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闲书局的高姐在朋友圈晒店里新进的一大批书，满坑满谷的，说买书抵御通胀。我觉得这话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因为书又不像蔬菜水果，至少保质期相对要长得多，并且账户里的基金股票每日动辄就跌没几千，除了一声叹息也是一点办法也无，于是蠢蠢欲动。正好在董宁文编，岳麓书社二〇〇六年六月一版一印《我的书缘》里，读到文洁若写的《我和巴金的书缘》，里面有一段说一九一六年，文洁若的祖父客死北京，将灵柩运回贵阳安葬后，其父考上驻日大使馆高等文官。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后，驻日大使蒋作宾被召回，其父也就失了业，只能靠买书度日。但是我买的都是自己无事乱翻的闲书和上课有关的工具书，这种大路货是保不了值，更增不了值的，就算到了穷途末路，要卖这些书，也只能是当废纸论斤秤，度不了日子。于是作罢。只是每月将惦念了一段时间，实在是想买想读的书，抠抠索索买几本。

昨夜梦中，得周作人一九三一年北新书局初版《雨天的书》、一九三二年开明书店初版《看云集》、一九三七年宇宙风社初版《瓜豆集》等周作人签名钤印毛边自选集数种，喜极，迷迷糊糊起身想翻看，一片漆黑，看表，2:44。万籁俱寂，想起韦苏州的“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句。

倒下不知睡了多久，被如注的大雨吵醒，还是一片漆黑，看表，5:04。

一位北大学生，黄昏时分，打北河沿走回沙滩。一辆汽车飞也似的从身边驶过，溅了他一裤泥水点子。心里立即充满着焰腾腾的怒火，一直到宿舍仍未有半分减弱。一走进宿舍门，他就大声地对正在埋首伏案的两位同学嚷着：“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这晚他们都没怎么睡，几个人从贫富的悬殊谈到阶级的分化，以及国家是如何被“汽车阶级”所败坏。隔日，咒骂汽车的人把这些思考和讨论的结果写成了一篇札记，发表在北大学生自办的一个刊物上。文章里，他再次重复着那句充满怒气的话：“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

刊物名字，叫《新潮》。文章作者的名字，叫傅斯年。

“五四”是北京大学等新式高校培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第一次现场参与国家事务，是他们与政治的初恋……用北大领袖罗家伦的话说，这次游行的目的是在“唤醒民众”，而不是发动暴力革命。

清华学校的学生离城远，没有能参加5月4日当天的行动，不过，他们很快参加到北京高校的罢课游行行列中，而且，比别的学校更激进，曹汝霖的小儿子在清华读书，立即被驱逐出校，宿舍物品打得粉碎……一位清华学生目睹游行的清华学生焚烧挡路汽车、捣毁张宗祥之子（那是他的舍友）床铺等举动中发现了“群众心理的可怕”，从而一生与激进的思想绝缘。

三十年后，写文章骂汽车的傅斯年和目睹掀翻汽车的梁实秋都到了台湾。傅斯年创办了台湾大学，一年后猝死。梁实秋在台湾师范大学当教员，平平安安地活到了八十五岁。

以上关于“五四”的内容，综合自杨早《说史记》中《五四》和《汽车》两篇。这一百多年过去了，也没有看到民众有被唤醒过的迹象。对我来说，“五四”到底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曾经努力过的象征而已。“历史教科书的功能之一，就是将原本偶然的事件说成必然，原本复杂的事情说得简单，原本多义的事物说出本质，终于将历史变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相较于历史教科书，杨早在《说史记》的新版序言里说这本书在“事件和情节必须有史料记载”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历史想象力”，“用小说法，而以记史”。

读罢《说史记》，猜杨早的《野史记》也大概如此，就不再读了。或许《民国了》无事可以看看。都是晚清民国史，与喻血轮的《绮情楼杂记》和大华烈士（简又文）的《西北东南风》比，《说史记》胜在“历史想象力”，但弱在“小说法”。杨早写的是历史故事，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故事。喻血轮写的是眼见耳闻，时代之下，其中浮沉的个体，都是传奇，这经历就是“小说法”。

书架上还有上下两册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濬多次向日本人传递抗日战场军事部署和蒋介石出行机密，差点使蒋死于日军之手。设局抓住黄濬及其长子黄晟和十余同党的，是有“现代中国宪兵之父”之称的贵州省安顺人谷正伦。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覆灭，黄宗羲变卖家产，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起兵抗清。这一年，吕留良三兄吕愿良随史可法镇守扬州，吕留良与侄儿吕宣忠散家财召募义勇，与入浙清军抗衡。然后从1660到1666年，黄宗羲和吕留良，这两位明末清初大知识分子的亲密友情持续了六年，突然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两人对绍兴祁家澹生堂藏书的收购和分配不满意，又谈不拢，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抢玩具一样开始互撕，然后绝交。只是这一年黄宗羲五十六岁，吕留良四十七岁，都不小了。

绍兴祁家藏书极丰且精。明亡，祁家人殉国的殉国，流放的流放，只好将藏书低价处理。黄宗羲和吕留良商议共同出资。据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参焉。”

黄宗羲号南雷，吕留良字用晦。澹生堂是祁家藏书楼号。这段记载说的就是黄宗羲和吕留良二人联合购入祁家藏书，吕出了三千金，而黄仅以束脩（教书费）入股。

与祁家书、款交割完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绝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最后不论孰是孰非，“精华归于南雷，其奇零归于石门。”仅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记的束脩入股的黄宗羲，最后却得到了绍兴祁家澹生堂藏书的精华，占了购书款大头的吕留良最后得到的不过是别人挑剩下的，后人只知吕、黄之间不可收拾，“岂知其滥觞之始，特因澹生堂数种而起，是可为一笑者也。”然而，据说吕留良所出的三千金也不是自己的，而是“出之同里吴君孟举”，且亦“及购至，取其精者，以其余归之孟举。于是孟举与之绝。”吕留良的此种做法，也与黄宗羲无二。当然，此事黄、吕二人各自有说法。但不论如何，围绕购书和书籍分配一事是确实的。

想起李洁非《野哭：弘光列传》里明末清初这两位大知识分子的购书趣事，是有天和太座聊天，聊到“人生中的诱惑”这个话题，我们达成的共识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中，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价值观。之所以并没有频繁变化调整或反转，只是因为诱惑不够或不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