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到何种程度？与他们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Han Fei 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 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 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以来更感到综合的重要……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

读历史目的不外求博学、追八卦和想弄明白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三种。前两种是当前很多历史畅销书的基调。我在中国学子面前讲中国史，自不希望大家沉沦于前两种低级趣味中，因此也深觉不能照教科书朗诵，所以上学期即便是有教育部审定之标准教材，也需要大量备课，并以力求引出学生“真的是这样吗”的提问而为终极之教学目标。因为当学生开始怀疑历史，就是历史学习的开始。所以当读到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一句时，深以为然。

今天翻完黄仁宇《中国大历史》，23万余字，350页，标记、笔记、批注百余处。总阅读量第1412本。这个假期备课阅读已近100万字。在《剑桥中国史》到来、翻完前，目前就只有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最适合作为新学期初中的中国史教材了。如果最终选定这本，还要二刷甚至三刷才行。

日本于公元600年（推古天皇八年、隋开皇二十年）首次派出遣隋使，至838年最后一次派出遣唐使，之间经历两百多年。隋朝于581年建立，隋恭帝杨侑于618年禅让天下给唐朝皇帝，遣隋使只派遣了四次（一说六次），作为遣唐使的先驱，其重要性不可忽略。

遣唐使时代日本摄取的唐朝文化极其系统，侧面反映了这就是日本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唐朝文化对日本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原因在于日本接纳文化的时期与国家及自身文化形成时期吻合。甚至可以说，没有唐朝文化的接触，就没有古代日本的形成。日本接纳这个新文化所需的时间短暂到令人吃惊。七世纪中叶后，倭国即使派出了遣唐使，但文化尚受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强烈影响，可仅仅不到五十年，日本就完成了向唐朝文化的高度靠拢，几乎可以与江户开幕到明治文明开化期间发生的变化相匹敌，速度也几近相同。然而，遣唐使时代的变化发生于一千多年前，可以说远比明治时代的西欧化更为急遽。

二刷东野治之《遣唐使》，目的在于换一个角度、换一种眼光来看隋唐这段历史。

这是一本古典诗词爱好者研习格律的入门书。

作者王力（1900―1986）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世纪，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影响深远。

明知道这样的起点不是我能够得到的，但为什么还是要读这本书？并且其实已经是二刷（一刷是三年前编教材“唐人五十家”时）？借作者这句话来回答自己就是——我们在学习诗词的时候，如果能够知道关于诗词格律的一些基本知识，那就更能欣赏其中的艺术的美，更能体会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性。

人不能轻易就自我放弃，凡事总是要向自己向往的方向努力一把，所以即便还是没读懂，但开卷有益，在我的理解范围内还是有所收获：

一首诗应在何处写情、何处写景，完全是诗人的自由，但是诗人最重视声音和色彩，所以写景是诗人的重要的艺术手段。写景就是使诗歌形象化，这可以说是诗的基本知识。

所谓格律，就是规则，诗人根据这个写诗。诗有古风（古体诗）和律诗（今体诗）两大类，以及五言、七言两种。除五言、七言外的三言、四言、六言不等的杂言诗都归在古风里，因为古风的字数没有规定，可长可短。古风的诗规则很简单，只要押韵就行。律诗的规则比较复杂，除了押韵，还有平仄的格式。

唐诗一定要押韵。什么叫押韵呢？就是韵母相同的字，在不同句子的同样位置出现。因为押韵一般在句尾，所以又叫韵脚。单句不押韵，双句押韵。

平仄指的是平、上、去、入的古音四声中，平声仍叫平声，其余三声叫仄声。仄的意思就是不平。古人作诗，就靠平仄的交替形成一种音乐上的美，也叫抑扬的美。平仄是律诗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将诗的格律，主要就是讲平仄。

王力《诗词格律概要 诗词格律十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1版1印。总阅读量1411本。如果9月新学年我还是要上中文课，还是要自编教材，那五代至宋的词也得讲一个学期，还得三刷这本书。

上一次读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4月1版1印，15万字）是在2015年，当时没什么目的，只是为了好玩，所以读了就算了。这次重读用了昨天下午、晚上和今天早上共一天的时间，目的明确，是为了备课，并整理出以下自编教材材料。这个假期备课阅读已45万字。

隋唐服色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规定官员服色为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自此以后唐代官员常服的服色基本都按品级以紫、绯、绿、青为准。这里的品级指的是散官品级，隋唐时官员常服均以散官的品级为准。因此白居易虽然身为从五品下的江州司马（职事官），但并不能穿绯衫，而是依散官将仕郎的从九品下的官品穿青衫，所以才说“江州司马青衫湿”（《琵琶行》）。

隋炀帝定服制，庶人服白，屠商服皂。所以百姓应举叫“白衣举人”，剥夺官职又允许继续效劳的叫“白衣从事”或“白衣从征”。隋及唐初，一般官员还可以着黄袍衫。当时令式规定，百官上朝时都可以服黄。到唐高宗上元年间（674—676），洛阳县尉因穿黄服夜行为人殴打，所以特下诏令“朝参行列，一切不得着黄。”自此以后，官吏中穿黄衫的只有三种人：一种是流外官以及无品的参选者，所以又“黄衣选人”的说法；第二种是宫内的低品宦官，即所谓“黄衣使者白衫儿”（白居易《卖炭翁》）；第三种是里正等各种胥吏。唐文宗太和六年（832）王涯的条奏中引《礼部式》，说奴及部曲通服黄、白、皂，客女通服青、碧，所以称婢女为“青衣”。

刺青

刺青又叫点青，至今也是被认为是一种不良行为，但它确又是隋唐特别是唐末五代很流行的妆饰。据《酉阳杂俎》、《清异录》等书记载，唐末京城长安的恶少们都剃秃头，在身上刺字。例如有个叫张干的，在左胳膊上刺“生不怕京兆尹”，右胳膊刺“死不怕阎罗王”。除字外，还有人在身上刺山、亭院、池树、草木、鸟兽等图案。荆州有个人，从脖子以下刺了白居易的诗三十余首，还配有画，时人称为“白舍人行诗图”。

茶与酒

隋及唐初，北方饮茶的人还不多，但到唐玄宗开元以后，，由于僧人坐禅的需要，饮茶逐渐普及。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在饮茶普及的基础上，唐德宗时（780—805）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即陆羽的《茶经》。根据《茶经》记载，当时人工栽培的茶树已经遍及今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河南、陕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地。

这一时期的饮茶方法主要是“痷茶”和“煎茶”。“痷茶”是将茶末放在瓶缶中用开水冲灌后饮用；“煎茶”是将茶末投入沸水中，并加入适量食盐调味然后分而饮之。

晚唐五代，“煎茶”流行的同时出现了“点茶”。点茶是将茶末在茶盏中调膏，然后注入沸水。注入沸水的技术要求主要是“注”的速度和落点。

真正嗜茶并作为一种澄心静虑、畅心怡情的艺术来欣赏的，还是僧人和文人。元稹在《茶》一诗中说茶“慕诗客，爱僧家”。除元稹外，为我们留下与饮茶有关诗歌的还有不少，如刘禹锡、李白、柳宗元、钱起、韦应物、白居易、杜牧、皮日休、陆龟蒙等人。

唐懿宗也喜好喝茶。在他赐给同昌公主的各种酒食中，就有号为“绿花”、“紫英”的名茶。《云仙杂记》记志崇和尚将茶分为三等，最好的“紫茸香”用于供佛，次等的“惊雷荚”用于待客，自己则喝最差的“萱草带”。钱起在《与赵莒茶宴》中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倒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唐时的酒，除了传统的黄酒和果酒（如葡萄酒），还从波斯引进了一些外国酒。这时的黄酒有清浊之分，大多带有酒糟，临饮时要压榨或过滤，所以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酒肆留别》）有的黄酒颜色发红，李贺：“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将进酒》），形容的就是当时好酒的颜色。

3月新学期的文史地跨学科中文课要进入璀璨的隋唐，对应的自编教材内容是“唐人五十家”，即五十位唐朝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因此这新学期可称之为唐诗の学期。上一次讲这部分内容是2020年秋季学期，三年过去了，现在需要对这部分内容做一些调整和补充，这就要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

昨天和今天，在带娃间隙重读了两遍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隋唐定局》，上一次读是在8年前的2016年，重读主要是为了梳理清楚混血李唐王朝的家族血脉传承；二刷了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上一次读正好是一年前。读日本人写的隋唐史是因为“中国史不是孤立的汉族历史，周边民族的发展也是其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的内部发展必然波及周边民族的世界，而后者的民族发展也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历史性的影响。”两天的总阅读量约三十万字。

杨隋和李唐王朝，都是世界性的帝国，都是多民族的混血王朝。隋唐之前西魏的执政者，也是北周开创者的宇文泰，和隋朝的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关陇军事集团。鲜卑人宇文泰不但将“集团班子成员”的籍贯改为关中，还赐给他们鲜卑姓氏，比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所以杨忠的鲜卑名叫普六茹忠；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所以李虎的鲜卑名就是大野虎。这名字听起来确实够野。

宇文和杨、李这三个家族都有血缘关系，而且都与一个胡人有关。这个胡人叫独孤信。

独孤信，有说他是匈奴人，也有说他是鲜卑人的，还有说他是突厥人。不管他的民族归属为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族与北魏同时兴起，先祖叫伏留屯，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酋长。

独孤信可算是历史上最会嫁女儿的老爸。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昞，七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三个王朝都是他家的女婿，如此岳父大人可谓空前绝后。

由此，隋文帝杨坚的独孤皇后是李渊的亲姨妈，杨坚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是李渊的表弟。此外李渊的窦皇后，他儿子李世民的长孙皇后，都是鲜卑人。长孙皇后祖上姓拓跋，因为担任宗室之长而改姓长孙，窦皇后的舅舅则是赫赫有名的北周武帝宇文邕。慕容、拓跋和宇文，都是鲜卑族大姓。可以说，隋唐两代皇族早就是世代混血了。

隋唐既不是作为少数民族渗透到华夏，也不是作为征服者入住中原。它们的统治者是混血儿，且又以华夏正宗自居。大唐天子更是兼具双重身份，对内是皇帝，对外是天可汗，对周边民族的态度既开放有包容。这样的王朝对中华民族来说意义重大，一种新的民族政策在贞观年间诞生，这也是一个世界性帝国诞生的基础——对各族人的任命、赏罚、安置和抚恤各方面，与大唐子民一视同仁。这是一个王朝和国家自信的表现。

比如在玄武门之变中力挺李世民的尉迟敬德，是于阗国的王族之后。把大唐搅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据说本姓康，是康国人，后改随养父姓安，因此又算是安国人。据说这两国的国王本是同族，都是粟特人，而安禄山的母亲是突厥人。另外还有考上进士并留在大唐做官的外籍人士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新罗人崔致远和阿拉伯（大食）人李彦升。

一个王朝和国家，越是政权不稳统治动摇，就越是对内拼命钳制，对外顽固排斥。相反，如果相信自己的政权稳如泰山，自己的文化浩如烟海，那就会打开所有的门窗，对外来文化一视同仁的照单全收。以开放的姿态和兼容的心态面对现实，这就是唐创造出世界性文明，与拜占庭、阿拉伯并为三大帝国的原因。

在2020年读过的《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贫穷并不仅仅意味着缺钱，它会使人丧失挖掘自身潜力的能力。希普勒在他的《穷忙》一书中也说到：“贫穷最灭人志气的特性是：它所带来的绝望。贫穷不仅仅是金钱的问题，还是一种灰心丧气的孤独状态。”

如果把希普勒的《穷忙》这本书当成一本短篇故事集来看，那么可以说这些故事中有人物，有时还有一些情节，甚至掺杂着家庭悲剧和孤独的英雄主义。但这本书里没有高潮，故事也没有结局。生活依然是未解的难题。因为走出贫穷不像是亮出自己的护照，然后走过边境这么简单。在赤贫和安逸的生活之间有一条宽阔的争议地带，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条通道的距离都是不同的——

对穷人来说，贫穷是由数不胜数的困难所组成的，一个困难会令另一个困难加剧：不仅工资水平低，而且教育水平低；不仅工作没有出路，而且能力有限；不仅存款不够用，而且消费不明智；不仅住房条件差，而且育儿方式不当；不仅没有健康保险，而且家人不健康。反面主角们不是只有压榨血汗的雇主，还有无能的雇员；不是只有干预过多的教师，还有挫败任性的学生；不是只有欺骗穷人的官僚，还有自欺欺人的穷人。一个原因导致了许多后果，然后这些后果又形成了新的原因，或者造成一个后果的许多成因正是由那个后果引起的。这些问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都在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们既是政治和经济权力体系中的全面性问题，又是个人和家庭生活中的个别问题。但穷人和投资银行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绞尽脑汁思考钱的问题。他们要尽量兼顾每一点，作出预测和计划，而且每个决定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各种研究表明，那些会去利用雇主的培训项目津贴和其它的教育奖励金的工人，往往是本身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人。教育就像是一种资本：你拥有的越多，得到的就越多。那些刚刚摆脱贫困，或者在贫困边缘徘徊的雇员们甚少能有提前规划或者计算这些福利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的机会，这些福利和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退休计划一样，要在很久以后才能发挥影响力。

犯错并不是低收入家庭的专利。在经济的底层区域，许多难题会形成一股破坏性力量，因此，贫穷的各个组成部分会形成合力，把人吸下去。而对在贫困边缘、生活窘迫的家庭来说，内省和变革的能力几乎是可望不可即的。因此要把一个人拽出那个泥潭，就需要非凡的教育和养育方法。

然而，很多贫穷人家的孩子会对老师说：“老师，我不想学了，我是在浪费时间吗？我十六岁了，我十八岁了，我得去工作了。我有我的未来。”他们只看今天，也只看得到今天。如果他们读了书，他们的日子会过得更好。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家里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们只是为了活下去。他们接受的教育并没有给他们打开面向无尽可能得旷野。只有他们碰巧发现自己班上有个不同寻常的天才教师，或者家中有个非常有远见的大人，否则他们的学校教育只会限制他们，使他们变得狭隘，把他们封闭起来。即使它给他们提供了一条走出困境的路，他们也看不到这条路。即使它总有一天会给他们带来回报，他们也算不出来回报有多少。学校是梦想与失望交汇的地方，是孩子被寄予厚望或者遭受挫败的地方，是火光被点燃或熄灭的地方。

尽管一个养尊处优的孩子可能会因父母缺乏养育能力而受伤，但是他有接受良好教育、特殊服务、治疗和其他方面的机会，这可能会让他比那些与他有同样遭遇的、生活在贫困中或贫困边缘的孩子更成功地渡过难关。没有优裕家庭环境的保护，没有成就和雄心，一个孩子会暴露于危险的境地中。这并不意味着穷人父母就肯定比富人父母差，这里指的是父母失职在贫穷条件下产生的伤害会更大。一个家庭就像一所房子，它只能经得起它的构造和维修情况允许范围内的风雨。

希普勒《穷忙》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系列之一种，2015年1月1版，2018年12月7印，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410本。我为什么持续关注贫穷问题？因为我曾经贫穷，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是通过阅读，持续不断地阅读拯救了我和我的家庭，且不想再次堕入贫穷的泥潭，也希望能够帮到身边的人们。然而在我2019年的“轮回”系列记录里，事实再次证明，除非一个人自己想改变，否则他人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在西藏，对宗教的感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它激荡着整个生命，控制着时间，在每个思想和每件作品中留下印记。”

“我一直认为人类的信仰是无形的、含蓄而现实的东西，它融于生命之中，却无法用手触摸。”

“科学的澄澈和它明晰的原理使我们神魂颠倒，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嘲笑缺乏科学依据的信仰，而自己却在被单一的思维所欺骗忘记了自己也正在迷信着什么——科学。我们傲慢的态度掩盖了一个事实——科学才是最嚣张的迷信。我们现代惯于外露的行为，已经把我们自己同内心世界发生的一切割裂开来，那是连接人类无知的现实和久远的过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不安的恐惧和希望，还有不祥的预兆和断言。我们只有偶尔在梦中，才能现出那个世界的一丝朦胧曙光。对未知的恐惧驱赶着我们的思想重又跌回那令人不舒服的神秘世界里，但是我们的思想被推得越深它就一次次愤怒地欺骗性地弹回表面。它突然间汹涌而来，翻搅着，使我们宁静的感知变得模糊不清。”

“由于人的目的是多重性的，且存在冲突，因此人的行为有多种形式。人们被一个又一个的愿望驱使着，从来没有满足于自己的目的。不满足就像阴影一样伴随着人的行为。一次次新的愿望产生，一次次失望随之而来。冥想则是从外而内的反向路径，但这个过程是如此的艰难，很少有人能达到最深处的圣地。”

“任何一刻所产生的念头都会体现过去的经历和无限未来的一切可能性，是过去和未来的建造者，永不停息。”

“离开拉萨与离开其它任何一个城市不同。离开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轻易地再回去，而拉萨却像是在世界之外，如此的遥不可及。离开拉萨犹如梦中的幻影消失，却不知它是否还会重现。”

作为佛教徒的图齐，在他的《到拉萨及其更远方：1948年西藏探险日记》一书中，除了对科学与藏传佛教、内部世界与外部的物质追求有非常独到的看法，这还是一本很好的人文地理笔记。

例如对锡金的介绍，对西藏人物服饰的记录就非常精彩，堪为人文地理写作的范本。

[意] 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是意大利著名东方学家，在藏学界、东方学界具有崇高的国际声望，他于1926年至1954年间先后在喜马拉雅西部地区、西藏等地进行了八次卓有成效的科研考察。《到拉萨及其更远方：1948年西藏探险日记》，是图齐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进藏日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8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09本。我想把图齐的书的中文版都找来读。

“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这也并不是历代的皇帝生来就昏愚。因为人的知识，总是从教育得来的。这所谓教育，并非指学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环境足以使我们受其影响的。如此说来，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所以皇帝的天性，是一个上知，仅能成为中人；如其本系中人，就不免成为下驷了。”（《三国史话·宦官》）

“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三国史话·外戚》）

“试问当时因曹操挟天子而归顺他的，到底是哪一个？刘备、孙权不就是明知其挟天子还要和他对抗的么？然则曹操的不可与之争锋，还是拥百万之众的关系大，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关系小。曹操所以能有相当的成功，还是其政治清明，善于用兵，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没有多大关系。”（《三国史话·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人生在世，除掉极庸碌之辈，总有一个志愿。志愿而做到，就是成功，就是快乐。志愿而做不到，看似失败，然而自己的心力，业经尽了，也觉得无所愧怍，这也是快乐。志愿是各人不同的，似乎很难比较。然而其人物愈大，则其志愿愈大，则其为人的成分愈多，而自为的成分愈少，则是一定不移的。哪有盖世英雄，他的志愿只为自己、为子孙的道理？说这种话的人，正见得他自己是个小人，所以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了。”（《三国史话·替魏武帝辩诬》）

中国的历史，由于史料的加工痕迹太重，并且年代越久越缺失，所以都很可疑，所以也才留下了大量空白让后人分析、解读。也因如此，关于三国，除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各人也都能从有限的资料里，结合当下作出自己合理的解读。吕思勉是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的人物，则其解读又更加有见地，见新知，还历史于历史。

吕思勉《三国史话》，金城出版社2013年8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08本。

2014年，62岁的坂本龙一（1952—2023）罹患口咽癌后，又被诊断出了直肠癌，并且癌细胞已转移到肝脏和淋巴。于是不得不坦然面对和思考自己生命的终点——死亡。这本书就是记录坂本龙一对死亡的思考和慢慢死去的过程的记录。

书名《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来自电影《遮蔽的天空》中一段台词：因为不知死何时将至，我们仍将生命视为无穷无尽、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一生所遇之事也许就只发生那么几次。曾经左右过我们人生的童年回忆浮现在心头的时刻还能有多少次呢？也许还能有四五次。目睹满月升起的时刻又还能有多少次呢？或许最多还能有二十次。但人们总是深信这些机会将无穷无尽。

其间，坂本感到“现在支撑日本人生死观的‘脊梁’似乎都已经消失。所以我正努力从听闻的藏传佛教故事中收集有关生死观的片段，来思考自身的死亡问题……人类能活到八九十岁，也就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事吧。想到人类长达20万年的历史长河，想到没有高科技医疗的时代，我真的不确定到底是否有必要为了延长寿命而逼迫自己接受治疗。”坂本“拒绝痛苦的治疗，只接受最低限度的护理以迎来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价值观，也正是我在自身所奉行的。太座五年前罹患甲状腺癌，手术后恢复得还不错，所以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而我在三年前的一次例行体验中被医生告知“情况不太好，建议去三甲医院做检查”。于是在疑似淋巴癌晚期、肺癌晚期、胃癌晚期、直肠癌晚期的一通检查，仍然无法确定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后，我也选择了“与癌症共生”而不是“与癌症战斗”。每年新年到医院确认一次自己是否患上各种癌已成“惯例”。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即使强行战斗也没有意义。”因为“我深深地觉得，人类创造的一切最终都会被毁灭，认识到人类根本无法与自然抗衡。”

在死亡面前，才是众生平等。坂本龙一的《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不过是一些细碎的随笔，称之为“坂本记录自己如何死去的碎碎念”应该也合适。

坂本龙一《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中信出版社2023年6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07本。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共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内亚视角的北朝史》和《耶律阿保机之死》共四篇文章。以我非专业，更多为兴趣阅读的读者来说，这本小书实在是有点太无聊了，以至于作为将其枕边书的阅读感受并不十分好。

例如《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考证了大汗登基仪式上，到底是用的黑毡还是白毡、举毡的是七人还是四人。《耶律阿保机之死》分析了耶律阿保机到底是暴病而亡还是有准备的自我预言自行了结。

不过即便是这样看起来很无聊的考证，也有其价值。就像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袁劲梅所说的：“做学问，不是猎奇，是一点一点地积累，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拨开前面让人看不清楚的杂草，细细地分析；用理性拷问自己，拷问先人；然后，向前小心翼翼地放一块小小的新石头，让后人踩着，不摔下来。”这一点一点的考证，就是做学问者小心翼翼向前放下的一粒小石子。这样的埋头积累比卖弄才情的文字更有意义。

说到卖弄才情，昨夜枕边书是王怜花谈金庸和古龙的《江湖外史：江湖外史，再现江湖！》，实在是看不下去。满篇不过是所谓的“北大80年代最耀眼的才子”唾沫星子和啤酒沫子四溅的玩弄文字。曾经北大最耀眼的才子就这水平啊？！才华有，可惜无多。爆一句粗口：什么玩意儿？浪费老子的书钱。要看闲谈古金，还是六神磊磊最佳。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2月1版，2023年1月3印。总阅读量第1405本。

王怜花《江湖外史：江湖外史，再现江湖！》，中信出版社2014年2月1版1印，淘来二手书，扉页上有前任主人“2017.3.16当当”的文字。总阅读量第1406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