩子们来到这个岛是因为战争爆发，所谓的得救，不过是重回野蛮和愚昧——成年人们在一个更大的岛（这个世界）上重复这个荒岛上的杀戮。是人本身把乐园变成了修罗场。这与从《鲁滨逊漂流记》开始的，描写文明终于战胜野蛮的荒岛文学的宗旨背道而驰。《鲁滨逊漂流记》太过美好，《蝇王》太过真实。

《蝇王》的真实，来自于戈尔丁的真实经历。他出生于一战时期，二战时当了五年海军，参加了击沉德军“俾斯麦号”主力舰的丹麦海峡海战及其后续的追击战、太平洋护航和诺曼底登陆。战争结束了，但在包括戈尔丁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人心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残酷烙印。戈尔丁说：“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拉尔夫手里的海螺，就是我在也闲书局每周的讲谈要求学者们拿到才能发言的熊猫公仔。它象征的平等、尊重、独立思考和自由，然而在这个社会，它也是如海螺一样脆弱的。“通向光明的道路上不见得没有黑之蔽日的时候……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不见得比认真的悲观主义者更高明。至少在提醒人们警惕和防止一部分人‘兽性’大发作这点上，读读《蝇王》也许会有所启示。”（龚志成《译本序》）

戈尔丁《蝇王》，龚志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6月1版，2022年7月4印。我2026年读完的第42本，总阅读量第1657本。想再读一遍《鲁滨逊漂流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