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能够让已经被后人神化并被定位为“开国之父”的一代政治领袖们的生活，重新活生生地回到读者中间。（《致谢》）

在独立战争时期，人们确实有一种广泛的共识：他们处在“创造历史的现场”……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大胆开创的共和政府实践，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遇到了顽固的抵抗，但这一实践完全击溃了19世纪的君主王朝，以及如杰斐逊预言的那样，击溃了之后20世纪的极权专制政体……一个独立的美国是突然之间被创造出来的，不是缓慢形成的，美国脱胎于革命而不是演化。（《前言》）

伯尔是联邦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汉密尔顿则是继乔治·华盛顿之后，联邦党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此外，汉密尔顿的拥护者还会加上一点：他是以华盛顿为象征的政治能量的知识源泉。他们之间的交锋，代表着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中非暴力对抗模式的一次短暂崩溃。（《决斗》）

美国独立战争留下的关于奴隶制的遗产，不是一份要将之终止的默示协定，或者两个地区之间达成的继续容忍奴隶制的君子协定，而是一种经过精心计划的戒律：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能被讨论。奴隶制是不得向外人张扬的家丑，或者是房间里的大象……富兰克林希望在一切变得太晚、无法采取决定性行动之前，根据独立战争的原则将奴隶制纳入国家议程。麦迪逊则希望奴隶制从国家议程中排除出去，因为他坚信这种决定性行动不是带来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阶层的毁灭，就是造成整个国家的毁灭……麦迪逊比任何人都清楚有关奴隶制的辩论到底将什么东西置于危险之境。她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到底许诺了些什么，而且奴隶制违反了此种许诺；富兰克林在去世之前，提醒所有相关人士，对奴隶制的沉默就是对独立战争遗产的背叛。（《沉默》）

在1790年代上半叶，美国政治生活中最接近不证自明的真理的人物，只有乔治·华盛顿。作为那个时代的传奇，美国人自1776年（在国家尚未成立之时）就将他视为“国父”了……如果这个新生国家有一座奥林匹斯山的话，所有那些次要的神只能远远站在山坡下。唯一能和华盛顿争夺最高地位的只有本杰明·富兰克林，但是在1790年去世之前，富兰克林本人已经承认了华盛顿的至高地位……他是宙斯、摩西和辛辛纳图斯三者合一的美国伟人……承认华盛顿的巨大声誉并不完全依靠其谨慎的权利实践，而更多的是建立在他放弃权力的非凡才能之上，这是至关重要的……或许，年龄本身就足以让华盛顿义无反顾地回到弗农山庄。毫无疑问，如果有人应当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度晚年，那么这个人就是华盛顿。或许，正是这种奇特的直觉让他总是能够抓住主要和次要之间的差别，让他从骨子里认识到，再担任一届总统意味着他将死在任上。退休使他避开了让生物规律结束任期的命运，也避免了开创带有终身君主制意味的先例。对他两届总统任期先例的过度沉迷，使我们忽略了他自动退休所确立的另一项更为根本的原则，即政府职位应当超越任职者的寿命，美国总统制与欧洲君主制有着根本区别：不论总统是多么不可或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用完可抛的。（《告别》）

实际上，他们（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在相隔不到五小时的时间内相继去世，哪天（7月4日）是1776年向全世界宣布《独立宣言》的五十周年纪念日，而且他们去世的时刻几乎就是《独立宣言》被宣布的时刻。你可以称这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意外，或者说这是两颗强大的心灵刻意按照戏剧脚本的时间同时死去。无论如何，历史就这样发生了。最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可以被看作两个端坐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之间的漫长对话……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成就的写信人。他们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在写字桌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而且这种风格可以完美地表现他们不同的个性。（《友谊》）

约瑟夫·J.埃利斯《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书系又一种，2016年1月1版，2017年1月3印，2026年读完的第87本，总阅读量第1702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