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这些机构的学人，他们大多诵读“四书五经”长大，随后到海外接受现代学术训练，崇尚科学精神。他们是荒野上的大师，新学术的奠基者，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当然，他们也是第一代世界主义者，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前言》）

在胡适最初推荐的名单中，并没有陈寅恪的名字。不过，由于章太炎拒绝加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宓便顺势举荐了老友陈寅恪。陈寅恪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的新政重臣，父亲陈三立则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陈寅恪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留学十余年，却无意浮名，只是一味读书，没有攻读学位，也没有著述。因此，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坚持认为，陈寅恪没有资格做教授，研究院不能为了他而降低标准。吴宓却极力申辩，一般人留学海外不过四五年，而陈寅恪留学长达十八年，学识渊博，与国外的教授相比也毫不逊色。（《际会》）我架上《陈寅恪集》十四册吃灰久矣。当下经济不景气，但总有这几辈子都读不完的几千册书，好过大师“写出《元白诗笺证稿》，却连适合誊抄、修订的稿纸都找不到，只好给史语所的同事陈槃写信求助，请他设法寄一些旧式的稿纸来救急。这个‘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为了几叠稿纸，无比卑微地哀求：‘拙稿不过七万言上下，当费纸不多也，如何之处，乞作覆。近日纸贵。如太费钱，可作罢论，不该多费公帑，于心不安也。’”（《关山歧路》）

1934年，乐嘉藻出版了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他和梁启超是一代人，参与过“公车上书”和“辛亥革命”。他从未接受过建筑学训练，只是凭着兴趣四处收集资料，写出了三册建筑史。听说这部作品出版的消息，梁思成形容自己“像饿虎得了麋鹿一般狂喜大嚼”，但随即大失所望。他写下《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刊登在《大公报》上。他认为，作者“既不知建筑，又不知史”，而他之所以要耗费笔墨“辟谬”，是因为“良心上的责任”——当西方和日本的建筑学家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建筑时，国人却写出“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的书，并以中国建筑史为名，这让他尤为痛心。（《山西：木构的温床》）

乐嘉藻是贵州黄平县人。举人出身。光绪二十一年（1895）参加“公车上书”，辛亥革命时曾劝促清贵州巡抚宣布独立。1914年初，中国政府决定参加巴拿马博览会时，乐嘉藻时任在天津成立的工商陈列所所长，全权负责陈列展出部份准备参会的商品。贵州茅台酒蜚声中外成为国酒，乐嘉藻功不可没。1934年，他出版了《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的母亲李蕙仙，是清末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女，礼部尚书李端棻堂妹，贵州贵筑县（今贵阳）人。

中国营造学社几乎让创始人朱启钤耗尽家财。抗战爆发，营造学社被迫南迁，六十六岁的朱启钤送走梁思成、刘敦桢等人，自己选择留守故都。未来的七年里，他将一次次装病，被迫搬迁，拒绝与日伪合作；他还将指导留下来的旧日职员，在艰苦的环境里，为远在南方的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提供支持，抢救、整理、寄送研究资料。

乐嘉藻是贵州人，又和梁启超是维新同道，是梁思成父辈。不论乐嘉藻的《中国建筑史》专业性如何，都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开山著作。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为贵州开州（今贵阳市开阳县）人。梁思成又有贵州母系血缘。可说梁思成与贵州人有着很深的渊源。晚辈批评父辈和行业前辈乐嘉藻“既不知建筑，又不知史”，实在不厚道，甚至是尖刻。

《中国建筑史》，不论是乐嘉藻的还是梁思成的，都在书架上吃灰多年了，可能这就是开读的契机？

“于乱世求研究，本为逆流之妄举。”（杨铨）张泉《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1版，2025年4月13印。2026年读完的第77本，总阅读量第1692本。一本值得二刷，甚至三刷的好书。

巴西李衍题孙重画伏虎应真八句：至人骑猛虎，驭之犹骐骥。岂伊本驯良，道力消其鸷。乃知天地间，有情皆可契。共保金石心，无为多畏忌。

因果纠缠，无施不报。三生一瞬，可快意于睚眦哉？天高地远，鬼神茫昧，似与人无预，而有时其应如响，殚人之智力，不能与争。

弘化社赠《纪文达公笔记摘要》，民国陈荻洲居士从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摘录百余篇因果故事辑录而成。巴蜀书社2026年4月1版1印。2026年读完的第76本，总阅读量第1691本。

安德鲁·斯特拉森/帕梅拉·斯图瓦德《人类学的四个讲座：谣言·想像·身体·历史》
不论在小范围里还是在“全球化”的场景中，人类学作为一门敏捷而积极的学科，对于理解今天的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贴近观察具体事物，运用整体论方法加以阐释，这可以说是人类学的研究指南，也是一种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放在一起加以审视的人类学眼光。引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话说：“稳健而完整地看待生活。”

《神曲：地狱篇》
间隔四十年，二刷，发现但丁《神曲：地狱篇》就像是一部西方的《地藏经》。地狱判官迈诺斯就像是无毒鬼王；以玛拉珂达为首的，拿着钢叉的恶鬼们就像是夜叉；各层地狱的景象与《地藏经》中各地狱一般。

但丁《神曲》多雷插画本
135张全套插图版，以独特的壮观场面和极其丰富的细腻的想象力，从视觉上生动再现了《神曲》的宏伟，是但丁《神曲》的极佳补充。

刘义良《辣椒的征途》
“以读养读”在豆瓣“鉴书团”获得的第五本约评赠书，晚饭后和二娃一起读完的少儿科普，不管是吃辣的还是不吃辣的，都能从中发现一个看世界的新角度。

朱光潜《朱光潜谈美》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

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及其学术性续本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
人类学和社会学给我最大的帮助，可能就是学习如何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和社会，成为一个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个体，一个“不在系统里的人”，而不是像《金翼》和《银翅》里那些在时代的洪流中，时而被抛上洪峰，时而被巨浪吞没，有的从此淹没，少数在失去一切之后选择（只能）重头再来的家庭或家族成员——也或许我也是那其中一员，但我要看见自己正在高高抛起还是在被狠狠摔下。

郑乐隽《超越无穷大》《数学的逻辑》
“数学教育家和创新者克里斯托弗·丹尼尔森说，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够提出新的问题，这比陈述新的事实更加重要……学习数学真正的目的是转过头来更好的理解我们的生活。就像在空中飞得更高能够让我们看到更远的地方一样。”这可视为数学家说数学的逻辑。因为如果我把句子中的“数学”这个词，替换成任何怀着热情的研究者正在研究的领域，这句话同样有说得通。例如医学、神经科学、脑科学或者佛学等等。所以我认为重要的不是什么学科或领域，而是每个人选择从什么角度去理解自己的生活。

乔志霞编《中国古代寺庙》
从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的福慧书坊免费结缘获得。全书用了20万字180页的篇幅，从中国寺庙的出现、佛像的介绍和僧尼的日常生活，到寺庙的分类极其艺术价值，再到全国各地共73座古寺（平均每寺两页篇幅），对中国古代寺庙做了一个工具化、碎片化的简介。在AI时代，这样“剪刀加糨糊”复制粘贴的纯信息编辑书籍，已无多大存在的必要。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这一个具有深厚佛教渊源的慈善组织，在AI时代也要努力学习如何更有效的使用信众捐赠的善款。

小林尚礼《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
为这本书写序言的人类学家郭净，应该也是在2010年前后，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上见过。在这次活动上，第一次从一个来自梅里雪山，名为“卡瓦博格”的机构知道这座神山。然而当时的我太过浅薄（现在或许有一点点改观吧？），没有什么触动，也没能与他们有多一些的交流，可惜。时隔十几年，通过日本人小林尚礼和纪念梅里雪山山难三十周年的这本《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再次与神山建立了连接。小林尚礼在书里说：“活着就一定要去做真正想做的事，去贴近自己向往的生活。”可是如大多数人半辈子过去了，都不一定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卢永康《朱启钤传》
《朱启钤传》以《朱启钤自撰年谱》为脉络，梳理朱启钤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的复杂人生，以“无倦人生”概括其秉持《论语》“先劳无倦”的座右铭、永不懈怠的行事风格，纠正了后世对朱启钤的遗忘、误读与神化问题，填补了朱启钤相关研究的部分空白，清晰呈现了他在警政建设、市政改造、创建营造学社、整理贵州乡邦文献等领域的历史贡献，是黔人梳理本土名贤脉络的重要作品。6月28日，也闲书局购得作者卢永康于2023年8月26日签名钤印本。6月30日读毕，贵州人在贵州读到贵州人写贵州先贤在贵州出版的书，并创建此书豆瓣条目。

6月读书12本，2026年已读75本，总阅读量1690本。

读张泉《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身营造学会，几乎让创始人朱启钤耗尽家财，也是由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又有中英庚款董事会襄助，中国营造学社才得以建立并运转十多年。”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等都是知道的，却不知道贵阳市开阳县人朱启钤竟然是创始人。在网上找得到但买不到关于朱启钤的书，想起在也闲书局见过，于是微信联系店长得知库存仅有四本，忙请帮我留一本。28日于也闲书局购得，作者卢永康于2023年8月26日签名钤印本。

同治十一年（1872），贵州开阳县人朱庆墉第三子朱启钤生于河南信阳。三岁失怙。出生、成长在外公傅寿彤家。15岁时，外公病逝。十七岁，娶曾国藩二女儿曾纪耀养女陈光玑为妻。20岁随调任四川提督学政的三姨夫翟鸿禨入蜀历练，后入泸州盐务总局当差，此间夫人病故。在川六年后，三姨夫为朱启钤谋得上海出口局谋得职位。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百熙举荐朱启钤为译学馆监督。光绪三十一年，徐世昌将朱启钤引荐给袁世凯，袁派遣他以候选道员的身份观政北洋，派办天津习艺所。后吴越刺杀出洋五大臣，清廷设立巡警部，朱启钤调任巡警总厅厅丞，由此渐渐成为北洋政府“不倒翁”。后执掌中兴实业，以参议院副院长身份担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后出使法兰西。创立中国营造学社，潜心搜集整理贵州文献，成果斐然。

朱启钤只认自己是贵州紫江（今贵阳市开阳县）人，一生跨越晚清、民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于92岁高寿时，“文革”灾难前作古，一生阅尽沧桑，算是走得安然。纵观朱启钤一生，先是从政有显绩的官员，再做实业界的翘楚，而贯穿始终的，还是一个孜孜不倦、成就不菲的学人。

《朱启钤传》以《朱启钤自撰年谱》为脉络，梳理朱启钤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的复杂人生，以“无倦人生”概括其秉持《论语》“先劳无倦”的座右铭、永不懈怠的行事风格，纠正了后世对朱启钤的遗忘、误读与神化问题，填补了朱启钤相关研究的部分空白，清晰呈现了他在警政建设、市政改造、创建营造学社、整理贵州乡邦文献等领域的历史贡献，是黔人梳理本土名贤脉络的重要作品。

卢永康《朱启钤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1版1印。6月30日读毕，贵州人在贵州读到贵州人写贵州先贤在贵州出版的书，并创建此书豆瓣条目。2026年读完的第75本，总阅读量第1690本。

大概15年前的2010或是2011年，我作为NGO成员曾去过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拉市海附近山里，能远眺虎跳峡的彝族村波多罗，为刚接通互联网的村民们普及网络知识和开通微博，想来现在村里的小孩早就离不开抖音了。当时一路上的山花松萝，高山草甸，与书中小林尚礼围着卡瓦博格转山所见一致，极其美丽，同时背着登山包负重翻过海拔4000米山口的那种压迫感，还隐约能够记起。

为这本书写序言的人类学家郭净，应该也是在2010年前后，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上见过。在这次活动上，第一次从一个来自梅里雪山，名为“卡瓦博格”的机构知道这座神山。然而当时的我太过浅薄（现在或许有一点点改观吧？），没有什么触动，也没能与他们有多一些的交流，可惜。

时隔十几年，通过日本人小林尚礼和纪念梅里雪山山难三十周年的这本《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再次与神山建立了连接。小林尚礼在书里说：“活着就一定要去做真正想做的事，去贴近自己向往的生活。”可是如大多数人半辈子过去了，都不一定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小林尚礼《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5月1版，2025年4月8印。2026年读完的第74本，总阅读量第1689本。

乔志霞编《中国古代寺庙》，从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的福慧书坊免费结缘获得。全书用了20万字180页的篇幅，从中国寺庙的出现、佛像的介绍和僧尼的日常生活，到寺庙的分类极其艺术价值，再到全国各地共73座古寺（平均每寺两页篇幅），对中国古代寺庙做了一个工具化、碎片化的简介。

在AI时代，这样“剪刀加糨糊”复制粘贴的纯信息编辑书籍，已无多大存在的必要。并且对佛教徒修行的地方，严谨的叫法应是“寺院”，“寺庙”是一个更宽泛、更口语化的词，泛指各种宗教或民间信仰的场所。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这一个具有深厚佛教渊源的慈善组织，工作人员在AI时代也要努力学习如何更有效的使用信众捐赠的善款，尤其是在印制善书时，否则白白浪费了善心、善款，虽是无心，却也不妥。

乔志霞编《中国古代寺庙》，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年10月1版，2024年8月5印。2026年读完的第73本，总阅读量第1688本。

数学教育家和创新者克里斯托弗·丹尼尔森说，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够提出新的问题，这比陈述新的事实更加重要……学习数学真正的目的是转过头来更好的理解我们的生活。就像在空中飞得更高能够让我们看到更远的地方一样。（《数学世界里的尼斯湖水怪》）这可视为数学家说数学的逻辑。因为如果我把句子中的“数学”这个词，替换成任何怀着热情的研究者正在研究的领域，这句话同样有说得通。例如医学、神经科学、脑科学或者佛学等等。所以我认为重要的不是什么学科或领域，而是每个人选择从什么角度去理解自己的生活。这是我读了这本书后最大的收获——大部分没读懂，但读懂的那小部分很有趣，以及两个让我意想不到结果的数学难题：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能放多少米粒和需要多少首歌就能实现用超过100万种顺序播放它们。“生活中和数学中存在一个美丽与实际的权衡问题。”这是一个数学家选择的生活。

郑乐隽《超越无穷大：一次跨越数学边界的冒险之旅》，中信出版社2018年4月1版1印。2026年读完的第72本，总阅读量第1687本。

非黑即白的僵化世界观仅仅是对数学的一种极为狭隘的理解。抽象的数学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正误之别，尤其是在研究层面上，但毕竟只有极少数人能达到这个层面并见证它的正面目……从根本上说，数学逻辑体现的不是一个不明确的答案，而是一个可以不断让我们在其中探索各类真相的世界……数学的全部意义在于不要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数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是如何提出问题。（《前言》）

数学就是寻找灵活思考方式的思维训练，以便在貌似无关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活跃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想象力能让这样的关系尽快浮现出来……我们既留意事物之间的关联，又不放过它们之间的差异。而且我们不会坚守某个观点，而是从某个观点出发看看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再从另一个观点出发看看我们又学到了什么。（《数学从哪里来》）

科学尊重证据，并对什么是好的证据有明确的标准。值得留意的一点是，基于证据的科学结论并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它们只是在科学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它们与科学准则相吻合……数学并不依靠证据，而是依靠逻辑，逻辑决定了数学中什么是“正确”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它绝对正确，而只是在数字准则中，也就是在逻辑上它是正确的……数学的全部意义就是依据逻辑进行推导，或许除了逻辑本身的基础，没有什么是需要权威来教导的……数学研究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没有人知道答案是什么，正如人生也没有标准答案一样。那么问题出现了：既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回答是正确的呢？这就是数学的意义所在：学会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判断答案是否正确。这也是为什么必须展示过程，因为数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过程。数学不是为了“得到正确的答案”，而是要构建能支持某个答案的逻辑框架。（《数学的逻辑》）

两天翻过，我从来数学不好，中间部分完全看不懂，但并不妨碍我重新认识了数学。前两本读的是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和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一对人类学师徒的代表作；接着是剑桥大学数学博士郑乐隽的《数学的逻辑》和《超越无穷大》。我觉得就是在无意中践行了《数学的逻辑》这本书里面讲的“既留意事物之间的关联，又不放过它们之间的差异。”

郑乐隽《数学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24年3月1版，2025年12月5印。2026年读完的第71本，总阅读量第1686本。

第一次读林耀华的《金翼》是在2014年，当时书名是《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2年后的今天，因为两天前读了他的“关门弟子”，也是其学术思想与田野调查点黄村的核心继承者与拓展者庄孔韶的《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这是《金翼》的学术性续本，于是重读。当年那本《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在搬家时不知去向，手上这本是去年在女儿的寒假期读书清单中列入后再次购入，只是书名变成了《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两次阅读相隔太久，所以这次重读也像是第一次读一样——“现在的学者说人类存在是一个不断学习以对刺激做出回应的过程。”（《第一章：东林的早年生活》）

“人的生活轨迹就如同海潮一样，时而平静，时而汹涌，没有人能始终平稳顺利地渡过一生。生活一直在改变，而且也必须改变，在新的刺激或环境下，即便是再平衡的生活也会改变。危机来了又过，可能短暂也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每一次危机都必须被克服并再次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第十六章：店铺的扩展》）因为“在这个由农田、乡村和贸易集镇组成的小世界中，政治动荡极有可能彻底影响人们的生活，然而只能使其暂时偏离正轨，而无法使其停滞。只要原来的生活之路依然存在和一往无前，影响就变得极小了。”即便是城市，也是一个大一些或者更大的“小世界”，而“命运就是人际关系和人的再调适。”（《第一章：东林的早年生活》）人类学和社会学给我最大的帮助，可能就是学习如何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和社会，成为一个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个体，一个“不在系统里的人”，而不是像《金翼》和《银翅》里那些在时代的洪流中，时而被抛上洪峰，时而被巨浪吞没，有的从此淹没，少数在失去一切之后选择（只能）重头再来的家庭或家族成员——也或许我也是那其中一员，但我要看见自己正在高高抛起还是在被狠狠摔下。

林耀华《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生活书店2015年5月1版，2017年4月6印。2026年读完的第70本，总阅读量第1685本。

如果说孔子只是试图整理和继承西周体制文德，奔走倡导，那么，朱熹则是将政治、伦理、哲学紧密纳入非正规教育形式之中，有目的的、有意识和卓有成效地传播理学思想，并使其制度化、民俗化。（《作者导言》）

绅士是一种并非完全为法律规定了的特权群体，但同时又是在中国乡镇社会被基层民众实际承认的，拥有传统权威力量的阶层。（《第三章 “汉堡包”结构：新绅与军人集团》P.41）但在1949年后的一系列社会运动中，“乡绅”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兼具经济、文化与政治权威的基层精英阶层，已从制度层面彻底消失。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败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过去曾把其原因归咎于自然灾害与农技水准低、农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这不符合实际情况……风暴般的群众运动式的建设是不成熟的治国表现，并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使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人民公社始末表明，是毛泽东有了人民公社理想国的先验构想，然后采用自下而上、上下呼应的发动群众的方法推进人民公社全国性普及。因此，人民公社并不是农人的发明。对人民公社原因、田间、进程和后果的研究，都深刻表明了中国人民公社在思想觉悟（道德伦理）标准之设定和平均主义的构想之实践上，均未能超出农村社区主义的水准。虽然人民公社思想与实践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张鲁、陶渊明、梁漱溟以及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但这一运动因实施的版图相当大而损失更为严重，而且还暴露了中国社会组织与结构的严重缺陷，这倒从反面向全体中国人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究竟如何在一个旧体制中发现一个新的出发点，重新造就一个科学与民主的社会组织体系，制定国家发展近期与远期战略和城乡社区建设的可行性计划？（《第五章：后—张鲁社会大实验》P.121）当下世界各国都在将AI从教育中剥离，然而中国正在采用多年来熟悉的“运动式”推进“AI+教育”，不论结果如何，都是普通人承受后果。历史总是在重复上演。

在中国人的教育与教学上，孔子的博而约，有博学造就融会贯通之意。这里的关键是思考的功夫，在于发现知识的关联和促成直觉之省悟。然而，中国的士人古往今来，难得获得自由发挥见解的前提与鼓励，只有唯儒家经典和唯圣人言为是，其知识的关联、文化意识的模塑与直觉之顿悟均呈现在伦理定位与人际关系整合的理念前提下。孔夫子之后两千年间无论太学，还是私塾，均习惯于呆板背诵默写教学方式，四书五经教条背诵之后，只能做不失主旨的发挥与解释，不允许离经叛道，故行文只有文笔特色，不见创新精神。（《第十八章 反观法和文化的直觉主义：一个扩展的讨论》）这本书最早于‌1996年‌在台湾桂冠书局首次出版，30年后的今天，人类社会已进入AI时代，但我身边的学校和老师采用的，仍然是过去2000年的教育逻辑和教学方法，AI只不过是让这古老教育多了一个新的工具。

读下来感觉，人类学和社会学为我们理解当下，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发挥了其促进跨文化理解、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核心作用，但提供整体化问题解决方案和深化自我认知，支撑公共政策制定和推动社会良性改良这些核心作用，似乎并未得到多少体现。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生活书店2016年6月1版，2025年6月13印。2026年读完的第69本，总阅读量第1684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