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是《业余者说》，但其实内容一点也不“业余”。从开始，至少前半本还好，第三部分“表达的技艺”起，老实说，后半本我没读太懂，也就是那种每一个字都认识，但组合在一起就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鸦片战争那部分还好，是看明白了的，也打开了一个看这段历史的新角度）。这是基础知识累积和专业训练不匹配所导致的，短时间内解决不了，也可能不用去解决，能懂多少懂多少罢。

思考可以慢慢发酵，记录整理能读懂（至少是我自己认为的）的部分可以在当下：

1、除了授课，我也喜欢胡乱的阅读和思考，倒不单纯是为了备课、做研究，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读书思考是抵抗因长期上课而行成的习惯性倦怠的最好方法。而且，一个教书人如果自己不读书，心里也会多少有些不踏实。由于阅读思考的范围总是大于讲授的课程，所以也就把阅读和思考的东西不自觉地塞进了课堂。这种授课方式从负面讲，是超出课程的离题，从正面说，也可叫拓宽视野；关键是分寸。事实上，走出校门多年的学生能够记住的，未必是某个老师讲授的那门课程，而往往是课外的话。并且话语的影响力因人而异。同样一句话，有的听后无动于衷，有的则念念不忘。

2、“业余者”在严格分工的语境里并不是个好词，带有“门外汉”（layman）的贬义，但在知识分子意义上，“业余者”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业余者”的信条是：“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 除此之外，“旁观者清”这句俗语或许还是有效的，不同的知识背景和视角都蕴含了自身的智性和眼界，“取长补短”这个老词或许仍有价值。

3、“知识”和“意见”是人文智识活动的重要分类方法。前者由学者承当，后者则是智囊的任务：学者供给“智识”，智囊则提供“意见”。智识与喧嚣无关，只与真理相关。或者说，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存在两种知识分子的生活，一类是沉思的，一类是行动的。前者是学术的、知识的，后者是政治的、意见的。一个学者首先应当努力地不被“体制化”。

4、现代性带来了学科之间的严格分野，专业化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一方面使每一门学问都成了科学，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同学科之间筑起一堵堵厚墙，各自都自觉把智慧的触角龟缩在墙内，对墙外的任何事物都克制好奇心，并保持着一种专业的冷漠。而现代的国家也越来越依赖这类智库型（think tank）专家为其服务，越来越不需要一般性的“学者”或“知识分子”的智性实践。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或译成赛义徳，1935－2003）说：“要维持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这里的“相对独立”也可以这样理解：知识分子并不依赖专业而存在，他／她首先是个以“智”为业的人，“求智”便是其人生目标。以智为业就无须选择专业立场，有一个“智性”的视角就够了。

5、善恶同源，好坏一体。一个健全的社会个体就是扬善抑恶、向好去坏。但这恶与坏不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拔除净尽，所以人世间需要道德与法律。只有规则的存在，恶和坏才能被摁住翻不过身来。一旦规则失效，人的兽性就会占据上风。

6、自我的本质就是在自由与压制之间晃荡，人生就是一种无法完美的残缺。存在永远与心灵分离——现实安定，心灵祈求漂泊；现实动荡，心灵则想安宁。

王人博《业余者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1版1印，16万字，定价49元，也闲书店会员八折购得。总阅读量第1332本。

“保持身心的开放，阅读、理解，长见识，增加自己身心灵这个“湖泊”的深广，只有心里这滩水越来越大，掉进来一块小石头，才会激起很大的涟漪。

“读书无禁区，写书也不应该有禁区。为什么人类的思想要被害怕？一个人的表达应该被尊重，我们应该有倾听的能力和胸怀。如果你不同意他的看法，你可以说出你的看法。如果我们不想听，也可以不听，但是我们不能剥夺其他人说话的权利。写诗必须，自由地写才能写出好东西。

“‘敬’和‘恒’是两个最重要的修炼方法，但曾国藩评价自己，说今生欠这两个字，所以老而无成，自己非常后悔。”

昨夜枕边书，四折淘来二手九成新的冯唐《了不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8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31本。

《了不起》收冯唐的50篇读书笔记，在我看来这本书可以加个“冯唐书话”的副标题。我读过的书与冯唐的50篇书话有三分之一重合，我的阅读未得个中三昧，还只是低层次的兴趣满足，没到文学欣赏的高度，有听过但不感兴趣的书（如《飘》、《呼啸山庄》、《倾城之恋》），直接跳过，所以一夜翻完。越来越觉得，冯唐除小说外的书，经不起细看：匆匆看都是道理，细细看全是废话。不过比文字不好，读书不多，一个牛可以吹一个系列，反复吹，每次都略有不同，但吹的牛大抵相似只能骗骗不谙世事小女生的大冰之流好太多了（曾读过小朋友推荐给我的大冰系列中一种，矫揉造作无以复加，读书被真正恶心到的经历不多，此为一例）。

石榴树开花时节遇到连日晴朗大风，一夜之间就“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唯馀一朵在，明日定随风。”下午不想备课，懒得翻古文，不想看学术性书籍，在杨梅树下闲翻淘来二手的冯唐《冯唐成事心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12月1版，2021年10月5印，看来这本用31万字来闲扯淡说些正确的废话的书卖得不错。总阅读量第1330本。

冯唐读书不但读得多，而且读得好，不管喜不喜欢他一直有意无意走气走出来的那种优越感，这点得认。在这本“成事心法”里，他读曾国藩读得也好。如“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趋时者博无识之喜，损有道之真。”“困心衡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我也想从书架上抽《曾国藩家书》出来读了。

所谓正确的废话，包含但不限于——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希望能够快乐学习，成名趁早。但是，我不得不说，学习只有先苦后甜，成名千万要晚，成大事无捷径，快乐学习是扯淡。”如果一味追求快乐学习，做什么都只是浅尝辄止，因为一旦深入就会遇到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所不能解决的难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如果说这样就是快乐学习，那这个学习者十有八九是受虐狂。

关于解决职场年龄危机，冯唐建议做减法，减少无效社交，减少工作关系，减少生活关系，减少不能给自己带来愉悦的一切关系，把最有效的时间放到最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地方去。同时减少花销，不要装，不要装着在享受工作，也不要假装在享受生活，真实对自己，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把机会留给后浪，自己要认怂。我最近七八年几乎已做到零社交，与同事的关系也仅只工作关系，其他时间拿来吃饭、睡觉、过日子、翻书。临事静对猛虎，事了闲看落花。（《东坡志林》）说到翻书，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今年的新书读书量，应该要低于过去三年110本的年平均数，可能只有50本，因为要“去库存”（买来没读的书要读一些），还要回头重读一些书和读一点大部头的书。回头读的例如现在正在进行的《三国志》和准备读的《太平广记》。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太平广记》就289万字。还想开始读《资治通鉴》，也是三百多万字；还有《罗马帝国衰亡史》、《北洋军阀史》、《宋史》、《明史》，嘉靖版《贵州通志》。另外经济愈发不景气，从六月开始，看看能不能实现只在日常必需品上花销。

因为近期读过波斯奥玛珈音的《鲁拜集》，颇为享受，于是爱屋及乌，再看到波斯人的诗集就有了好感，觉得也应该是我的菜。然而，还是太天真了。

昨夜枕边书选了鲁米的《让我们来谈谈我们的灵魂》，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5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29本。和《鲁拜集》一样，这本鲁米诗集是从英译本转译中文。鲁米是伊斯兰教苏菲派圣哲，莫拉维苏菲教团的创始人。他不但在宗教修行上有巨大的成就，而且在波斯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与菲尔多西、萨迪、哈菲兹齐名，有“诗坛四柱”之称。然而不知是原作风格还是译文或转译的问题，读来非常别扭，就像是一个情窦初开的高中生尝试写诗的矫情之作。我在豆瓣对这本书的短评是“不假装，就是没读懂好在哪里，不明白好好一句话为什么要断成几段就成了诗。”

以《一个舞姿》这首为例——

在你内在，有一个源头，一个清凉的泉源，
有时会断流、冻结
或被淤泥阻塞。一个声音说：“我的朋友，
更深入地思考。”
这样的建议并非无关紧要。这是和一个像达伍德
一样的灵魂艺术家为伴，
他打铁，等铁熔化，他就能打出想要的形状。
灵魂是让阻塞重新流动
的艺术。当你的身体死了，把它交给
死亡天使伊斯拉菲。
如果你的心感觉麻木冰冷，
那就走到阳光下，或者
让奥秘使你内在的泉水喷涌。从前，
有一个圣人感觉到
他内在的这股流动。当他走进
被春雨滋润的
花园，他给自己跳的生命之舞
取了不同的名字：
动物饥饿的敏捷和鉴赏家明智的选择。
祝福哈基姆·萨纳伊，
他能将这两者置于同一个舞姿！

读《三国志》如果不读裴松之的注，会错过很多精彩之处。如对官渡之战中，曹操兵力是史书所说“兵少不敌”还是“真实”情况下势均力敌的分析，就十分有说服力。

裴注：臣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按《钟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余匹，繇马为安在哉？

这段注说的是曹操起兵时已有五千的兵力，之后胜多败少。破黄巾军后“受降卒三十余万，余所吞并，不可悉纪”这里的说法不严谨。曹操并没有全部接受三十万投降的黄巾军，只是“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以当时曹操的实力和黄巾众的战力来看，“青州兵”的兵力不会超过一万人。（见《再读<三国志>之二：青州兵成军初期的战力》）就算征战损伤，裴松之认为曹操的军队人数也不应“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这么少。并且，“绍众十余万，屯营东西数十里。”曹操就算不懂临机应变，也不至于以仅数千的兵力长时间与十几万人对抗。袁绍军队扎营数十里，曹操也能“分营与相当”，这样的兵力也不会少。如果袁绍的兵力是曹操的十余倍，自然会将曹操的军队围困。但这期间曹操派徐晃袭击袁绍的运送补给的车队，曹操又自己出击淳于琼，这说明袁绍的兵力并不能压制曹操，也又说明了袁曹的兵力虽不至于相当，但至少不至于相差十余倍。第三是“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各种记载都说曹操坑杀袁绍的士兵七八万人。八万人溃散奔逃，八千人怎么可能将他们抓获？并且袁绍的溃兵也不会束手待毙。所以由此得知，曹操的兵力也不会是仅有数千人而已。最后按《钟繇传》的记载，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钟繇为司隶，送马二千余匹到曹操军中以补充军用。但《本纪》及《世语》的记载都说曹操当时只有六百余匹马（骑兵），那钟繇送至军中的还有一千多匹马去了哪里？

所以，官渡之战极大可能不是一场“历史定论”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更有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争霸之战。这一战的胜利，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奠定了基础。那既然是势均力敌，并且曹袁两人身边都有大量的战将和谋士，曹操缘何取胜，袁绍又缘何失败？原因就在“从”与“不从”上，也就是再读《三国志》之五要讨论的，袁绍身边沦为花瓶的智囊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