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刚过一周，气温就连续几天突然升高到近30℃，贵阳的夏天好像就这么来了。不过好在房前屋后绿树成荫，房间也通透敞亮，不觉暑热。每天在洗碗、洗衣、吸尘、浇花这一点点常规家务后，就是散步、听音乐、看电影和翻书，读到有趣处就勾勾画画在页眉页脚写几句“心戚戚焉”，一本书翻完，再摘抄、记录下来，作为自己读过和活过的“证据”留存。这20年下来的几百万字，也算是一部“自传”。

《幽灵之家》的作者、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曾经坦言，写作对她来说，是一种保存记忆的“绝望企图”。“我写作是为了使我的忘却不至于失败，然后，还为了滋养现在我展示在空中的根。”她说。所有的诗篇都是旅程。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写作，都是“个人记忆的传记”。我自己的全部写作，也是如此。（《纪念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博尔赫斯曾有言：“有一些人愿意沾沾自喜于写出了什么，而我更愿意为自己读到了什么而自诩。”但观架上，便知腹中。我不喜欢家里来客人，更不喜欢别人进我的书房，那有一种在人前被扒开衣服赤条条的极度不适。“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张充和这副名对，找机会哪天写了贴在书房正合适。

这些年陆续淘得“开卷书坊”二十五种，读了五七种，今天读了徐鲁的这本《温暖的书缘》才知道，这个系列来源于南京凤凰台饭店“创办了一份名为《开卷》的杂志，免费赠给来店的客人和海内外的一些爱书者与文化人。杂志虽小，然而自二〇〇〇年创办至今，每月一期，从不脱漏，已连续出刊五年多了！这份品质淡雅、书香浮动的小杂志，如今已经成为海内外众多文化人、读书人每月必不可少的阅读良友……《开卷》在按期出刊的同时，还编辑出版《开卷文丛》……《开卷》杂志执行主编‘子聪’董宁文先生，以及由他所代表的《开卷》所有编辑，大都长袖善舞，肯与天下读书人广结书缘。”董宁文就是“开卷书坊”丛书策划之一。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书，慢慢淘，看有没有运气凑齐。

徐鲁散文集《温暖的书缘》，上海辞书出版社“开卷书坊第三辑”十种之一，2014年8月1版1印。于也闲书局淘得。2026年第35本，总阅读量第1650本。

如果我们想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想知道今天之所以为今天，首先要做到的，便是回到过去……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浪漫之处，便在于穿越了古今、沟通了现实与想象。

公元前8世纪，秦人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国家——正是同一个时间节点，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亚平宁半岛上，罗马也正好进入王政时代。

秦和西汉是两个不同的朝代，但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延续性来看，其实秦汉一体。

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被称为皇帝，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被译作皇帝，但两者却又不同。一个是天之子，要向上天和臣民负责；一个是民之首，要为元老和公民谋福。同时他们的权力都受到制约，前者是高级官僚集团，后者是贵族。

公元前后，世界版图上的超级大都市非长安和罗马莫属。这里集中了帝国范围内最多的人口、最华丽的建筑。

长安和罗马，两个帝国权力之巅的城市。一个追求“重威”，城市的规模和规格在当时都是最高的。而最中之最又是作为权力中心的皇帝，长安城的一切建设都围绕着凸显他的权威和卫护他的安全而进行。

另一个城市则追求“永恒”，而它也做到了永恒。世上没有哪一座城市像罗马2700多年来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七丘和台伯河之畔，保存着如此之多过去那些时代里的古迹。

作为城的长安故去了。后来的唐朝都城虽然有着同样的名字，却已非同一个地方。长安是一座回不去，却又一直存在于梦里的城。

作为城的罗马还活着，徜徉在弥漫柠檬香气的城中，鸽子在石板上漫步，阳光洒过、海风吹过的风景，不经意就是十几个世纪的时光沉淀。

世界史研究里有两个著名的谜题，一个是中华帝国的超稳定结构，一个是罗马帝国的衰亡。中国的历史正如《三国演义》所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欧洲，再也没有出现一个能将欧洲大陆统一的力量。

周繁文《长安与罗马：公元前后三世纪欧亚大陆东西帝国的双城记》，是继陈凌《草原狼纛：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成一农《欧亚大陆上的城市：一部生命史》、万翔《映像与幻想：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十二种，2016年3月1版1印。2026年第34本，总阅读量第1649本。

“相邻而居的人家不仅是地缘上的邻居关系，还有互相纠察的法律责任，如果发现邻里触犯律法，要及时向官府举报。这种秦法‘连坐’的孑遗可能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好打听他人家事、人际关系无边界传统的由来。”（《居住·贵贱有别》）这个观点有趣。不过人际关系无边界何止是古代，现代也是如此。

人们现在了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历史，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汉族或其他民族的记录。这些记录的形成，一般说来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包含一部分事实的成分，也会夹杂民族的口传故事，还有叙述和记录者的理解与再加工。叙述者与记录者对于信息的保存，很大程度上还受其本身知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对异民族的文化书写方面，古人和今人一样，都不免带有无法完全克服的偏见。只不过，现代人或许对这种偏见有某种“自觉”，而古人则觉得理所当然。因此，能够多大程度上对这些记录的三个层次进行剥离，不仅仅是技术操作问题，更是处于理论上无法克服的循环悖论的尴尬境地。所以，那种宣称自己掌握“真实历史”的独断论式豪言壮语，无非是痴人呓语。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仅只是文本建构或再建构的“历史”。

我个人感觉，写通俗的小书要比写学术论著还难。把复杂繁琐的学术内容变成通俗易懂的读物，需要良好的语言驾驭能力和相当的学术素养。写研究论著，面对的是同行专家，很多东西是大家所熟知的，不用多费笔墨，比较好办。写通俗小书，中间还多一道化专业为简易的工序，讲多了累赘拖沓，说少了大家看不明白，掌握火候不容易。更麻烦的是，通俗不等于庸俗。想写清楚、说明白，研究得不深不透，不行。研究不深入、无所得，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杂菜拼盘就是“大话西游”。可是这两种素养偏偏都是我所缺乏的，要写好，实在没信心，只能是勉力而为。

以上两段，摘自《草原狼纛：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引子，我认为第一段是作者陈凌关于历史研究的真知，第二段不是他的自谦，而是大实话。因为这本书，原本可以写得有料又有趣的。还有全书引文，有的是史籍原文，有的不知道是不是作者自己对原文作的白话译文，作为历史学者来说，不够严谨。另外，校对还可以再仔细些，全书开篇的引子就有错。

陈凌《草原狼纛：突厥汗国的历史与文化》，是继成一农《欧亚大陆上的城市：一部生命史》、万翔《映像与幻想：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十一种，2015年6月1版，2017年11月2印。2026年第33本，总阅读量第1648本。

十年前，为四岁的女儿选了《开明国语课本》作为中文启蒙读物，这套民国时期由开明书店首版于1932年的课本，课文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负责全书插图与整体视觉设计。文风平和可爱，不似当下生硬说教；插图画风童真童趣，寥寥几笔便能传神达意，意趣深远，极富美感，就算是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也是国文启蒙的经典之作。

后又淘得一套读库修复整理六眼线装版丰子恺《护生画集》，繁体竖排，一叶之中左文右图，极其精美，可惜在搬家时丢失了大部分，现今手边仅余第五、六这两册。七年前去庐山东林寺闭关，请得一套东林寺印硬面精装版，算是又集齐了《护生画集》。只可惜东林寺版一页之中，竟上下排了图文两篇共四页，可能担心现在的人们不认识繁体字，还又将文字简体列出，排版逼仄，聊胜于无。

李叔同是丰子恺的音乐与图画老师，后出家为弘一法师，又成为丰子恺的皈依师。弘一法师与丰子恺积极践行“护生戒杀”，从1929年皈依至1973年，即便弘一法师早于1942年圆寂，丰子恺仍在战乱与动荡中践行“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每十年绘制一集《护生画集》，历时46年共绘成六集，以画护心，以情证道。今日读毕《小孩的哲学是大人的解药：丰子恺的人生漫笔》，在《一饭之思：避寇日记之一》中看到《护生画集》首版书影，就愈发怀念丢失的那几册旧书。

《小孩的哲学是大人的解药：丰子恺的人生漫笔》，为丰子恺逝世50周年纪念版，精选其50篇经典散文与70余幅亲绘疗愈漫画，让我们借这图文看丰子恺如何在不安的世道里，守护一个丰盈而有趣的灵魂。

四岁的华瞻最喜欢的事竟是“逃难”，因为对他来说，逃难“就是爸爸，妈妈，宝姐姐，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日军入侵，逃难前夜潜回家中“向各书架捡书，把心爱的、版本较佳的、新买而尚未读过的书，收拾了两网篮，交章桂明晨设法运乡。别的东西我都不拿。”（《辞缘缘堂：避难五记之一》）一路艰辛，颠沛流离逃难到南宁，“南宁将失守的前两个月，宜山的警报，像课程表一样排定：上午八时起一次，下午二时起一次，傍晚有时再来一次。我在浙江大学教课。我的课，艺术欣赏与艺术教育，排在下午二时。这一学期中，我只上过一次课，其余的都被警报放假了。”（《防空洞中所闻》）“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向北攻陷宾阳。浙江大学正在宾阳附近的宜山，学生、教师扶老携幼，仓皇向贵州逃命。道路崎岖，交通阻塞，大家吃尽千辛万苦，才到得安全地带。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带了从一岁到七十二岁的眷属十人，和行李十余件，好容易来到遵义。”（《艺术的逃难》）丰子恺“流亡两载，始得安稳”的在贵州遵义生活近三年，留下了大量文字与画作记录，但这本图文纪念集中无一收录，作为贵州人的我略感遗憾。

丰子恺“忧患而不能进步，未必能生；安乐而不骄惰，决不致死。所以我对于我们安乐的故乡，始终是心神向往的。”让我想起《你愿意活出什么样的世界》一书中，王笛在接受许知远访谈时说：“我们每天的这种日常生活，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但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这种老百姓的每天的日常，才建筑了我们的文明和文化。”人生于世，有时不妨做如是观。

整本《小孩的哲学是大人的解药：丰子恺的人生漫笔》，15万字，425页，最喜376页图文。图自可爱，文是我最喜欢的弘一大师诗：“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今天读丰子恺的散文，欣赏丰子恺的漫画，“不只是为了一窥当年丰子恺吃过哪些苦，受过哪些罪，还想看到他在遭受了这些苦难后，如何依然保持着一颗童心，并将之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诗味’。人生如酒，书亦如此。只是丰子恺的这杯酒里，装满了童心、诗心与自然心，善饮者往往能与微醺之际，品得各种三昧，若能如此，岂不善哉？”

末了，不得不说说这书除内容外的几个加分项。一是随书赠送丰子恺漫画藏书票一枚，别致又精巧；二是随书赠送丰子恺四格漫画书签一枚，复古又时尚；三是书口印花是丰子恺的漫画，可见用心；四是裸脊锁线装，可平摊于书桌之上，双手得以解脱，阅读之美感与质感俱佳。

“我对外间绝少来往，每日只是读书，作画，饮酒，闲谈而已。我的时间全部使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这在我是认为幸福的。”（《沙坪小屋的鹅》）我日今亦过着这样的幸福生活，只是似乎还要更“纯粹些”——不只是外间绝少来往，因为不懂作画，不饮酒，不闲谈，每日只是读书，掩卷敲几句“于我心有戚戚焉”，岂不快哉！

《小孩的哲学是大人的解药：丰子恺的人生漫笔》，“贝页图书”出品，文汇出版社2026年3月1版1印。“以读养读”在豆瓣“鉴书团”获得的第一本出版社赠书，2026年第32本，总阅读量第1647本。

《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这套丛书一共五册，收录《十三邀》第五季至第七季的对话。《你愿意活出什么样的世界》为其中之一，重新编辑整理了王笛、彭凯平、张双南、刘擎、吴国盛、鲁白、胡润、罗翔八位学者的对话内容。

王笛：“我们热衷于帝王史观、英雄史观，沉浸于自己的宏大叙事……这种史学观灌输到普通人，就会造成大家对权力的崇拜，对中央集权的崇拜。我就想起卡尔·波普尔说的，20世纪最危险的崇拜，就是对权力的崇拜。”“我们每天的这种日常生活，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作为的，但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这种老百姓的每天的日常，才建筑了我们的文明和文化……我们的日常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要希望一种惊天动地。对于普通人来说，越少这种大的变化，就越是我们的福气，就说明我们的生活越平稳。”王笛的书，这20年里读过《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书架上买来还没读的有《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和《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从这个访谈里看到“茶馆”出了第二本，《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这是今年必须要买来的，至于什么时候读，慢慢排期，不急。

彭凯平：“你如果从来没有体验过痛苦，你也很难产生强烈的幸福，这都是相辅相成的。不要怕挫折、失败、痛苦这些负面情绪，这些很可能是你成长过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契机和精神力量。”佛陀的四门游观，是反过来感受，先有幸福，再有痛苦。悉达多太子在幸福中生活了二十几年，一天突然走出宫门，游观四门见到了老、病、死的苦，后见到宁静的沙门而生起了寻找解脱众苦的心。

刘擎：“成年是需要阅历的。早慧代替不了阅历。有人说知道这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是因为那些道理并不是你自己的道理，变成自己的道理一定要经过阅历。我的阅历里面大概教训多于经验。”

罗翔：“大部分老百姓并没有彻底接受刑法的观念，总是认为惩罚犯罪是最重要的，一看到刑法，本能想到的就是定个啥罪，但他没有想到，惩罚犯罪的权力，本身是要受到约束的……其实真正能够影响人类的也就是观念。我们老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其实也不在大师，而在于伟大的观念……法学最重要的价值不是自由，不是平等，而是秩序……对于公权，只要是法律没有授权的就是被禁止的；对于私权，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被允许的。问题在于，这些最普遍的法治观念，能不能在人的内心中形成一种宗教性的确信，以至于当你自己拥有权力的时候，你依然愿意接受法治的约束……中国过去很多时候是靠道德在治理，我们希望把人都塑造成圣人，这样一种道德治理方式反而会导致很多人的无道德……当你抵制了自己内心的一些诱惑，你会感到很开心。当被自己的诱惑所裹挟，其实短暂的快乐给你带来的是长久的痛苦。”

这一册，始于王笛从史家的角度警惕普通人“对权力的崇拜”，终于罗翔权力要受到法治的约束。阅读于我，除了抵抗虚无，还让我时刻提醒自己远离愚昧，以及知道什么是愚昧。

许知远《你愿意活出什么样的世界》，《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丛书五种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1版，2025年2月2印，购于也闲书局。2026年第31本，总阅读量第1646本。

“人生，没有连贯的逻辑，被种种偶然所塑造。在这偶然中，你铸造出自己意义的扁舟。它注定一刻不停地飘荡，与无穷的他者相逢。”许知远在《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这套丛书“自序”里的这句话，在我看来也正好是“十三邀”的脚注。

《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这套丛书一共五册，收录《十三邀》第五季至第七季的对话。《在历史的远处》为其中之一，重新编辑整理了傅高义、王赓武、锺叔河、钱理群、葛兆光、何怀宏六位国内外人文学者的对话内容。

从傅高义处，对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为什么大清失败了，而日本成功了，得到了新的视角——岩仓使团。“我没有什么特殊天赋。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就是真实地生活在日常中”。在AI时代，“真实地生活在日常中”是一种尤其可贵又难得的勇气和能力。

王赓武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教学者，连教育者我都没有资格。教学为主，就是如此。”当下只会让学生刷题背书的“教书育人”者们看到这句话，会有怎样的想法？大概率是没想法的。因为现在教书的，大多不读书。

钱理群、葛兆光两位，都“下放”到贵州来过。钱理群1960年到1978年，在安顺卫校和师范学校教了十八年书，我1977年到1995年间在安顺断续生活了十四年，度过了从出生到青年。并且也曾经闲逛去过卫校和师范学校，虽然那时还不知道有钱理群，但几十年后读到对他的访谈，也算是与“准大师”有了“近距离”接触——“以我现在处的地位和条件，我应该成为大师，但是成不了，不是我不努力，是历史的局限造成我达不到。不仅我不是，周围的人都不是。”“我觉得教育的目标并不是说有一个现成的标准，让学生这么去做，而是向他展示，人的生命选择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每一代人都要找到自己的问题，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处理，这样前代人的各种声音才可以成为你的参考。”我认为这也是我每周在也闲书局讲谈的意义之一。

葛兆光，1968年到1978年在贵州凯里县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当工人。作为黔东南州的首府，我2000年前后那几年的NGO工作里，每个月都要经由凯里去往不同的苗族、侗族、瑶族村寨工作。那些偏远的寨子和几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发展。“当年在苗族地区插队，给我最大的正面影响是什么？第一，我知道底层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第二，我知道非汉族是什么样，你应该怎么样面对非汉族的文化或者说边缘的文化。但是对我也有负面的影响，可能因为我曾经在那么底层的地方生活过，也许我的底线很低。所以我经常讲，我们那一代人，做好事可能很伟大，做坏事照样很可怕，因为底线曾经被摧毁过，所以我不觉得苦难都是正面的。有些人也曾经在苦水里面泡过，可是他未见得就觉得人类不应该受这样的苦难，也许他会反过来想，你们都应该受一受那样的苦难。过去的苦难，并不都会转化为我们现在说的正能量。只是说历史学者有一个好处，过去的经验让你在读历史文本的时候，有一种代入和切身体会。我不会轻易地相信文献上所说的东西。”“顾颉刚的日记大半是真的，也有一些是自我标榜，因为顾颉刚自视很高。顾颉刚以前是院士，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学部委员都没他，他夫人就认为他被贬低了。他夫人追求进步，可是她成分不好，当过国民党国大代表，为了特别强烈地表现自己追求进步，逼着顾颉刚要怎么样进步，尤其‘文革’的时候，经常啪啪啪扇他耳光，他记日记就说今日掌掴，厌骂数次——骂我骂了几次，掌了几次耳光。”我看到这里，叹气一声，何至于此。

何怀宏：“小时候我曾经想做一个图书管理员，那时候无书可读，看到人家在图书馆里做管理员，每天可以进书库，就很羡慕。”这也曾经是我的梦想，后来自己的书慢慢多起来，到现在有五千多本，几辈子也读不完，就自己给自己建了个“家庭图书馆”，自己当了“馆长”和“图书管理员”，也算是梦想成真。毕竟“每个人都跳不出自己的时代。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时代做你尽量能做出的最好的事情。”“如果我们过分追求全面而彻底的平等，平等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最后可能得到一种你不希望的平等——一人之下的众人平等，其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一个最高的集权统治者；或者可能出现一些人以虚假的名义为自己的特权捞取好处，它依然是不平等的，是更坏的不平等，因为它的标准甚至是恶劣的。从人性、从人类历史的观察来看，全面而彻底的结果平等，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许知远《站在历史的远处》，《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丛书五种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1版，2025年2月2印，购于也闲书局。2026年第30本，总阅读量第1645本。

1、紧张、忙碌，并不是城市生活的特质。

2、城市之美，不在于单一的字义，而在于定义之万千。

3、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不过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中华大地上的早期文明是“满天星斗”，中华文化应当是各种不同文化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

4、雅典是一座从未进行过整体规划的城市，因此很好地保持了早期希腊城市的一些特点。

5、除了公众活动的广场之外，罗马的城市建设还需要满足城市居民的娱乐需求。到了3世纪，罗马人每年平均的假日达到了惊人的200天。

6、莱昂纳多·达芬奇，这位涉猎众多的天才的一些城市规划思想也是非常超前。入1484年到1485年间，瘟疫导致米兰人口大量死亡，达芬奇将其归因为过度拥挤的城市和极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对此他建议将米兰重建为一个低密度的城市，并将因此而过剩的人口分散到10座新城镇中。在他的理想城市构思中，他提倡多层分离的车辆和人行交通系统，并为重型货物运输提供特殊交通线路。这些天才的理念在几个世纪后才被付诸实际。

7、随着城市问题的日益加剧，一些学者开始对工业化进行反思，思考什么才是理想的城市以及城市生活。在各种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英国学者霍华德在他的著作《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提出的田园城市构想，这是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实质上是城和乡的结合体。

8、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作为侵略者的日军对于这座历史名城，出于殖民统治的考虑，对北平开始编制规划方案，但最终这个规划没有得到完全施行……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府于1946年完成的《北平都市计划大纲》基本上遵照了日本制定的北平规划方案主旨……这一规划此后虽然没有施行，但解放后在北京甚至全国城市规划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由梁思成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仍参考了上述规划，或者说与上述规划不谋而合。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方案也未能得以实施，北京错失了一次既能保存旧城风貌，又能不受原城市建筑、布局局限建造一座新城的机会。改革开放后，北京城发展的步伐大幅加快，但是也越发凸显出当年没有采用梁思成方案的恶果……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确实能提供更多致富以及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但是为了得到这些，我们又失去了什么呢？这样的城市，真的是我们所希望拥有的城市吗？

成一农《欧亚大陆上的城市：一部生命史》，是继万翔《映像与幻想：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十种，2015年4月1版1印。2026年第29本，总阅读量第1644本。

隋唐的长安城，宫城北门为玄武门，是入宫的要道。一提到玄武门，很多人就会想到唐初，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权力的宫廷政变“玄武门之变”。但在整个唐朝，“玄武门之变”一共发生过四次。后三次都在唐中宗年间。

第二次政变发生在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当时称帝十四年的武则天病重，一些希望恢复大唐社稷的官员在张柬之、崔玄暐的率领下占领玄武门，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重即帝位，复唐国号。

死三次政变发生在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当时中宗李显无能，皇后韦氏与武三思勾结总揽朝政，力图废除太子李重俊。李重俊被逼无奈，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假称奉诏，杀死武三思，随即包围了皇宫，索要韦后和安乐公主。当李重俊率军攻到玄武门前时，中宗受韦后要挟，宣布太子谋反，于是军士倒戈杀死李多祚，政变失败，李重俊最终也被杀。

第四次政变发生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这一年六月，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李显，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此后韦后妄图仿效武则天，谋划废帝自立。为消除敌对势力，图谋杀死相王李旦。李旦之子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先发制人，占领玄武门，重入皇宫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

1、洪堡之后最杰出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1877—1878年出版的巨著《中国》中，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

2、与对斯坦因的评价相同，长期以来伯希和一直被认为是盗取中国文物的帝国主义者。然而伯希和对欧洲与中国汉学研究的推动，不仅远超过斯坦因，甚至可以说是开创性的，启发了中国几代学者的视野。

3、作为西方作家想象中的“赛里斯”，航海者未曾抵达的“秦奈”，原本其实都是未曾存在的国家。尽管当今学者们会追溯它到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某一民族甚至某种特定的商品，但它们只不过是作为历史当中某种存在过的真实事物的映像而被记录下来。这两个名词并不是“史实”（Geschichte）而只是“史载”（Historie）。它们的东方原象河西方映像之间，甚至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因而离奇的幻想，也难免在充满威胁与机会、险阻与诱惑的丝绸之路上羼杂其中了。

翻书随手记。

万翔《映像与幻想：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是继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九种，2015年8月1版1印。2026年第28本，总阅读量第1643本。

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荷兰船队从爪哇抵达澳门，运走中国绿茶，1610年转运到欧洲。从此，欧洲人爱上饮茶，茶、咖啡、可可是当时欧洲最流行的三种进口饮料。饮茶之风盛行，中国茶叶源源不断地被输往欧洲各国，贸易额逐年上涨。仅仅过去了30多年，欧洲人就饮茶成瘾……乾隆年间，茶叶已在对荷兰的商品输出中占据主要地位。此后英国逐渐取代荷兰，至道光年间，茶叶成为英国从广州运出商品的最大宗，通过英国，茶叶被转运至欧洲各国。

饮茶在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当下午钟敲四下，世上的一切瞬间为茶停止。”享受下午茶，已成为英国人每天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没有一天可以省略。如此贵族风格的下午茶，最初却是在英国乡村兴起的，农妇们为下午劳作的人们准备茶点小休，随后这种饮茶文化随着茶叶贸易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英国。

曾玲玲《瓷话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外销瓷》，一本中国外销瓷史河小百科全书，是继马健《草原霸主：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兴衰史》、尚永琪《莲花上的狮子：内陆欧亚的物种、图像与传说》、刘衍钢《上帝之鞭》、俞雨森《波斯和中国：帖木儿及其后》、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蓝琪《金桃的故乡：撒马尔罕》和童岭《炎凤朔龙记：大唐帝国与中亚的中世》之后，读的商务印书馆“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第八种，2014年5月1版，2016年11月2印。2026年第27本，总阅读量第1642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