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卷问：“爸爸，你的书架上有哪些书是适合我读的？”

我抬手对着书架虚抓一把递到她面前，说：“所有的书都适合。”

“那有的我看不懂或不喜欢怎么办？”

“没关系，哪里拿出来的，放回哪里去就好。”

让一个读书的孩子在书的多彩世界里流连忘返……随意读书是高尚的事情，阅读每本没有被读过的书都如同一个征服的过程，最终，读者总能够穿越书中思想和语句的莽莽丛林，抵达一个美好安静的新天地。——在柯莱特（Colette）1942年《读书往事》里的这段话，正是我对女儿关于读什么书的回答。

那是一个周日上午，我和父亲在埃迪的旧货店只花了5美分就得到了店里全部旧书。我的生活因这些旧书里的两本而发生了永远的变化。——比尔·科斯特利（Bill Costiey）1993年写下的这段话，我也希望女儿回忆童年时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每次去书店，都不会空手而归，我们应该感谢开书店的这些好人。也正是因为保持随意读书，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卡夫卡撇了撇嘴，“你把大把时间都耗在书上了。绝大多数当代作品都不过是目前社会的写照。很快就过时了。你应该多读些古书。读些经典。比如对的著作。古籍经久不衰，是因为具有传承性。新的事物都不过是短暂一瞬。今日美丽绽放，明日就滑稽荒唐。这就是经典名著与普通读物的区别。”——古斯塔夫·雅努赫（Gustav Janouch）1921年《同卡夫卡交谈》里的这段话，正好回答了太座对我这几年买书、看书风向的转变，从想看什么买什么到该看什么买什么，从只买新书到有旧书就不买新书，从横排简体到竖排繁体，现在枕边要有本线装书才睡得着。

活在一个人心中的许多书都是他从未读过的。有时候这些书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少有三类书属于这种情况：第一类包括人们认为应该读过，但多半永远都不会读的书；第二类包括人们认为应该读过，而且其中一些至少在人们死前必定会读的书；第三类是人们听说过、谈论过、了解过的那些书，但是人们几乎肯定不会读它们，因为似乎没有什么能推到针对它们的偏见之墙。——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969年《我一生中的书》中，也对我书架上的书做了一个分类。我的书大多属于第二类。

这些书人书话，试图解释书的独特之处，如何和书生活在一起，如何看待书的文章，来自刚读完的《书的罗曼史》。马歇·布鲁克斯，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1版1印，定价22元，5.3元淘来的八品旧书。

上周末的视频会议，一位之前开过15年书店的老师说，在根据摄像头里书架上的书结合她的书店基本功，猜我书架上旧版书的版本和出版社。我一晃眼把“旧版书”看成“旧书”，说：“一半都是。”其实，我的“旧版书”并不多，只有几套，但确实书架上一半都是淘来的旧书。

我做事热得慢，遇事反应慢，在当机立断眼疾手快上，差太座太远。昨天在微信里抢购书券，我一无所获，而太座斩获乐转城市书房六百元和二十四书香书店一百元共七百元购书抵扣券。不服不行。

“下周你生日。”太座提醒。

“哈！正好，当我生日礼物。”没有比书更适合的礼物了。

今天早餐后，背上背包进城“血洗”两个书店，共洗来书二十本，我的十六本，女儿四本。

乐转城市书房十种十四本：

唐浩明《杨度》上中下三册，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七年一月一版一印，一四九一页，一百五十二万字，定价九十九元。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精通法学。他参与过公车上书，是满清四品官员；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营救过李大钊，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加入过国民党，最终加入共产党。买这套书，想了解下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将一个人生活成十八种。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从书”之一种，架上唐德刚作品第五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五年二月二版，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印，七百九十八页，六十六万字，定价一百四十九元。李宗仁寓居美国期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在“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襄赞下，于一九五八年开始自述三十余年的戎马生涯及所参与的军国大事，由历史学者唐德刚整理撰写，遂成《李宗仁回忆录》。

白先勇散文集《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二零一九年十月一版一印。特别赠送白先勇签名版藏书票和台湾书法家董阳孜手书条幅。我架上有《台北人》，这是白先勇的第二种，应该不错。

张宏杰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东方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九月一版一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看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是第四种。

鄢敬新《尚古说印》，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九年四月一版一印。应该是一本印章和钤印入门书。反感书店将书塑封，无法探知内容，又不好意思在书店里摸出手机搜这本书，我觉得这是对纸质书的亵渎，所以就只好根据封面封底设计来盲测。内容怎么样，读过才知道。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二零一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埃斯特·迪弗洛合作完成。这本书是我今天采购书单上唯一店里有的书。中信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九月二版，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四印。买这书的目的，就在书名——我想变成有钱人，是什么阻止了我成为一个有钱人？今天在书店，我对太座说，虽然我们没有钱，但也不算贫穷，现在我真正感到缺乏的不是金钱，是时间，每天用来读的时间还是太少。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江西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二月一版一印。关于一种新的伦理学——土地伦理学——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土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土地。据说与《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并誉为自然文学三部曲，这下三部曲齐聚，《瓦尔登湖》读过，然后就是去继续读书。

维罗妮卡·亨利《夜莺书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零一七年五月一版一印，一部关于书店的小说，我猜；妮娜·乔治《小小巴黎书店》，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八月一版，二零一八年四月一印，一本煽情的关于书的畅销书，也许；费莉希蒂·海斯-麦科伊《世界尽头的图书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八月一版一印，借书和图书馆为道具和场景的治愈系小说，大概吧。

谷崎润一郎《春琴抄》，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九年七月一版一印，“青鸟文库”口袋本之一种，凑单的。

二十四书香书店两种两本，虽少但是今日淘书最佳：

黄裳《古籍稿抄本经眼录：来燕榭书跋题记》，中华书局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版一印。黄裳是当代著名藏书家，学问渊博，文笔雅健，所撰藏书题跋尤见功力，为文献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所重视。这本书是我架上黄裳第六种，可作为我“野外自学”版本学周边资料收藏。

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朝华出版社二零一九年一月一版一印，竖排繁体，“清末民初文献丛刊”之一种。据清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甲午秋日刊于川东道署”刊本影印，无句读。光绪甲午即中日甲午战争那年。原书作于清光绪十三年丁亥，贵州遵义人、郑珍的学生黎庶昌因母去世告假返乡期满后赴京待命时。全书采取日记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作者由黔取道四川、陕西、山西入都（北京）途中的见闻与感悟。其间他不仅考察了所经地区的民生实业，还对许多重点形胜的地理文化做了详细描述和考证，纠正了《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蜀輶日记》和《汉书·地理志》等古籍中的一些错误，不仅是一部文笔清新雅致的学人游记，也是一部资料翔实、考证精准的地学游记。架上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古近代日记丛刊”第五辑录有日记四种，《丁亥入都纪程》其一，横排简体，不如这个版本佳。

中国佛教天台宗四祖，也是天台宗实际的创始者的智顗（538—597），是慧思禅师之徒。他承继了中国南方的禅观和北方三论宗的中观，尊奉《妙法莲华经》开宗立派。因其常住浙江天台山，所以他开创的一派学说被称为天台宗，也被称为法华宗。

《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说教。在经中佛陀直指众生佛性本无二，无高低贵贱之分，人人皆可学法，人人皆可成佛。

《法华经》的汉译本现存有三种,为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东晋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和隋朝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共译《添品妙法莲华经》。其中以《妙法莲华经》影响最大、接受范围最广。

在《法华经》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观音被描绘成大慈大悲的救世主，“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因此《普门品》全文二千零六十二字单行本又被称为《观音经》。

《普门品》的意思，为观音菩萨说普门圆通之德者，示现三十三身普使一切众生圆通于佛道，故名。郑僧一认为，“普”是普遍的解救，“门”是菩萨的无数方便，可藉以启迪众生的智慧。《普门品》的深意，是在阐明万法一体的理念——个别的众生与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就像一滴水汇入海洋一般，藉着一心称念与观音合二为一。而观音在解救众生时，都是以众生所能接受的三十二相示现，如帝释、长者、婆罗门、比丘尼等，如有必要亦现以鬼神之身。

我从第一次读《普门品》到现在，大概二十年。这些年里翻来覆去读过不少遍，渐渐觉得观音菩萨的三十二相示现并非三十二相，也不仅三十二相。每一相都是观音，但每一相都不全是观音。就像《金刚经》中说：“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因为“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同样，若以三十二相示现见观音，则帝释是观音，婆罗门是观音。观音无相，随缘示相，示现的相是当下的方便，因此不可以相见观音。我们能够看见的观音，其实不过是我们自己认为的观音，也就是每个人的所见是由其认知决定的，每个人只能看见他能看见的。

我还认为，并没有一个实际存在的以供众人膜拜的观音。观音是念念相续的缘的回应和续缘。例如我要渡河，一位世代在渡口的摆渡人将我送过了河。在渡河这件事上，摆渡人就是观音示现，但摆渡人不是观音，他们家世代摆渡也不是专要为我摆渡。

再例如我要查一个一句话、一个词的出处，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能查到，于是书店的店员推荐了一本书给我。我把书买回家去，读了，解决了我的疑惑。在这件事上，书店、店员、书都是观音示现，但都不是观音。观音是将这些要素串起来的缘，但不是缘本身。

我有一些清楚，但讲不清楚。这个观音，就是处处观音，因此观世音菩萨才能“即时观音声”，但处处的观音都不是观音，只是观音的“相”，只是指向月亮的手指，而不是月亮本身。

有点理解禅宗的“不可说”了，但是不可说。不是不可说，而是一说都是错。不管怎么说，说的都不是要说的。

丁福保（1874—1952）编《佛学大辞典》“观音”条：“观音本作观世音，唐人讳‘世’字，故但称观音，后世遂用之。”我曾在给高中生讲《心经》时，从“观自在菩萨”句，说过“观音”、“观世音”、“观自在”等对观音菩萨的不同称谓，并沿用了丁福保的说法，说为避李世民讳，唐时将“观世音”改称“观音”。丁福保是清末民初人，在他之前，我没看到关于“观世音”改称“观音”避讳的说法，因此是存了个疑的。

今天在郑僧一《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中，读到不同的说法：时常有人认为观音是观世音的缩写，原因是避李世民讳，事实并非如此。唐太宗于626年被立为王位继承人时，他的父亲下令禁止“世”和“民”两个字合并使用，但可以依礼分开使用。而且这个规定也只限于“官衔、公私文书及人名”。650年，唐太宗之子唐高宗李治继位，又把“民部”改称“户部”。但当679年，当“世尊”代以“圣尊”、“世界”代以“生界”的《最胜陀罗尼经》初译稿呈献唐高宗时，唐高宗说：“即是圣言，不必避讳。”因此又恢复为原来的“世尊”和“世界”。

但郑僧一的这个说法也只是李世民的父亲和儿子——唐高祖李渊、唐高宗李治时的情况，并不能说唐太宗李世民时“观世音”就不用避“世”字讳；并且《最胜陀罗尼经》初译稿呈献唐高宗时仍是避讳的，如果李治没有说“不必避讳”，那也是要延续“圣尊”、“生界”的译法的。所以，郑僧一的这个说法，也是存疑。

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鸠摩罗什和玄奘两个相隔两百多年的译本中，前者是“观世音菩萨”，后者是“观自在菩萨”，也没有找到记载能够证明这个更改不是因为避讳，毕竟玄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太宗时期。

还有，在《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品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鸠摩罗什译本中，无尽意菩萨问佛“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在《说文解字》和各古籍的释义中，“观”字，不论作凝视、审视还是谛视，都与看有关。但按梵文原字的字面意思是“声音被他所觉察者”，声音所觉察，译文应是“闻”，但为什么又是“观”呢？

“观音”这个词，似乎千年以来，都是一个争论纷纭的题目。

郑僧一《观音——半个亚洲的信仰》，繁体横排，贵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1版1印，“现代世界佛学文库”之一种。这套“文库”的书都不错，价格也还算合适，如果能收齐全套42本……除非我彩票真的中大奖了——我从来没有买过彩票。

三月十二日，向贵州书城公众号投稿一篇，换来百元购书券。今日周六，清明假期第一天，和女儿进城领券购书。疫情期间各行业萧条至极，上下四层，店员比顾客多。

想买袁枚《随园诗话》全本，二〇一九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著《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冯至《杜甫传》，一本都没买到。买了理查德·普雷斯顿《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和《古代版刻元曲小令》。

理查德·普雷斯顿《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系列二十七种中一种，二〇一六年三月一版，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二印，定价四十五元。因了这次新冠病毒疫情而大卖。二〇一五年少林寺释永信事件时，这个系列从书中一种《少林很忙》大卖，原本这书和释永信事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因为这个书名就让人以为二者有了不止半毛钱的关系。“译文纪实”系列从书，架上这本是第七种。

《古代版刻元曲小令》，线装书局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版一印，印数一千册，定价四十八元。四眼线装，内页宣纸包背装，印书根，简体竖排。这是看书买书以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本书——我的第一本巾箱本。

巾箱是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箧。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便于携带的小开本线装书。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线装书的巾箱本，就是现在的袖珍本、口袋本。

买这本书，有个趣事。

在贵州书城“国学·古籍”区，发现这个“古代版刻”巾箱本系列从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绣像唐诗》《西厢记》《元曲小令》五种，各有两本。前三种有拆了塑封的试读样书。“三国”、“水浒”绣像，在各种版本中见过一些。《绣像唐诗》选的是《唐诗三百首》里一百首流传广泛的诗配图，也常见。
问店员是否可以拆《西厢记》塑封看看。店员看向一主管样中年妇女。主管点头同意。正要开拆，主管突然一边喊：“不行不行”一边从店员手里把书拿过去，“这个书不能拆封。你知道为什么？太——贵了”，她拖长了“太”字以强调书价，“这个书纸软，一拆就是废书了，就像那几本一样，我们拿起就没办法了。”

“那能不能把那几本废书处理给我？”我差点脱口而出，但还是忍住，从她手里接过《西厢记》，说：“那不拆开看看，我怎么知道书里选的是《西厢记》哪个版本呢？”

“都一样的，是古代版本。”主管指着红色护封套上“古代版刻”四个字说。

“厄……不是这个意思。书有很多版本，不同年代的不同版本间，有的还是有蛮大差异的。”

“都是一样的，都是有图画和字的。”

“厄……像这个”我拿过试读的那本《水浒传》，翻开给她看，“你看，这本前面四十幅是明崇祯十四年刊行的陈老莲绘《水浒叶子》，后三十八幅是明崇祯广东雄飞馆所刻《水浒》《三国》合刻本《英雄谱》中《水浒传》选录插图，很明显后面三十八图与前面四十图，不论画风还是画工都有明显不同。所以我想看看这本《西厢记》选的是哪个版本。版本不同，差别很大的。”

“都是一样的，都是上面是字下面是图画。这个书太贵了，我早就喊他们收起来，结果他们还是没收起来。”说着主管就让店员把这十本书收起来拿进库房了。

“好吧，那我去看看其他书罢。”我边说就边走开。心里嘀咕：饭馆小妹的基本功是背菜单，的士司机的基本功是要熟悉大街小巷，现在实体书店不景气，店员都不需要基本功了。转了一圈，还是挂念这几本小书，又转回去问店员，“那书你们收进去，不卖了吗？”

“卖的。你要我拿给你看。”店员转身进仓库拿出来，“你要哪本？我帮你拿去收银台，一会儿你下去结账。”

“啊……这真是和买彩票一样啊。”《西厢记》和《元曲小令》两本难以取舍，最后选了后者。《西厢记》绣像见过几种，元曲画谱没见过。店员拿了书就要下楼去收银台，我忙拦住说一本小书不劳专程送下去了，并保证“我不会拆塑封的”，店员才将信将疑把书交给我。

回到家，拆塑封的心情就像等彩票开奖。上文下图，小令诗意与版画意境相得益彰，颇有趣味性和欣赏性。元曲小令八十首一一配图，是从明臧懋循编《元曲选》和明黄凤池编《唐诗画谱》木刻版画诗意图选录混编。虽然没有注明各多少幅图，但从画风可以明显看出，大概各占一半。混编不利于读者了解不同版本的特点，但或许是为了混淆用《唐诗画谱》尬配元曲小令。文字排版也不佳。书刊正文排版规范要求“单字不成行，单行不成面”，但这本小书的排版中，曲牌和曲文频频出现单字成行。还有个不佳，线装竖排却是简体。所以线装书局这个“古代版刻”系列，有一本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