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没有连贯的逻辑，被种种偶然所塑造。在这偶然中，你铸造出自己意义的扁舟。它注定一刻不停地飘荡，与无穷的他者相逢。”许知远在《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这套丛书“自序”里的这句话，在我看来也正好是“十三邀”的脚注。

《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这套丛书一共五册，收录《十三邀》第五季至第七季的对话。《在历史的远处》为其中之一，重新编辑整理了傅高义、王赓武、锺叔河、钱理群、葛兆光、何怀宏六位国内外人文学者的对话内容。

从傅高义处，对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为什么大清失败了，而日本成功了，得到了新的视角——岩仓使团。“我没有什么特殊天赋。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就是真实地生活在日常中”。在AI时代，“真实地生活在日常中”是一种尤其可贵又难得的勇气和能力。

王赓武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教学者，连教育者我都没有资格。教学为主，就是如此。”当下只会让学生刷题背书的“教书育人”者们看到这句话，会有怎样的想法？大概率是没想法的。因为现在教书的，大多不读书。

钱理群、葛兆光两位，都“下放”到贵州来过。钱理群1960年到1978年，在安顺卫校和师范学校教了十八年书，我1977年到1995年间在安顺断续生活了十四年，度过了从出生到青年。并且也曾经闲逛去过卫校和师范学校，虽然那时还不知道有钱理群，但几十年后读到对他的访谈，也算是与“准大师”有了“近距离”接触——“以我现在处的地位和条件，我应该成为大师，但是成不了，不是我不努力，是历史的局限造成我达不到。不仅我不是，周围的人都不是。”“我觉得教育的目标并不是说有一个现成的标准，让学生这么去做，而是向他展示，人的生命选择会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每一代人都要找到自己的问题，自己去面对，自己去处理，这样前代人的各种声音才可以成为你的参考。”我认为这也是我每周在也闲书局讲谈的意义之一。

葛兆光，1968年到1978年在贵州凯里县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当工人。作为黔东南州的首府，我2000年前后那几年的NGO工作里，每个月都要经由凯里去往不同的苗族、侗族、瑶族村寨工作。那些偏远的寨子和几十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发展。“当年在苗族地区插队，给我最大的正面影响是什么？第一，我知道底层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第二，我知道非汉族是什么样，你应该怎么样面对非汉族的文化或者说边缘的文化。但是对我也有负面的影响，可能因为我曾经在那么底层的地方生活过，也许我的底线很低。所以我经常讲，我们那一代人，做好事可能很伟大，做坏事照样很可怕，因为底线曾经被摧毁过，所以我不觉得苦难都是正面的。有些人也曾经在苦水里面泡过，可是他未见得就觉得人类不应该受这样的苦难，也许他会反过来想，你们都应该受一受那样的苦难。过去的苦难，并不都会转化为我们现在说的正能量。只是说历史学者有一个好处，过去的经验让你在读历史文本的时候，有一种代入和切身体会。我不会轻易地相信文献上所说的东西。”“顾颉刚的日记大半是真的，也有一些是自我标榜，因为顾颉刚自视很高。顾颉刚以前是院士，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学部委员都没他，他夫人就认为他被贬低了。他夫人追求进步，可是她成分不好，当过国民党国大代表，为了特别强烈地表现自己追求进步，逼着顾颉刚要怎么样进步，尤其‘文革’的时候，经常啪啪啪扇他耳光，他记日记就说今日掌掴，厌骂数次——骂我骂了几次，掌了几次耳光。”我看到这里，叹气一声，何至于此。

何怀宏：“小时候我曾经想做一个图书管理员，那时候无书可读，看到人家在图书馆里做管理员，每天可以进书库，就很羡慕。”这也曾经是我的梦想，后来自己的书慢慢多起来，到现在有五千多本，几辈子也读不完，就自己给自己建了个“家庭图书馆”，自己当了“馆长”和“图书管理员”，也算是梦想成真。毕竟“每个人都跳不出自己的时代。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时代做你尽量能做出的最好的事情。”“如果我们过分追求全面而彻底的平等，平等就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最后可能得到一种你不希望的平等——一人之下的众人平等，其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一个最高的集权统治者；或者可能出现一些人以虚假的名义为自己的特权捞取好处，它依然是不平等的，是更坏的不平等，因为它的标准甚至是恶劣的。从人性、从人类历史的观察来看，全面而彻底的结果平等，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许知远《站在历史的远处》，《十三邀Ⅱ：行动即答案》丛书五种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1版，2025年2月2印，购于也闲书局。2026年第30本，总阅读量第1645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