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国志》如果不读裴松之的注，会错过很多精彩之处。如对官渡之战中，曹操兵力是史书所说“兵少不敌”还是“真实”情况下势均力敌的分析，就十分有说服力。

裴注：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按《钟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余匹，繇马为安在哉？

这段注说的是曹操起兵时已有五千的兵力，之后胜多败少。破黄巾军后“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这里的说法不严谨。曹操并没有全部接受三十万投降的黄巾军，只是“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以当时曹操的实力和黄巾众的战力来看，“青州兵”的兵力不会超过一万人。（见《再读<三国志>之二：青州兵成军初期的战力》）就算征战损伤，裴松之认为曹操的军队人数也不应“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这么少。并且，“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曹操就算不懂临机应变，也不至于以仅数千的兵力长时间与十几万人对抗。袁绍军队扎营数十里，曹操也能“分营与相当”，这样的兵力也不会少。如果袁绍的兵力是曹操的十余倍，自然会将曹操的军队围困。但这期间曹操派徐晃袭击袁绍的运送补给的车队，曹操又自己出击淳于琼，这说明袁绍的兵力并不能压制曹操，也又说明了袁曹的兵力虽不至于相当，但至少不至于相差十余倍。第三是“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各种记载都说曹操坑杀袁绍的士兵七八万人。八万人溃散奔逃，八千人怎么可能将他们抓获？并且袁绍的溃兵也不会束手待毙。所以由此得知，曹操的兵力也不会是仅有数千人而已。最后按《钟繇传》的记载，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钟繇为司隶，送马二千余匹到曹操军中以补充军用。但《本纪》及《世语》的记载都说曹操当时只有六百余匹马（骑兵），那钟繇送至军中的还有一千多匹马去了哪里？

所以，官渡之战极大可能不是一场“历史定论”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更有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争霸之战。这一战的胜利，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奠定了基础。那既然是势均力敌，并且曹袁两人身边都有大量的战将和谋士，曹操缘何取胜，袁绍又缘何失败？原因就在“从”与“不从”上，也就是再读《三国志》之五要讨论的，袁绍身边沦为花瓶的智囊们。

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的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书，都是注定的。

最早是在董桥的书里知道《鲁拜集》，后来又在好几本书里看到这个书名，最近是一个半月前在《伦敦的书店》里又读到，杨小洲千山万水在伦敦，高价购得一本1884年美国波士顿霍顿·米福林公司出版伊莱休·维德绘画《鲁拜集》。这个版本的《鲁拜集》是石板画对开本，厚厚的纸张每页印两幅绘画，背面空白，对折后用胶布粘贴成书，当年仅印刷装订出100部。1909年书籍装帧家弗朗西斯·桑格斯基与同事们耗时2年，将其中一部制作成为豪华版，其中拼接嵌入了4967块各种颜色的羊皮，烫了100平方英尺的金叶脉纹，镶嵌了1050颗精美宝石。不幸的是，这本被称为“史无前例的装帧典范”的最豪华的书与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邮轮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在了大西洋底。

《鲁拜集》的原作者是波斯的奥玛珈音（1048―1131）。那时是中国北宋庆历八年到南宋绍兴元年间，是伊斯兰文化的全盛时期。珈音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诗人，在三次方程式和历法领域成就杰出，创作了一千多首“鲁拜”，即波斯的四行诗，19世纪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将其中百余首译为英语，结集为《鲁拜集》。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又译费氏结楼，英国作家、诗人，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由于家族富有，一生过着隐居的乡绅生活，以翻译《鲁拜集》而闻名于世。

今天读完的这本《鲁拜集》，即为19世纪英国文学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20世纪物理学家、诗人黄克孙的七言绝句汉译本，并收录插画家埃德蒙·杜赖克、罗伯特·斯图尔特·谢里夫斯的高清精美彩插共26幅；装帧采用硬面精装烫金，书口3面刷金工艺，译林出版社2020年11月1版1印。总阅读量1325本。

译者黄克孙（1928—2016）生于广西南宁。1953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博士学位。物理著作除学术论文外，有《统计力学》及《量子场论》等英文专著多种。人文方面著作有《易经》英译本、《鲁拜集》中译本及诗集《沧江集》。一位物理学家将一位八百多年前波斯数学家的诗从英文译成中文，并且还以辞藻优美、意境灵动获得了被誉为“博学鸿儒”“文化昆仑”的钱锺书“黄先生译诗雅贴比美FitzGerald原译。FitzGerald书札中论译事屡云“宁为活麻雀，不做死鹰”（better a live sparrow than a dead eagle），况活鹰乎？”的称赞。

“当代再无大师”，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现实。这一是因为当代启蒙教育的缺失，另一个原因是民国人他们的文化底蕴是富有厚实的，他们背靠中国文化，天然富有，既站在传统文化的肩膀上，又能接触西方文明，因此“中西汇通”。当然，民国从教者的人格独立性和学术独立性，也都比当代人踏实得多。而我们当代人在精神气质、文化上是穷困的，我们是从零起步，是“穷人教育”。从“富人教育”到“穷人教育”，其中有历史的进步，但教育变得“粗浅”、民粹、意识形态化，教育本身发生了变异。现在的文盲肯定比以前少了很多，但何为“有文化”，何为“读过书”，这在东西方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常说“知书达理”，读过书的人应该是讲道理的。我们现在都不是文盲了，但很多人也都不懂礼节、不讲道理、不知廉耻、更无法无天了。所以要两方面看待问题，今天的教育带来的问题比以前更多。（《余世存：“当代再无大师”是很悲哀的现实》）还好我有阅读可以抵御这一眼望穿但又深不见底，荒诞又无奈的现实。

黄克孙的译文有多好？试举几例摘抄于下：

With them the Seed of Wisdom did I sow,
And with mine own hand wrought to make it grow
And this was all the Harvest that I reap’d——
“I came like Water,and like Wind I go.”
辜负高人细解蒙，
希夷妙道未能通，
此心本似无根草，
来是行云去是风。

What! from his helpless Creature be repaid
Pure Gold for what he lent him dross-allay’d—
Sue for a Debt he never did contract,
And cannot answer—Oh the sorry trade!
天赐人间自在身，
形骸放浪是元真。
此生哪有他生债，
未向苍天借一文。

Said one among them—“Surely not in vain
My substance of the common Earth was ta’en
And to this Figure moulded,to be broke,
Or trampled back to shapeless Earth again.”
弯弯壶嘴似峨眉，
手做泥壶为阿谁。
随手捏成随手碎，
到头还是一堆泥。

我认为“到头还是一堆泥”句最后三个字，调整一下顺序为“到头还是泥一堆”更佳。

终于在第1325本的《鲁拜集》这里，我的阅读勉勉强强算是把基础打底应该读的书多多少少读了一点，完成了初阶。明天继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末了，在书名页写“拜读再三，摩挲不已，人世俯仰已千年。2023.5.2”。“人世俯仰已千年”出自辛弃疾《水调歌头·我志在寥阔》中“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有客骖鸾并凤，云遇青山赤壁，相约上高寒。酌酒援北斗，我亦虱其间。”句。

提着笔杆子进城的有志青年熊培云在他《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里，浮光掠影地讲述了自己家乡的农民几十年来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变迁，并由此引来了美国记者，将自己的家乡推进了国际视野。

在贝蒂·史密斯的《布鲁克林有棵树》中，家境的贫穷、同学的歧视、社会的不公……生活在布鲁克林穷人区的11岁女孩弗兰西，虽然在艰辛的生活中品味着成长的种种无奈，但她像那棵长在水泥地里的树，奋力成长，最终实现了梦想。

J.D. 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里真实讲述了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会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万斯的外祖父母从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向北迁居到俄亥俄州，希望逃离那可怕的贫穷。他们通过努力跻身中产阶层，最后他们的外孙从耶鲁法学院毕业，这是传统意义上成功实现一代人向上流动的标志。

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新农村建设的留于“形式”……梁鸿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通过自己的家乡对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平静的讲述，揭开社会温情的面纱，呈现了一个真实的、正在惊心动魄地沦陷的中国乡村和乡村中国。

上面相似题材的书，都没有易小荷的《盐镇》给我那种绝望感，以至于几次胸中郁结不得不放下书，去散步、看电影甚至干脆睡觉来纾缓。这种绝望感来自太座所出生和16岁以前成长的家庭和环境，就是另一个“盐镇”；我虽然只在父母生活工作大半辈子的那个深山中的厂矿生活了11年，但后来的人生中遇到过好几个“盐镇”那样的“幺妹”（《此生不会再见》），23年了，每每想起她们都让我唏嘘不已。那个时空里，她们和每一个母亲，每一个渴望爱和被爱的女孩一样。她们之所以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我，是因为互相都知道，我们终是真正的陌路人，很快就此生不会再见；是因为时间的车轮终将从我们身上碾轧过去，直到我们都血肉模糊灰飞烟灭……

“我觉得家庭很艰难。有一个娃，他很小的时候肚子痛不会说，你也不晓得，稍微大一点又有学习压力，读书、成家、生儿育女，好累哦，人的一生真的是……一言难尽。”（《盐镇·有谁在釜溪河看见过鲑鱼》）

“阿公早年供职供销社，同在那里工作的几个人想搞钱，他不愿意同流合污，那几个人就诬陷他摸了某个女同事的胸，把他押送去了牢房。家里人没法去探望，阿公一直被关在牢房里生死不明。黄茜的姑婆是宜宾川剧院的，连夜赶回，有点社会地位的她打通关系去看她的亲哥，一见之下大哭起来，因为阿公被打得全身是血，面目全非了。黄家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明白，他们无权无势，只是底层被随意蹂躏的老百姓。”（《盐镇·白鹭飞走了》）

“他们从没有给过孩子们明确的信号，指引他们一定要接受高等教育，这并不是他们的错，整个镇上也都没有这样的氛围。没有书店，没有图书馆，古镇入口的那栋‘党群服务中心’的楼后面有个‘社区图书室’，门常年紧闭。半边街上倒是有个旧书摊，上面摆放的是《毛泽东选集》《农村百事通》和《电影故事》。”（《盐镇·白鹭飞走了》）

“庆梅16岁初中毕业，仙市没什么合适的机会，亲戚给她介绍去了广州一个工厂。工业园区离市区比较远，环境封闭，根本就感受不到大城市的繁华气息，有的时候庆梅怀疑自己只是从一个镇去了另一个镇而已。”（《盐镇·到河的对岸去》）

“在乡镇，不打牌的男女很难找。夏天的下午两点开始（赶场的时候甚至早上七八点开始），所有的茶馆就泡上了开水，男女老少纷纷涌入，麻将的声音就是这个地方的背景音乐，打麻将也是这个地方唯一的休闲娱乐和信仰。所谓的时代变迁在这里放满了脚步。就像仙婆这样的职业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发展到每个村都有一个自己笃信的仙婆。在广州的时候，秀娥记得同学有疑问就找搜索引擎，而在这里一切疑难杂症都交给了村里的仙婆。”（《盐镇·这里没有我的母亲》）

“和小群同一年毕业的同学，有考大学的，也有早早结婚生子的，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过平淡无奇的日子，为房子贷款和孩子拼命。从没有人问起过小群有什么心愿。”（《盐镇·放咸》）

易小荷《盐镇》，新星出版社2023年2月1版1印，26.4万字，定价69元。五折购入，总阅读量第1324本。

《绿袖与蝴蝶：1705年南美洲蝴蝶图谱》，“惜分飞”系列手绘昆虫明信片之一种。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绘，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1月1版1印，定价68元。会员五折，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323本。

准确说来，这不能算是一本“书”，只是一个精装硬壳的盒子里装了几十张手绘明信片。通常这样的一些趣味小东西，被我称作“阅读填缝剂”，就是在读完一本书，开始新的一本之前，用来舒缓和作为填补阅读空隙的。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大清帝国的贵族女子们踩着花盆鞋，绘《芥子园画谱》上的飞蝶时，德国女博物学家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1647—1717）正拖着鲸骨束腰长裙，描绘南美洲万种蝴蝶的自由之姿。早在1675—1680年，梅里安就陆续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三卷）自然插画作品《新花卉图鉴》；1705年出版了著名的《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她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的首次完美组合，或相遇。她关于昆虫及其变态发育的绘画作品，将昆虫的成长形态与昆虫的植物宿主巧妙地绘在一起，完美结合了自然的艺术美态与自然科学的严谨，被后世的昆虫学家及自然史学者推崇至极，对后来的昆虫学研究贡献卓著。

《一叶秋》，张大春笔记体小说“春夏秋冬”系列之三。九州出版社2018年7月1版1印，15万字，定价48元。二手，三折，九成新。总阅读量第1322本。

十二篇故事读下来，《一叶秋》比《春灯公子》、《战夏阳》更近《太平广记》和《聊斋志异》风格，也最为温厚有人情味。其中串起十二个故事的“榫头”小说中，奶奶问子孙们，为什么《聊斋志异》的第一篇是《考城隍》，等各异回答后，奶奶摘了其中一句话出来，说就是这个道理。那句话是宋焘答卷中那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记得有天，有位学生在“每日一记”的语文作业中引用了一句“在正确与善良之间，我选择善良。”我在后留言：“这一句是典型的鸡汤。鸡汤常常有两种，一种是讲道理不讲方法，所以知道那么多道理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一种是不讲道理也不讲方法的，就像这一句‘在正确与善良之间，我选择善良’，无谓的拔高道德感，把正确与善良对立，似乎只要是不够‘善良’的‘正确’都是不正确的，这是在鼓动一个人自以为善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真是害人至深。其实所谓的善良即是正确啊！”

词典、百科、教科书里，“善良”一词的标准答案为“一个人最高尚的品格”。坏就坏在这里。这个标准答案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一个基础的要求拔到了“最高尚”的高度，于是人人视不善良为“正常”，而善良成为了反常，不知道这一个颠覆性的反常认知是怎么收入字典而得以广泛传播的。

我认为，善良绝不应是“一个人最高尚的品格”，而是一切生活的基础。说“善良即是正确”是因为善良不是一种品格，而是一种能力。要善良，就要懂得分辨是非善恶；要有分辨能力，就要有常识；要有常识，就需要学习。“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困而学之又其次”。但人非生而知之者，所以通常还是学而时习之。学什么、习什么？学知识、习技能，学习就是将所学（学）得以所用（习），以及学习如何学习的技能，从而学会独立思考，成为独特的自我，而不是更好的自己。因为后者的这种表述常常带有欺骗性。这种欺骗性首先来自对“好”的定义——被赞颂的与被唾弃的，不同的立场与不同的视角，所有被大众所认定的“好”都是值得怀疑的——什么是好？什么又是不好？是自己认为的好还是别人认为的好？如果真的有“好”，那我认为一定是真的，纯的，不假装的。

吴鲁芹说：“好的文章要靠文字的纯正，而如今纯正的文字，却要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好莱坞写宣传稿式的一味夸张，用最美丽的字眼，去形容一堆垃圾，把原先有意义的东西，贬到不值一文。”现在各种教化文章不只是用最美丽的字眼去形容一堆垃圾，还要求你要承认它是香的，承认它异香无比。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纯正的文字了，倒是在努力不假装。

不假装富有，也不假装贫穷；
不假装开心，也不假装痛苦；
不假装坚强，也不假装脆弱；
不假装真诚，也不假装虚伪；
不假装自在，也不假装忍耐；
不假装充实，也不假装空虚；
不假装闲适，也不假装忙碌；
不假装谦和，也不假装清高；
不假装坚定，也不假装善变；
不假装无私，也不假装自私；
不假装善良，也不假装邪恶；
不假装博爱，也不假装不爱；
我不假装幸福，也不假装不幸；
不假装声名显赫，也不假装默默无闻；
不假装品位独特，也不假装粗野庸俗；
不假装交际广泛，也不假装喜欢独处；
不假装无所不知，也不假装一无所知；
不假装对什么深信不疑，也不假装对什么都不相信；
不假装对未知充满好奇，也不假装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不假装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也不假装会有无尽的未来；
当开始尝试不假装，我发现，竟无话可说。

不论用什么方式拣选甄别出“够资格进一步受教育的人才”或者是“够资格在国家机器中任官的人才”，都是巧立名目而已。其本质就是“在剥夺了一部分人某一机会的同时，将这机会授予另一部分人”，没什么更了不起的道理。这种剥夺和授予既属本质，就不会因为人处身封建王朝八股取士的时代，还是民主和自由竞争的时代而有所差别。考试之所以成立，本来就是为了让有限的人成为这个社会里的塔顶、塔尖，——一个不断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驱逐、淘汰的游戏。除非我们彻底不要建构一个成天到晚讲究发展、进步、竞争力、追求卓越等夸夸其谈之目标的社会，否则根本抛不开也舍不得抛开那种透过考试而建立的种种生命价值。

身陷八股制艺之学的老古人对此并非没有自觉，也正因为觉得人生不应该只有赢得考试的价值，或者不应该将赢得某次、某种考试的价值放得特别重、特别大，才会不断地在原先的考试基础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微调”，广征辟、召鸿博、开恩科，到最后还是不免于考出不适任的官，或者是不通书的人。另一方面，仿佛“检验学习成果”这件事是自证自明就可以成立的——考，并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个目标。已经通过了考试的既得利益者也会很无奈，一定是他们发明出这样两句话的：“先考功名，再做学问。”

“先考功名，再做学问”使举办考试和参加考试的人的本来面目都露出来了，原来动机是动机，实践是实践，考试和求取知识（不论那是有用或有趣，还是无用或无趣的知识）根本可以解离。

这个解离会不会危及一个社会累积客观知识的文明进程呢？这得分两面来说：社会究竟是把“功名”当做整体文明进程的指标，还是把“学问”当做文明进程的指标？国家机器如果不断地向它的人民召唤、诱使、呼吁，不断地强调：这个社会必须透过公平的考试来评定人民的就学和就业机会，那么，不管考试的门槛降得多么低，也遑论这考试的面向变得多么多元，客观知识都只会是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因为那个“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驱逐、淘汰”的游戏本质并没有改变。

倘若一个社会是愿意将“学问”当做整体文明进程的指标呢？对不起！截至目前为止，尚未真正出现过这样的社会。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条路没有办法“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驱逐、淘汰”。（《科名还是要的好·迎合考场价值的传奇故事》）

所以，今人风靡，古人趋鹜，看起来揭橥着新式教育，分别出许多科目，扩充起知识的领域，也推动了社会向多元竞争价值抢步而前。然而，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故事往往和现实如此神似，而令今者诧异不已：原来历史并未成为陈迹，它只是我们深刻的投影罢了。近一千五百年来根本没有改变或革除者，就是这从科场到官场的一端。（《从科场到官场的众生相》）

从科场到官场，汲汲的不过是权力。权力的内在有两个动力：一个是支配欲，一个是被需求欲。几千年来，中国的帝王对前者丝毫不加以掩饰，对后者却往往讳莫如深。所谓治术也者，往往就是替统治者掩饰他“被需求的渴望”而已。《书经·仲虺之诰》里所谓的：“傒于后，后来其苏。”《孟子·梁惠王下》里所谓的：“傒我后，后来其苏。”其实已经把统治者的主观渴望扭转为老百姓的主观渴望。这个转化让统治者最心动的部分是：“统治”这件事不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是出于他者的意志。这个“他者”，可以是天，也可以是民，只要不显然是统治者，政治正确性就卓然成立了。（《寒食与热中·中国式治术的深层化妆》）

《战夏阳》，张大春笔记体小说“春夏秋冬”系列之二。以作者与夜访书斋的司马子长对谈（更像是代序之文）开篇，收故事十一篇。九州出版社2018年4月1版1印，15万字，定价48元。二手，三折，九成新。枕边书，两夜翻完。总阅读量第1321本。

春灯公子大宴江湖人物是一年一度的盛事，此会行之有年，几与寻常岁时典祀无二。虽然说是例行，然而本年与会的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又是在什么地方举行，行前一向是不传之秘。直到应邀之人依柬赴约，到了地头儿，自有知客人前来应迓，待得与众宾客相见，才知究竟。“春灯宴”上一年一位“立题品”的说话人，也就是年度最佳江湖故事的讲述人。故事讲完，春灯公子奉上赤金万两，号曰“润喉”。“春灯宴”办了十九年，就有了十九个题品，十九个故事。题品、人物、故事，或奇或趣，不过是天下人闲话天下事。

王天纵一定早就看出来：中国人一旦祛除五千年帝制，骨子里要干掉的还不过就是非我族类之人——这话即便到了今天还是政治场上的金科玉律。（《肆·李纯彪·洞见品》）

科考缩减了文化内容，但是科考本身却是有文化可说的。现在举行大规模的升学考试，都说不同于以往的八股取士——甚至我们的孩子还经常可以在教材里读到谴责科考戕害士子精力和思想的内容，这种内容，要是不把它背下来，可能还会考不好。你说奇怪不奇怪？（《柒·张天宝·运会品》）

《春灯公子》，张大春笔记体小说“春夏秋冬”系列之一，九州出版社2018年1月1版1印，15万字，定价48元。二手，三折，八成新。枕边书，两夜翻完。总阅读量第1320本。

二手书，总会发现一点前主人留下来的小物件或小趣味。收到书时，没有腰封，一翻，被折起来做了书签。翻到一半，掉出来一朵矿泉水瓶盖一般大的花，紫色花瓣有八，黄蕊绿萼，脱水扁平。想来曾经有人花前月下读书赏月，也是人生快事。只是这书用纸太好，竟要用两手翻开、压住才能不会看着看着手上劲略松弛就合上了。阅读感受不佳。

今夜枕边书，张大春笔记体小说“春夏秋冬”系列之二，《战夏阳》。

《三国志》中，谋臣似雨，如荀彧、郭嘉、陆逊、沮授、诸葛亮；猛将如云，如赵云、张郃、典韦、吕布、太史慈。但有一个人，在《三国志》里既不是“士”，也不是“将”，只是一个仅有十六个字与他有关，且十六个字中还有两个字是其姓名的普通人。

这人叫李进。《三国志》中关于他的十六个字，是《武帝纪》中“布到乘氏，为其县人李进所破，东屯山阳。”从这可以看出，李进既没有身份，也未取得功名，其社会地位就只是“县人”，单就这个姓名就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就像《水浒传》里只要是押解的公差都叫薛霸和董超一样。

“布”即是吕布。这一年是兴平元年。吕布在濮阳大败曹操成军两年全无败绩的青州兵，直杀得曹操受伤堕马亡命而逃，诸将“皆怖”（见《再读<三国志>之二：青州兵成军初期的战力》）。

袁暐在《献帝春秋》中对濮阳一战有详细描写：“太祖围濮阳，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太祖得入城。烧其东门，示无反意。及战，军败。布骑得太祖而不知是，问曰：“曹操何在？”太祖曰：“乘黄马走者是也。”布骑乃释太祖而追黄马者。门火犹盛，太祖突火而出。”

曹操率领他战无不克的青州兵在濮阳包围了吕布。濮阳大姓田氏背叛了吕布，所以曹操得以杀进城中。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吕布的奸细，没有再反的意图，田氏还放火烧掉了濮阳的东门。然而，就算是进了城，曹操军在吕布军面前还是一触即溃。败就败了，自己还被吕布的骑兵活捉。不幸中万幸的是，这些骑兵不认识曹操，反而问“曹操在哪里？”这哪能说实话呢？于是脱口而出：“骑着黄马跑掉的那个就是了”。这些骑兵就此放掉到手的曹操，而去追那个曹操说骑黄马的曹操。这个时候田氏在东门放的火正烧得旺盛，曹操顾不了这许多，保命要紧，从火里亡命奔出。“未至营止，诸将未与太祖相见，皆怖”。还没回到军营时，败退回营的将军们没见到曹操，还以为他死在城里了，都吓傻了。这一战太有戏剧既视感了。

然而吕布越勇，就越衬出李进的猛。吕布的这支在濮阳杀得青州兵溃不成军、活捉曹操的骑兵部队，竟然在乘氏这个地方，被一个既无官职也无功名的普通人打得溃散（“破之”）了。猛人李进是谁？他率领的是一支怎样的军队？都不得而知了。很多人终其一生在历史上，只是一闪而过，但这一闪就已是人生的高光时刻。

注：关于“县人”是县中无功名官职的普通人还是一县长官，我偏向于前者。因为在《周礼》里一县的长官是县正，“地官之属,位次遂大夫”。在东汉时掌一县政令征比的长官为“令”，曹操就担任过“顿丘令”。所以李进如果是一县长官，即是“县正”或“令”，而不是“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