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儒本只是刘彻和王太后向窦太后夺权的幌子，终其一生刘彻对儒学并无特殊的兴趣，但借着这次失败的变革，后世不断渲染汉武帝对儒学的推崇，最后发展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光甚至不惜模糊时间，把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定位在建元元年，将武帝接见董仲舒的情形含混地写成即位之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似乎他一登基就收到董仲舒的感召，可是董仲舒一生并未受到他的大用，只不过官至诸侯国的国相。”我在讲到这段历史时，选了《史记》和《汉书》相关章节来作比较，以证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这一段，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角度。初高中历史为什么“学不好”或“不好学”，最终以至于不得不靠死记硬背才能应付考试？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教科书里从来都是只告诉结论，不去做分析，更不接受讨论和不同观点。

“‘李广难封’是有原因的。李广长期为边郡太守，匈奴‘避之，数岁不入界’，这其实是说明他长于防守作战。司马迁描写过他与匈奴射雕者的遭遇战，这只能说明他个人骑射技艺出众。但率领骑兵大部队，在草原荒漠中远距离奔袭，指挥数万人快速机动、运动作战，则不能单靠主将武艺高超，而是另有一套办法。李广这次脱离城塞进攻匈奴本土，作为主将竟然被俘。在此后卫青围捕单于的漠北之战中，李广又迷路失期。另外一位宿将李息，景帝时已为将，武帝时的马邑之战中为材官将军，无功；以后两次出征匈奴，皆无功。这些事例都说明，以李广、李息为代表的，成长于文景之时的老一代汉军将领，在同匈奴作战时，他们的军事知识结构已不适应从阵地战、防守战转向进攻战、运动战的这一时代变动。”关于“李广难封”的新解读，我认为极有道理。

“元狩六年（前117年），大农令颜异因白鹿皮币一事被诛，罪名是‘腹诽’。此法一出，从此恶政无人敢谏。”这让我想到《1984》里的“思想罪”。

“虽然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最热爱记录历史的民族，但古代历史的记载仍然不足以让后人弄清楚许多事情的细节，许多真相也就因此湮灭……古代史研究比的是谁能在现有材料中看出新意，以及在材料缺失的空白处提出有创见的、逻辑自洽的和当下可见材料难以推翻的推理和猜想……已经发生的历史具有唯一性，但如果只能依靠破碎的残片去还原它，它就具有了丰富的可能性……我希望本书能激起读者对历史想象的热情，焕发读者推理历史可能的冲动。在符合以上限定条件下，读者自己做出的推理与猜想的价值不必任何学术权威差。”因为历史学能够被证明是实证的、客观的科学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谭木声《巫蛊乱长安：汉武帝晚年的夺嫡暗战》，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83本。

开学，忙乱。新老师到来，旧友回归，课程调整，诸事齐聚，心不安，行为就开始张狂。一本区区24万字的书一个星期才翻完，并且是我所喜爱的历史类，翻到后面忘了前面，只记得一些碎片和细节，荒废如此，大惭。

上周六，遇到谭木声在也闲书局签售《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随手一翻，通过细节讲历史大变故中的一个个“人”，而不是宏大叙事，有趣有料，正好对我这个学期的历史课有补益，于是买了一本，排队索了个签名。

历史不总是理性的演进，非理性与情感在很多时候是历史事件展开的真正动因。

甲午的惨败使得天朝的崩溃已经无法掩盖，无法通过调整天朝观念的解释续命，无法通过洋务运动这样的局部应激反应来挽回。正是从这次失败起，救亡图存成为大清的主旋律。今天看来，救亡图存毫无疑问只有一条路，就是融入世界大势，成为近代国家。但是，当时摆在清人面前是两条路，一条是保守的道路，一条是洋务运动的道路。从鸦片战争起，大清就产生了这两条路线的纠缠，之所以不能在几十年间或是迎头赶上，或是如奥斯曼帝国被瓜分，也是因为两种势力互相牵制。前一条路走到底便是义和团运动，后一条路走下去便是新政与立宪。公正的说，这两条路都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为避免国家被瓜分、民族被宰割而形成的两种选择。

不幸的是，在历史的关头，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选择了保守主义的极端发展——义和团这一条路。——太后怀疑洋人反对她换掉皇上，洋人怀疑太后有意利用义和团排外，太后怀疑洋人真的能被义和团的神通制住，义和团民认为自己的神通真能制住洋人。完美的逻辑链条形成闭环。大幕拉开，北京城内洋溢着欢欣与忧虑，希望与恐惧。

其实，鸦片战争的冲击只是揭开天朝崩溃的序幕，天朝的最终崩溃是在庚子事变，这是庚子事变对中国历史最大的意义。

谭木声《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新星出版社2023年8月1版1印，24.1万字，定价58元。总阅读量第1375本。吐槽一点，封面太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