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三百勇士是真的只有三百人吗？”我接过Isaac递过来的手机，汉斯·德尔布吕克的《战争艺术史》，他正读到关于温泉关战役的章节。天气不错，25℃，早上的阳光柔和，花开满眼，我们就在也闲书局门口的公共休息区，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希波战争开始今天的对谈。

Isaac说，关于温泉关战役的人数，书里有这么个数字，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薛西斯率领420万大军进入希腊，包括辎重部队在内。

我说希罗多德被称为“历史之父”，他的《历史》这本书有时间感兴趣可以也去看看。不过420万人这数字后面不是在传抄时多了一个“0”，就是希罗多德弄错了。以两河流域到雅典的距离，420万人的军队长度，前锋已经在温泉关与希腊城邦中最强的陆战士斯巴达人开战了，最后一支队伍还在幼发拉底河的河边没有开拔。并且以当时波斯帝国的人口、农业和经济，绝对支撑不起这样一支军队。

“确实是这样的”，Isaac说着翻到“史籍记载中的希腊兵力”一节：只要材料允许，军事史研究最好就从兵力大小入手。兵力大小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仅是相对强弱（或者兵力大的一方因此得胜，或者兵力小的一方凭借勇气和将道而抵消了弱势），绝对数目同样重要。同样是行军，1000人组织起来很容易，1万人就是不小的成就，5万人简直是艺术，10万人则是绝无可能。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后勤给养在战略中的意义也会加重。因此，如果对军队规模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如果不批判性地看待历史记录，探究事件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方面，无数错误观念依然在流传。人数记载被单纯沿用，却没有意识到从中会得出何种结论。

哟！一不小心还考上我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希腊在巴尔干半岛，作为希腊城邦中重要的战士城邦，斯巴达在哪里？”我问。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

“指出来。”我摊开欧洲地图，Isaac准确指出了半岛的位置。干得漂亮。

我赞同布罗代尔“没有地理，便没有历史”的观点，甚至有时我会表述为“地理是历史之父”，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背包里总有一本《世界地图册》，讲谈的固定场所一定要有地图的原因。历史决定的是时间的纵深和思维的深度，而地理决定了空间的延伸和视野的广度。捋清地理，才有可能理解诸多历史大事件的根源、节点与结果，也即是回答了为什么当时只能那样，为什么现在是这样。有趣的是，历史学有“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分支，地理学却没有“地理历史学”。

在地图上，从地中海到美洲，Isaac给我看2026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已经提前晋级的七个国家名单，亚洲有日本，中国还是尾巴龙，小组最后一名。“怎么样？终于听劝不看国足了吧？”我笑说。作为球迷，Isaac和我每次见面都会聊足球。

“我也没想到啊，24年换了20个主帅，不过那个谁还不错”Isaac说。

“20年前是这样，再过20年，还会是这样。主帅都是好的，也有个人能力不错的球员，但国足踢的不是足球，所以再厉害的球员和教练都没用。话说，芬兰的足球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弱很多，是不是因为有一半的领土在北极圈内，一年有八个月冰天雪地踢不了球有关？《芬兰史》的进度如何？”

芬兰也是每次都会涉及的话题。

“芬兰的足球不太行和纬度有没有关、有多大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不过芬兰这个国家确实是一个传奇。”Isaac翻开《芬兰史》，读了这一段：芬兰完全可以称得上现代史上巨大成功的传奇之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芬兰从欧洲北部边缘一个贫穷的农业地区变成今日欧洲联盟内最繁荣的国家之一。这一经历令人瞩目，但绝非一帆风顺……

我们都有一个好奇：芬兰做对了什么？每次对谈都是鲜活的历史。在历史中，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世界是在同时发生而不是静止的，尤其是在全球化和AI时代的今天，这种“命运共同”并不取决于我们身处中国落后地区的西南省份，还是在北欧莽莽赤松林中。

离开也闲书局时，购书一本，冉正万签名本中短篇小说集《洪边门》。回家的地铁上翻了二十几页。想起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人均GDP似乎与人均年阅读量成正比，二者之间有着什么联系吗？还是只是巧合？

最高温度27℃，惠风和畅，春光大好，Citywalk与Isaac同行的两个目的地是黔灵西路31号和陕西路166号，因为我们共读《Christendom Destroyed: Europe 1517 – 1648》的缘故。

路过中华北路76号的毛公馆，想给Isaac说说这座省级文保单位的前主人，民国时期贵州省主席毛光翔，但一看到被临时隔板围起来，正在翻修的狼藉工地，顿觉索然无味。作罢。即将出现的又是一座崭新的“文物”，而真正的文物往往因太“旧”被拆毁。“一座城市没有历史遗迹的记忆，就没有灵魂，愧对后人。”迟子建在一次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黔灵西路31号，刚一进门，就有两位“弟兄”迎上来，热情介绍宣传栏里的内容和故事。原计划的任务清单里有访谈，但Isaac还没有准备好与陌生人对话（我们I人要走出新一步都需要酝酿很久），我就向两位请教：Catholicism、Orthodox Catholic Church和Protestantism都出自同一处，但又不同，对我们门外者来说，三者的区别在哪里？

一位自称信了40年的“弟兄”滔滔不绝，但多是那个不好在哪里这个好处在哪里的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像极了一位极力在向我们推销“信”的地推员，内里有一群奶奶在学唱歌，但他让我们想静静感受一下这种环境和氛围而不得，只得匆匆别过。

陕西路166号，这里对游客就友好得多，开放参观、拍照，并有义工接待、讲解。我同样问了三者的区别，一位自称信了七年的义工说自己讲不清楚，但给我们解答了标记的不同和含义，并介绍了几尊塑像都是什么人物。翻开桌上的《Holy Bible》，最后几页是西亚和地中海东岸不同历史时期的几张地图。从两河流域到埃及，从波斯到罗马强盛时期将地中海变成了内海，与Isaac从地理到历史又探讨了一下，说如果头脑里没有地理和历史的时空概念，就算世界在眼前，很多人也不知道世界在哪里，还以为是在遥远的某一个地方。又问义工彩色玻璃的玫瑰窗是不是Catholicism特有，她也说自己不清楚。虽然她能回答的不多，但诚实。全程有一名自称是附近居民但对这里一无所知的油腻男子，总是提出一些毫无常识的问题打断我们的对话，并与我们在这小小的地方多次“偶遇”，让我觉得他是plainclothes。他太醒目了。

离开时，看到院子里晒着的床单被套，想到义工多次强调这里要注重仪容仪表，又想到热情的“弟兄”，或许这就是祂的无处不在吧？！

在和平路小广场长椅上休息，Isaac给了我一本已没再版的商务印书馆“世界历史文库”丛书之一种，2013年8月1版1印的《芬兰史》。我们要读的书有点多，就讨论了取舍和排序，《Christendom Destroyed: Europe 1517 – 1648》继续推进不变，是第一优先项；《芬兰史》成为第二优先项，其余就自由阅读。芬兰作家阿托·帕西林纳的《遇见野兔的那一年》我读完了，“但估计你不感兴趣，因为是一个中年男人寻找自由和回归自我的故事。”我对Isaac说。他手机里，在读和待读的书，各种类大部头十余本，感慨时间不够用。

午餐一起嗦辣鸡面，继续和Isaac聊他的运动计划和中国队在这次世界杯的表现。重回街头，他说要走回去，甚好。我们又边走边聊，在沙河街分手，他继续向东，我向北去地铁站。愉快的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