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在花园里喝茶，要找一本书混眼睛。想起在包里面天天背来背去还没来得及看的《书海历险记》。上午两小时加上午睡起来的半小时，翻完这本其实只收录了从安德鲁·朗的文集《书海历险记》和《书与书人》中选译的《为猎书人申辩》、《书人的炼狱》、《爱书的女士》、《书海历险记》四篇文章的小书。

“一个人的品位愈高雅、识见愈深刻，他的藏书就会愈以呈现不同的面貌。”对安德鲁·朗的这个观点，我只能是部分赞同。因为无论一个人的品位如何变化，他的藏书都会发生变化，呈现不同的面貌。并且不仅“我们是自己曾读过的书籍的一部分”，我们曾读过的每一本书也都是构成我们的一部分。这就是上周在课上讲到阅读这件事时，给学生说的，一个人的思想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

作为业余读者，尽可能增加自己占有书籍的数量和类别是我不多的几个爱好之一。有时候我甚至都不太分得清是因为想读书而买书，还是仅仅只是购物狂对自己的愧疚而不得不读一点自己买回来的书，以求得自我心理上的安慰和救赎。与新书相比，我更钟意旧书。因为“旧书往往是文学遗物，对文学爱好者而言，就像宗教信徒眼中的圣徒遗物一样，是珍贵而神圣的。”当然，这个说法特指的是那些特别版本或有着特别经历的珍本。对我来说，在旧书里发现的例如一张信笺、一幅小画、一张书签、一朵花或者一段题赠这样的意外收获，往往比书籍本身更有意思。这本三折淘来的旧书也是如此。书籍九成新，扉页下部有一枚红色藏书印和“SF2011.11.14购于商务印书馆”一行黑色小字，字迹清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本书的前主人将它售出。一本小书留下的一个小小秘案。

安德鲁·朗《书海历险记》，商务印书馆“小书虫系列”之一种，2020年10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28本。

明天就开始搬家了。这是一个大概会持续三个月的过程，以后每次去偏僻乡下的新家就在车后箱装一些东西带过去。

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比霍尔顿有勇气。他几乎看不惯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除了妹妹几乎不爱任何人，或者说无法爱任何人，于是想逃离，到穷乡僻壤去假装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又无法做到，结果他只能生活在矛盾之中。

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几乎每十年读一遍，这一次是三十年里的三刷。第一次读，不记得读出了什么，大概率是没有读出什么，否则除了觉得这本书无聊外我至少会再记得一点碎片。不记得为什么还会读第二遍，不排除是一时找不到什么书看了就随手拿来翻。今天三刷完，回头看自己的青春期，一样的苦闷、彷徨。

如果说我与霍尔顿的青春期一定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青春期的我太穷了。以至于喝的是菜场旁边小酒坊酿的散装包谷酒，又呛又上头，第二天酒醒后头会爆裂痛，和青春期好配。抽的是一根一根买的最便宜的散烟，因为买得起一包烟的时间不多。没钱吃早餐，钱都拿去买酒喝、买烟抽和看录像了。

每天，通常我早上会随着大家进入校门，在早读开始后从学校里溜出来，那时候大多数店铺都还没开门，就冬天在全天营业的“精武馆”（麻将馆）春夏秋在贯城河边看武侠小说。没书看也租不起时，混进教堂偷过《圣经》当故事书读，我最喜欢的是《启示录》，这一卷和后来读到的但丁的《神曲》一起打开了我的想象力；佛寺对我比较友好，因为讲因果报应和佛经故事的书是免费的，但种类也不多，所以免不了翻来覆去看到都会背得。

对电影的态度，霍尔顿是痛恨，而我是喜爱，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河边吃了从家里带的午饭后，就会随机找一家录像厅钻进去看林正英的僵尸片、周润发的赌片、成龙的街头动作片、周星驰的无聊搞笑片和“无线五虎将”的警匪片。每家录像厅的环境都一样乌烟瘴气，满地烟屁股和葵花壳、花生壳、啤酒瓶，沙发的弹簧凸起顶住屁股，靠背脏到起油皮，每家门口有一个大音响，半条街都能听得到里面放的是什么片子。与霍尔顿相同的是——孤独，怎么填都填不满的孤独。

“听我说，先生。别为我担心，我是说老实话。我会改过来的。我现在只是在过年轻人的一关。谁都有一些关需要过的，是不是啊？”今天再次读到这里，差点哭出来。让我想到学堂的中学生们，大家的青春都是历历在目的无处安放。

J.D.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2010年6月1版，2015年1月25印。总阅读量第1427本。有点想三刷杰克·凯鲁亚克的《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距离上一次读也已经15年了。

基本上，我读不懂现代诗，所以对绝大多数诗人的作品我都不感兴趣，除了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上周清明假期第二天去逛也闲书局，突然想读一点诗，觉得如果不能从现实中活出一点点诗意，那生活就堪比地狱。看到新书区的《有未来的倒影：戴潍娜、杨庆祥、严彬三人诗选》，这三个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对我来说再正常不过了），但出版社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想来应该是还不错的，随手翻开试读本，读到“一本书摆在那里就是一个物种”句，觉得不错，买下。回来读下来，果然，我读不懂这些诗，更不知道好在哪里，倒是读到了戴潍娜和杨庆祥写的一些有趣的句子，没有严彬的，感觉太过矫情。

旋过去了
年岁卷笔刀。得活着
像一首民谣，不懂得老
——戴潍娜《挨着》

我用蜗牛周游世界的速度爱你
在两次人生之间
——戴潍娜《用蜗牛周游世界的速度爱你》

危险——是现代诗最重要的品质。
——戴潍娜《灵魂体操·18》

最浅的痛苦莫过于
失去一个值得失去的人
——戴潍娜《截句三十三首·17》

三人行必有一人是多余
——杨庆祥《青岛截句五首》

我什么都不做了
这世界会放过我吗？
——杨庆祥《在昆明我能做什么》

我突然厌倦人类了
虽然我并不比人类理解得更多
——杨庆祥《间歇性人类厌倦症》

很多次在厕所遇到尿不出来的家伙
他们说着无比正确动听的话
然后，尿不出一滴纯净的尿
——杨庆祥《不变的信仰》

每隔几年我就更加确认
信仰其实只有一条：
活的时候要美啊
死的时候要更美
——杨庆祥《不变的信仰》

《有未来的倒影：戴潍娜、杨庆祥、严彬三人诗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1版，2019年2月2印。总阅读量第1425本。

他是英国皇家植物园园长，穷尽毕生精力绘制了东方喜马拉雅濒危杜鹃花图谱。自此，花无国界，岁有甲子；杜鹃自芳，无问西东。

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俗称小胡克，英国皇家植物园园长，英国著名植物学家、探险家。22岁科考南极，30岁远征亚洲，足迹遍及印度、孟加拉和锡金，将隐秘在喜马拉雅地区崇山峻岭中的神奇异域植物介绍到西方社会，身为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第二任负责人，他激起了欧洲人对杜鹃花的极度狂热，其著作《锡金和喜马拉雅的杜鹃花》更是博物学中的经典作品，达尔文视其为毕生知己。因此，小胡克被公认为19世纪最重要的植物学家，许多植物学家以小胡克的名字来命名植物新种，以示对他的尊敬和纪念，如Banksia hookeriana、Grevillea hookeriana、Iris hookeriana、Sarcococca hookeriana等。

约瑟夫·道尔顿·胡克《行香闻杜鹃（1849年英国皇家植物园所藏锡金—喜马拉雅山植物图谱）》，“惜分飞”系列手绘明信片之一种，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24本。

又及，约瑟夫·道尔顿·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1817—1911）被称为小胡克，大胡克大约就是美国军人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1814—1879）了。大胡克为美国陆军少将，曾参与塞米诺尔战争、美墨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在美国南北战争时任东部战区中联邦军的主要军团——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尽管在整场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但他总是因在钱诺斯维尔战役中被罗伯特·李大败而被人诟病。他有个绰号叫“好战的乔”，但其实只是以讹传讹。

在没有被一种更有效率、更符合人性的制度根本取代前，千百年相沿的专制皇权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田庆余《田庆余谈门阀政治与皇权》）

学术是公器，个中人都要留有余地才好。过去当做口号倡导的所谓鸣放，鼓动尖锐争论，不过是一种政治要求，造成可利用的气氛而已。对大破大立之说，我原来还有点相信，后来逐渐看透了，有点懂得学术只能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但还不太敢坚持这种认识，有时还会由于自保而跟风说话。中年以后，才逐渐滋生了一种学术上的定力，找到一点不惑的感觉，言语写作尽可能多作理性思维，错误也就少一些，知道错了也能心安理得地认识和改正。越入老年，越能领会宋儒所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道理，未敢轻信，未敢多言，因而也越难于做到学者所好的论难争持、择善固执。（田庆余《田庆余谈门阀政治与皇权》）

秦始皇没有放弃自周以来的天命观，也没有放弃自周以来天子的称号。他相信自己像周人一样，是靠老天爷的支持得到的天下，因而并不觉得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是来自被统治的百姓。这种周以来的天命观主宰了中国两千年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格局。罗马帝国继承的是一个在地中海世界存在已久的城邦传统。这个城邦传统是希腊城邦建立的。他们基本上相信，城邦的公民就是城邦的主人，管理城邦的合法性来自于所有公民的同意和承认。城邦的管理者是由公民推选，管理规则和法律须由有管理经验者组成的长老会议提出，经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同意。这种统治合法性或权力来源的看法和体制，造成了古代地中海城邦世界和古代中国的根本性不同。（邢义田《邢义田谈罗马史背景下的秦汉制度》）

其实法家是主张“弱民”的，因为只有“民弱”，既贫穷又无知，专制统治才能稳定。人民穷，就只能靠政府“恩赐”；人民无知，政府就可以“指鹿为马”……统一也未见得是一件绝对的好事。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帝国，直至明代之前仍属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这种统一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成为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源。（梁小民《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根》）

明君与昏君的交替出现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乱治交替。当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身时，这不能不说是悲剧。一个人再伟大也不会没有缺点，而且再伟大也不会不犯错误。当同样一个君伟大正确时，他会推动历史进步，但当这个君犯错误时，也会阻碍历史进步，给人民带来灾难。历史上每一个伟大人物都是如此。明君犯错误比昏君的结果还可怕。明君靠自己过去的业绩造成别人对他的绝对迷信和绝对僵化，这时他就成为神一样的绝对权威。他个人对自己的迷信也膨胀，当他作出错误决策时别人只能盲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也会淹没于全民皆疯的状态之中。大家可以一心一意干好事，也可以一心一意干坏事，这是最可怕的……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这也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如果谁不愚，就要消灭，因为他们不仅不服从，而且还可能煽动别人……现在民主政治下仍需要一位明君，但这个明君不再是绝对权威。他作出正确的决策可以推动历史前进，造福社会；他作出错误的决策可以由一套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制止。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不存在绝对权威，任何权力都有另一种权力制衡，即一套权力的制衡机制。（梁小民《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根》）

《上海书评选萃：穿透历史》，《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五周年精选集“上海书评选萃”之一种，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1版1印。书如其名。总阅读量第1423本。

“人类的所有痛苦与快乐，归根结底都是源自记忆。我们的大脑刻录下自己以及陪伴自己走过生命的那些人，那些事，于是我们拥有了快乐、爱和荣耀，同时，我们需要承受悲伤、痛苦，以及忧愁……在‘临终医院’，最乖的就是停止了心跳的人。从奔跑到停止，需要一个减速的过程，这才是生命正在步入的‘正轨’，从遗忘，到彻底遗忘，从失能，到彻底失能，一具实实在在的躯体，过着空空洞洞的精神生活。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精神空间已被清空，我们却要用自己的想象去替他填补，去找回曾经在他脑中驻留的情感和记忆。当他不再保留任何记忆和行为能力时，当不再懂得最基础的感知与最本能的反馈时，就会停止对所有人的干扰。”

我国老人出现完全失能的平均年龄为79岁，从完全失能到身故的平均时间是44个月；在此之前，还会经历平均 44个月的部分生活不能自理期。也就是说，一个老人从出现失能、到完全失能、再到身故，平均时长是7年零4个月。这个过程，对家庭，尤其是没有医保或只有最低医保的家庭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就像日本电影《死亡护理师》里，对待老人十分友好和有耐心的护理院年轻员工斯波宗典在两年时间里，“帮助”42位失能失智老人解脱，并让42个家庭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最终被认定为实施了多起谋杀的凶手。这后面的核心伦理问题是：失智失能老人的生死无法自己决定，更不能轻易的被他人所决定，但这一具实实在在的躯体只是维持生物意义上的存活，对他自己和家人的意义何在？这样的维持真的是善良吗？活着的人是否还能拥有正常的生活？

薛舒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多抓鱼淘来四折二手书，八成新签名本。太座先看完，我接着看，十五万字我们俩都是一气读完。一是文字好，平滑顺畅，不做作；二是有代入感。看完我们再次互相确认，不论谁一旦最终达到失能失智，都不要尝试任何维持躯体生命体征的事，好好来，好好走，给活着的家人留一条活路。在还活着时，就活好自己，让任何人对你了无挂碍，就是最大的行善。

薛舒《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22本。

希阿荣博堪布的书，在2016年读过两本，《生命这出戏》和《寂静之道》。七年后读了第三本，海南出版社2011年3月1版，2016年2月15印的《次第花开》。这本书是从多抓鱼购得的六折二手书，总阅读量第1421本。书里夹着一张用来作书签的名片。名片是繁体中文幼圆字体和日文的，主人名为吴振通，英文名David，主营业务为“台湾自由行旅游规划”，不知道这本书这8年里经历了怎样的轮转来到我这里，这也是一份很好的法缘。或许有一天我能去台湾自由行时，还能够联系上吴振通，请他为我规划包括佛光山在内的行程。

“根据佛陀的开示，造成痛苦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执。要真正止息痛苦，只能从破除我执入手。”（P.4）因为能够感知到痛苦，是因为“我”的存在，感到痛苦的是“我”，所以如果认为“我”是真实存在的，痛苦就是真实存在的；如果开始意识到“我”的存在并不是真实的，只是缘聚而生的，那痛苦也就不再是真实的，没有“我”就没有痛苦。痛苦越深，我执越甚。

寂天菩萨曾说：“问题若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若没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P.10）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担心也没有用。如果忍不住要担心，就把担心的心花在对事情的规划、准备上。尽到全力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好，剩下的就随缘吧，因为担心也没有用。

“静坐的一个入门方法便是观察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就会体验到，每一次气息的吐纳都充盈着喜悦的能量。”（P.38）每次当我感到自己被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所羁绊，放不下又解不开，让自己的心难以平静甚至生气时，我就会静坐，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等心静下来，就问自己，生气的是谁？放不下的心在哪里？每次静坐后，生活中困扰我的情绪都会散去，重新让我恢复平静。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反思自己，生活在平静之中而不只是在遇到问题，受到困扰之时才想起审视自己。

“我所理解的修行，不是去追求神秘的体验或为获得某种超常的功能。修行是修养仁爱、宽容、谦让、与人为善等能给自他带来安乐的精神品质。也就是说 ，要关注其他生命的福祉，并且自觉调整自身行为让其他众生感到安适快乐。所以，修行有两个，一是替其他众生着想，二是为此而采取转化内心的实际行动。”（P.61）

“忍辱指不畏艰难，能够忍耐并有勇气克服困难，同时对一切，即使对有可能伤害自己的人，也不失去慈悲心。”（P.70）

“修行没有什么宏大的目标，只是不再自欺而已。”（P.142）

“修行只是让自己放松下来，不再对抗，习惯那种不确定性并安住于此，有人也把这称为自在。放松下来，让心与外界连接，不追求任何状态或结果，只是安住，这实在是最为重要的修行。”（P.147）

“佛教徒是决心与自己亲密相处的人。亲密相处有两层含义：一是诚实地觉察自己身、语、意的所有活动，二是柔和地对待自己。”（P.161）

“世间万物相互联系”，这让我想起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和刚刚上映每天一集正在追的奈飞版《三体》。“我们如果能对一个人完全敞开心扉，就能对整个生活开放；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与一个人沟通，就能和整个世界沟通。我们要用开阔而谦卑的心，欣赏和尊敬周围的每一个人。”（P.207）所以作为一名佛教徒，我首先要学习和学会的，就是持续不断地修行，不自欺，安住于当下，柔和地对待自己，因为幸福源自内心的安宁。

鼓吹物欲是跨国度、跨宗教、跨语言的，贪念一起就该拥有，空虚生起便得满足。市场经济当道，商人想尽办法刺激消费，人们被物欲牢牢所控，拥有再多也嫌不够，满足的下一秒又是空虚，终至迷失于滚滚红尘之中。（《万国旗下的物欲之火》）

流行文化就是如此，最想表现的图腾，日后却往往成了想去除也难的刺青。（《照见存在或消失》）

都会生活的节奏快速凌乱，环境善变而不易捉摸。人际关系防卫而疏离，所有人都像是活在不同次元的空间，不时擦身而过，却始终没有交集。其实一切镜像所映出的都是心像。心硬，外在事物都冷；心软，所见所闻才有温度。（《城市迷宫的出口》）

一位令人感到温暖的小人物，无论如何都比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成功人士更有存在价值。（《成功人士》）

证严法师说：“幸福不是拥有得多，而是计较得少。”快乐来自于知足，想想已经拥有的一切，就会知道自己的幸福了！（《幸福不是拥有得多，而是计较得少》）

力气不使出来，身体就会羸弱；吝于付出关怀，心灵就会枯萎。这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却不是个个都做得到，其间的差别就在于有无将例行之事视为修行，是否有一日不做功课便会懈怠的警觉。（《运动与参禅》）

如果摄影只是一份专业工作，那别人的悲剧永远是别人的悲剧；若能以同理心观看，那人人都是一部经，都在揭示苦谛。（《别人的悲剧》）

佛教形容勇猛精进的大修行人为龙象，因水中以龙、陆地以象为大。象虽然体型、力气皆大，却性情平和不伤生，负重操劳不生嗔恨，在山林野地悠游自在，虽不见其乐，也不见其苦。无苦无乐的清净生涯，正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化缘和尚与大象》）

在顺境的时候持“无常观”，在逆境的时候持“因果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空城记》）

阮义忠摄影散文集《都市速写簿》，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9月1版1印。四三折淘来旧书已四个月，今天在办公室读完，又想起自己做摄影记者和自由摄影师那几年每天在街头拍照8小时，那时觉得辛苦，现在想再抽出时间去拍照，早已没有了那种敏感和精力。最好的照片也都出自那个时候。

第一次读阮义忠的书，是2009年的《当代摄影新锐》（中国摄影出版社1990年版）。那时自学摄影，每个星期都走路往返两小时去省图书馆读书、借书，两年时间把馆里面关于摄影的开架书都读了一遍，也边走边拍了两年的街头。上一次读阮义忠的书，是2015年的《人与土地》（九州出版社20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