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征求高中生们晨读内容时，一位家人亦是佛教徒的学生提出读《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其他学生不知道这本经书，但又没有其他的提议，就定下了读佛经。同时，我也把这个学期他们学过的所有需要诵读的古诗词，集中做了一份晨读的读本，打印出来给学生人手一份。

这两年，学堂的晨读，学生们读过《古兰经》、《圣经》，还有《道德经》，这学期还学过《心经》，所以晨读佛经对大家来说也不是多么奇特的一件事，但在贵阳市，这样的晨读恐怕也独此一家了。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我选的是金陵刻经处，繁体竖排宣纸线装木刻民国二十六年版。请购时，店家说部分经书（包扩《楞严经》、《地藏经》、《净土四经》等等）不允许流通，而且列入禁售书单的经书不断增加，所以经书库存大多就一两本，于是只好改选了库存较多的同版《金刚经》。

“要不哪天还是把你书房一些经书藏起来吧？”太座大人有天对我说。

“往哪里藏？藏在哪里都没用，掘地三尺也会被发掘出来”，我说：“再说，每一本都是从合法公共流通渠道获得，为什么要藏呢？”

今晚，完成了下周中文课的备课后，在淘宝旺旺咨询电影卖家是否有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基努·里维斯主演，1993年上映的《小活佛》（Little Buddha）和宗萨钦哲仁波切导演，1999年上映的《高山上的世界杯》（Phörpa）时，收到系统“您发送的消息中可能包含了恶意网址、违规广告及其他类关键词，请停止发送类似的消息”的提示。

“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个体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在敲下这篇日志前，我又爬上书架最高一层，抽出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翻了一遍。

如果不是朋友圈，我可能此生都不会知道D&G这个意大利奢侈品集团，现在我还知道了它的中文名是“杜嘉班纳”，但仍然不知道这个品牌都有什么产品。引起这次对其抵制的视频，我没有看过，网上也已找不到，所以到底国人受到了何种侮辱，不得而知。但国人的应激反应，与之前抵制韩国乐天、日本PAP、巴黎世家（或是巴黎春天？）一致，我相信这不过是又一次“群体性”临时兴起的群娱，或许随着这个周末的过去就过去了。

我相信国人们会像夜阑静在日志《中国何时会有自己的奢侈品牌？》里说的那样“这次的D&G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风波一过，消费者还是会买的”，但我不认为消费者这阵风过去后还是会买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奢侈品牌”。

我认为风头过后，想买、该买的还是会买的原因，一是“多变的群体没有理性可言，他们只受感性支配”，并且群体智商要远低于个体智商，“‘群体心理’是不可靠的，是暂时的，一旦构成群体的人群四分五散，每个人立即就恢复到自己以前的状态”。也就是如果他的消费能力足够，这个个体又钟情于某一款、某一类或某一品牌，买谁的都要花钱，为什么不买自己喜欢的呢？并且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自由支配属于自己的个人财富呢？

二是在这个一言不合就抵制的“群体”构成者中，这些奢侈品的真正消费者（不包含在马云家双十一血拼高仿、超高仿者）又有多少呢？因为正品奢侈品不是来自义乌，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构成奢侈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其“稀有程度”。你怎么可能相信那些和你上了差不多的学校、拿着和你差不多的薪水，买了和你差不多的车、住着和你差不多房子、养着和你差不多娃的，几年都不会去见上一面但在微信里天天见的好友，竟然穿着皮尔卡丹和七匹狼在抵制BALENCIAGA和D&G？那些人可是“双十一”剁手了一双19元反季节促销乔丹短袜都要晒朋友圈炫富的人啊！

奢侈品，与99%的人都没有关系，但我们却看到这个社会99%的普通大众在抵制只为1%的人服务的奢侈品。那些在朋友圈里今天抵制这个奢侈品，明天抵制那个奢侈品的好友们，你这个月的花呗，还了吗？

我希望学堂的每个中学生都应该至少读一遍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我希望他们都能成为知识的贵族，而不是群体之一员。因为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

这算是一篇迟来的读书笔记么？

月初，贵阳市乌当区新天社区服务中心和物业，更换了小区告示栏的宣传内容。新的内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换成了“中国梦·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乍一看，挺好。再一看，就发现里面的微妙。

告示栏里“中国梦·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内容，左边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右边“诚信·一诺千金”大部分篇幅，是“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故事”，就是小学课本里《华盛顿与樱桃树》的这篇课文。下面两则勤俭节约的名人小故事，这两位名人分别是两位开国皇帝——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

美利坚合众国首位总统、“美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在两百多年前的1799年12月14日就已离世。但今天他的头像和故事，同雷锋的头像和雷锋精神一起，一左一右出现在“中国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宣传内容里，我在想，这是在暗示什么吗？怎么看，都像是下的一盘大棋啊，有没有？

小学课本里《华盛顿与樱桃树》这篇课文，讲的是华盛顿砍倒了他爸爸的樱桃树后勇于承认错误的故事。但这是一个有关童年华盛顿的伪传记故事。这条轶事最先是传记作家Parson Weems写出来的，1890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坚持应该用科学方法检验这些历史故事的真伪。于是发现樱桃树的故事除了Weems的传记以外，再没有别的证据。1904年Joseph Rodman发现Weems从英格兰出版的关于华盛顿的小说集里面剽窃了一些传闻。樱桃树的故事没有别的来源，Weems的可靠性也遭受了质疑。并且华盛顿童年所住的房屋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拉帕汉诺克河边的陡壁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里曾种植过樱桃树。

所以，用另一个国家的总统的伪传记故事，来弘扬“中国梦·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来教人“诚信·一诺千金”，这个实在是尴尬。并且用两位皇帝不可考证的或许偶尔“忆苦思甜怀念革命生涯”的故事来宣扬节俭，实在是不知所谓，不知所云，帝王将相是否节俭，小民怎么知道？想起一句话：穷人只能假装大方，只有有钱人才能大大方方的小气。

录下这则笑话，也算是升斗小民在大历史中微观视角了。

上周三，往西公益“囊萤照书”项目提前取消了今天榕江县一所中学的读书活动，我得到一个完整的周末休息，否则我的咽炎老毛病又要发作，说不出话来。

一个人在书房看电影、听音乐、喝茶，我实在是想有几天时间就自己一个人，一句话也不需要说，除了自己，一个人也不需要见。我又需要再好好看看自己的心性变成什么样了，是的，“观”，就是又见，见自己，上周的课上才说过这个字。

“观”，在“皂办处”外，我念念不忘要创建的另一系列手工物品。

自从接了八、九年级的中文课，加上高一的中文和六年级及以上年级的游学课后，我每天都有课。没有多少教学经验，又第一次当主班老师（班主任），所有教材又都需要自选自编，所以周一到五，在学堂的工作状态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备课，回到家还是在备课。

下周各年级都上《诗经》，不同篇目。周五放学前已将教材发给班长和课代表，请他们打印出来发给每一位同学，再三叮嘱周末务必预习，否则在课堂上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这周每天晚上，花卷上床睡觉后，从教科书到傅斯年的讲稿，从几种不同版本到许渊冲英译，从文字到[日]细井徇的《诗经名物图解》，铺了一沙发。讲哪几篇、为什么是这几篇、和之前的学习内容有什么联系，我先要回答自己这几个问题。然后，《诗经》里的同一首作品常常在不同版本里作不同解，甚至有的字在三个不同版本的《诗经》注释有三个读音，但在2500多年前的读音只有一个，它是现在的哪一个呢？

太座大人问：“才讲几首而已，不需要这么大阵仗吧？”

“当然需要！我希望自己孩子遇到一位怎样的老师，我就要先努力让自己成为那样的老师才行，因为我们不能总是将希望寄托在别人那里”，我说。可喜的是，我看到每个学生都在努力和得到收获。

昨天上午第四节是我的游学课。下课后收拾教室耽误了点时间，错过了幸福学堂感恩节活动的精彩开场拍摄。后续的拍摄，60分状态，拍到了该拍的，但没有拍到自己满意的照片，这对一名前摄影记者和街头纪实摄影爱好者的我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头脑在变得迟钝。如果没有思考，所谓的观察和拍摄只是一个在场证明而已。我该去练练手了——下个周末如果天气不错，就带上相机进城去扫街。距离上一次扫街，已快两年。

周一，在校长办公室，告诉了颜群宇校长我的真实想法——我希望下个学期不再上任何一个年级的任何课程，只做好我的摄影师、自媒体编辑和游学设计即可。因为我常常在课堂上会忍不住说一些我认为是常识，但在当下环境里可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可能会给我自己、家庭和学堂带来麻烦的话。然而我并未得到校长明确的答复。

说到“常识”，或许我可以找个时间和学生一起再学学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例如下面是高中文综解析题材料：

社会源自我们的需求，而政府源自我们的罪恶。前者从正面提升我们的幸福，而后者约束我们的罪恶，从反面促进我们的幸福……如果良心的召唤是清晰而始终如一的，并且得到不容抗拒的遵从，人类就不需要另外的立法者；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人们发现必须拿出部分财产来建立保护自己其余财产的机制。既然保障安全是设立政府的出发点与终结点，那么毫无疑问，最能保障我们安全，而且成本最小、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政府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政府。 ——托马斯·潘恩《常识》（1776年）

如果学生读过《常识》全文，就知道省略号“……”里省略掉什么，对这一段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材料，恐怕又有不同的解读吧？！

“……一个推动交流，另一个制造差别。前者是守护者，后者是惩罚者。在任何状态下，社会都给人带来很多好处，而政府即便在最佳状态下也不过是一种必要之恶，在最糟糕的状态下则令人难以忍受在我们遭受苦难时，或者受到由政府导致的同样的苦难时，虽然这种苦难既是是在没有政府的国家也会遇到，但想到是我们自己制造了苦难，我们会更感痛苦。像衣服一样，政府的存在是失去纯真的标志；国王的宫殿是建立在天国凉亭的废墟之上的。”

要在打开快门之前思考与观察
心灵与头脑
才是相机真正的镜头
——优素福·卡什（Yousuf Karsh）

照片摄于1941年12月，是世界肖像摄影巨匠卡什的成名之作。在拍摄丘吉尔这位“伟大的军事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的时间里，丘吉尔总叼着一支雪茄，神情闲散。与人们熟知的坚毅、自信、镇定不相符，于是卡什走近丘吉尔，一把扯掉了他嘴上的雪茄，在丘吉尔正要发怒时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发表后，极大地激励了英国人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志，成为英国人的精神象征。照片本身也成了世界摄影史上最著名最重要的影像，一举奠定了其国际肖像摄影大师的地位。

中午12点，太座大人到书房来，问我午餐想吃点什么。看到堆在书桌上的书，问起昨天去五之堂的事，说既然这样，那今天就再去淘些你喜欢的书。花卷一听，欢呼起来：“耶！去书店咯”，然后突然说：“爸爸，我们也开书店吧，就在楼下”。一家三口，风风火火就这么临时起意，乘79路公交进城了。

在师大吃了久违的肠旺面。一进到五之堂书店，就在楼梯上遇到几年没见肉身膨胀了的项林，在特价区，正在和“贵州人公益行动网络”负责人王吉勇聊天的高姐回头说：“豆哥又来啦！”还偶遇神交久未谋面的老ID，一起聊到几个熟悉的名字，说在同一座城市但几年都见不上的人能在五之堂偶遇，全赖高姐的打折活动，笑谈亦心酸，说搬家时喊一声，大家都来帮忙。

在书店呆到下午四点，花卷也找到几本喜欢的旧书，又买了二十几本，这两天买书的小票清单，拉开来近1米长了。

如果五之堂能寻找到新址，那就最好。

晚饭前，花卷到书房和我商量，如果我们开旧书店该叫个什么名字好，“那就叫‘尺宅书店’如何？”我说。

“好耶！那爸爸你收钱，我就来给大家泡茶，介绍书，妈妈就做手工皂，太棒了。”

图书馆有足够的座位和空间，但因为是公益性属性，于是仍然局限在只举办公益活动和传统的书籍外借、阅览服务，不买书，这很奇怪。即便是客户体验还不错的书店，也做不到像图书馆一样足够的公共阅读空间，书店更是将书塑封起来，让人想读也不行，不翻翻又不太确定内容是否值回书价。等我老了，花卷也成年了，我们就开这么一个家庭社区书店吧，既具备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旧书开架阅读和外借，又具备书店的商业功能，卖卖喜欢的新书、手工皂和朋友的茶。会不会有人光临这个书店，书、茶和皂能不能真的卖得出去，再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