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22日夜，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马田村的闹市砍手抢劫案爆发——打工者余富兵被19名手持砍刀的年轻劫匪抢劫，手被抢劫者当街砍落。当时他只急着去追被抢的提包，追了一阵后，才发觉手被砍落于地。此后不久，广州市天河区又在大白天发生一宗类似的抢劫案，女工何爱华的挎包被砍，手也被当街砍落，包中其实只有20元钱。后来警方破案，得知广州砍手劫案两名案犯均来自广西钦州农村，深圳的砍手者也来自广西农村——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是珠三角地区社会治安声名最狼藉的时期。”那天清晨，我送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座去厂里上班。我们走在深圳宝安的人行道上，突然一辆摩托车从她身边擦过，手里的包瞬间被抢走，我们俩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呆立当地，看摩托车载着戴着头盔的两人呼啸远去才想起自己被抢劫了。其实包里只有一部旧手机和十几块乘公交的零钱。所幸，他们不是砍手党，也或许那天的天气不错，他们的心情也还不错，没有拔刀。20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依旧惊心。此后多年，只要一听见摩托车声，我都会条件反射转身，抱紧随身的包。
这种骑摩托车的飞车抢夺，一人专注驾车，车技娴熟，来时悄然，去时迅猛；后座一人专负责抢夺，眼准手狠。人不能不出门。路上女子害怕被飞车抢夺，常将包斜跨，但也不能避免。曾亲见女子被劫匪抓住挎包，脱身不及被拉拽于地拖行十数米。广东天热，短袖短裤，血肉模糊。
那几年，除了飞车抢夺，女子们脖子上的项链和耳垂上的耳环，也常常被人从身后一把拽去，脖子被划破，耳垂被撕裂，手段极其残忍。“马文清没有工作时，就睡网吧、睡公园，有时一天只吃一个馒头。他们中另有一个孩子在失去工作的那几个月去抢夺过项链。我问他‘你那么瘦小，你跑得快吗，你有胆吗，你没有道德负疚感吗？’他答，‘等你肚子像我一样饿时，就不会这样想这么多问题了。’”我曾为了保住身上最后的400元钱，在107国道黄田段旁与三名劫匪搏斗。在此之前，我有两年把跆拳道当做像现在有的人跑步、跳操一样的每天运动。也许是心虚导致力弱，竟然被我打倒了两名劫匪，第三人气急败坏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跳刀时，鸣着笛远远而来的巡逻警车让三人落荒而逃。我从来都记不起来他们那天穿的什么衣服，长的什么模样，但到现在还记得那把刀的样子。要不是路过的黑摩的司机报的警，我可能已经被捅死抛尸在路边水沟里20年了。
那时，城市以一天可以盖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傲娇且自顾自高速发展，极少考虑身处其中又无法融入的人群。各派出所下辖的治安队对外来打工者的欺压，比“黑社会”更甚。我曾多次遭遇治安队查暂住证，就像小鸡崽突遇劫道大灰狼，被抓进派出所，和许多人挤在墙角满是尿渍，狭小又臭又潮湿的铁皮屋里被蚊虫叮咬一夜，在被送往樟木头拔草前，自己花50元人民币把自己赎出来。“他在城市已生活五年，但又觉得城市离他太远，‘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有次，站在华强北人行天桥上，桥下车如水过，身边人流熙攘，夕阳照在高楼的玻璃外墙上金碧辉煌，我手里汗汲汲攥着十几元钱，心里盘算，乘公交回到百川汇海般聚拢了来自全国各地妙龄发廊妹的城中村出租屋后，剩余的钱还够不够吃两个“翠竹亭”的包子当晚饭。我现在每当看到那些恢宏的城市宣传片，都会想一个问题：一个伟大的城市应该是怎样的？
“阿海自认为是个勤勉的人。曾经在2002年、2003年跟着哥哥在汕头打工，那时他16岁，每天要工作12小时，1000元/月的工资，管5部机器，身体瘦得像根竹竿……阿海计划要为以后攒钱，不管为了养老还是孩子的教育。但他和父亲的感觉是一样的，辛劳一年，很难攒下什么。这样的生存常常使阿海怀疑其中的价值，‘过得这么苦到底为什么？’”那时的我，每天翻开砖头一样厚的黄页，用小灵通给客户打电话，我相信只要把上面的电话全部打一遍，就一定可以接到订单。不断拨打电话，不断陌生拜访，不断被拒绝，再拜访、再被拒绝、再拜访……就像一只在夏天明媚阳光里，全副武装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疯狂撞击窗玻璃的雄蝇，以为眼前的一切美好触手可及，却不知道其实永远无法企及。在38℃的夏天烈日下，为了省下公交钱，我步行穿梭在各个工业区，地面温度超过70℃，脚下107国道上铺的柏油在暴晒下变得黏鞋而富有弹性，时常有闻到自己被烤焦的错觉。记得那时创刊没多久的《晶报》，曾让记者测试在这样的路面上“煎”熟一个荷包蛋需要几分钟。
“去享有一个城里人那样的尊严，包括最基本的8小时工作制，曾是阿星这样新生代打工者渴望多年，而始终没有实现的梦想。在我与他在狱中告别时，还要服刑十几年的阿星自嘲‘以前我一直想找份8小时的工作，没找到，最后杀了人。没想到在监狱里，却实现了我的理想。每天只要改造8小时，余下的时间就可以看书、打球，并且还可以持续十几年。想想真是好笑。’”当时的我与阿星仅一步之遥而已。那时的我，感觉身陷这迎风扬起的辣椒面样滚滚红尘，自己随时有可能成为主角，也可能永远也成不了主角。我把自己最青春美好、风华正茂的时光给了这座城，然而夜半醒来却不知身在何方。我没有选择鱼死网破的孤注一掷，而是落荒回乡，除了马不停蹄地忧伤，一切都和当初离开时一样。后来做过自由摄影师、专栏作者、NGOer、杂志主编、农村社区工作者、农产品电商产品经理、口述历史、博物馆策展人、上市药企传播总监，教育从业者……当然这么些年里我十分偶尔也还穿下西装，而且学机灵了，把袖口的商标撕了下来，以显示自己和当年在天桥上卖小泽圆或武藤兰盗版光盘的民工具有不同品位。
我用25年的时间，做过“不计其数的工种”（太座大人语），终于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实现理想，当然也与吃得苦、下得烂有关，但根本在于阅读。我已经忘记自己是因为什么重新开始阅读的，只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艺术、历史、地理、纪实、玄幻、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什么都读，但从来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有某一本书改变了人生。改变我命运的，是我读过的，和即将读到的每一本书。
乙巳年，第四个本命年，已经过了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全是笑脸，左右看全是耳目，仰人鼻息看人脸色手心向上讨生活的年纪。住在没人认识的乡下，除了周末两天进城和十几位中小学生闲话些文史地和诗词文言，一周五天，或扫洒洗衣，或翻书写字，山行野吟，自适其适，“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敲这些字时，窗外雨声淅沥，檐马叮咚。如果生活是旷野，我就是旷野中的一棵树。这棵树不让猴子爬，所以长得龇牙咧嘴、舞爪张牙。
傅剑锋（文）、安海波（摄影）《“砍手党”的城乡之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13年10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97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