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的欣赏和讨论，除了我们，还有家长加入。一个小时里有大俗到大雅的转变，有“原来如此”的感叹，有人性的无奈和宗法社会里强大道德力量的感慨，当然也有每次都少不了的我和局座大人秋蚂蚱的分歧，还有对“高考体”不是“写作”，只是应试作文的共识。这三季讲谈里，曾有近十位陌生人添加我，说自己喜欢读书，想加入这个“读书会”。当然欢迎。但他们迟迟都没有现身。

甜点时间过后开始新主题，主题十三“兼爱非攻：四门游观的太子、被流放的历史之父、出身农民的东方巨子，佛陀、希罗多德与墨子”。

印度半岛的悉达多太子，小亚细亚的希罗多德，黄河流域的墨子，几乎是同时期出现。

锦衣玉食不知人间疾苦的悉达多太子有次离开王宫，从东、南、西三门出游时，分别见到老、病、死的苦难相，直观体悟人生无常；北门遇见沙门后萌生出家之志，以寻求解脱之道。那时的印度半岛也是“百家争鸣”，各种学说并存。悉达多太子出家后，四处参访苦行，但都不能了脱生死，最后在菩提树下说不证菩提，不起此座，终于开悟成佛。所以佛不是神，而是人，觉悟了的人。

希罗多德写《历史》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如果一切皆是偶然，而人类的消亡是必要，将“历史”记录下来的意义何在？提出一个问题，埋了一粒种子。

诸子百家，“非儒即墨”，儒、墨两家占了多数。墨家快速崛起又迅速消亡的原因何在？

在先秦乱世，各家都希望重新建立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础，儒家靠的是礼，法家靠的是法，而墨家靠的是人。

墨子的“墨”应该不是姓，因为那时只有贵族才配有姓，有一个说法是有可能他长时间在外劳作、奔忙，皮肤很黑，所以称“墨”。钜子，亦作“巨子”，是先秦墨家学派对其最高领袖的称谓。墨者尊钜子为圣人，其选拔采取代际传承制度，拥有对墨者的绝对指挥权和生杀大权，同时钜子自身亦须严格遵守墨家纪律。墨者出仕需践行墨家道义，收入须捐献共享，违反者将被钜子罢免。

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却没有根基，完全靠人来推动和实现。问题就出在这里，墨家不只是一个学派，还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在这个组织里一旦一个人掌握了绝对的权利，就会直接导致独裁。

关于如何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假设了国家决策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君主一定是圣明的。但这个假设一开始就靠不住。于是墨子又为它做了解释，天子圣明是因为“天子之视听也神”。他能够无所不知是因为“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也就是天子的眼线耳目无处不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人人自危、信任崩塌，人人都是特务，互相监视、告发，岂不可怕？！所以墨家的天下秩序，听起来很美，但没有哪个君主会去做、做得到。“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凭什么？！

今天的居学，请学者们像两千五百年前的悉达多一样去游观。只是太子当年游观四门，而老贵阳有九门，所以学者们要“九门游观”——

收起手机，摘下耳机，去观察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他或她是什么髪型和长相、穿什么样的衣服、在做什么、看上去他或她快乐吗、可能是什么性格、可能正在经历什么、可能会有怎样的未来……然后站在镜子前观察自己，问自己：我和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下午讲谈结束，和一位旁听了上午的讲谈，参与了下午讲谈的家长闲聊，说也不知道这一天天的能有几位学者知道每周来讲谈的意义何在，又有几人从这里有多少收获。最后，只能说随缘罢，功成不必在我，而我必功不唐捐。

一天的讲谈结束，离开也闲书局时8元淘得旧书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杰克·凯鲁亚克《垮掉的一代》。上次读《在路上》和这本书是在2009年，一转眼16年了，家里那本早已不知去向。

回家地铁上，翻李辛的《儿童健康讲记》，“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是必须做的；有些书是一定要读的；有些菜是一定要尝的；有些运动是一定要做的；有些艺术是要去欣赏的；有些好玩的东西是一定要玩的；有些人是一定要见的。因为这些活动能够拓展、治疗我们的身心，在不知不觉中滋养我们。”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