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隐居。我没几个朋友，我只做自己喜欢的事，与为数不多的好友及喜好的事物为伴，这足够让我每日乐在其中。

不论做什么，只要想到“世界上的人这时应该都正搭着爆满的电车通行吧”，原本平凡的早晨，在隐居生活中反而显得更加甜美了。

我很喜欢走路，每天至少会走一个小时以上。

虽然有大量的书不断推出，但不用尽力去追逐。跟自己有缘分的书，一定会在某处与你相遇。

自从隐居之后，我不管是对家人、朋友或是街上的怪人，生气的次数都大幅减少了。过着像是平稳的风筝般的日子。

现在的我没有地位、身份、名声、金钱，也没有不满、不幸、不足的情绪。

主动斩断与旁人的交际，在自己的世界里足不出户，一一封锁那些过度建造的、通往社会的桥梁，建设一座走向自己的桥。

通灵人士苏嘉塔说，我前世隐居在印度某个深山中，住在连信徒都没有的小庙里读经、绘画、写作，过着悠闲的生活。占星术老师也说过我的前世是和尚。

以上摘自大原扁理在《做二休五：钱少事少的都市生活指南》书中记录的，在东京郊区小公寓里的隐居生活，和我现在的隐居现状极为相似，唯一的不同恐怕就是他单身，而我一家四口。

希普勒《穷忙》和阿比吉特·班纳吉《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说的是贫穷其实是这个社会的系统设定。要想在这个系统里改变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人不能靠提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升上天空。除非，跳出系统。怎样跳出这个精心设计的系统？老子不和你们玩了——这就是大原扁理的《做二休五：钱少事少的都市生活指南》。

现在，在经过几十年的无所适从，像一只在煎锅里的皮皮虾的各种挣扎后，终于在太座大人的帮助下，我封锁了那些被过度建造的、通往过去和外界社会的路径，隐居在不靠省城、不靠县城，不靠乡镇的偏远小区，建设了一座走向自己的桥。太座曾经也说过，我的前世可能是个和尚之类的话。现在的我，每天都生活得很幸福。

大原扁理《做二休五：钱少事少的都市生活指南》，九州出版社2019年3月1版，2022年2月4印。2026年读完的第60本，总阅读量第1675本。

如果对蒙古人的扩张和对亚欧大陆的征服，以及由此而来的涵盖技术、宗教、商业、文化、人口与疾病等多领域流动，被视为前全球化时代关键推动力的“成吉思大交换”不了解，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全景展示。如果通过书籍、音乐和电影对这段历史有一些了解的话，这本书会提供一些全新角度解读为何1350年的世界已具备“全球化”雏形。

兼顾了可读性与学术深度的《从草原到海洋》，跳出了“野蛮屠杀”的传统叙事，用“成吉思大交换”这个核心概念，把蒙古帝国重新定义为早期全球化的引擎——既讲清楚了驿站体系、贸易流通和技术传播（如火药、印刷术西传），也不回避黑死病扩散等沉重代价，这种辩证的“催化剂”视角非常刷新认知，同时也串起了我二十年来所有关于蒙古人的阅读和观影史，不时让我发出“哦，原来如此”的感叹。如：

“如果没有蒙古帝国，哥伦布会出航吗？别忘了，他当时是试图抵达中国面见大汗的。……只有通过研究蒙古帝国以及它带给欧亚大陆的变化，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一个完整的欧亚和一个完整的世界。它在巅峰时期幅员极为辽阔，是历史上疆域最广的帝国——近乎3300万平方千米，大约等同于非洲的面积。在蒙古人的征服结束时，消失的国家超过20个，欧亚版图无可挽回的发生了巨大改变。”（《导言》）

“尽管铁木真是诃额伦的长子，确实最有可能在成人时（15岁）成为首领，但别克帖儿比他大几岁。别克帖儿率先成人，因此他可能不想屈居于自己的异母弟弟之下。别克帖儿也可以通过收继婚成为首领。这是游牧民族中的一种传统，一个人的儿子或者弟弟可以娶他的妻子（自己的生母除外）。因此，别克帖儿收继诃额伦是可行的，这样一来别克帖儿就会成为铁木真的父亲，即实际上的主人。铁木真之所以谋杀他的兄长，十有八九与这一威胁有关，而不是因为他偷了一条鱼和一只鸟。”（《第一章：蒙古帝国的形成》）这一解释终于解开了我长期以来关于铁木真为什么要杀死同父异母哥哥的疑问。

成吉思汗的家族为什么会被称作“黄金家族”——在统一蒙古草原的过程中，他通常会消灭敌人的贵族阶层，从而使自己的家族成为唯一留存的贵族——这也是那些被他打败的人（比如乃蛮人和蔑儿乞人）宁可选择离开蒙古草原也不投降的原因之一。

愈发相信一个人在什么时间读到什么样的书都是早已注定的。这二十年陆续看了哈萨克斯坦电影《蒙古王》《游牧战神》《无畏一千勇士》，上周看了《帖木儿》，今天读到这段文字，一下子就将这段蒙古统治时期黄金家族极其传承捋出了个大概——异密帖木儿即著名的跛脚帖木儿是蒙古部落（巴鲁刺思）的后裔，但他在出身上比较偏向突厥，而不是成吉思汗家族，尽管帖木儿娶了成吉思汗家族的公主，并使用“驸马”的名号，但也无法直接统治术赤汗国，甚至无法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帝国，就算他几乎重建了蒙古帝国也从未称汗。（《第二章：帝国解体》）

为什么我看过的这些关于蒙古人的电影，主要制片国是哈萨克斯坦而不是蒙古国？书中的观点是“与蒙古国一样，哈萨克斯坦在苏联解体时也得以独立。哈萨克人没有将扎尼别汗或哈斯木汗作为国父，而是转向了成吉思汗。许多哈萨克人去进行了DNA检测或者到处游说，以求将自己的名字写入成吉思汗的家谱中。哈萨克斯坦是电影《蒙古王》的首要参与方，这是一部关于成吉思汗崛起的传记电影。制作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教育哈萨克人，成吉思汗是他们历史上的英雄。”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直接导致了马穆鲁克的崛起，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一直在自相残杀，直到蒙古人出现在叙利亚……同时，十字军东征与蒙古入侵的联合，是困扰马穆鲁克的一个梦魇。”（《第三章：1350年的世界》）在米肖的《十字军东征简史》中，此时的十字军和教皇，也在为突然从东方出现的这支战无不胜的大军所困扰，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以及为什么而来。

“蒙古的战争风格是罗斯人不曾遇到过的，他们对此毫无破解之法。简而言之，如果不采用草原军事技术，就不可能打败蒙古人。加利西亚沃伦大公达尼洛为了反抗蒙古人，开始改造和重组自己的军事力量——既然旧有的战斗方法被蒙古人轻易地击败了，那么为了打败蒙古人，就必须像蒙古人那样作战。”（《第五章：新式战争》）好一个“用魔法打败魔法”。

现在美伊战争期间，对于美国的历史，因其太过“年轻”，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可伊朗呢？原来“伊利汗国灭亡后出现了很多继承者……由于使用波斯文化，并在分裂后的内战中强化边界线，一个清晰的‘伊朗’概念逐渐浮现。伊利汗国当然比伊朗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的概念是在伊利汗国时期奠定的，并在伊利汗国灭亡之后延续了下来。”

“有学者认为，蒙古人的入侵可能助益高丽转型为一个‘隐士王国’。正如蒙古的统治导致明朝有排外倾向，高丽也开始实行较为封闭的政策。”（《第三章：1350年的世界》）在蒙古人回到草原已经六百多年的今天，再看朝鲜半岛我们的邻国，似乎还没从“隐士王国”的状态中走出来。估计没有人知道这个国家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多少年的“隐士”。

如此种种，这本书从蒙古时代的“全球化”及其影响，横向范围从东亚绵延至西欧，纵向范围从12世纪延续到20世纪，用几近最简约易懂的文字，勾勒出了最宏观的历史脉络，对近三十年西方蒙古帝国史学界做了一个贯通式的概括，并在世界史与全球史的视野下，重点重绘了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以及蒙古各汗国陆续瓦解后，一个新的欧亚世界的产生过程。因此，这本书既是世界史和蒙古帝国史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相关教学和研究的一部必要指南。

梅天穆《从草原到海洋》，汗青堂出品，九州出版社2026年1月1版，2026年4月1印。“以读养读”在豆瓣“鉴书团”获得的第四本赠书，2026年读完的第59本，总阅读量第1674本。这本书其实是二刷。第一次读是在2018年，当时的书名是《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附相关书影音清单：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杨军《丘处机与成吉思汗》
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
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兴亡》
周思成《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
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
米肖《十字军东征简史》
《蒙古王》
《游牧战神》
《止杀令》
《热血一千勇士》
《帖木儿》
战旗乐队

随笔集《今生最美的际遇》，收四十六篇学佛感悟，作者来自分布世界各地的社会各个行业和阶层，其中不乏演艺明星、企业家、公司职员等，均为皈依‌希阿荣博堪布的佛弟子。

这本书在豆瓣我没有打分，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评分。从表达来说，自身经历和感悟，情感都是真挚的；从文字来说，又都有修饰和刻意的痕迹。读了让我感觉最大的不适在于，似乎堪布的弟子要么在环游世界的途中，要么在处理跨国企业事务，或者在豪宅中的生活中遇到了难题时，通过联系上师而得到帮助和加持。不知道堪布有多少弟子，这些弟子是否都能与堪布电话联系，上师如何关照每一位皈依他的弟子，上师用什么时间修行？

菩提洲《今生最美的际遇》，海南出版社2017年9月1版1印，2026年读完的第58本，总阅读量第1673本。

菩提洲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由藏传佛教上师‌希阿荣博堪布创办的佛学修行与文化传播平台，致力于为佛门弟子和对佛法感兴趣的人群提供闻思修的资源与工具，在这本书里，是这个平台的集体署名。

《清凉山上》这本书记录了希阿荣博堪布2012年7月对五台山（别名清凉山）各胜境的参观朝拜。沿着25年前法王如意宝朝礼五台山的足迹，尊者带着弟子们一路发愿、供灯，讲述五台山各胜境的历史典故以及诸多大圆满祖师在五台山上修行的故事，同时还介绍了五台山各胜境的风貌和典故，因此也是一本朝山指南。

《清凉山上》是继《次第花开》《寂静之道》《透过佛法看世界：给寻找答案的人》《生命这出戏》之后，读的第五本‌希阿荣博堪布的书，希望能在佛法中找到和体认生命的安乐与真相，也希望能有机会去五台山朝圣。

菩提洲《清凉山上》，海南出版社2016年6月1版1印，2026年读完的第57本，总阅读量第1672本。

晚上九点，八年级的女儿在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所有家庭作业后，还在紧张准备将于下个月到来的地理、生物的会考。半个小时后我提醒她，结束学校学习的时间到了，她需要去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例如画画、阅读或者欣赏刚刚收集到的IP卡片，然后睡觉。我说：“保证睡眠很重要，因为就算是在晚上的睡眠阶段，我们的脑也在巩固白天学到的东西。”她问这个“谬论”又是我从哪里看到和得出的，我说这不是谬论，这是过去30年来最重要的神经科学发现之一，与集中注意力、积极参与、错误反馈共同构成学习的四大核心支柱，来自我今天刚翻完的，法国科学院院士、认知神经科学家和2014年欧洲“脑奖”获得者斯坦尼斯拉斯·迪昂的《精准学习》，这是书中的重要研究成果。

《精准学习》是继《脑与阅读：破解人类阅读之谜》之后，我本周读的第二本斯坦尼斯拉斯·迪昂的书。我对认知神经科学、脑科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领域的认知极其有限，也不想为了能完全读懂这两本书而去花大量精力学习相关领域知识增加自己在这些领域的理解力，那会因为缺乏基础知识和长期训练而一事无成，所以我只读能读懂的部分，理解能理解的，在此基础上接受并更新我的知识库，扩展认知的边界，提出我的问题，保持怀疑，因为无论是对这个世界还是我们人类自己，都还有太多的未知和可能——

人为什么一出生就要学习？答案很简单，因为人类基因组的容量可以换算为大约750兆字节，相当于一个老式CD或一个小型USB秘钥的容量，还没有现在一部电影占用的容量大，这个换算还没有包含DNA中存在的大量冗余信息。如果这个基因组必须包含我们一生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它的容量会爆掉，根本没有足够的存储空间。保守估计，我们的脑容量是基因组的十万倍，因此人类需要通过脑的学习来对基因组进行补充，因为我们对世界的大部分认知并不是由基因遗传而来，而是从环境和周围的人那里习得的。学会如何学习可以说是教育的最重要因素和目的，而这似乎也是当下（我所知道和了解的中国大陆地区）大部分学校里最缺乏的内容。

任何健康的教学关系都必须建立在双向的关注、倾听、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所有学习者都会从集中注意力、积极参与、错误反馈以及训练和夜间巩固（睡眠）这“学习的四大核心支柱”中受益。

集中注意力、积极参与、错误反馈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学习者的聪明才智投入学习中，意味着要不停地问他们问题，刺激他们的想象力，鼓励他们自发地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并坚信任何人都可以进步，这本身就是进步的源泉。培养这种成长型思维并不意味着要以培养自尊为借口，告诉每个学习者他是最棒的、最好的。相反，这意味着要关注他们的日常进步，鼓励他们参与讨论，奖励他们的努力……事实上，还要向他们解释学习的基础：所有人都必须努力，必须试着回答问题，即使错了也没关系，因为犯错之后改正错误是学习的唯一途径。记住西奥多·罗斯福的话：“从不犯错者将一事无成。”

书中引用丹尼尔·佩纳克的话：“老师存在的意义不是为了吓唬学生，而是帮助他们克服对学习的恐惧。一旦克服了这种恐惧，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就会永无止境。”“教师的创造力对提高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是至关重要的，”但在我所面临的现实中，“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教师很少或根本没有接受过学习科学方面的专业培训”，他们往往会成为学生学习和进步的道路上最大的阻碍。所以“未来教育中，家长的角色应该有更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行为早于学校教育的开始，晚于学习教育的结束……比起学校，家庭可以更好地充分利用清醒和睡眠、学习和巩固的每一次交替。”“最后，科学家必须与教师和学校接触，以巩固不断增长的教育科学领域。与认知科学和脑科学过去30年的巨大进步相比，教育研究仍然是一个相对被忽视的研究领域。”

斯坦尼斯拉斯·迪昂是科学家，所以他在书中认为“就像医学是以生物学为基础一样，教育领域必须以系统和严格的研究生态系统为基础，将教师、家长和研究者聚集在一起，不断寻求更有效的、以证据为基础的学习策略。”但对身“兼”家长、教师以及在实践中观察和学习者的我来说，“系统”和“严格”在个体差异面前都会变成另外一种“教条”，因为我认为教育和医学一样，既是什么都不确定的科学，也是什么都有可能的艺术，最重要的是在系统和个体间寻找到一个平衡，苏格拉底强调要“认识自己”，这句话在我理解就是——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斯坦尼斯拉斯·迪昂《精准学习》，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年3月1版，2024年11月6印，2026年读完的第56本，总阅读量第1671本。

关于《药堂语录》书名，作者自序中云，“这所谓语录实在只是一个名字相同，内容并无什么近似处”，“语还只是平常说话，虽然上下四旁的乱谈，却没有一个宗派，假如必须分类，那也只好归到杂家里去吧。”可算作是对“语录”二字的脚注。“至于药草堂名本无甚意义……只是摊数种草药于案上，如草头郎中之所为，可以摆列点药就是了，针砭却是不来的，这也值得说明……吾语岂能有此等药味，但得平淡过去，不求为良药，故无须苦口，吾乡人家夏日常用金银花夏枯草二叶煎汤代茶，云可清暑，此正是常谈的本色，其或庶几近之，亦是本怀也。”

一天十小时卧闲看书，都是木版线状本，纸墨敝恶，内容亦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书房一角原序》）这样安逸的生活，我这一年来也终于算是过上了。

在《文海披沙》篇学得两个典故。“得寿梨枣”的“梨枣”原指梨木与枣木，因质地坚硬、适合雕刻，被广泛用于古代雕版印刷，“梨枣”就成为刻板印书的代称。“得寿梨枣”意即通过将思想、言行刻印于梨枣（即出版传世），使精神生命得以“得寿”——实现不朽。“载宁馨儿”的“宁馨儿”出自《晋书·王衍传》中，山涛见少年王衍风姿俊朗、才思敏捷，赞叹道：“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原为方言，意为“这样的孩子”，后演变为赞美之词，用来称颂聪慧、俊秀、出众的孩童或青年。

余买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纪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及龚沤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其实这些牵连来的大抵亦无甚可观，却终未厌弃。（《姚镜塘集》）

近来专看闲书遣目，得龙顾山人著《洞灵小志》及《续志》，甚为喜欢，盖又可供数日卧读之资也。（《洞灵小志》）殊为可爱。

方士淦《蔗余偶笔》中有一则云，“楼未起时先有鹤，笔从搁后更无诗，曾大令衍东题黄鹤楼太白堂楹帖也，超妙之作，足冠斯楼。阮太傅总制楚中，命去之，然早已脍炙人口矣。”（《曾衍东诗》）

近来旧书大涨价，但比较起来总比样书为廉，所以还要买些来看。我看书没有专门可以做个界限，只是凭了兴趣，简单的说目的是想知道罢了，而拉扯开去便有点近于芜杂。时常看见了一部书，随即想找这著者的别的东西来看，结果往往是很花了一点钱，而又大抵看了没有什么意思。（《方晓卿蠹存》）我看书大抵也是如此，拉拉杂杂，毫无章法，只是如瓜蔓一般蔓延。

《药堂语录》后记云，“近数年来多读旧书，取其较易得，价亦较西书为稍廉耳，至其用处则不甚庄严，大抵只以代博弈，或当作纸烟，聊以遣时日而已。……读过之后或有感想，常取片纸记其大概，久之积一二百则，有友人办日报者索取补白，随时摘抄寄与，二三年来原稿垂尽矣。庸报社索去有四五十则，日前来信云拟搜集为一册，亦便答应”。

周作人《药堂语录》，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集”之一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1版1印。2026年读完的第55本，总阅读量第1670本。

斯坦尼斯拉斯·迪昂《脑与阅读：破解人类阅读之谜》，三十二万字，大量的脑科学案例、分析、术语和假设给我的阅读理解带来一定的难度。我对神经科学和脑科学领域没有多大的兴趣，也不想深入了解，但我对阅读是如何塑造一个“人”有很大兴趣，因此粗粗翻过，理解我能理解的，接收我能接受的，稍稍拓宽一点点我的认知边界——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在阅读方面，人们的大脑并无太大差异。我们生活在一个并非一切都可以事先预测的复杂世界中，因此我们的脑也不可能完全地预先配置好。在这种情况下，进化最终馈赠给我们一个有用的妙计——学习。

在两个世纪前，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阅读，但在现在，读写能力是几乎所有领域学习的基础。读写能力可以彻底改变大脑。最显著的一点是，受教育不仅会改变语言听力任务中大脑的活动，也会影响大脑的解剖结构。但这不会自发进行，而是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才能获得。

阅读的过程始于看到，而视网膜却不是一个匀质的感受器。只有名为中央凹的中心地带，才是视网膜中唯一拥有密集的、对光线高度敏感的、高分辨率的视觉细胞的区域，视网膜的其它区域只具有较低的分辨率。而这视野中占到大约15度视角的中央凹也是视网膜中唯一真正可以用来阅读的区域。这些限制是视觉系统中固有的一部分，无法通过训练加以改善。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训练来优化眼动的模式，然而大多数每分钟能读四五百词的优秀阅读者，其眼动方式已经没有什么提升空间了。考虑到视网膜的构造，我们很可能没法再去提升速度。所以不能专注，就无法阅读。

文字具有非常神奇的特性，不是因为它的起源是何等神圣，而是因为它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脑容量。实际上，人类通过在纸上做少许的记号，便能够极大地提高自身的记忆能力，这简直是一种奇迹。

在人工智能越来越智能的AI时代，我认为，如何做一个“人”，这才是更加重要的。然而在成为一个人之前，先要学会和保持阅读。也就是越基本的技能变得越重要，即是该认字认字，该读书读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斯坦尼斯拉斯·迪昂《脑与阅读：破解人类阅读之谜》，5月4日于“多抓鱼”淘得，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11月1版，2020年1月3印。2026年读完的第54本，总阅读量第1669本。

元宵节主要在观灯，观灯成为一种制度，比较正确的记载，实始于唐初，发展于两宋，来源则出于汉代燃灯祀太乙。灯事迟早不一，有的右十四到十六，有的又由十五到十九。“灯市”得名并扩大，也是从宋代开始。（《沈从文说文物·民俗篇·过节和观灯》）

我从不丧气，也不埋怨，因为晓得这个社会向来就是这样的。（《沈从文说文物·服饰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宋人衣着特别值得一提的，即除妇女高髻大梳见时代特征，还有北宋一时曾流行来自契丹上部着宋式对襟加领抹（花边）旋袄，下身不着裙只着长筒袜裤的“吊墩服”，即后来的“解马装”，影响流行于社会上层，至用严格法律禁止。但伎乐人衣着，照例不受法令限制。（《沈从文说文物·服饰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

《沈从文说文物·服饰篇·关于赖文光黄马褂问题的一点意见》中，“察二行龙二正龙衣服曾见于清宗室”句，“察二行龙二正龙衣服”不知所言为何。问AI后才知“二行龙二正龙”指的是清代亲王所穿的团龙补服，其纹饰为前后两肩共四团龙纹，其中‌前后为正龙，两肩为行龙‌，这一制度在乾隆中期由傅恒奏请定制，以区别于皇帝的“四正龙”衮服。

中国金工用金属铸造镜子，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青铜镜子应用范围日益广泛，图案花纹也不断丰富以新的内容……唐代物质文化反映于造型艺术各部门，都显得色调鲜明，组织完美，整体健康而活泼，充满着青春气息。镜子艺术的成就，同样给人这种深刻印象……唐镜在造型上的新成就，是创造了小型镜和各种花式镜，打破了旧格式，如银元大小贴金银花鸟镜，八棱、八弧、四方委角等花式镜……宋代镜子在我国青铜工艺史上应当占有一个特别位置的是，部分缠枝花草官工镜……北宋在北方又契丹辽对峙西北方面和西夏又连年用兵，因此，禁铜极严，民间铸镜多刻上各州县检验铸造年月和地名，借此得知当时各县都有铸镜官匠……青铜镜子的生产，虽早在两千三四百年前，一直使用下来，到近二百年才逐渐由新起的玻璃镜子代替。如以镜子工艺美术而言，发展到宋代特种官工镜，已可说近于曲终雅奏。（《沈从文说文物·器物篇·古代镜子的艺术》）

单色或复色、透明和半透明的早期人造珠玉，后来通称为“料器”。古代多混合珠玉杂宝石作妇女颈部或头上贵重装饰品，有时还和其它细金工镶嵌综合使用。（《沈从文说文物·器物篇·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现在的藏式文玩珠串圈，除了藏地佛珠上的各色玻璃珠，甚至将各种用旧的塑料珠子一并称作“料器”，而绝口不提其本质的“玻璃”和“塑料”，就为了营造神秘来源和稀缺性，从新入坑的新人手里多套些钱出来。

沈从文《沈从文说文物·民宿篇》《沈从文说文物·服饰篇》《沈从文说文物·器物篇》，2026年读完的第50-52本，总阅读量第1665-1667本。

没读过沈从文有700余幅图像和25万字‌考释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套硬面精装带函套《沈从文说文物》，四月二十三日“世界读书日”在中信出版社的小红书直播间一折捡来。五册读下来，内容零零散散，有谈自身际遇的，有演讲稿，有文革时期的个人思想检查，有谈镜子、服饰、陶瓷，甚至古人胡子的，杂七杂八糅到一起，花花绿绿、不伦不类，也就只值这个价，纸质这个价。

近十年来，我凡是想读历史相关书籍，首先会搜索“汗青堂”已出版的书里有没有，如果有就是首选购入，因为不论是引进的国外版本还是中国史的原创作品，不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品质都有相当保证。于是从加勒特·马丁利《无敌舰队》到罗德里希·普塔克《海上丝绸之路》；从德斯蒙德·苏厄德《骑士团九百年》到蒂姆·克莱顿《滑铁卢：决定欧洲命运的四天》；从吴座勇一《应仁之乱》、塞缪尔·霍利《壬辰战争》再到半藤一利《幕末史：不一样的明治维新》；从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安东篱《说扬州：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到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家里书架上渐渐的就有了“汗青堂”专区。吴鹏《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即是这个“七十二家房客”专区的最新“入住”者。

《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用近二十七万字的篇幅和四百多页的体量，多方展示了狄仁杰这位“国老”与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的关系，一代历史风云，跃然纸上。

武则天的日月凌空、狄仁杰的位极人臣，以及两人背后武狄两家历经六代人、持续二百年左右的接力奋斗，是中国古代历史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大变局中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投影。唐高宗中后期和武则天时期正是这一历史转变的重要阶段。其中武则天改唐为周时期，更是关键节点。这一时期，唐高宗和武则天大力剪除关陇贵族对国家权力的掌控，启用庶族地主出身者作为国家统治的基础力量。而庶族出身的狄仁杰的人生经历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体现。

武则天之“武”和狄仁杰之“狄”，两者在武周朝虽为君臣，却在家族的历史追认中同出一源。武则天的先世非常有可能是内附的山戎，而狄氏是自两晋十六国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羌人。北魏末期，武则天的武氏家族和狄仁杰的狄氏家族均迁移到山西境内居住，正式成为老乡。

武则天后来能够问鼎皇帝宝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个男人的推动：一个是在客观上为武则天登上皇帝大位铺平道路的李治；一个是帮助武则天坐稳皇帝宝座的狄仁杰。

高宗李治之所以支持乃至力挺武则天从幕后走向台前进而执政，主要是出于对身后事的忧虑。太子李显不堪重任，以致高宗竟然不得不提前指定接班人的接班人，以解决大唐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开耀二年（682）三月，高宗立太子李显刚满月的长子李重照为皇太孙，这不只是在隋唐，就算在之前的历史中，立皇太孙也少有先例。但很快高宗就悟出更深一层的政治逻辑，那就是即使提前册立皇太孙，提前给太子确立接班人，也不能解决太子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对太子没有信任、对孙子没有信心的情况下，高宗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生活伴侣兼政治助手的皇后武则天身上。因此，高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主要工作就是为武则天全面主政营造舆论，排除障碍。永淳二年（683），高宗驾崩，在遗诏中正式赐予武则天最高权力，“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

垂拱二年（686），武则天把狄仁杰调任冬官侍郎（工部侍郎）。这是武则天和狄仁杰第一次正面接触，为君臣二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帝，作为登基时已经六十七岁、年近古稀的开国之君，武则天的武周政权从建国开始就面临一个死结，这就是接班人问题。从690年登基到698年复立儿子李显为太子，历经九年的风风雨雨，武则天终于认识到她只能在丈夫和儿子中间做一个过渡性的女皇，武周不能也无法推翻李唐。

武则天之所以在立储为题上听从狄仁杰的建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狄仁杰是从武则天的切身利益考虑，才提出要确立李氏儿子的接班人地位。毕竟只有李氏儿子继位，才能确保武则天身后的政治地位不动摇。而这，也是武则天从根本上对狄仁杰信重的原因，因为她明白，狄仁杰是真心要护她周全的。

在狄仁杰为相期间，武则天大规模破格使用的人才，狄仁杰为朝廷举荐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出身自庶族地主家庭。因此，从更宏大的视角观察，狄仁杰的举贤与武则天的用人，客观上都是使朝廷官员的主要成分从门阀贵族世家逐步转化为庶族地主子弟，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政治从贵族高门政治向普通官僚政治的转型。

久视元年（700），没能看到李唐王朝归来那一天的狄仁杰，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间。武则天仰天长叹：“朝堂空矣！”

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等在玄武门发动神龙政变，武则天被迫传位于太子，宣告天下江山从武周回归李唐。女皇退位后，中宗献上“则天大圣皇帝”尊号，武则天之名即由此而来。十一月二十六日，八十二岁的武则天在洛阳上阳宫仙居殿病逝，遗命不再称皇帝，改称则天大圣皇后，重新做回李家媳妇。

在狄仁杰的心中，对高宗李治的忠诚和对武则天的忠诚是一体的；对李唐的忠诚和对武周的忠诚是没有区别的。武则天是在李唐框架内经营武周帝业，狄仁杰是在武周政权中推动李唐社稷回归。如王炎平先生所言：“武则天是在唐兴周，狄仁杰等是在周保唐，以至于复唐。”在我看来，武则天和狄仁杰，就像是两条多核苷酸链，两人的合作与斗争就是连接两条多核苷酸链的各种碱基，从而构成了皇帝与宰相、君与臣、门阀贵族与庶出官僚的大唐DNA双螺旋结构。

在张柬之等发动“玄武门之变”后，在中宗年间又发生过两次“玄武门之变”。在整个唐朝，“玄武门之变”一共发生了四次。为什么四次政变都发生在玄武门？因为隋唐的长安城，宫城北门为玄武门，是入宫的要道。

第一次“玄武门之变”，是唐初，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权力的宫廷政变；第二次“玄武门之变”是“神龙政变”。

第三次政变发生在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当时中宗李显无能，皇后韦氏与武三思勾结总揽朝政，力图废除太子李重俊。李重俊被逼无奈，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假称奉诏，杀死武三思，随即包围了皇宫，索要韦后和安乐公主。当李重俊率军攻到玄武门前时，中宗受韦后要挟，宣布太子谋反，于是军士倒戈杀死李多祚，政变失败，李重俊最终也被杀。

第四次政变发生在唐中宗景龙四年（710）。这一年六月，韦后和安乐公主毒死中宗李显，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此后韦后妄图仿效武则天，谋划废帝自立。为消除敌对势力，图谋杀死相王李旦。李旦之子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先发制人，占领玄武门，重入皇宫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这也才有了后来李隆基登上皇帝宝座，这才有了玄宗的开元盛世和大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

我读书，向无远大理想，唯求尽情适宜。有的细细读，有的随便翻翻，有时细究详查，有时不求甚解，全凭喜好。我有时就站在书架前，也不读书，只是看着眼前几十本“汗青堂”出版的书籍，我现在不仅有不多的几个闲钱买书，还可以“读书自由”，何其幸哉。

吴鹏《狄仁杰与武则天：武周革命与平民官僚的崛起》，汗青堂出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6年3月1版，2026年4月2印，26.8万字，两日读完。“以读养读”在豆瓣“鉴书团”获得的第三本赠书，2026年读完的第49本，总阅读量第1664本。

“与后世的狄公断案等文学创作不同，从史书上记载的狄仁杰断案真实事迹来看，狄仁杰面对的案件几乎没有一件事疑难杂案，绝大多数案件均是案情事实确凿，法律依据清晰，所需要的，只是依律定罪。而这，恰恰是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态和皇权压力中最难做到的。狄仁杰面对压力仍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与压力的来源和施加者——唐高宗能适可而止的政治态度是分不开的。狄仁杰法治实践和唐代法治建设的启迪意义，也正在于此。”（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