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一战，胜者几年后统一了北方，败者七年后于病中抑郁而死。

曹袁两人身边都有大量的战将和谋士，曹操缘何取胜，袁绍又缘何失败？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从”与“不从”，即是否采纳智囊谋士们的建议上。

先来看《武帝纪》中曹操是如何对待谋士们提出的建议的。

兴平元年，袁绍想与曹操结盟讲和。当时曹操“新失兖州，军粮尽，将许之。”失地又缺粮，强敌此时却来讲和，难得的休养机会，所以曹操准备答应下来。但这个时候“程昱止太祖，太祖从之。”程昱劝阻曹操，不知道程昱说了什么（程昱传中或许会有），曹操竟然听了。

建安元年，“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这里曹操是有自己的主见的，同时也参考和采纳了荀彧、程昱的建议。等迎到天子，“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定都于许昌，这是曹操和谋士们早就定好的一步棋，所以这里曹操采纳董昭的建议，也只是顺水推舟。

曹操善于采纳别人的建议，并不代表他没有主见。“吕布袭刘备，取下邳。备来奔。程昱说公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这个时候确实不能杀刘备。一来敌人的敌人就是可以拉拢的对象，现在正和吕布开战，吕布占领了刘备的根据地，走投无路的刘备来投奔，正省去了一番“统战工夫”；二来不论刘备是否有雄才，凡来投奔的都好好收留，正是曹操一贯“唯才是举”的风格。所以，这次曹操没有采纳程昱的建议。但随后“术欲从下邳北过，公遣刘备、朱灵要之。会术病死。程昱、郭嘉闻公遣备，言于公曰：‘刘备不可纵。’公悔，追之不及。”曹操这里确实是糊涂了。人才不为自己所用，也可以像徐庶一样留在身边，至少保证不为他人所用。这一留一放，等于是开了一桌流水席，让刘备在这里吃饱喝足抹了抹嘴角的油就走了，还被顺走了一些兵，不悔才怪。

“兴平五年春正月……公将自东征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郭嘉亦劝公，遂东击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这次曹操亲征反贼刘备，诸将都不赞成，但郭嘉支持曹操，于是击破刘备军，还生擒了夏侯博。刘备抛妻弃子，只身投奔袁绍。要论《三国志》里谁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最会逃命的小强，非刘备莫属。

兴平五年“二月，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绍引兵至黎阳，将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说公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渡兵向其后者，绍必西应之，然后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禽也。’公从之。”这一次的战果是不但斩杀了颜良，顺势解了白马之围。

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袁绍起土山，军士居高临下射杀曹操营中士兵，箭如雨下，在军营中往来行走都要靠大盾牌遮挡，士兵都非常恐惧，并且这时候粮食也不多了。曹操想退兵，写信征求荀彧的看法。荀彧回信说了一番鼓励打气的话，总之就是劝不要退兵。“公从之”，曹操听了。

不久“袁绍运谷车数千乘至，公用荀攸计，遣徐晃、史涣邀击，大破之，尽烧其车。”随后“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袁绍的谋士许攸贪财贪到连袁绍都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于是转来投奔曹操，并泄露军机让曹操袭击淳于琼。曹操怕不怕许攸是来诈降赚他入彀的？不怕。一是因为他的首席谋士荀彧在之前的信里说过袁绍“能聚人而不能用”；二是许攸只是贪财，但不傻，还没到为了钱财不要命的程度，当然就不会投奔必败的曹操。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曹操的兵力并不会比袁绍少太多，更不会是《武帝纪》中所记的仅只数千人对抗十倍于己的袁绍。如果曹操此时只有数千人，迟早必败，许攸又何必冒着生命危险来降？所以曹操信许攸，于是“大破琼等，皆斩之……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曹操最终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

在《三国志·董二袁刘传第六》的《袁绍传》中，袁绍并不缺谋士，他有与曹操相当的智囊团，但对待谋士们提出的建议，只有一个态度——不从。

在曹操迎天子之前，袁绍的谋士郭图就劝袁绍迎天子并立都于邺城。绍不从。

击破公孙瓒后，派长子袁谭主理青州事务，谋士沮授劝袁绍说不可以这样，否则“必为祸始”，绍不听。

建安五年，曹操东征刘备，后方空虚，田丰建议袁绍出兵抄曹操的后路，这是多好的机会和多好的计谋。但袁绍因为小儿子生病了，所以“不许”。

官渡之战，袁绍进军黎阳，派颜良进攻白马。沮授又劝阻袁绍说颜良性子急又心胸狭隘，虽然勇猛但不能独当一面。“绍不听”，颜良被曹操斩杀，士气低迷之际，沮授再次提出建议，说我们虽然人多，但不如曹操的兵勇猛。现在他们补给不足，周转不利，急于速战速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慢慢折磨他，和他打持久战（“宜徐持久，旷以日月”）拖垮他。结果，绍不从。

淳于琼带上万士兵向北运粮而来，沮授建议再派蒋奇带领一支军队在周边巡逻，以防曹操再来劫掠。结果还是“绍复不从”。大败。

田丰曾经劝过袁绍，如果要与曹操一战，最好是持久战辅以奇兵骚扰，“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如果袁绍按照这个作战计划进行，曹操早就嘎掉了。但“绍不从”。败回到冀州，“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杀掉了田丰这个大冤种。田丰应该算得上是袁绍身边的准一流谋士了，因为他不但知道谋胜、谋生，还知道自己的谋略不会被采纳，以及还能“谋死”——知道袁绍回来一定会杀了他。

所以，如果说官渡战前和战中，曹袁双方的军事实力略有高低的话（见《再读<三国志>之四：官渡之战曹袁的兵力对比》），在谋士阵营完全可以说是势均力敌。最终曹胜袁败，正是俗话说的“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了。

彼得·克莱默绘《一段风流画不成：18世纪欧洲洛可可时期蝴蝶图谱》，“惜分飞”系列手绘昆虫明信片之一种。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1月1版1印，定价68元，会员五折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337本。

“惜分飞”系列，都是在一个精装硬壳的盒子里装了几十张印刷精美的明信片，是我今年以来读完一本书，开始新的一本之前，用来舒缓和作为填补阅读空隙的“阅读填缝剂”。

洛可可（Rococo）一词由法语Rocaille（贝壳工艺）和意大利语Barocco（巴洛克）合并而来，Rocaille是一种混合贝壳与石块的室内装饰物，而Barocco（巴洛克）则是一种更早期的宏大而华丽的艺术风格。

路易十四时代的官方古典主义以庄严、华丽、沉重的外貌、深刻的思想为其特征；洛可可以其艳丽、轻盈、精致、细腻，崇尚华丽和纤巧的风格成为18世纪欧洲流行的主流艺术样式而被称作“路易十五式”。

荷兰人彼得·克莱默（Pieter Cramer 1721－1776）出身于富商家庭，却以昆虫学家的身份为世人所知。1774年9月5日，克莱默立下遗嘱出版画作。1775—1782年，四卷本的《异域的蝴蝶》陆续出版。在昆虫学史上，《异域的蝴蝶》是一本重要的著作。该书首次采用卡尔·冯·林奈提出的新系统为动物命名和分类，在396幅手绘上色的雕版上描绘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1658种蝴蝶和蛾类。

民国人物普遍保留了笔记写作的习惯，这个习惯和晚近以“现代文学作家”为书写核心，大量印刷、商业出版、市场运作以“结集成书”的思维是很大不一样的。绝大部分从事笔记写作的人并非专业作家，他们只是惯性地视著书立说为此生思见付诸后世公断的一个必然手段。

在动荡的时局中，观察人物理念情怀之善变，不得不令人先想起梁启超。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引《后孙公园杂录》说他：“梁迈赐先生，善变人也。”允为实论。百日维新失败，梁氏流亡海外，亲见革命党旅美华侨势力雄厚，一变而声称膺服中山先生民族主义，藉《新民丛报》大事鼓吹；等到保皇立宪之说潜势吸收会党成功，一变而发布《梦俄罗斯专制》一文，便抛开共和了。民国成立，梁氏应召入京，一开始又倾心与共和，再变而主张改《约法》，改终身总统各制。从一个阴谋论的角度来说，这是“长袁氏君主独裁之欲”——就算勉强说得通罢；待筹安之会大兴，帝制之议起，梁氏又三变而写下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还亲自写信给袁世凯，劝罢帝制。《后孙公园杂录》接着说：“四变而已再造共和自命，门徒党羽，连兵西南各省，梁先生亲自出马，赴肇庆军务院都司令部矣。彼盖默观全国人向共和，故又主张恢复共和，乘此号召权位也。”

另一个转机百出的是黎元洪。他从一个栖惶畏葸的清兵协统，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军的神主牌位，再变为袁世凯的肱股之臣，三变为领导共和之大总统而启动府院之争，四变为坐拥钜万家财、倾心提倡教育的实业家。其间顶着“活菩萨”的诨号，却能够设计借袁世凯之手诛杀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更是令人发指。

张大春《南国之冬》，九州出版社2020年9月1版1印，19万字。张大春《春灯公子》、《战夏阳》、《一叶秋》、《南国之冬》的“春夏秋冬”系列最后一本。总阅读量第1335本。书中多次提到官至四川总督、直隶总督的清末名臣贵阳人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这本书在架上插了起码有5年，还一直没有读。

冯唐《成事：冯唐品读曾国藩嘉言钞》，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1版，2019年6月4印，定价68元。四折淘到九成新二手书，竟然还是签名本。翻了一个小时，看不下去，放弃了。难怪这么新还是签名本就被前任处理掉——与其看冯唐在这本书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18万字，不如自己读梁启超编的《曾文正公嘉言钞》。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读到烂书也是在所难免，好在一路读来中毒的次数不多，否则早被毒毙在水边。

这本书5月1版6月就4印了，卖得好再次印证一句话——有钱的人不读书，读书的人没有钱。《曾文正公嘉言钞》，不同职业、身份、经历的人，都能从同一句话中读出自己的感受，作出自己的解读。但冯唐就看到大多数“企业家”不是读不懂原文就是没时间读书，于是把《曾文正公嘉言钞》剁碎、榨汁，加进美式的、英式的咖啡、下午茶，味道很差，但“精英们”还是假装津津有味并大加赞赏，否则会显得自己很没有品位，也没有文化。这也不怪冯唐，有需求就有市场，这算是知识的降维打击和辗轧罢。

总阅读量第1334本。满地江湖吾尚在。

马幼垣《水浒人物之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6月1版，2006年8月2印，定价12.8元。这本书是马幼垣研究《水浒》二十余年，在《水浒论衡》和《水浒二论》两书之外，于报纸副刊陆续刊出分析评点二十六位水浒人物的短文，并配以六十二幅《水浒》人物之经典插图的合集。角度新颖，新见迭出,找了好久的书，终于淘到二手旧书，13.2元溢价购得。半日读完，总阅读量第1333本。自小学时读《水浒传》，继近年王学泰《“水浒”识小录》、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谱》、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鲍鹏山《江湖不远：<水浒>中的那些人》后又一本《水浒》周边。

想读《水浒论衡》和《水浒二论》，二手书商溢价十倍不止，买不起。

本来这个学期出国留学预备班的“中文经典课”要讲《西游记》或《水浒传》。《水浒传》宋十回、林十回、武十回，一个六周讲一个十回，刚好一个学期。但学生兴趣不在此，选了《聊斋志异》。一篇一篇讲下来，现在学期过半，也已讲到第二十一篇《狐嫁女》。照此进度，这个学期大概也就讲三十篇了。

书名是《业余者说》，但其实内容一点也不“业余”。从开始，至少前半本还好，第三部分“表达的技艺”起，老实说，后半本我没读太懂，也就是那种每一个字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就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鸦片战争那部分还好，是看明白了的，也打开了一个看这段历史的新角度）。这是基础知识累积和专业训练不匹配所导致的，短时间内解决不了，也可能不用去解决，能懂多少懂多少罢。

思考可以慢慢发酵，记录整理能读懂（至少是我自己认为的）的部分可以在当下：

1、除了授课，我也喜欢胡乱的阅读和思考，倒不单纯是为了备课、做研究，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读书思考是抵抗因长期上课而行成的习惯性倦怠的最好方法。而且，一个教书人如果自己不读书，心里也会多少有些不踏实。由于阅读思考的范围总是大于讲授的课程，所以也就把阅读和思考的东西不自觉地塞进了课堂。这种授课方式从负面讲，是超出课程的离题，从正面说，也可叫拓宽视野；关键是分寸。事实上，走出校门多年的学生能够记住的，未必是某个老师讲授的那门课程，而往往是课外的话。并且话语的影响力因人而异。同样一句话，有的听后无动于衷，有的则念念不忘。

2、“业余者”在严格分工的语境里并不是个好词，带有“门外汉”（layman）的贬义，但在知识分子意义上，“业余者”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业余者”的信条是：“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 除此之外，“旁观者清”这句俗语或许还是有效的，不同的知识背景和视角都蕴含了自身的智性和眼界，“取长补短”这个老词或许仍有价值。

3、“知识”和“意见”是人文智识活动的重要分类方法。前者由学者承当，后者则是智囊的任务：学者供给“智识”，智囊则提供“意见”。智识与喧嚣无关，只与真理相关。或者说，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存在两种知识分子的生活，一类是沉思的，一类是行动的。前者是学术的、知识的，后者是政治的、意见的。一个学者首先应当努力地不被“体制化”。

4、现代性带来了学科之间的严格分野，专业化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一方面使每一门学问都成了科学，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同学科之间筑起一堵堵厚墙，各自都自觉把智慧的触角龟缩在墙内，对墙外的任何事物都克制好奇心，并保持着一种专业的冷漠。而现代的国家也越来越依赖这类智库型（think tank）专家为其服务，越来越不需要一般性的“学者”或“知识分子”的智性实践。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或译成赛义徳，1935－2003）说：“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这里的“相对独立”也可以这样理解：知识分子并不依赖专业而存在，他／她首先是个以“智”为业的人，“求智”便是其人生目标。以智为业就无须选择专业立场，有一个“智性”的视角就够了。

5、善恶同源，好坏一体。一个健全的社会个体就是扬善抑恶、向好去坏。但这恶与坏不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拔除净尽，所以人世间需要道德与法律。只有规则的存在，恶和坏才能被摁住翻不过身来。一旦规则失效，人的兽性就会占据上风。

6、自我的本质就是在自由与压制之间晃荡，人生就是一种无法完美的残缺。存在永远与心灵分离——现实安定，心灵祈求漂泊；现实动荡，心灵则想安宁。

王人博《业余者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1版1印，16万字，定价49元，也闲书店会员八折购得。总阅读量第1332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