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学就各种忙，难得有完整的时间看书。王小妮《上课记》不到12万字，但竟然一个星期才翻完，感觉和我的“教书记”很像。或许日后我的这些教书笔记也可以出一本书。

和王小妮一样，如果我们一直都是教师，就不可能诞生这些职业随笔；恰恰因为是一位转行去教书的，才对教育有了设身处地又不同角度的观察和思考，然而从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十年了，教育还是那样——

·我相信哪个人都有良知，同时，哪个人又都有苟且。现实正是我们每个人造就的，现状的令人沮丧是我们人人参与的结果。

·一堂好课像一部作品，有不可操纵性，它在进行中自我定位，自动选择脉络走向，参与者互相启发互相映照。我只负责启发，不拔苗助长。我永远面对现实，相信他们在自然长大的过程中自生出判断力，谁也不比谁高明，现实才是最高级的教授，是讲述希望唯一的导师。

·很多学生认为美和真实无关，真实不能写，够书写水准的应当是美文。这肯定和以往的教材只选取虚妄美文有关，可见教材害人多深。

·现在的大学生有几个读过《安娜·卡列尼娜》？我专门在大一的课上问了，四十九人只有一人看过这本书，是个女生，再问，只看了一半。我也没完整地看过这本名著。任何一本书都不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明年高考试题中确定要考托尔斯泰，下届学生一定人人倒背如流。谁的作品被选中谁的厄运就来了，他会被快速败坏，变成嚼蜡。

王小妮《上课记》，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12月1版，2013年3月2印，11.3万字。定价29.8元，二手四折购入。总阅读量第1306本。

老子，既是人名也是书名，而无论其人其书，俱皆成疑。

自《史记》首立传，老子之存在已疑点遍布。其姓氏虽云“李氏”，然“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无姓李者”，李是晚出于战国的姓氏。至于“名耳，字聃”，后人谓“名耳之说始自汉代……先秦典籍中皆称老子或老聃，没有一处称‘李耳’”，有关“聃”，钱穆先生认为，照《说文》之释来推想，“其实‘老聃’只是寿者的通称”。

二千多年来，五千言思想面目已极模糊。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被层累地造成”说，用于《老子》最为贴切。而《老子》到底是一本什么书，真相勘破，竟然一直要等到清末——

严复在其1905年所作《<老子>评语》中说：“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之真相也。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我为知言矣。呜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

颜渊问政，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礼已失，于是孔子欲以“仁”复之，岂不恰是应了“大道废，有仁义”一语？时有贤者往见孔子，出而叹道：“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者，“施政教时所振，以警众者也。”可见儒以仁义礼智信救世，正乃“六亲不和，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之验。就实质论，老子愤世与孔子救世对于现实的体认是一致的，并不矛盾。所不同者，孔子欲以救世者，老子断然认为不能救。在此，老子显出了思想的跳脱性，非但不信仁义智慧可以抑暴制暴，而且站在更远的前端，预言各种漂亮辞藻将化作假仁假义，反过来骗世害民。而历史果然证明“智慧出，有大伪”的警示入木三分，其情形代代不绝、愈演愈烈，甚至儒家纲常本身后亦不逃此命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真正质疑的是，社会究竟是把自己托付于那些救赎，还是使之置诸压根儿无须其匡扶之地？

陈柱先生1927年感叹说：“呜呼！老子之学，盖一极端自由平等之学也！”《老子》一书“蒙昧两千余岁，得严氏而后发其真”，“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严复此语当属两千余年来有关五千言的最重要论断。二千余年无人能道而严复言于1905年，确是时代使然。帝制时代，老子所言“治”，盖如鸡同鸭讲，终淹没于种种误读曲解。

昨夜读完李洁非《古史六案》的第六案《<老子>辩》，新知大长，也解了我前读《太平广记》老子一篇的惑。在宋代编就的《太平广记》里，老子既不“名耳”也不“字聃”，而是“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因“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天然，见于李家，犹以李为姓”又“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关于老子到底是谁，“或云，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顼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又“一云，守藏史。”这还不算完，又“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皆见于群书，不出神仙正经。未可据也。”这个正儿八经的玄幻要点在最后四字“未可据也”。难怪位于全书第一卷第一位，也是五十五卷“神仙传”中的第一位神仙。

与《太平广记》中老子的玄幻相比，七年级中国历史教材中言之凿凿说：“老子姓李名耳”前面也应加上“或云”二字才行，否则与《太平广记》何异？

李洁非《古史六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0月1版1印，硬面精装，18.7万字用了五天才粗粗读完，总阅读量第1305本。《古史六案》是真正学者的学问之书，史料充足，有辩有析，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有温故，有新知，值得二刷，甚至多刷，但感觉对文言文只是初高中语文教材那点底子的阅读者来说，门槛还是有点高。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自身的文言文基础不够好的误判。

昨天下午在红砖房学堂，女儿画画我读书，李洁非《古史六案》没读完，《王安石变法》一案，分析比较考据多，信息量大，结论有新知——

通过设条例司，神宗赋予王安石以财利制度更创权。后者手操这台他专用的国家机器，开始变法。变法中陆续颁布的影响最广、与所有民众关系均甚直接者有八，短短数年，变故踵续，波及千家万户，反对四起，抗议不断。新法缘何差评如此、孤立无助？右正言李常传达了普遍心声：“今条例司于浮费无所节损。日造罔民之法”，“剥民以无度”。以“理财”为目标的王安石变法，不从汰除弊政入手，却着眼于百姓腰包，这些变法条款一设计出来人们就发现是在赤裸裸地夺民之食、与民争利、增加民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钱”。变法严重斫伤民生，这是它遭抵制的真正原因，而非当今论者所谓进步与守旧之争。

世上之事不论以何种美名出现，但凡唯我是从就必入斜途，其所施行亦必祸事。王安石摒弃协商、群言堂，渴慕“能令政必行”的商鞅式独断，将异见人士打成“奸党”，以将反对者清除干净视为成败关键，这才是变法者真正可悲的一面。

神宗“自视眇躬”，王安石则向以当世伟人自居，故神宗以魏征、诸葛亮比王安石视为褒奖，而在王安石看来，自己起码堪比孟子。所以，比为韩愈也好，比作魏征、诸葛亮也罢，与其说令他引荣称信，不如像是遭到了贬低。王安石论事，素喜居高临下，发踔远之言。人目为不切实际，他却以为高屋建瓴。志大才疏、视己过高，以为博古通今足以经世济国，然实践证明他的很多做法有违常理，以至缺乏常识。连想护着他的乡党陆九渊都叹息：“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虽婉转其辞，意思实即志大才疏四字。比志大才疏更要不得的是食古不化、本本主义、盲目复古，变法方案措施基本抄袭秦火之后汉代伪书中的关于周代的记载，非但无关创新，实则多为复古。质言之，王安石变法与王莽改制大致是同样路数。

变法中，王安石还公然将国家制度与个人权威相绑缚，逼迫天下士人学子研修，运用某一个人的思想学说。此做法在古代绝无仅有。《宋史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传》：“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学官即官学，指国家设立和管理的教育机构及学校。“颁之学官”即将王安石个人著作公布和规定为国家法定教材，“主司纯用以取士”，是规定国家考试惟以王氏之说为题和标准答案。这一切是有科举以来破天荒之事。借改变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达成思想一元化这一点，为秦、明统治者不及。

探变法导入歧途之由，回避不开王安石的个性缺陷。然而言其个性缺陷，并非为造就其品质丑陋。个性缺陷严重，不等于品质低劣，这应当分清。名儒刘安世曾对门生言：“金陵亦非常人，其操行与老先生略同。”金陵即王安石，老先生则为司马光，刘安世昔从学司马温公，故如此称。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自始至终未诟病后者品质。作为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评王安石操行与其师“略同”，足见对其操行的佩服。似此高风亮节者而能害世的现象，李卓吾认为：“但知小人之能误国，不知君子之能误国。小人误国犹可解救，若君子误国，则未之何矣”，因为“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谌旭彬《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和张向荣《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两本在书架上在向我遥遥招手。

下午在红砖房学堂，女儿画素描一幅，我读书半本,李洁非《古史六案》读了《焚书坑儒与挟书律》、《失踪的皇帝》和《下西洋》三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奇《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说起来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但还是收获新知。

从商鞅、韩非到始皇三十四年，始皇颁布了李斯“焚书、禁书、禁言、禁学”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禁书令”和“挟书律”，某种意义上，后来两千年学术都在替始皇、李斯们放的那把火擦屁股。例如“禁学”，即只能“以吏为师”。这相当于说，教师这份工作，惟具官方身份的人可以做得，意即教育只准培养对当局政治有用的人才。这意味着教育事业严格服从国家意识形态，也意味着私学终结。先秦自孔子起私学勃兴，大量社会人才由私学造就，连韩非、李斯都是荀门弟子，没有私学勃兴便无“百家争鸣”之盛。显然，“以吏为师”等于对“百家争鸣”釜底抽薪。中国思想学术一段独特好时光就此结束，以后再不曾复还。（《焚书坑儒与挟书律》）2022年，各地教育局发文，要求民办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占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的比例控制在5%以下，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正史中关于建文帝的结局信息，止于两点：其一，朱允炆被宣布的死亡及死亡方式，都不是真的；金川门献降后，他并未死于南京紫禁城宫火，被葬尸体另属别人。其二，朱允炆虽未死于宫中，但怎样逃命、去往何地以及人生最终止宿，一切皆不可知。（《失踪的皇帝》）

人们现在力图忽略或淡化郑和下西洋的“踪迹建文”原由，背后为亟愿下西洋被“正名”为明王朝的一番远大抱负，以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辈争辉，从而证明在所谓“地理大发现”上，中国不特能和欧洲争其长短，甚而居一先驱地位。这是下西洋的当代话语核心。在对“地理发现”问题加以深究前，先要明确中西之间行为的三点不同：

其一，起因不同。郑和舰队之组建与出动，根本在于政治，欧洲人闯海起因则在于寻宝发财和打破地理束缚。

其二，难易迥然。下西洋举以倾国之力哥、达、麦虽各获西、葡国王首肯与委任，经费则非支诸国库，而由私人或团体赞助，藉契约方式分割彼此权责，实际是个人与国家间的一桩买卖。

其三，规模悬殊。七下西洋每次皆近三万人，并且下西洋的整个地理空间都笼罩在伊斯兰航海光芒之下，让两位“哈只”的后人郑和统领舰队，不论是航海经验还是外交之便，都有不容忽视的实际意义。而哥、达、麦所率人员数十至百余不等，船只少则三艘多则五艘，缺兵少药、乏粮断水，既要应对不测风云，又要抗命于残暴海盗剽悍土人，如麦哲伦即命丧南洋土著之手。

最终，哥、达、麦等所谓“地理大发现”，除了收获地理新知、打开贸易新路，重要成果还在于物种引入与传播，地球物种分布自兹大变，而下西洋无此建树，这结果的不同并不取决于动机，而在于所到为“未知”或“已知”。哥、达、麦既履以往隔绝未通之地，于是能得“新”物种；郑和舰队则于数百或上千年间阿拉伯人舟楫往来之地穿梭，故仅带回“麒麟”（长颈鹿）、乳香、胡椒之类，俱系过往已知之物。（《下西洋》）

本周的每天下午一点至五点，花卷都在中天花园御翠岭B18栋一楼的红砖房学堂画画。她画画时我就在另一间教室里看书。

今天下午翻完“汗青堂”丛书之一种，日本京都学派的第三代学者谷川道雄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九州出版社2020年11月1版，2022年6月3印，11.2万字。总阅读量第1304本。

中国历史在创造秦汉帝国这一最初的高峰后达到了极限，继而发生方向上的转变，其在第二阶段的发展方向上达到的顶点就是隋唐帝国。生成第二方向的重要契机，就是中国周边民族的勃兴，即第一阶段国家的形成。

7 世纪前期，正当日本大步迈向统一国家之际，中国大陆处于隋唐王朝的时代。无论圣德太子的施政，还是大化改新，都试图通过引进隋唐的文化和制度，从而实现日本的国家统一。这一时期中日两个世界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更确切地说，如果没有中国文明，也就不会有日本统一国家的形成。因此，谈及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时，隋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不可回避的话题。不仅如此，在民族国家黎明期受到的强烈影响，对塑造今后的日本社会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此中国第二阶段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周边世界第一阶段统一国家的形成，就这样被时代的线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当时历史的两个侧面。

初唐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站在中国重新统一的时间点上，对魏晋南北朝进行回顾，将各种文化加以综合和概括。不过，唐代对南北朝文化进行综合，这不一定是要否定后者，而是一种延伸。

作为一本写给一般读者的通俗小书，这本书的视角虽然集中于政治史，但并非单纯讨论王朝的更替，而是试图将历史的走向作为从皇帝、官僚、贵族、军团到胡汉下层民众乃至外部东亚世界这个群体的复合结果。

出于对三国的偏爱，关于东汉外戚、宦官和士大夫的政治角色分析，印象深刻，摘录整合以存：

先帝的皇后拥立幼年皇子继位，自己则作为皇太后监护皇帝，这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但是，对于皇帝这一公权力而言，幼帝与母后的血亲关系不过是私人关系而已。因此，不得已将政治的实权委托给外戚，这其实是国家权力私权化的第一步。因此，帝国的建立和延续，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政界到民众生存的乡里社会不断私权化的过程。外戚之所以能够掌握政权，是利用了辅佐幼帝的身份。但是拥立的皇帝一旦成年就要亲政，不愿被外戚摆布，就想要除去外戚势力，而外戚是不会乖乖束手的，于是皇帝最信任的人就只剩下在宫中照顾自己起居的宦官了。清流士大夫攻击宦官政治的首要依据在于，侍奉皇帝私生活的去势男子不应置喙天下的政治，皇帝本应在士大夫的辅佐下亲政。士大夫相信自己才是真正应当肩负国家政治的人物。他们之所以执着于此，是因为这保证了他们通向官场的道路。如此，他们维护名节的种种行为也就不那么纯粹了。

两日读毕王晓磊《六神磊磊读唐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版，20万字。总阅读量第1303本。

与李霁野老的《唐人绝句启蒙》和《唐宋词启蒙》二种相比，时代和年龄的不同明显。前者老态、说教、基础不扎实，后者鲜活、有趣、有料，就是一部刚从地里采来还带着泥的新鲜唐诗小史，“唐诗比他熟的，远没他文采好；比他文采好的，唐诗远没他熟。”也助我又更加清晰的捋了一遍唐诗、诗人和唐史。值得二刷。

一个诗人，当他没有了资格粉饰太平，断绝了机会拍马跪舔，往往才能放眼苍凉世界，书写心灵之声。可惜的是，宋之问的诗魂刚刚升华，肉体就必须毁灭了。（《宋家的长子》）这篇补上了我对唐朝诗人的认知中宋之问这位巨牛的窟窿。

王维其实很会写边塞诗。王维的边塞诗留下来三十多首，而著名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不过二十多首，而同样以边塞诗出名的李颀只有不到十首。（《“三百首”里不会有的那些“冷门”好诗》）我爱王维，但就像叶公好龙一样爱得虚伪。书架上，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版宣纸线装《王右丞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赵殿成《上海古籍出版社》，我就没有从头到尾翻完过。

唐诗都读得这么有趣，他的主业读金庸肯定放光。与其翻公众号零零碎碎花了时间又不连贯，不如读书。没忍住，淘了《六神磊磊读金庸》四折二手书，应花卷要求，顺手给她淘了七本水彩入门和手账的二手书，微信余额1.11元。说了不买书的。太座大人，我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