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全愈《教育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08本。

出版一年了，这本书在豆瓣只有封面、书名和作为全书所有信息展示的ISBN码，连作者姓名都没有。作为这本书的第五个读者，我补充了作者、出版社、定价等版权页信息。由于只有5人标注“读过”，因“评价人数不足”而没有评分。黄全愈在自序中说“实际上，这本书（《教育的基础》）是我《素质教育在美国》系列与《混血虎》，以及我儿子青少年时出版的《我在美国读初中》和《我在美国读高中》的精华荟萃。”《素质教育在美国》在豆瓣评分7.9，这本精华本却无人阅读，有点奇怪。

虽然大娃在上初中，二娃在上幼儿园，但两个娃都没有上过公立学校，我对当下教育的了解不多、不深，对美国的教育更可以算是一无所知。所以对书中大多数中美教育的比较没有多少感触，倒是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有一些共识和共鸣。

“Sage on the stage，可以意译为‘至尊的讲台上站着圣人’。这样把教师神圣化不利于培养学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所以我在日常教学中，总是强调要挑战权威，尤其是教室里的权威——老师，大胆质疑，因为所有理论都可视为假设，都可被推翻。

“培养批判性思维，首先要分辨‘事实’和‘观点’，否则就会把‘观点’当‘事实’或把‘事实’当‘观点’胡乱批一通。这里讲的‘批判性’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批判一切、否定一切，而是包含逻辑思考、信息分析、综合评判等高级思维的‘质疑—分析—审辩’——在阅读中发现自己的答案的过程。”分清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这也是我日常教学中的基本要求，否则讨论将很容易偏离事实和观点，变成相互的人身攻击——吵架。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而在生活中，但凡是分不清“事实”与“观点”者，也大可不必浪费时间与其讨论任何问题，因为道理只有和讲道理的人才有得讲。

“独立思考是批判性阅读的过滤网。只要经过独立思考，即使全盘接受阅读的内容，也是批判性阅读。批判性阅读的最高境界是读出作品中的自己——读者，而不仅仅是读出作品中的作者。”这也是我常常说的，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旦写就、出版，就不再属于作者，而属于读到它的每一个人。每一位读者从中读出什么，就是什么。

这一篇读书随手记，似也可看作“读出作品中的自己”？或者也可以换个说法：每个人都只能读出自己能理解的。所以是不是正因为如此才要去多读一些自己从来就不理解也没想过要理解的东西，这样才能一点一点破除自己的愚昧？

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1792年，当以大英帝国国王的亲戚、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为团长的使团来到中国却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贫困中。为何如此？原因很简单。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新高，但人均下来，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

人口增长本来是乾隆盛世最有力的证据。但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乾隆盛世却是一个贫困的盛世。一方面，人口繁庶历来是政治成绩和国家实力的最有力证明，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虽然清代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人均却是最低。据吴宾《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历代人均粮食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

人口的过度增长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饥饿的盛世。英国使团的来访，有力击破了马可·波罗以来一直流行在欧洲的中国富强说。使团将大量关于中国的情况带回英国，“这个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大概就在于它导致了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从而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得过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使团成员巴罗还发现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就现政权（清廷）而言，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于无形。”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那么中国文明是什么阶段呢？黑格尔说，是幼年。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在黑格尔之后，对中国的轻蔑成了欧洲声音的主流。

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重庆出版社2016年4月1版,2021年6月15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看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这是第五种。总阅读量第1507本。

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用三个部分讲述张宏杰从文学青年到历史中年之路。第一部分“大家们”，是启蒙作者写作的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如鲁迅、黄仁宇等，这些大家们的写作风格与思考方式至今影响着作者。第二部分“我的文学青年生涯”，记录作者如何从一名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位“职业作家”。第三部分“我与历史写作”，阐述了作者如何走向专业史学研究之路，并且记录这一路指导与引领他的老师们，包括戴逸、葛剑雄、秦晖等。

写戴逸老师，记他曾说：历史学者应该是通才。现在的高校文科专业分得太细。1949年前的北大没有那么多文科专业，就是历史、哲学、文学三样。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不能只看到只研究自己鼻子底下的一点事，不能只局限在自己的学科，要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都感兴趣，这样才能对历史有一种宏观的全局性的眼光。因为历史本身是一个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完整的过程，其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孤立的。

写葛剑雄老师讲课，就算是非常枯燥的内容，他也能讲得非常吸引人：“他讲课没有稿子，没有课件，时而站在讲台上，时而踱到讲台下，不看一眼教案，讲课如行云流水一般。他总是以具体事例来阐述理论，所讲事例，都鲜活生动。”

写秦晖老师讲课，“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将。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入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秦晖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说：“做学问一定要有趣，我从来也不相信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另一个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读书才是一件快乐的事。”

这样的老师，遇到靠造化。就算见不到本尊，能拜读大作也是幸事。就像佛经所说“经书所在之处，即如佛所在”。读了书，就像上了老师一学期的课。但就算是名校，也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认真备课、讲课。“在复旦读博期间，我遇到很多讲课敷衍的老师。一开始我按着课程表，兴冲冲跑去听那些著名教授的课，但是大多数时候扫兴而归。”

大学里有多少讲课敷衍的老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现在中小学的老师相当部分很少读书，读也只是翻一翻相关部门指定推荐的应试书籍，甚至是不读书，更不要说跨学科和兴趣广泛。有自身原因，也有教育导向的原因。钱理群在《大家都不读书，是教育最大的问题》一文里说：“最可怕的事，是不读书的人在教书，不写作的人在教写作。教育是干什么的？老百姓有一个最朴实的说法：孩子上学，就是‘去读书’。读书，这就是关键；引导学生读书，是教育的根本职责。我们现在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家都不读书，老师不读书，学生也不读书；或者说，老师只读教学参考书，学生只读和应试有关的书，学校里完全没有自由阅读的空间和时间。”我每周一次在也闲书局与诸君的讲谈，想做的就是这个“自由阅读的空间和时间”。每次讲谈虽做不到“行云流水”，但亦力求“尽深情实意”，盼诸君能“领受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

张宏杰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东方出版社2018年9月1版1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读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是第四种。总阅读量第1506本。

《阿来六短篇》，六个以发生在机村的荒唐年代的荒唐事。

如《报纸》这篇，讲扎西东珠为了试试自己新弄到的鸟枪“团不团砂”——试试枪的准头，试试成团的铁砂射出去，在有效射程内会覆盖多大的面积，在村外，一叠从公社拿回村还没有打开过的报纸被当成靶子，放在了五十米开外的地方。扎西东珠对着报纸轰然就是一枪。

打中了。有人在翻动报纸，然后，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人同时发出一声惊叫。接着人群就轰然一声跑开了。夹在里面的一张报纸上，有幅领袖照片。铁砂子从这面穿进去，把领袖的下巴、额头和腮帮子都打坏了。

扎西东珠是第二天被带走的。警察骑着挎着一个车斗的三轮摩托来，宣布的两项罪名，一项叫反革命恶攻，一项是非法持有枪支。被带走后，回来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

其它五篇，大抵如此。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静水深流。

阿来《阿来六短篇》，淘来九成新二手书，海豚出版社“短篇经典文库”系列皮面精装“六短篇”第九种，2016年1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05本。皮面精装“六短篇”现在就缺《甘露六短篇》就凑齐全套了。

1896年留着大胡子的奥匈帝国犹太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写了一本小书《犹太国》，印数寥寥三千册。然而这本书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

二战后，许多从纳粹大屠杀下幸存的下来的犹太人前往祖先的巴勒斯坦，并陆续组建了几大军事组织。以当时议会反对党领袖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伊尔贡”（意为“民族军队”），因领导人大多身受纳粹之害，多行事偏激；开国总理本-古里安领导的“哈加纳”（意为“防卫”）一派最为强大，行事风格也相对稳健。

伊尔贡和哈加纳又合作也有矛盾，甚至一度差点兵戎相见，但他们在关键时刻又能团结一致，贝京坚持“犹太人永远不能内战”，解散伊尔贡，以个人身份加入哈加纳，这才有了今天的以色列国防军。

长约五十米、高约十八米的哭墙，是近两千年前犹太王国宫殿被罗马人拆毁后剩下的最后一段遗迹。犹太人世世代代的最大愿望，莫过于回到这堵墙下痛哭一场。如今梦想成真，犹太人收回了哭墙，却发现这个世界依然没有安全可言。

冯翔的《奔袭》，围绕1976年7月3日“恩德培行动”展开。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副标题（如果需要借此对内容做一个概要说明的话）也可以叫“恩德培行动始末”，或“内塔尼亚胡家族的崛起”，或“以色列现代国家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天”。

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以色列突击部队飞越三千五百公里，从乌干达首都恩德培机场成功解救出一百多名人质的英勇；也不是行动间接导致乌干达第三任总统“吃人恶魔”阿明的垮台，而是在面对分歧时，以“永远的反对党领袖”贝京为代表的色列人的态度：

这不是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党派之争，这是一个最高级别的全国性问题。我们——反对党将支持政府为拯救犹太人的生命而做出的任何决定。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不管我们对各不相同的信仰持多么坚定的态度，不管我们之间的争论有多么刺耳喧嚣——依照议会民主制度，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只能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表达意见。在专制的风暴中，我们需要这样的民主来克服障碍，通过考验；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越来越强大。

欲言又止，言尽于此，多说无益。

冯翔《奔袭》新星出版社2023年11月1版，2024年1月2印，签名本，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504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