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有几个欢喜。一是读到久已想读但没有时间或遍寻不到的书；二是读到让自己不论是知识还是智识都眼界一开的书；三是读到颠覆自己已久认知，不由感叹“原来如此”的书。

周叔迦《佛教基本知识》原名《法苑谈丛》，曾由中国佛教协会《法音文库》内部印行流通，在台湾又由台北承天禅寺印行流通，印数都不多。为使更多人了解佛教文化知识，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在征得周叔迦后人周绍良的同意，亦得到《法音》主编净慧法师的赞同，将书名改为《佛教基本知识》，列入“文史知识文库”出版。这是本既让我知识面眼界一开，又有让我感慨“原来如此”之处的欢喜之书。如：

俗称释迦佛为如来佛，这是错误的，因为如来和佛是一切佛的通称，并不能说明是某佛。（《寺院殿堂佛像释名》）从三十几年前第一次接触到佛教书籍道现在，才明白释迦佛不是如来佛。

唐代一位新罗王子，出家名地藏，来到安徽九华山，受当地闵长者供养。后人便称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而九华山就是地藏菩萨的应化之地。（《寺院殿堂佛像释名》）

手持三皈是皈依佛法僧，请师只是为了证明。如果认为请某法师为自己证明，便是皈依某法师了，那就有失皈依三宝的真是意义。（《佛教的制度》）偶有遇到佛教徒，互相问是否皈依，以及皈依哪位师，如果是藏传佛教，当知问的是上师，这也是汉传和藏传佛教之不同。

伽蓝中一切事务要由全体僧众来共同决定。凡事必须取得一致意见，方可办理。日常事务也由全体僧众推定“知事僧”负责办理。（《佛教的制度》）原来在根本的寺院管理制度中，有如此的民主。

中国汉地放生的习惯并不始于佛教。《列子·说符篇》说：“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可见逢节日放生，古已有之……佛教提倡放生，首先是《梵网经》中第二十不行放生戒说：“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又说：“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汉地大规模放生始于天台智者大师。（《佛教的仪式》）

明王像是佛、菩萨的忿怒相。根据佛教密宗的理论，佛和菩萨都有两种身：一是正法轮身，即是佛、菩萨由所修的行愿所得真实报身；二是教令轮身，即是佛、菩萨由于大悲而示现威猛明王之相。明是光明之义，密宗以智慧的光芒摧破一切烦恼业障，所以称明王。（《漫谈佛画》）

周叔迦《佛教基本知识》，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文库典藏本”之一种，硬面精装，2014年6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90本。

“金石”这个词，起源很古。《吕氏春秋·求人篇》说夏禹的“功绩铭于金石”。高诱注曰：“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可知金石是古人铭刻功绩的素材。钟和鼎是古代青铜器中体积最大的，可以铸刻较长篇的铭文，因此就用“钟鼎”来代表一切青铜器。但这个词现在不用了，一般已改称为彝器。钟鼎上铸刻的文字，其内容大多是记述功绩的，字体都是小篆以前的大篆，，或称籀书。这种文字，从前称为钟鼎文，现在称为金文。（《“金石”、“文物”、“考古”的各自含义》）

大约在西汉晚期，有人开始在石板上刻上文字，记述墓中人的姓名官位，卒葬年月，放在目前。这个东西称作墓表……以后石板上刻的文辞渐渐多起来，详细地记述了墓主的姓名、家世、生平和事业，还加上写颂扬和悼念的诗铭。这样就成为一篇传记，使过路人读了，可详细知道墓主人是何等人物。这块石板，就成为墓碑。（《说碑》）这么看来，年年清明上坟，先人墓前立的那块刻有谁于何年卒葬，子孙人等所立的石板不是墓碑，而是墓表了。

汉碑《北海相景君铭》有“竖建虎口（上非下石）”一句，这个字（上非下石）从宋代的洪适到清代的翟云升、翁方纲，都不识得，所有的字典里也都不收。（《说碑》）汉字知多少。

清代中叶，包世臣作《艺舟双楫》，竭力提倡书家要多临碑，少临帖。他以为碑字多篆隶真楷，有端庄刚健之气；帖字多行草，气骨柔弱。学习书法，应当从临碑入门，大好刚健的基础，然后学习行草书，不致柔媚无骨。他以为碑都是中原古刻，特别重视北魏碑的书法，因此他以碑字代表北派书法，帖大多是南朝文人的字迹，他就以帖字来代表南派书法。北碑南帖，成为书法艺术的一个新词，于是碑帖二字，又产生了新的意义。我们说某人是临碑的，这就是说他写的是篆隶真楷；如果说某人是临帖的，这就是说他写的是行草书。（《说帖》）

金石学奠基于宋代，欧阳修应该被归功于金石学的创始人。元明二代，比较冷落。石刻碑版方面，还有些人，金文方面，却是人才寥落。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学者不易见到实物，也无拓本传世，不能取得研究资料。清代是金石学的大盛时期。古物出土，时有所闻，而且每一件古器物都有拓本流传，更有不少古器，有全形摹拓，即使未见实物的学者，也能据拓本进行研究。（《先秦金文》）

唐代几乎所有书籍都是手写本。有一些没有取得功名的读书人靠抄书卖钱过活。他们抄的大多是儒、释、道三教经典，故成为“经生”。一般的经生，书法都还不坏，如果写得不好，也没有人买他的写本了。（《唐墓志、塔铭、经幢》）

施蛰存《金石丛谈》，14篇文章从14个专题梳理金石学基础知识，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文库典藏本”之一种，硬面精装，2013年4月1版1印。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不少。可惜作者名给弄错了，应是“施蛰存”，而不是“施蜇存”。总阅读量第1589本。

这个译本时代感非常强。梁宗岱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译成，当时不论是汉语的使用习惯还是语法，都与现在有很大不同，并且在诗的翻译上又带有很强的个人理解，所以，现在读来，诸多隔阂，算不得当下的好译本，甚至是我读过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中，最为佶屈聱牙的版本。即便如此，也是偶有佳句：

没有什么抵挡得住时光的毒手（十二）

有人说你的缺点在年少放荡；
有人说你的魅力在年少风流；
魅力和缺点都多少受人赞赏；缺点变成添在魅力上的锦绣。（九六）

梁宗岱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巴别塔诗典”系列之一种，2020年1月1版，2023年1月6印。总阅读量第1588本。

《古玩谈旧闻》之后，第二本陈重远的古玩故事书。掉书袋较上一本更甚。在上世纪初，古玩行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除了有限的书本，仍旧主要靠日常的见闻和实物的经手，所以听前辈谈古是就是增见闻的重要路径。然而，AI时代了，知识的获得已是唾手可得，鉴定技术也一日千里，能过眼的真东西也越来越少，这书于我也是无用的知识，就是略助饭后谈资，为生活添点有趣的佐料。

陈重远《老古玩铺》，北京出版社2006年1月1版，2008年1月2印，定价30元可算是昂贵，8.4元从二手书交易平台“多抓鱼”淘得。总阅读量第1587本。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列出了十四条什么是经典的定义。第一条就是：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时隔四十年二刷，120万字用时八天。还是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跟每一次经验一样，都会产生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或者说应该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这种青少年的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原因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式：这一切都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经差不多忘记或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读的书。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经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基于这个理由，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即使这些书依然如故（其实它们也随着历史视角的转换而改变），我们也肯定已经改变了，因此后来这次接触也会是全新的。

重读《战争与和平》，是想在九月开始的第三期也闲谈，和诸位初中的学者共读。这对他们来说或许有点难，但如果人生中要读一部世界名著的话，那就选一部值得的——哪怕是装，也装一个大的。所以也让我借此重新发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

昨天，即将上八年级的女儿和她妈妈讨论以后要不要结婚，我脑子里跳出来的竟然是安德烈公爵对好朋友皮埃尔说的这段话：“永远，永远不要结婚，我的朋友。这是我对你的忠告……到老得不中用的时候再结婚吧……不然你身上一切美好、高尚的东西都会毁灭掉的。一切都在琐碎小事上消磨掉了。真的，真的！别这么吃惊的望着我。”或许这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一部经典作品的文本‘起到’一部经典作品的作用，即是说，它与读者建立一种个人关系。”

刘辽逸译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7月1版，2022年9月26印。总阅读量第1586本。

早餐后，刚陪二娃去对面喊出小伙伴来玩，就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大家只好又分头回家。“推云童子今天可又有得忙了。”我说。

女儿的语文暑假作业，要完成一封给自己的信。写了两句，觉得实在是不知道还能写些什么。我从她身后的书架上抽出海莲·汉芙的《查令十字街84号》，递过去说，这是一本书店和读者之间的往来书信集，你可以看看，也没有什么多不得了的信念和多美丽深邃的文字，就是絮絮叨叨的生活，但是真实，所以吸引人。

为开学做准备，把我和女儿的书包洗了。写了8日就读完的儒勒·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的读书记，拖了半个月，是因为一直没理顺这次二刷的收获，但总这么卡着也不是办法，就随手记一笔，算是有个交代。

四十年来，第二次读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一次读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凡尔纳选集”之一种，范希衡译，一套三册七百多页。这一套“凡尔纳选集”都是木版画封面，现在看来也是极为精美。我外国文学一架底层还有《海底两万里》和《气球上的五星期》两套，只是半个世纪了，纸张发黄变脆，只能留个念想，不堪翻阅。

这次读，是为九月“也闲谈”小学班与诸君共读做准备。四十年前读的是故事，觉得好看。这次读，手边放着一本世界地图册，先从地理到历史，再到文学与写作，尝试去解释和说明哪里好看，为什么好看。47万字，647页一巨厚册读下来，又有新收获。

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林出版社2020年10月1版，2022年9月3印。总阅读量第1585本。

“天呐！拿破仑竟然成为了独裁者！”在读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的女儿喊了一嗓子，然后像是自言自语，“要开学了。”我边从盆里把衣服拿起来抖开，用衣架撑开挂起来边想，还没开学啊。

中午，女儿问我：“暑假作业有一篇作文，让写自己在生活中有成就感的三件事。收拾房间、炸土豆这样的事可以吗？”我说：“我们家的家训是‘健康’、‘常识’和‘成就’这六个字。成就感首先是自己的感受。你觉得什么让你有成就感，那就是什么。话说，你这个暑假里读完了第一千本书，这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太座带着二娃睡午觉，女儿看书写作业，我翻7月31日从“多抓鱼”9元淘来的二手书《下乡养儿》。

一对有社交障碍的北漂夫妻带着一个不能融入社会的女儿的生活记录。絮絮叨叨，琐琐碎碎。这样的记录就像我敲日志，要觉得有用，它就有用；要觉得没用，也就没用。不过有没有用，还是记录者自己的事。看豆瓣上有人评论，说这样的内容有什么必要出书。这书2014年出过1版，2016年出过增订版，这就是答案——存在即是合理——“它呈现了文字的另一种可能。我们从小所受的写作训练，莫不以记流水账为末流，觉得好文章应该详略得当，纵横捭阖，偏偏这文章是那种事无巨细的细密文风。这种原生态的生活流，因因相袭，环环相扣，自有它的内在逻辑和情节驱动力”（老六《附录：生活还在继续，问题层出不穷》）。

冯丽丽《下乡养儿》，新星出版社2014年5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83本。我们也是在“下乡养儿”。

“兴儒本只是刘彻和王太后向窦太后夺权的幌子，终其一生刘彻对儒学并无特殊的兴趣，但借着这次失败的变革，后世不断渲染汉武帝对儒学的推崇，最后发展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光甚至不惜模糊时间，把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定位在建元元年，将武帝接见董仲舒的情形含混地写成即位之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似乎他一登基就收到董仲舒的感召，可是董仲舒一生并未受到他的大用，只不过官至诸侯国的国相。”我在讲到这段历史时，选了《史记》和《汉书》相关章节来作比较，以证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这一段，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角度。初高中历史为什么“学不好”或“不好学”，最终以至于不得不靠死记硬背才能应付考试？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教科书里从来都是只告诉结论，不去做分析，更不接受讨论和不同观点。

“‘李广难封’是有原因的。李广长期为边郡太守，匈奴‘避之，数岁不入界’，这其实是说明他长于防守作战。司马迁描写过他与匈奴射雕者的遭遇战，这只能说明他个人骑射技艺出众。但率领骑兵大部队，在草原荒漠中远距离奔袭，指挥数万人快速机动、运动作战，则不能单靠主将武艺高超，而是另有一套办法。李广这次脱离城塞进攻匈奴本土，作为主将竟然被俘。在此后卫青围捕单于的漠北之战中，李广又迷路失期。另外一位宿将李息，景帝时已为将，武帝时的马邑之战中为材官将军，无功；以后两次出征匈奴，皆无功。这些事例都说明，以李广、李息为代表的，成长于文景之时的老一代汉军将领，在同匈奴作战时，他们的军事知识结构已不适应从阵地战、防守战转向进攻战、运动战的这一时代变动。”关于“李广难封”的新解读，我认为极有道理。

“元狩六年（前117年），大农令颜异因白鹿皮币一事被诛，罪名是‘腹诽’。此法一出，从此恶政无人敢谏。”这让我想到《1984》里的“思想罪”。

“虽然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最热爱记录历史的民族，但古代历史的记载仍然不足以让后人弄清楚许多事情的细节，许多真相也就因此湮灭……古代史研究比的是谁能在现有材料中看出新意，以及在材料缺失的空白处提出有创见的、逻辑自洽的和当下可见材料难以推翻的推理和猜想……已经发生的历史具有唯一性，但如果只能依靠破碎的残片去还原它，它就具有了丰富的可能性……我希望本书能激起读者对历史想象的热情，焕发读者推理历史可能的冲动。在符合以上限定条件下，读者自己做出的推理与猜想的价值不必任何学术权威差。”因为历史学能够被证明是实证的、客观的科学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谭木声《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83本。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意义不在于它试图解决的冲突数量，而在于它运用的方法和观念……这些方法和观念致力于达成‘基督教的、普遍的和永久的和平’，并旨在在整个大陆建立持久的友谊……即使人口只下降15%，三十年战争也是欧洲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冲突。相比之下，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最为惨重，但其人口损失也不到12%……事实证明，疾病比火枪、刀剑和大炮更具有破坏力。一种被称为‘匈牙利热’的斑疹伤寒在1620年的战役中杀死了1.4万名天主教同盟士兵，相比之下，白山战役中的天主教同盟军队中只有200人死于枪炮或刀剑。”这让我又想读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成功不在于解决每一个争端，而在于提供和平化解冲突的指导方针。”我认为这是三十年战争的收获，但代价实在太大。

彼得·威尔逊《三十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4月26日收到开读，到今天历时三个月艰难读完这本884页共83万字的，极其宏大又细节丰富的叙事史。除了众多人名与地名、国家地区与政权名称，翻译不知所云也是阻力。尤其是读到一半，一段一段的不知所云，只能反复结合上下文半蒙半猜。英文版应该是“在未来很多年中，关于三十年战争最权威的英文著作。”中文版就只能作为诘屈聱牙的教材来读了。需要很大的耐心。如——

第13章“拉罗谢尔围城战”一节，“法国人利用一个无月之夜向驻军运送更多的食物，第二天早上，驻军展示了钉在枪柄上的新鲜鸡肉。”新鲜鸡肉为什么要钉在枪柄上？

第13章“军队改革”一节，“帝国内的所有领地都要按照一个等级系统缴纳战争税，每年一共有96个罗马月，其中三分之一归帝国军所有，其余归天主教同盟所有。”为什么每年一共有96个罗马月？

第15章“瓦伦斯坦的秘密外交”一节，“两位将军共进晚餐时，霍尔克突然病倒了。他害怕被下毒了，但是得到保证说绝无此事，并被留在马车中与下属商议。现在很明显他得了鼠疫，他的下属拒绝见他。他独自死在路边，此前他的马车夫去找神父了。”典型的不知所云翻译腔。

还有如21章“复员”一节，“瑞典从10个行政圈中的7个获得了133.5个罗马月的税款（520万塔勒）……尽管萨尔茨堡表示反对，巴伐利亚行政圈的其他成员还是支付了125个罗马月的高额税款，筹集了753303弗洛林，清偿了军队的欠款。”520万与753303，精确到个位的数额在这里有什么实际意义？这样精确或大概数字的不明使用在全书中很常见，还有时不时出现的莫名“数学题”——德意志金钱不仅供养了军队总数四分之三至十分之九的雇佣军，而且还支付了1630年至1648年间每年花在瑞典和芬兰分队上的100万里克斯中的51%。”这么复杂的表述，除了考验读者的中学数学学得怎样外，我看不出任何意义。

不过即便如此，豆瓣评论认为这仍然是目前大陆能找到的关于三十年战争的最好出版物。“不要将权力交给那些认为自己蒙上帝召唤去打仗的人，或认为自己的正义感和秩序感是唯一有效的人，这样做非常危险。”这是全书的最后一句。

彼得·威尔逊《三十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九州出版社2020年1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82本。

二〇一二年，白先勇在大陆八城宣传他为父亲白崇禧写的两部传记《父亲与民国》和《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这本散文集《八千里路云和月》也得名于此。

在八城的讲座、宣传和签售，竟好几场是在书店进行。如南京先锋书店、重庆西西弗书店、广州方所书店、北京单向街书店，我对这些独立书店更生敬意。

在《父亲与民国》一篇中读到一段，旁批四字：原来如此。“父亲极力反对战后贸然裁军，战争正在进行，处置不当，动摇军心。本来国军部队有五百万人，解放军只有一百多万。裁军后，大批官兵，尤其游杂部队，这些八年全面抗战曾为国家卖命的士卒，流离失所，众多倒向解放军，解放军军力由此大增。”

于《走过光阴，归于平淡》篇得张掖古佛寺一联：天地同流眼底群生皆赤子，千古一梦人间几度续黄粱。我以为，上联的“群”字改为“众”字更妙。

白先勇《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10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81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