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康复中，啃不动硬书、大书，只能翻翻不用动脑子的闲书。

李长声《阿Q的长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长声闲话”五种之一，淘来的旧书，2014年8月1版1印，17.4万字，78篇中日之间的文化渊源、文化比较随笔，一日读毕。总阅读量的第1289本。

李长声的书，最早读过的是随笔《枕日闲谈》，中华书局2010年9月1版1印；后来是“长声闲话”系列的《系紧兜裆布》；翻译作品读过藤泽周平的《黄昏清兵卫》、《隐剑孤影抄》。书架上还有李长声的几本书待读，他读书太多，太能写了。另外在2020年6月10日，我读完了藤泽周平“浪客日月抄”四部曲，同时也读完了全部中国大陆出版的12册藤泽周平作品，由此藤泽周平成为我读过作品最多最全的日本作家。没有之一。

虽然是闲书，也有闲收获：

明治以前，日本说诗就是指汉诗，也叫做唐歌，即中国旧体诗。（《蜀山人》）

后花园天皇宝德三年（1451），临济宗和尚笑云担任遣明史书记官出使明朝。使团在宁波逗留三个半月，在北京逗留五个月后，终于在景泰五年（1454）二月踏上归途。行前，笑云游兴隆寺，独芳和尚拿起烧饼问：日本有么？笑云答：有。又拿起枣子问：日本有么？答：有。独芳和尚说：来这里为什么？答：老和尚万福。独芳笑了，赐笑云一卷自注《心经》。（《看明朝那些事》）好一个“老和尚万福”。

我们泱泱大国的书越做越大，不像是给人读的，只宜于壮观书架，可日本经济越不济，“新书”就越好卖，原因无他，唯其价廉也。（《武士家计帐与张大点日记》）这也算是坏事中的好事一件，尤其当下经济更加之不堪，能有便宜新书读，总还不至于让人对生活太过绝望。

董桥散文写得好，但有时觉得像人妖在那里顾盼生姿，美则美矣，不禁起一身鸡皮疙瘩。（《千石的念法》）董桥的散文，我读过几本，有的很好，有的很糟。李长声对董桥的这个评论也妙。

梅原猛认为：“要真正知道日本，必须要知道日本的文化；要知道日本文化，必须要知道《源氏物语》、柿本人麻吕、芭蕉。”周作人说过：“俳句以芭蕉及芜村作为最胜，唯余尤喜一茶之句，写人情物理，多极轻妙。”芭蕉生于1644年，姓松尾，名宗房。十多岁开始作俳句，起初就用本名。而立前后终于开创出自己的风格，即所谓“蕉风”。当时他在深川的住处是一个有势力的鱼商提供的，一间看守鱼笼的小屋子。芭蕉叫它泊船堂，这名字缘于杜甫的浣花草堂，而泊船，不消说，取自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芭蕉在《寒夜辞》中写道：“在深川的三股岸边结草庵，远望富士之雪，近浮万里之船。”有个叫李下的门人送来一株芭蕉，第二年春天茎繁叶茂，院落为之窄，屋檐为其掩，于是人称茅屋为芭蕉庵，芭蕉也就自称芭蕉庵桃青，后来干脆号芭蕉。（《芭蕉的俳号》）我喜爱松尾芭蕉其人其俳句近三十年，今日才得知芭蕉为何为“芭蕉”，可见我的所谓喜爱何其肤浅。去年也大概在此时，我的个人总结PPT用了松尾芭蕉“芒鞋斗笠，春夏秋冬又一年”作结语。今年疫情放开，人人仆倒，个人总结改为提交文字版，少了芭蕉的结语，总觉得肃杀之气愈重。

感染新冠病毒第五天，康复中。枯坐于炉边一夜翻完董宁文编《我的书房》。总阅读量的第1288本。

这本《我的书房》是2003年4月，《开卷》杂志创刊三周年，以“我的书房”为题向作者征稿的合集。其中不乏周有光、范用、流沙河、何满子、金性尧、许渊冲黄裳这样的名家大家，然也不乏混迹其中的一二蠢货。岳麓书社2005年1版1印。忘了什么时候哪里淘来的。已出版17年的老书，不但纸张发黄，就连六十位作者中也有小半已作古。

回想年青时太幼稚，召祸被戴帽，痛苦得要死，多亏躲在本单位的锅炉房内，读完《庄子》，得以自解倒悬，终身受用。此后又在拉煤拉米余暇，攻读《易经》、《诗经》、《楚辞》、《汉赋》，积有心得，使我不至为新诗所耽误，老来能混一碗饭吃。又后来机关图书馆扫除所谓封资修的黑书，数干珍籍被囚禁一室。人事科长怜我贫穷，吩咐说：“你进去住宿，好生看守着，房租就给你免了。”他于我有恩，没齿不敢忘。有书读，那就好。（流沙河《序“我的书房”》）

我的书，没有什么珍本秘籍，明刊宋椠固不必说，就是有限几部略有年头的书，也都是拜长者所赐。自己买的，大抵都是觉得有用、市面也常见的，只是于出版社和作者，常有拣选罢了。比如古籍，如果有多家出版社出了同一种书，我大抵买中华版或上海古籍版；校注本若有多种，则选见闻所及知道够资格的校注者，主编是谁倒是不大在意，因为知道那不过是挂名，以主编者的年龄，对书的质量他多半是不能负责的。这样拣选，只是求其比较靠得住罢了——这也是上过几次当才学乖的。（陈四益《堆书的地方》）

倘若问我：你最珍爱的书是哪一部？这种提问是不懂书、不爱书而且也不会读书的人才可能说得出口的，没有回答的必要。倘若问我：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从此可以不再让这类东西进书房了，它们（不要改为“他们”）是书的“丧星”，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我的书房其实是一个避难所，雅一点说就是“业余做工室”；如果没有书房，我早就自杀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知道我经历的人都会认同。书房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安慰、给了我自信。（龚明德《我的书房》）

摘抄的几段，于我亦然。这些年，我也是全靠阅读自救。现在看来，是一根手指已经摸到了岸。

忽必烈打算对日本出手时，面对着的实在是他并不怎么了解的一个对手，即便这种信息匮乏因为后来多次遣使日本有些许改善，但仍然远远不够。这对于两次远征和孤悬海外的十几万官兵来说，是致命的错误。

在元朝士兵和镰仓武士在今天日本福冈县附近海边面对面厮杀之前，两个国家就已有两场交锋。一场是外交/间谍战，忽必烈在正式开战前，共6次遣使招谕日本，然而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第二场是诸神之战，双方都举办了大型宗教活动，一方祈祷出兵大捷，一方祈祷“异国降伏”，或许最终还是天照大神和八幡大神厉害些，打败了藏传佛教护法神大黑天。

终于，1274年10月3日，元朝的东征军出海了。大军900艘战舰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远征舰队。十四日占领了对马和壹歧。与同样以骑射为主，武装到牙齿的镰仓武士相比，元朝东征军主要由携带短弓、环刀、长枪、战斧的轻骑兵和轻步兵组成。不论步骑，镰仓武士的个体防护都高于东征军。在个体防护和武艺都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元朝东征军也有绝对的优势，那就是除了集团作战、配合熟练外，弓箭的平均射程超出日军一倍有余。元朝军队的弓箭齐射，目击者形容为“发矢蔽天，有如暴雨”，可谓对镰仓武士最严重的威胁。然而很快在博多登陆的东征军左副元帅刘复亨中箭败退，最终“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谁料在撤退的路上又遇上了风暴。

1276年，蒙古人占领临安。之前一直为日本分担了元朝大部分军事压力的南宋消失了。蒙古人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平稳顺畅地消化吸收南宋的土地和人口资源，同时对外继续扩张。不过元朝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多少可以两全其美的思路：把江南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输出到海外去，把国内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

江南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总数高达六七十万的前南宋职业军人。就让他们去打日本吧。这些人，打败了是炮灰，打赢了，便是未来殖民地的第一批居民。范文虎率领的10万“江南军”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批入侵部队携带了锄、锹一类的农具，做好了长期占领和殖民的准备。1281年6月18日，也就是与从朝鲜出发的蒙汉朝联军“东路军”约定于壹歧会师的第三天，没有等到蒙古主帅阿塔海的范文虎率领的10万“江南军”，才乘坐多数从南宋俘虏、接收的旧江船河船仓促改造一番的3500艘战船，从庆元港（今宁波）陆续开拔。这一路，非但预定随“江南军”出发的东征军总司令没有成行，连与东路军的汇合地点也一再变更。这样一支舰队再遇到“神风”，自然会败得惨不忍睹。

四天读完周思成的《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总阅读量的第1287本。书不厚，才20万字，也不难读，而是因为当中三天半都因感染新冠病毒高烧昏睡中。几天里，全靠太座穿梭“阴阳两界”照顾，今日终于体温恢复正常，但头晕、乏力，咽喉痛，症状还要持续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