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的《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读了一半，在“多抓鱼”二手书交易平台上六折买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和《经典之外的阅读》两本送到了。

在已经读了的前半本中，多次有提到“公共说理”这个词。为了先弄清楚这个看来比较关键的概念，放下手上的后半本，先从《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入手。反正三本都是要读的。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这次东北的新冠疫情爆发，文章《“封户”七日，通化市民经历了什么？》里有一段：“一月十二日全天，通化市新增了五名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这次疫情起源于“养生馆”，一名感染者多次往返于黑、吉两省，在公主岭市、通化市开展了四次针对中老年人的养生培训营销活动，导致一人传染一百多人。养生馆的惯用方法是让老人们听课签到，送免费鸡蛋。”

中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给养生馆的蔓延提供了土壤。甚至在老龄化严重的城市，几乎到了每个小区都有一家养生馆的地步。我父母在五年前也积极投身于这养生泥石流。他们将每月退休金的近五分之一投入到养生上，购买并长期服用除了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和麻痹，并没有任何切实功效的保健品，有高血压的老母亲听信保健品销售的话，还一度停掉了医生开的降压药；经常参加养生馆组织的周末短途旅行，逢节日还去扎堆领取免费的小礼物。他们对养生的热衷程度，我拦都拦不住，最后甚至快上升到如果阻止他们享受“高质量晚年生活”就是不孝的高度，最终只好对他们“放任自流”。作为交换条件，我得以退出各种耸人听闻博眼球“民科”养生保健知识轰炸的家庭微信群，并且他们放弃拯救我和我“不健康”的生活。

为什么老人们会不管不顾，甚至不惜与家人反目也要送上门去成为明显是骗局的受骗者？这就和青春期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一样，让我不解。

“识别和抵御宣传是学生们从初中时就已经接触到的公共说理内容。宣传是一种对公共说理有多种危害的话语，往往是一种巧言和欺骗，是一种利用普通人都有的心理和认知弱点的诡辩和诈术。”晚上在炉子边读《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看到“序言”里这段话，就觉得父母也是蛮可怜，自己也可怜，可惜，还可悲。别人家的孩子初中时学习的是“公共说理”，我父母他们和我的初中，接受的都是在一种宏大叙事背景下渺小个体只是作为“时刻准备着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螺丝钉”存在的“不讲道理”，对宣传和灌输不但无从识别，抵御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就算被骗也是欣欣然。这到哪儿说理去？又想起上周六自己的期末总结引用周作人《灯下读书论》里的那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所以读书，只有读到好思想，才能看见坏人间。“我们的前一代欺骗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也曾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邵燕祥《找灵魂》补遗）

“那里书怎样？”回到家太座问我。

“书很一般，毕竟是城中村里的路边旧书店，小小两间铺面，还住人。货源多是来自收破烂报纸纸壳的，看书、买书的也都是身在社会底层，想读书，但又没读过什么书的人。”

“就像你一样的人？”

“对。”我答。

按照百度地图的步行导航，下了公交，经几条城郊结合部握手楼下抬头只见一线天的小巷，再上一个两百米的陡坡，下台阶穿过污水横流脚底打滑且气味浓郁的菜场，在一溜城中村一半低于路基的低矮昏黑临街铺面中间，夹了一家旧书店，店名“索骥书屋”。

今天是第二次去。前天，周日，找到了，但没开门。问邻居，说去花溪赶场卖书了。从邻居那里要了联系手机号，晚上加了微信。今天确认开店才出门。“估计去一本书都淘不到。”出门时对太座说。

进店先低头，下台阶，书不多，多是大路货，摆放杂乱且品相不佳。二百元淘得二十三本，差不多是照薄的五元一本，厚的十元一本点数结算，老板又送了一本。

二十四本中，“网格本”八种九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各四种。最早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版，一九七九年九月六印的丰子恺译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最晚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版一印，翟向俊、叶扬译埃萨·德·克罗兹《阿马罗神父德罪恶》。八种中，《猎人笔记》有一特殊处，封底左上印有“封面设计：邵守严”，原来“网格本”的封面设计者是邵守严。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浮雕版（白色封面印鲁迅浮雕像）《鲁迅全集》二十四种中七种，《华盖集》《二心集》《野草》《伪自由书》《彷徨》《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品相不一，出售地点也不在一处。三种封底蓝色售书章“为革命而读书/黎平新华书店”；一本封底蓝色售书章“为革命而读书/贵阳新华书店”；一种书名页上一枚红色“二中队图书”，快五十年了，依旧鲜艳；每一册都有原版封面书影，五元一本点数三十五元。

“凡尔纳选集”三种四册，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印，很“时尚“的小开本，封面红色“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煤炭工业局图书室”圆章。八品自然旧，没有明显翻阅痕迹，纸张发黄，满是时代感。五元一本，买来送给女儿。

《贵州古代史》，一九八一年十月，贵阳师范学院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一版一印，三十万字，印数三千册。八品自然旧。贵阳师范学院前身为创建于一九四一年的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一九五〇年改名为贵阳师范学院；一九五八年，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在贵阳师范学院内以联合办学的形式成立新的贵州大学；一九五九年，贵州大学分出；一九八五年更名为贵州师范大学。

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袁世凯称帝的史料汇编，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一版，二印。丁聪插图。八品自然旧。

《唐宋传奇集》，鲁迅校录版，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版一印，繁体竖排，封面蓝色“贵州省文化局图书室”繁体印章。霉斑、破损严重，但是喜欢这种旧书，哪怕鲁迅只是各噱头，没办法。

老板送的是《书话与序跋》，贵州人民出版社“世界文化名人散文精品”系列一种，一九九八年二月一版一印。

“有时间，真好！又有点小钱可以自由支配，真好！是不是？”太座问我。

“旧锻坊题题题”一套四册，为《旧锻坊题题题·钟书河卷》《旧锻坊题题题·邵燕祥卷》《旧锻坊题题题·朱正卷》《旧锻坊题题题·姜德明卷》，布脊硬面精装，北方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四月一版一印。

四册书话中四人共同的身份是（总）编辑和作家，串起这四本书的作者萧跃华也是编辑，且喜收藏签名题跋书籍，姜德明还是藏书家。原以为这套书话不过是文人的相互捧哏、自恋小趣味，属于可读可不读之列。几夜枕边书读完，发现这五位爱书，且与文字、出版为业半生的人，谈起自己过去几十年里曾经出版过和工作产出（编辑）的书来，与收藏别人作品的爱书人和藏书者又有不同，尤其难得的是，借书谈到人生际遇，讲了些真话，实话，并且那个时代影响至今——

“什么都是最最最，一切趋于极端，形容词须用最高级，上纲与定罪务求一剑封喉、置之死地”（《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

“我们的前一代欺骗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也曾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找灵魂》补遗）

“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晚，M接见上海科学、教育、文艺和工商界代表人士，闲话中罗稷南问了M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M回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了五十六岁，如果他活到我们这个年纪’，就会如乔冠华、胡乔木所说‘难免不当右派’。李慎之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恐怕只会比高尔基更惨。’十分有趣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看到大陆‘清算胡风’时，也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朱正》）

我想起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灯下读书论》中，概括自己读书经验的一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所以读书，读的是好思想，看的是坏人间。

一、冲绳民谣歌者大城美佐子去世，享年八十四岁。送女儿搭住在隔壁楼同事的车去学堂后，回来洗早餐的碗，一直听——欣赏不来大城美佐子的冲绳民谣，但有上妻宏光、吉田兄弟的三味线和夏川里美的歌声。

二、两个一米八的书架，昨天下午送到，女儿和我一起在客厅组装好就将自己的书，全部上架。今早女儿上学堂后，我从楼下书房配了一些书到楼上客厅，这样就是一家人的客厅书房了。三米六的半面书墙颇为壮观，再没有比书更好的装饰物。

三、晚饭后，女儿从架上抽下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来读，说：“什么也不能阻止我看书。”曾有家长咨询我怎样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我不知道怎么培养，我家的孩子也没有培养，就是我喜欢买书、看书。“所以，家庭优越的孩子长大了更会优秀，普通人家的孩子长大了就是普通人，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传家’传的东西了。”我想。

四、读完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二〇年八月一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印，印数少见的达到四万册，一本由一线教师撰写的关于中国教育的非“畅销”畅销书——

“对高校而言，不得不承认，学生的分化，在入学前多半已经完成，教育的实际功效，其边际效应早已递减。”

“一个孩子身上的东西，不管他特不特殊，正不正常，他投射出来的，肯定是背后的家庭。”

“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

“中学时期的老师、家长，总认为通过各种手段，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但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默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作为中学教育后续阶段的见证者，我目睹孩子们被牵引成长过程中的状态，对此有着深切感受，但家长对此并不知情，中学老师在应试目标的逼迫下，也无法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负更多责任。在疯狂的追逐中，没有人可以容忍孩子的失败，现实强化的高校分层，学生也不容许自己失败。孩子们的个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灭的无影无踪，他们的面目越来越相似，早已成为工厂的标准化构件。”

五、“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是自己的心”

读完《寺山修司少女诗集》，湖南文艺出版社二〇一八年五月一版，二〇二〇年八月六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