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九年级女生H还是没来校上课，倒是在读《震川先生集》，并且在微信上与我保持交流。这封信，即是回复她读书之疑惑的。

————

H展信佳！

《震川先生集·卷一》的《经解》，确实如你所理解的，就是对经典的解读。如果对古文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没有较深入的学习，读起来就比较困难。所以对《震川先生集》的阅读，你选择了难度最高的一种打开方式，并且坚持读完，实在是……作为语文老师，我也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表达我的想法，只能说“太棒了”——不只是你的学习能力，还有学习的态度和耐力，都让我感到吃惊，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具有这种“韧力”的学习者了。保持这种坚韧，一旦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方向，很短时间就能超越大多数同行者，抵达学术人生的第一个高峰，那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留在那里，留在你的舒适区里，继续快乐攀登。

你上周说对《经解》读不太懂，网上也找不到资料，把能翻译出来的都翻译了，但还是不能理解，希望我能讲解一下。乐意之至。

《经解》第一篇就是论“易图”，我就先来尝试讲讲这一篇的第一段，如有不当或不同理解之处，可一起探讨。

易图非伏羲之书也，此邵子之学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以八卦尽天地之理，宇宙之间，洪织巨细，往来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于象矣。后之人，苟以一说求之，无所不通。故虽阴阳小数，纳甲飞伏、坎离填补、卜数只偶之类，人人尽自以为易，而要之皆可以易言也。

中国私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当时他教学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给数量庞大的学生们（弟子盖三千焉）上什么课、用什么教材。现成的，合适的就略作编辑或拿来即用，如《易》、《春秋》；找不到合适的就自己编，如《诗》。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被推到学术和思想的统治地位，于是这些孔子选用或自编的教材就成为了所有读书人的课本而被尊为经典，《易》就成为了《易经》，《诗》就成为了《诗经》，我想这就是归有光《经解》论《易》的原因。“易图”指的是河图、洛书、六十四卦方圆图等用于解读《易》的图形。相传《易》为“三皇”之一的伏羲所作，所以归有光说《易图》不是伏羲所写的书，而是邵子即北宋邵雍的学术研究成果。“子”是古时对有学问读书人（青青子衿）或学者的尊称。

庖羲氏的“羲”通“牺”，庖羲即庖牺，这里仍然讲的是伏羲。

“王天下”的“王”读第四声（音望），名词作动词用，解作统治意。

当年，伏羲统治天下之时，抬头仰望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低头观察世间万物盛衰的规律，以鸟兽身上的花纹与山川沟壑的地形为蓝本，创作了八卦，以此来通达神明的仁德和世间万物与天地的呼应。八卦表示的是事物自身变化的阴阳系统，用“一”代表阳，用“- -”代表阴，用这两种符号，按照大自然的阴阳变化平行组合，组成八种不同形式，因此叫做八卦。所以八卦涵盖了天地运行的法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来今为“宙”，宇宙在这里是一个包含我们生活和认知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这里面，不论是恢弘磅礴的还是细密微小的（“洪织巨细”解作《文选·班固》：铺观二代洪纤之度），过去现在天上地下的，生死及其之间休养生息的，统统都是我们分类和分析事物、认识世界的手段和方法，但后来的人们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奥妙。即便如此，后人仅只掌握其中的一种理解和解读方法，竟也能做到对世间变化解读的无所不通。因此，虽然日月更替阴阳变化的推算只是一种小小技能，纳甲卜卦原则和飞伏解卦方法、为水主陷险的坎卦和为火主兵戈的离卦之间的水火调和互补、五行推算之类的机巧和推算，人人都自以为能够掌握其中要点而都可以《易》来解读了。

以上即是我对《易图论上》第一段的解读。如果要将《经解》中全部文章照此解读，估计字数将在整个卷一字数的十倍以上，可以另成一书了。所以除非我们可以采用面对面的对谈方式，否则，建议还是从卷十五的“记”入手。因为如《震川先生集》点校者周本淳的前言中所说，归有光虽然在仕途上蹭蹬终生，但却博览群书且著作等身。在其研究成果中，又以散文最佳。他的散文“不惑于群言，不慑于势利”，以文笔朴素简洁、善于叙事而为人推重。我们如果选择从他的散文来打开《震川先生集》，来了解归有光和他所处的时代，应该会是更适合的切入口。

另，总是浸泡在《震川先生集》中，恐怕有时候也会疲劳，所以也可以看看闲书放松放松——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两京十五日》

窦德士《嘉靖帝的四季》

豆总 上
二〇二三年四月廿三日

青州兵作为《三国志》中第一支，也是曹操的第一支“特种兵”部队，《武帝纪》用了不少的笔墨来交待和渲染其来源、组成和战绩。

《武帝纪》：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信力战斗死，仅而破之。购求信丧不得，众乃刻木如信形状，祭而哭焉。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这个记载算是事实，也不算事实。因为所谓的“黄巾众”，并不都是战斗人员，而是由少量战斗力不高且以宗教精神领袖为统帅的非职业战斗人员及其家属组成的，人数庞大的盲流。正因如此，所以才“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也就是拖家带口，没有余财余粮，一路靠打劫抢夺为生。这样的乌合之众一没有战斗力；二是能聚集在一起全因人多好办事，打劫也能劫个大的，而不是小打小闹劫了上顿没下顿；三是聚散随机，没有凝聚力，遇强则散，遇弱则聚，靠的就是欺软怕硬。所以鲍信的判断和作战方略是正确的，“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先把自己的城守好，让这群流民强盗想找人打架又找不到，攻城又没有能力，必定要么转去到别处找人打架抢劫，要么就此散伙，这时再派出精锐部队攻击要害，必定就能取胜。然而刘岱或许是没脑子，或许是过度自信，反正没听鲍信的，出战果然被黄巾众所杀，盲目者死于盲流中，也算是死得其所。

兖州无主，“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对于送上门的兖州，曹操当然不会拒绝，于是“领兖州牧”。然而，如果兖州的军政各级部门中如果没有自己的人，那这个州牧也就只是个名义上的招牌而已，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好处，难有作为也就算了，还要担风险。并且在初平元年以袁绍为盟主的讨伐董卓联军中，鲍信是起兵的联盟成员之一，也即是创始股东之一，而曹操当时只是“行奋武将军”，也就是代理的奋武将军，一个杂号将军，即是初创团队中一个高级打杂的。并且这个杂号将军还在他指挥的与董卓军徐荣的第一战中大败，不但“士卒死伤甚多”，自己还中箭落马，要不是堂弟曹洪把自己骑的马让给他趁夜逃掉，自己也可能就这么挂掉了。所以在后续的盟军战斗中，这个奋武将军失去了原本就很有限的统兵权，军事建议也无人再听取。由于自己的兵力本就不多，又在之前的战斗中死伤甚多，留在联盟中再难有作为，只好退出联军，与夏侯惇去扬州募兵，得到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给的四千多人，但一路叛逃，等到河内只剩下千余人。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曹操得到休整，实力有所增强，但面对鲍信，在实力、人事、情感上还是感到难以处理。于是就顺水推舟，让鲍信“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信力战斗死，仅而破之。”鲍信如若取胜，赶跑百万黄巾众这个大患是新兖州牧曹操的一大功；如若鲍信败了，削弱兖州的军事实力，为安插自己人创造条件的同时，也可借此试探黄巾众的军事实力，为后续战斗积累经验。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战场瞬息万变，不可能一招鲜吃遍天。鲍信在东平城可以以逸待劳，但这次是独自面对百万黄巾众，而且还是走投无路的“穷寇”，所以就算拼死战斗也只是勉强击溃（其实是战败），最后连尸身也找不到，只好“刻木如信形状，祭而哭焉”。这个“哭”，多少有点欣慰的意思在里面。

曹操以鲍信试探出了百万黄巾众的军事实力后，“追黄巾至济北”，这时又饿又疲惫的黄巾众不是曹操军的对手，只好乞降。但百万之众，曹操再缺兵力也不想也不敢接收，一是哪一天没伺候好这百万人反了谁压得住？二是这就是每天都要吃饭的百万张嘴啊。曹操是又想收编这群非职业军人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又不想付遣散费安顿他们的家眷。怎么办？一个字：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冬天。

冬天来了，这百万众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只好无条件投降。曹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但不是谁投降都收留，而是“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以当时曹操的实力和黄巾众的战力来看，“青州兵”的兵力不会超过一万人。

那曹操的这第一支特种兵战斗力如何呢？

第二年（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在匡亭、封丘、襄邑、太寿、宁陵、九江，杀得袁术节节败退；在徐州，“征陶谦，下十余城”。第三年（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又去征讨陶谦，又攻下五座城；在得胜回师的路上，不但打败了不自量力来袭击的刘备和曹豹，还顺手攻下襄贲，这次出征可谓收获满满。

“青州兵”成军两年，逢战必胜，想必这时候的曹操对这支部队是相当满意的。从这些战绩是否就可以说“青州兵”是三国时期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呢？不行，至少这时还不行。因为不论是袁术、陶谦还是刘备，都不具备相当的军事实力，也都只是二三流的军事统帅，打败这样地方割据势力的杂牌军，算不得强大。

就在这一年（兴平元年），曹操和他屡战屡胜的青州兵在濮阳遇到了吕布，并在吕布的骑兵面前一触即溃，曹操在乱阵中被火烧伤了左手掌，又从马上掉了下来。这次把自己的马送给曹操助其成功逃跑保住了性命的人是楼异。此战“诸将皆怖”，最终“与布相守百余日”，遇到蝗灾两方粮尽才各自罢兵而去。这一战让曹操认识到，“青州兵”要成为一支一流的军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学时作为蹲坑读物，翻过两三遍《三国演义》，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细节。后来为了遮眼睛混时间，零零碎碎翻过《三国志》一些人物传记。2017年到学堂后，因上课需要，重温了两套书中与课程相关的章回和人物。从2018年12月到2020年12月，《三国志》陈寿本书加裴松之注不到70万字，用了两年时间读了一遍，也就是有读过了而已，到现在两年半过去，差不多又忘得干干净净。

这个学期，鼓励对历史略有兴趣的八年级学生S发起了社团——历史研究社，作为历史老师，自然也加入其中。四月，社团的主题是“三国”，准备带着社团发起人S一起读中华书局版繁体竖排《三国志》。这次再读，没有明确的目的说要在多长时间读完以得到什么结果，只是重在发现和趣味，所以有了一些以前读时没有的小收获。有一点记录一点，说不定可以有一个系列的读书笔记给自己的两个娃以助饭后谈资。

在《武帝纪》中开篇就读出一个关于曹操身世的云云雾雾：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先说曹操是汉相国参之后，立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定论。中常侍是西汉时皇帝近臣，给事左右，职掌顾问应对。东汉时中常侍已非加官，而成为有具体职掌的官职，多以宦官担任此职。长秋宫是汉朝皇后之住所，大长秋为长秋宫所有官属的负责人，也由宦官担任。宦官曹腾无后，认曹嵩为养子，而曹嵩是谁“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也就是说没人知道曹嵩的出身和家世。曹操是曹嵩的儿子，开篇说曹操是“汉相国参之后”是牵强附会，为曹操为武帝埋了一条“根正苗红”的出身，其实他是个不知父亲是谁家子的“野孩子”。而曹腾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孙子，后来又被曾孙曹丕建立魏后追尊为高皇帝，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也是唯一被追封为皇帝的宦官。

关于曹操的身世，《曹瞒传》说曹操先祖是黄帝，这个就扯得远了，不靠谱。要按照现在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说法，我要说我家的先祖也是黄帝也不是不可以。《曹瞒传》还说曹嵩是夏侯氏之子，夏侯惇的叔父，因此曹操与夏侯惇其实是堂兄弟。这个说法也不靠谱，但《三国演义》在第一回里交待曹操的身世是：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冒姓曹。所以曹操是曹嵩的儿子无疑，但曹嵩是什么人呢？

一切经典本质上都是基于那个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问题的回答与思考，那么要真正读懂它并且读得心领神会，只能是因为：第一，你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第二，你认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你现在所处的时代有相似性，而且你能理解其相似性以及不同性在哪，由此批判地理解他的思考对于当下的意义。所以，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引向真正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从经典到经验》）

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给理想一点时间》）这句是美国第38任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的话。

一个道理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创造多少美学上的新鲜感或者提供多少智力上的游戏感，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回应现实中的问题。（《贵族范儿》）

寄希望于持续的政策创新来替代权力结构的改革，也许能走到莫斯科，但很难抵达罗马。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个国家或许也是。（《弹性的限度》）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观念的水位》）

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

理解一个东西是什么，最便捷的方式恐怕就是去观察它不是什么。一个互动型的服务性网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灌输型的宣传性网站：它的头条新闻不是“市委书记某某某在某某某会议中指出……”，它也不在显眼的位置上报道“某区认真开展专项执法活动”，它不为“我市加快集群产业集约发展”大声喝彩，也不为“市领导和工作人员踊跃为困难群众捐款”感动不已，它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而且仅仅和普通人鸡毛蒜皮的生活有关系，告诉你垃圾怎么处理，没钱住房子了怎么办，停车场在哪。（《让政治变得家常》）

能确保一个政治家为民服务的不是他的出身，而是政治制度——一个具有法治、制衡和协商精神的制度。制度大于出身，这才是民主的要义。（《有亚洲特色的民主》）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富人“穷得只剩下钱”，套用这个句式，世界上有一种强权，“虚弱得只剩下暴力”。如果那些东欧领导人知道另一国的领袖可以在几千万人饿死之后还享受民众如痴如醉万岁万岁万万岁，肯定会大惊失色进而妒火中烧。（《当他们开始用脚投票》）

没有一个人能搞垮一个国家，能搞垮一个国家的，只有这个国家的制度本身。（《那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人》）

我当了几年老师，改作业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最差的论文往往是最难改的。因为你要评论一个人的论点，首先要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差论文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它在说些什么。（《大家一起来算账》）心有戚戚焉。每天交来的语文作业中，少数几位长期词汇贫乏内容空洞不知所云，但又不能不留下批改过的痕迹，于是只好将错字圈起来要求订正。

刘瑜《观念的水位》，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1版，2016年7月2印，21万字。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319本。这本书是刘瑜的专栏和随笔集，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所传递的信息，相比它们零散的存在更加的清晰和有力，在豆瓣，我给了四星的高分。“环顾四周，被颠倒的‘国’与‘民’关系仍然远未被拨乱反正；习惯性谎言对人的智力羞辱还在继续；一句‘制度的问题’反复被用以推卸作恶中的个体责任；政治问题道德化或经济问题道德化，为民粹主义培养着延绵不绝的土壤；以儒家观念或者西方极右话语否定‘政治平等’之价值，将自身预设为精英后翘着兰花指赞美前现代式的精英主义；对精致品味与审美旨趣的追求遮蔽了很多知识分子的真问题意识……这本书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既需要对国家之顽固、也需要对普通人之麻木，乃至知识分子之矜骄说‘不’。”

这是一片盛产皇帝的土地。土地越是贫瘠，当皇帝的冲动就越是不可阻遏。他们眼中闪动着亢奋和凶险的光焰，自告奋勇地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不幸的是皇帝的名额只有一个，四海之内，只能有一个真龙天子。为争夺这个法定名额，他们彼此间要打出狗血，把流血和死亡当做自己的选票。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吴三桂不服朝廷撤藩，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开启“三藩之乱”，反了。19岁的康熙在昭仁殿里迎来了他执政生涯的最大危机。

说起大清王朝的开国功臣，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吴三桂。那不仅仅是因为在1644年，统领关外兵马的吴三桂背弃了与李自成已经达成的默契，把潮水般的大清军队放进关内，导致大明王朝彻底倾覆和李自成的功败垂成，更因为他紧紧咬住败退的李自成紧追猛打，直至将他彻底剿灭；在这之后，又替大清王朝铲除了南明政权，用弓弦残忍地绞杀南明政权最后一位皇帝——永历皇帝，让大清王朝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稳定是最大的道德，在此之上不再有什么别的道德。于是，“宁杀三千，不放一个”就成为中国皇帝最执着的信条。康熙无疑也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吴三桂完全是半斤八两。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爆发，根本原因是，在极权社会，存在着一种权力守衡定律，即：权力总量是一定的，一个人的权力增大，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权力减小。即使在皇帝与臣子之间，这一守衡定律仍然存在。因此，康熙与吴三桂之间为争夺有限的权力资源而爆发的冲突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个性的冲突，而是命运的冲突。他们或许都不想冲突，但他们都躲不开。

有清一代，中国的皇权专制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这种皇帝权力的最大化固然带来了清初的盛世，但是“一统就死”的效应并未发生改变，空前的盛世，是以空间的禁锢和僵化为代价的。

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昭仁殿：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2016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8本。“故宫秘境文丛”六种，全部读完。

在接近六百年的时间里，紫禁城里只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朱，一户姓爱新觉罗。人的命，天注定。这世上没人能比宫墙内的皇子们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在帝王宫殿内部所奉行的“出生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那个庞大的整体。

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孩子一个时辰后，就在坤宁宫里咽了气。这个孩子就是胤礽。一年半后，康熙正式宣布立胤礽为太子。早早选定接班人，康熙无疑是想确立一个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只有这样，无论王朝还是胤礽个人，都会少走弯路，才能避免自家骨血为争夺皇位而陷入混乱与残杀，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然而，后来康熙两度废掉这个他亲选的皇权接班人，同时杀掉和监禁了一批曾与太子亲近的官员，并将其幽禁在寿安宫中，直到自己去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第四子胤禛继位，雍正王朝拉开大幕。在这一出辉煌的历史大戏幕后，是雍正对亲兄弟们的残酷迫害。对于前太子、皇长子胤礽，雍正更不会网开一面，继续关押使他在雍正十二年死去。这即是吴稼祥所称的“稳定悖论”——为了稳定，确定嫡长子预立皇储制，结果皇子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更加不稳定。这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先天缺陷。这个缺陷很难克服，因为这是个制度问题。

一个王朝，往往在它建立的初年就达到峰值，以后便是一路滑向深渊。这等于前辈帝王们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对自己的后代进行诱杀。康熙不相信这个能量递减的定律，他志在摸索出一条严格的皇帝培养和训练制度，但他没有成功。这个不是教育的问题，这个制度问题，教育解决不了。

张宏杰说：“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非常弱智。”因为“如果限定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所谓的嫡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很可能比赌博掷骰子时一次掷出六点都要难。”这种缺陷，无疑为弑父弑君、篡权夺位打开了方便之门。

皇帝的极端权力，必将通过极端方式获得，又通过极端方式维持，这种极端方式就是暴力。所以相互猜忌和自相残杀从来都是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他们信奉的，不是《礼记》中设想的最佳政治体——“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私”，这个“私”，就是皇族一家，甚至是皇帝一人。亲兄弟明算账，因为这个账不是小账，而是关乎江山归属的大账。在这个大账面前，手足兄弟也断无情义可讲。为了这个“私”家利益，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儒生因此也与帝王永远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对于帝王的残暴，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无论多么远大，都束手无策。

当一个皇帝决定把皇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意味着他已经摒弃了那个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血缘是一条红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逾越。考试制度固然可以为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但皇帝选择制度不变，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面向全国，公开、公正、公平地选拔皇帝，帝国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然而，假如公开选拔皇帝，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悖论。

吴稼祥说：“如果把帝禹登基看做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到今天，四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这样一个政治困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涨潮和退潮，带来带走的只是一些鱼蟹和泥沙。

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寿安宫：天堂的拐弯》，2016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7本。

公元1795年，是乾隆六十年。这一年，乾隆85岁。如山的奏折，他已不堪重负；目光浑浊，他已无力再见帝国的远方。阅尽春秋的乾隆在紫禁城起起落落宫殿一角，建立了自己的退隐之所。“倦勤”，说明他累了，要由“公共的”乾隆，退回到“个人的”乾隆。但他看得见生前，却望不断身后。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5年，乾隆皇帝正密切地关注着宁寿宫兴建，美国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批准了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这一天（7月4日），从此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法兰西发生大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君主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土崩瓦解。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写下《十全武功记》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已经成立，路易十六在第二年被推上断头台。

一百多年后，公元1905年，咸丰皇帝的遗孀慈禧太后与大臣端方探讨立宪、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端方直言不讳地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他的意思是，只有放弃相当的权力，才能得到永久的权力。端方在后来的奏折中说：“20世纪之时代，断不容专制之国更有一寸立足之地。”只是这“觉悟”来得太晚。

周二和周四是一周里比较“艰难”的两天。周二在校时间长，早上八点到校，晚上九点值完晚自习的班离开，在校十三个小时；周四，全天除体育课外共八节课，我要上五节，其中还有四节是两个连堂。

今天守晚自习，不想备课，翻完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倦勤斋：乾隆皇帝的视觉幻象》，2016年4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6本。

或许只有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由无数种小书组成的大书，称“部书”,“类书”，也称“丛书”。这样的书，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明代有《永乐大典》，但与《四库全书》相比，都只是九牛一毛。所谓《四库全书》，就是一部基本囊括古代所有图书的大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所以才叫《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约3.7亿字，而《四库全书》则差不多10亿字。《四库全书》犹如一座由无数单体建筑组成的超级建筑群，与紫禁城的繁复结构遥相呼应。在这座文字的迷宫中，林林总总的目录犹如一条条暗道，通向一个个幽秘的宫室。然而，无论一个人对于建筑的某一个局部多么了如指掌，他也几乎不可能站在一个全知的视觉上，看清这座超级建筑的整体面貌。

我们不妨做一道算术题：一个人一天读一万字，一年读400万字，50年读两亿字，这个阅读量足够吓人，却也只占《四库全书》总字数的五分之一，更何况面对这部繁体竖排、没有标点的浩瀚古书，一个职业读书家也不可能每年读400万字。一个人至少需要花上五辈子，才能领略这座纸上建筑的全貌。20世纪学者中，只有马一浮一人通读过《四库全书》，但也只是据说。

图书馆里，即使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16开压缩影印本《四库全书》，也有1500巨册，即使不预留阅读空间，密密麻麻排在一起，也足够占满一整间阅览室，让我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局促。《四库全书》的珍本，全部线装，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四百六十万页，当年在紫禁城里，甚至需要一整座宫殿来存放它。那座宫殿，就是文渊阁。

周末闲翻书，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文渊阁：文人的骨头》，2016年4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5本。粗略以每本书20万字计，我的阅读量也有2.63亿字，颇感欣慰。

翻完这本写书和读书的小书，想起游学课中关于一个人读不读书会对一件事做出什么样的判断的事——

中学游学广州组师生制定的计划里，有长隆欢乐世界一天的行程。因为与游学的主题和学术性无必要性和关联性，作为游学课教师，我认为行程天数可以不缩减，但这一天的活动须自费。学生不想自行承担这笔费用又无法说服我，撺掇随队教师Z来。她说：“我看美国游学活动也有一天的行程会去到环球影城，除了去名校学习去博物馆参观，游学过程中安排这样的环节让学生们放松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美国与广州，环球影城与长隆，我觉得二者没有可比性。”我说。

“环球是美国的招牌，长隆是中国是广州的招牌，为何没有可比性？”她不依不饶，最后说要把“环球和长隆是否可以相提并论这个话题放在中学部会议上大家一起讨论”。

果然，她在中学部会议的最后提出了这个议题，并得到了另三位老师的附议。我严词拒绝游学承担这笔费用，并且绝不认同“长隆是中国是广州的招牌”一说。如果不是事关我任教的课程，此种观点根本就不值一驳。

长隆什么时候成为了广州甚至是中国的招牌了？且不说“招牌”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否恰当，一个建城史超过两千年的城市，一个有信史记载近三千年的古国，二者的“招牌”怎么可能是一个建立才三十余年的旅游度假区？但凡多读几本书也不至于如此大放厥词说出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话。

上个月还从学生那里得知，Z作为上个学期的八年级历史课任课教师，一个学期的历史课就在带学生看一部有62集之多的连续剧《隋唐演义》。但凡多读几本书，也就不会拿演义当历史，拿演义改编的连续剧当历史教材了。这样的历史常识空白者是怎样成为历史教师的？这样的教学事故是怎样发生并持续一学期的？过去三年，总是有一些让人感到莫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