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年之疫

要了解一座城市,简便的办法就是探索居民如何劳动,如何爱并如何死亡。

城里发现大批死老鼠。人们抽着香烟,聚精会神地观赏脚下、台阶上一只只老鼠垂死的抽搐。

给本城灭鼠办公室打了电话。职员对此一无所知。确实有人给他说过鼠患的事,但是,“我操心别的事呢。”他说。

市政府毫无打算,根本没有准备采取任何措施。

地方报纸专栏通常内容十分庞杂,现在整栏文章矛头都直指市政府:“我们的政府官员难道没有觉察出来,这可能带来多大危害?”

这事发生了,事关全体居民的生命。

死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从发病到死亡,只有四十八小时,另一个也才三天工夫。“我实在无能为力,这些措施必须由省里决定,我没有这种资格,我所能做的,也只是跟省长谈谈。”

在鼠患期间,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现在却不置一词了。这是因为老鼠死在街头,而人则死在家里。好在省政府和市政府开始反思了。只要每位大夫诊治不超过三个这种病例,谁也想不到要行动起来,这种状况就会持续下去。然而,只需有个人想到做一做加法,情况就大不一样。相加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你会发现,愚蠢原来是常态。他们不相信灾祸,认为灾祸无法同人较量,灾祸不是真实的,只是一场噩梦,他们是人本主义者。于是过世的人首先是人本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采取防范措施。

力争召开的卫生委员会会议,虽然被认为不是时机,但省政府还是同意了。省长说:“你们要开会就赶紧开,但是不要声张,况且,这不过是一场虚惊。”医生们都了解,称这为什么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应采取什么措施,阻止它屠杀全城半数居民。这不是把什么都描绘得一团漆黑,而是要采取防范措施,以及确认这些措施是否必要。余下的事情属于行政范畴,而我们的体制恰恰设置了省长这一职位,以便处理行政问题。

总算见到了省政府的布告,小布告匆匆张贴在最不显眼的角落,从内容上很难看出当局正视这种形势。

夜晚,街上熙熙攘攘,还是同样的人群,电影院门前照样排起长队。接着,疫情导致的死亡数字又像箭似的,骤然上升。

省长说:“宣布鼠疫流行,全城封闭。”于是成为鼠疫囚徒的人们很快明白,任何人都出不了城。疫情给人带来的第一种印象就是流放感。时刻压在心头的空虚,真真切切的冲动,即非理性地渴望回到过去,或者相反,加快时间的步伐,还有记忆这些火辣辣的利箭。即使是流放,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流放在自家中。如此一来,人人都得独自面对苍天,一天一天混日子。

卫生防疫工作组织糟透了。还像往常那样,老百姓都一直蒙在鼓里。行政当局穷于应付,已经焦头烂额。

鼠疫“胃口”倍增,平均每周要夺走五百人的生命。学校的防雨操场也不得不利用起来。

确诊疫病,就意味着必须尽快移走病人。于是患者家属知道,只有等待痊愈或者死掉,才能再见面了。在这看不见尽头的时期,医生的角色是作出诊断。发现病情,看到征兆,描述并记录下来,然后隔离。

正是这种斗争,在这个漫长的时期,构成了我们城市的全部生活。在这封闭而沉寂的城市里,这些时刻,猖獗的鼠疫驱逐了全部欢乐。

一次会议上,疲惫不堪的医生们和不知所措的省长面对面,他们既缺人手,又赶不及时间,请求并获准采取新的措施,以防止疫情的扩散。

外界通过空运和陆路,送来了救援物资。与此同时,也通过报纸和广播,给这座疫城送来呼吁和鼓励。陌生而友爱的各种声音,穿越数千公里的距离,从天涯海角传来,那种史诗般的,或者学校颁奖演说词似的腔调,相当笨拙地试图表示他们道义上的声援。这一点也确实做到了,但也同时表明他们完全无能为力。

物资匮乏,缺乏人力。外地派来了支援医生和护理人员,表面上看,人数很多,但是,照眼下的疫情,也只能勉强应付局面。

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实的问题。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但是同疫情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实。

疫情初起那段时间,人们为一大堆自己十分看重的小事而苦恼不堪,生活中丝毫不关心他人,一味体验着个人的生活;现在则相反,人们的兴趣完全放在别人感兴趣的事情上,头脑里只有公众的想法了。

疫情已经席卷了一切。因此,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个人的命运已不复存在,唯有一段集体的历史,即疫情和所有人的共同感受。

我们所有人,在印戳一下下敲出我们生死的节奏中,在一张张卡片中,在疫情的恐怖和行政手续中,我们都注定死得颜面尽失。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这场灾难真的没有头了,于是同胞开始滥用预言了。“兄弟们,你们在受苦受难;兄弟们,你们这是咎由自取。”神父一来就抛出一句激烈的话。占星术士或圣徒的各种预言,就这样一手传一手。

疫情到达高峰,似乎筑了安乐窝,每天杀戮的人数,像一个称职的公务员的工作那样,准确无误而又均衡。依权威人士之见,原则上,这是个好兆头,疫情已经达到水平线了,从此往后,只能是往下降了。政府早就渴望平复公众的情绪,但是疫情总不给机会,这次打算召集医生开会研讨,不料大夫也让疫情夺走了生命。

公共场所无不改成医院或检疫隔离所,而政府大楼之所以没有轻易改动,也是因为总得保留个开会的场所。

记者问戴上口罩顶不顶事儿,回答说不顶事儿,但是能让人放心。

食品日益短缺,一般生活基本用品有人以天价倒卖。各家报纸接到指令,不惜一切代价宣传乐观精神。而读这些报纸,那便是民众表现出来的“平静而镇定的动人典范”,标志着当前的形式特点。

隔离的幸存者,生活把他们排除在外,但是在距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仍然继续,只是这是两个世界,彼此陌生的程度,并不亚于身处不同的星球。

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拒绝跟灾难同流合污。

说到底,鼠疫到底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


以上的2230字,是我两天里读了两遍加缪的《鼠疫》后,引用原文做的概要。或者可以看作类似现在流行的“五分钟读完《鼠疫》”的类似操作。

手上这本李玉民译加缪的《鼠疫》,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1版1印,附有李玉民对这本小说上万字的解析——《真理原本的面目》。瑞典轻型纸环保印刷,淡黄色的纸张,长时间阅读不伤眼,既薄且韧,十九万字三百七十五页厚厚一本却很轻盈,阅读感受很好。好书就要用好纸。

《鼠疫》是我迄今为止记忆里读过的最好的小说(我的记忆并不总是靠谱)。不论这部小说通常被认作象征小说还是哲理小说,我认为应该尊重作者的界定——这是一部纪事体小说。这部首版于一九四七年,距今已七十余年前长篇小说,我现在看来,竟然没有一页不是描写的当下,从武汉蔓延到世界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每有小说描述与当下现状契合处,我就折页做记号并用钢笔在相应句子下打点标记。等到读完这本书,折页处之多,让这本就像字典一样厚的书,厚度又增加了差不多五分之一。可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也想象不到、描述不出当下这场从中国湖北武汉蔓延开来的“鼠疫”——鼠年之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社会,远比他的小说更加魔幻的现实。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两天确诊增长了4745余例,今天总人数达到了14482例(其中贵州省确诊增至38例),平均2300例/天以上;疑似病例,两天又增加了4306余例,平均2100例/天以上,疑似病例总人数19544例。死亡人数也增加到304人。

校释《孽海花》三十五回终

林语堂在一九三二年创办《论语》半月刊时,列了十大戒条,其中一条是:“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我所记录的,也就是自己这一点老实的私见,一个生活的出口。因是私见,所以有没有人看,怎样看,并不在意。即便是这样说,但好些“私见”也还是发不出来,或不敢发出来,既是老实的,又是私见,所以总会被视为“不老实”而被删,删多了,也就不发了。让人三缄其口,甚而道路以目,是三千年前中国半信史时代就一直在用的老旧套路,或许这就是“删帖”要达到的目的罢?!真是几千年来没有一点点长进,所以,人才会用“删帖”的方法去对付病毒,可病毒是不吃这一套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两天确诊增长了3650余例,今天总人数达到了9737例(其中下午3点贵州省疫情防控工作会议通报确诊增至29例),平均1800例/天以上;疑似病例,两天又增加了5900余例,平均2950例/天以上,疑似病例总人数15238例。死亡人数也增加到213人。随着西藏确诊了1例,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全部“沦陷”。

北野武在2011年的东日本3·11地震后说:“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全国各地政府都发布返岗时间推迟至2月9日,公交取消、航班取消、高速封路,枯坐家中,人人自危,惶惶难安,以及一个追问——资金和物资都捐出去了,医疗前线早已接近弹尽粮绝却迟迟没有物资抵达,物资去哪儿了?不仅如此,疫情已扩散到全球韩、美、法、德、日等18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昨晚宣布,这一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政治、经济影响,和严重的后果。这一切的多米诺效应,就来自那一群愚蠢的官员,一个给这样的官员提供了成长温床和培养了众多“无智”国民的制度。

朋友圈里有藏传佛教徒发出金刚铠甲咒,说:“非典时期法王让每位参加法会者每人念此咒10万遍,结果一人都没有被传染,希望有信心的道友都念这个咒语,不仅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及众生。”我认为信仰是一件私事,信什么不信什么,只和自己有关,这是一个人看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道门这扇窗看世界。每一事物必然保持它自己特有的性质和相状,有它一定规则,使人看到便可以了解是何物。凡保持各自的本质特性者,即为法。病毒要在人体并人间传播才能得活,人要隔离病毒才得活。世间事,世间法。我一面屏蔽了号召大家念咒抗病毒这人,一面自我隔离勤洗手整日单曲循环马常胜唱诵的《药师佛心咒》。想起小林一茶在一八四一年五十二岁新婚后的俳句:“一边打苍蝇/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

午饭时,学堂中学部负责人刘志虎老师发来微信,让我把中文(地理、历史、语文)课的寒假作业再发给他一次,说有的同学忘了寒假作业是什么,有几位家长也在问。我回复说:“他们忘了就忘了吧,时局如此,我就推荐他们阅读吧。这几本书不太好读,能读懂多少就多少,算是埋颗种子。”我推荐了加缪《鼠疫》、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托尼·朱特《沉疴遍地》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四本,要求学生阅读并写读后感。

昨晚睡前,看完杨绛的《干校六记》,薄薄一本几十页三万三千字。从这轻描淡写或是“隐忍”如乡村暂住回忆的随笔六记,我觉得杨绛的文笔,一般,甚至有点太一般了,以至于一度怀疑是自己学养不够而无法欣赏。最后确认,就是一般嘛。或许是劫后余生,笔滞了,写出来的文字也枯了,没了灵动韵致。

《孽海花》三十五回,终于校释完成这部未写完的晚清小说巨擘。没有读出多少“叹观止”,前后不一和明显的错谬倒是校出几处,也长了几点趣知识,如“插架牙签”。一眼看到“厅内插架牙签”,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牙签当做装饰,得要多大的牙签才能插架,这样的是牙签吗一连串问题。一查才讶然自己的无知和文人的迂酸——牙签不是现在饭后剔牙的牙签,是系在书卷上以便翻检的木或象牙制签牌;插架就指的是书了。如此就算是了一桩事。

校释《孽海花》十六回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两天确诊竟然增长了3242例,今天总人数达到了6086例。传播、感染和确诊的人数,从每天个位数、两位数、三位数,一个月的时间已经突破四位数,达到平均1600例/天以上。疑似病例,两天也增加了3445例,疑似病例总人数9239例,明天就超过1万了。死亡人数也增加到132人。

今天的天气不错,有阳光。下午坐79路公交进城,去市中心的南国花锦购物中心专柜,把年前备的货取一些回来。79路发车频次从年前20分钟延长到1小时,全程上下不到10人。车上街上几乎人人都戴着口罩,不戴口罩的反而是十几岁的年青小孩子。受疫情影响,购物中心营业时间缩短为13:30—18:30,每个入口都有一位保安手持体温仪检测每位入场者额头体温。购物中心里几乎看不到顾客,“皂办处”专柜10天的业绩为零。

回到家,换鞋、换衣服、剪破口罩丢掉,洗手、洗脸,吃完饭后继续《孽海花》的校释。

《孽海花》校释到了十六回。有错误三五处,注释则几乎是页页有。校释过程,就是狠好的学习过程。我看书历来一目十行不求甚解,这次就是所谓的“精读”了。两天下来又延展出不少没用的知识,如:左铅右椠、俎豆折冲、竹素馨香;又如: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最为有趣的是“张黑女”一条。

“张黑女”音不是“黑hēi”“女nǚ”,是“黑hè(音鹤)”“女rǔ(音汝)”,既是人名,又是书法的一种碑体,这种字体首次出现在《张玄墓志铭》上。写个墓志都能开宗立派自成一体,这是得有多厉害。张玄,字黑女,《张玄墓志铭》全称《魏故南阳张玄墓志铭》,清代因避第三位皇帝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讳而改称《张黑女墓志》。碑刻于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十月,正书,二十行,行二十字。原石久佚不存。清道光年间何绍基得剪裱旧拓孤本,号称“天下孤本”,拓本共十二页,每页四行,满行八字,现藏上海博物馆。何绍基认为此碑文字体:“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者”,其艺术水平之高,代表了北魏善墓志的最高成就。据说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就是“张黑女体”。

校注《孽海花》六回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昨天全国确诊2018例(其中贵州确诊5例),疑似2684例,死亡56例;今天确诊2844例(其中贵州确诊7例),疑似5794例,死亡81例。一天之内确诊人数增加了826例,疑似新增3110例,用官方常用语来说可以是“井喷式”爆发。目前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西藏依旧还没有“沦陷”。贵阳市教育局已通知延迟开学。现在自我隔离在家,更是有大把时间来读书了。

“印得纸墨分明,文章就分外觉得好看。所以书本总要讲究版本。印工好,纸张好,款式好,便是书里面差一点,看着总觉豁目爽心。”这是曾朴《孽海花》第二回中,唐卿说的上海印书见闻。

手上这本《孽海花》,中华书局2013年11月1版,2019年12月6印,定价18元。这个版本印工要差点,字间距小,行间距密;没有注释,虽不至于读不懂,但还是会碰到字词不知什么音什么意,不知所引什么典故,磕磕绊绊阅读不顺畅,于是就学前人来做校注。这么做原本实属多余。崇文书局注释版也就24元,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也才12元。但自己校注过,收获自会大不同。

一天下来,全书三十五回只看到第六回,这不过是平日一个小时的进度。中华书局这个版本纸张也差些,在这页钢笔做了校注,背页就沁得影影绰绰。看过的页面花里花塌,页眉页脚连校带注密密麻麻,还校出三五处谬误,好不舒畅。今天周一,到周日就可以完成全部校注并再顺读一遍,很久没有这么仔细的读一本书,虽然很快会忘掉大半,就算不忘掉,学到的这些也没什么用处。人到中年,不论学习能力还是记忆力都大大减退,一个不常用的词,如氍毹、肸蚃、麈论,读写十遍,第二天再见还是形同陌路。

被疫情改变的人生轨迹

疫情继续发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前天全国确诊883例(其中贵州确诊3例),疑似1073例,死亡26例;今天确诊2018例(其中贵州确诊5例),疑似2684例,死亡56例。确诊人数两天就翻番,两天新增超过1000例,已经开始大爆发。目前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只有西藏还没有“沦陷”(或许是因为地广人稀,信息传递不及时)。昨天,包括贵州省在内的全国30个省、市、区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高级别的一级响应,贵阳市暂停了一切文化、宗教、聚餐活动,开放日期另行通知。

17年前的非典,病毒比这一次的还要凶猛,从1人传播到1000人的时间是4个月;这次的病毒肺炎,从1人传播到1000人的时间大概是20天左右。疫情爆发点的武汉,政府从开始的瞒报、不作为,到仓促封城,从公共信息看不到武汉在后勤、医疗物资储备和救治的应急工作,省级医院缺乏物资竟然不得不在网上对外界求助,第一时间响应和参与的竟然只有民间组织。整个湖北,尤其是武汉,这次疫情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政府和官员的表现让人极度失望。

17年前的非典时,我在深圳。每天自我隔离在家,百无聊赖就不管年代、不管黑白彩色、不管中外,在网上一部接一部看电影。现在每周看电影的习惯就养成在那时。现在记得那段时间新接触到的四个日本人:黑泽明、北野武、山田洋次和藤泽周平,可见我年轻时知识和眼界的贫乏和狭隘。

非典时看了黑泽明导演的《姿三四郎》(1943)、《罗生门》(1950)、《七武士》(1954)、《蜘蛛巢城》(1957)、《用心棒》(1961)、《影武者》(1980)、《乱》(1985);北野武自导自演的《座头市》(2003)开启了我的北野武观影线,并一直延续到《极恶非道3》(2017)也还没有抵达终点;山田洋次从《黄昏的清兵卫》(2002)开始,延续了《隐剑鬼爪》(2004)和《武士的一分》(2006)。这三部电影,都改编自藤泽周平的小说,由此开启了我的藤泽周平阅读线。现在书架上有《黄昏的清兵卫》《蝉时雨》《隐剑孤影抄》《隐剑秋风抄》《秘太刀马骨》《三屋清左卫门残日录》和《小说周边》等七本藤泽周平作品集。

可以说,非典那段自我隔离的时间,无意间塑造了我现在的观影和阅读习惯,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昨晚到今天继续宅家读书,看了林怀秋译井上靖《杨贵妃传》和程耳的短篇小说集《罗曼蒂克消亡史》。

林怀秋译井上靖《杨贵妃传》,是腊月二十八那天,在万东桥花鸟市场旧书摊淘到的,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1版1印。这个译本语句不清顺,看了10页放弃了。例如:第一页“寿王瑁是玄宗与三千后宫中最宠爱的武惠妃之间所生的皇子”,“之间”两字是语病,应删掉;第四页“被置于过去不曾想过的新的命运之中”,如果拿掉后一个“的”,为“被置于过去不曾想过的新命运之中”就更顺畅;还有第八页“御汤的宽绰的浴槽是用白玉石砌起来的,浴槽的边缘雕着鱼、龙、雁等的浮雕”句,也是语病。“鱼、龙、雁等的浮雕”的“等”字后面应该跟随的是一个界定雕刻内容和范畴的词,如“动物”;并且如果拿掉两个“的”,将这句改为“御汤宽绰的浴槽是用白玉石砌起来的,浴槽边缘雕着鱼、龙、雁等动物的浮雕”,读起来就顺畅很多。但如果要达到清顺,还需要语句上付出更多的功夫。一直认为老一辈人文人译书,是讲求“信达雅”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一直相信,母语的修养,决定了第二、第三语言的最高程度。

竟真的有这么巧的事

“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无色透明的天空飘落,美得无法言说。”这是岩井俊二《情书》第一章开头的一句话。

昨晚看俄国出版家绥青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到很晚,一直等除夕零点大放鞭炮烟花“接年”后才睡。半夜开始下雪,天亮拉开帘子,躺在床上透过玻璃门,后院一片白茫茫,安静的早晨只听见雪落下的细细沙沙声。

早餐后一家在花园玩雪,积雪有五六厘米厚。清冽的空气让人神清气爽。站在漫天的雪里,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今年冬天不用去北海道也能看到雪了”这么句话。

下午看完叶冬心译绥青的回忆录《为书籍的一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1版1印。在书架上,找到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岩井俊二的《情书》。

《雪国》是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8月1版,2011年10月3印,集了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雪国》、《古都》、《千只鹤》、《波千鸟》和《抒情歌》五种代表作的版本。七八年前看过,随手翻翻就插了回去,“穿过界县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的开篇一直印象深刻。

《情书》是去年九月淘来的旧书,也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的,2009年2月1版、10月3印,11万字,定价25元,9.2元购入。买来后就一直插架没看。下午三个小时,在晚饭前看完。安妮宝贝的序实属多余,拿掉才好,纯净。

在《情书》第八章,藤井树在写给渡边博子的回信里说自己同名同姓的男同学藤井树,和她一样都是学校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那家伙一来图书室,肯定要来借几本书”,“他说没人借的书很可怜”,“这事的的确确发生在期末考试时。”

“没人借的书很可怜”类似的话,我在1月9月也曾对学生说过,还发了朋友圈。

1月9日是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和《情书》里写的一样。我是学堂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这也和《情书》里写的一样。上午的考试结束后,我把中学部图书区的书籍又重新整理上架。盘腿坐在地上看书的学生问我:“豆总,这些书都整齐的,为什么你还要搬上搬下再整理?”

“期末了,人要梳理总结一下好过年,书也要齐齐整整迎新年。书在架上如果没人翻没人读,好可怜。”我说。

世间,竟真的有这么巧的事。

日常生活的仪式感

最近一周,晚上入睡时担心——我被潜伏了吗?早上醒来无症状,深深享受数次呼吸——我又多活过一天。

除夕了,发“新年快乐”祝福的人比往年少。下了几颗雨,响了两声雷。每天关注疫情,所有公共活动取消,人人自危“自我隔离”在家,怎么快乐得起来?偶有几位发来新年问候,我也只是回复“闭门读书,阖家健康,新年快乐。”这个时候,阖家健康才是真快乐。

想起六年前,刚搬到这个“荒凉”的小区过的第一个除夕,全家聊到“什么是幸福”,总结下来三条:监狱里没有关着自家人,医院里没有躺着自家人,能吃好睡大便畅通。越是简单实在的,往往越是难得,就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说来往往都无奇。

疫情继续发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昨天全国确诊632例(其中贵州确诊3例),死亡17例;今天确诊883例(其中贵州确诊3例),疑似1073例,死亡26例。目前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只有青海和西藏1省1自治区还没有“沦陷”。过完年,全国三亿学生就要陆续迎来开学季。我昨天在担心不知道新学期能不能按时正常开始,今天就看到教育部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延迟开学。

这场疫病,我想起三本听说过但没看过的书——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和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这三本书都列入了我这个假期的书单——谁知道这个假期会延续到什么时候——29日二十四书香书店营业就去买。加缪的书,只看过《局外人》。

今天看完奚椿年的《书趣》和莉迪亚·派恩的《书架》两本,一天(24小时)的阅读量为20万字,因为都是不需要怎么动脑子的闲书。

奚椿年的《书趣》是淘来的旧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1月1版、6月2印,定价15元,书页老旧发黄,9.2元购入。《书趣》是一本谈书的专门之书,12万字的篇幅,记述了与书有关的诸多史实与逸闻掌故,是一本不错的趣味性读物——正如书名。

莉迪亚·派恩的《书架》是淘来的全新二手书,一本8万字的手掌大小“读库”本,新星出版社2017年7月1版1印,定价18元,14.4元购入。曾经断断续续看过一年《读库》,以书代刊双月出版的节奏也符合日常阅读速度,当然现在也喜欢,只是几乎不看了。翁贝托·埃科在《玫瑰的名字》后记中写道:“每本书都涉及其他的书。”这其实就是我看书的路径,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的蔓延。不再看《读库》不是因为不好看,是不想自己的阅读视野被某一家出版机构、某一个编辑所控制、局限和左右,即便他是无意识的。2020年,《读库》就会出版到历史性的100期,估计会出一套100本的百期纪念套装。如果那时我(多半)没有足够的钱买纪念套装,就买一本第100期。

莉迪亚·派恩在《书架》里说:“书架是人类历史中最具适应性、最持久的物质文化之一。” “没有书的屋子,就像是没有灵魂的躯体。”这是一句疑似假托古罗马诗人西塞罗的名言。此刻,外面响起零星的鞭炮声,我和女儿坐在书房的书架下,阅读,敲字,太座和爷爷、奶奶在准备将于1个小时后(18:00)开始的年夜饭。晚上一家人再看一场乏味但仪式感十足的春晚,这个简单的日常在这个非常时期,尤其珍贵,这就是生活。

疫情凶猛,躲家看书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昨天全国确诊469例(其中贵州确诊1例),死亡9例;今天确诊632例(其中贵州确诊3例),死亡17例。为防止疫情蔓延,武汉在今早10点“封城”,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11:20鄂州“封城”,今晚24点黄冈市也要“封城”。但病毒有潜伏期,又是春运,估计在元宵节前后会大爆发。

也是在今天,湖北省歌舞团官方微信公众号更新了一篇《湖北省春节团拜会圆满举办》,内容为:“1月21日,2020年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洪山礼堂圆满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等领导与全省各界代表一同到场观看了演出。整台演出节目编排新颖、衔接流畅紧凑、舞台恢弘大气、表演精彩纷呈,营造出喜庆、欢快、奋进的良好节日氛围。”图文一片红火温暖又祥和,一些公众号纷纷转载,文后留言多为“祝福领导们身体健康”。

早上去随便买点过年要准备的菜,超市里戴口罩的人十分之一都不到,还有老人推着婴儿车在人群里挤。我和太座匆匆去匆匆走,人多的地方一秒都不想多呆。

明天除夕,午饭后对家里大扫除准备过年,一直打扫到下午四点才基本结束。出门散步,和以往一样几乎遇不到什么人。住在这卫星城的乡下已经六年,这个与城市的距离从没有让我对城市产生美感,这次反倒让我产生了安全感。

19、20号两天上午都在二十四书香书店淘书。

19号淘到6本,品相尚可,定价合计98元,四二折不到入手40.8元:

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2006年11月1版1印,定价25元,10元购入;

赵宗福、刘永红《飞禽走兽趣谈》,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华意象”系列之一种,2010年4月1版1印,定价24元,9.6元购入;

荣真《大明流煌》,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华意象”系列之一种,2010年4月1版1印,定价18元,7.2元购入;

曹书杰、杨栋《大都风采》,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华意象”系列之一种,2010年4月1版1印,定价15元,6元购入;

谭帆《古代小说评点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古代小说文献简论从书”之一种,2005年6月1版1印,定价8元,4元购入;

欧阳健《古代小说版本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古代小说文献简论从书”之一种,2005年6月1版1印,定价8元,4元购入;

20号淘到6本,定价合计152元,三折入手45.5元:

胡适《红楼梦考证》,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从书之一种,2015年1月1版,2017年5月2印,定价26元,6元购入;

李霁野《唐人绝句启蒙》,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从书之一种,2016年3月1版,2017年6月2印,定价28元,6元购入;

俞陛云《两宋词境浅说》,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从书之一种,2016年3月1版,2017年6月2印,定价29元,6元购入;

白化文《三生石上旧精魂: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从书之一种,2012年1月2版,2017年1月3印,定价24元,12元购入;

金龙格译勒克莱齐奥《飙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0月1版1印,定价20元,8元购入;

马塞尔·巴耶尔《卡尔腾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2月1版1印,定价25元,7.5元购入。

“大家小书”系列四种,特价只因水渍。书店一次漏雨导致一批书浸水,晾干后浸过水的书籍都不平整,页间略有粘连,品相不好,但不影响阅读。我买书是为读不为藏,所以不重品相。例如昨天在万东桥花鸟市场旧书摊淘到的7本,都是超过半个世纪的旧书,磨损、褪色严重,品相更差,但不影响阅读。再说这些书既不是初版,也没有作者或名家签名,都极平常。叶德辉《书林清话》中说:“究之藏书家鲜有传及三世者。”我死后,这些书也就论斤买到废品站去,或者卖回二十四书香书店——如果那时候书店还活着。

疫情的不断发展,孔学堂取消了春节期间的文化庙会,观山湖区也取消了春节灯会。如果2月疫情得不到控制,不知道新学期能不能按时正常开学。这个假期就自我隔离躲在家里看书了。

买入的第一本私人日记

田原的《书店之美:20家文化地标书店的精神向度》,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1版1印,17万字。图片业余,排版杂乱,文字也不够优美,图、文、编、排,都是习作水平,剩下的就只有情怀。看这样的图文习作不费眼和脑,昨晚睡前很快就看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武汉爆发,并借春运迅速蔓延。昨天全国确诊219例,今早确诊324例,晚上7:40确诊469例,死亡9例。今早网传贵阳凌晨4点发现1例疑似,10点官方就发消息确认。南国花锦购物中心里人流似乎没有明显减少,只是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加很多。今天下午把柜台交给小花负责,明天起,我们就不再去了,远离人多之处。

下午14:30离开南国花锦购物中心,走路去了万东桥花鸟市场,还有两个冷摊在做年前最后一天生意。15元淘到了7本旧书,俱有污渍、破损、划线、标注和胶带,因品相均不佳,我强让老板饶了一小本旧日记。

7本书是傅东华译玛格丽泰·密西尔《飘》(上中下三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1版1印;李俍民译艾·丽·伏尼契《牛虻》,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7月1版,1980年1月13印;林怀秋译井上靖《杨贵妃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1版1印,国营五二三厂印刷;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印《鲁迅作品选》上下册,没有版权页,从书前五页的“毛主席语录”和注释的“时代性”判断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物。

《牛虻》我上小学时看过,现在只依稀记得一点,有机会再看。

《飘》没看过。傅东华的译本《飘》在第一代中国读者中影响十分深远。在今天看来,他的译本用语灵活多变,行文自然,清楚明了。但傅东华随意删除原本中大段的景物自然描写,也让译本失色不少。不过在豆瓣,有评论说这个译本是最好的。好与不好,看了才知道。

井上靖的书,家里有5本看过,这本《杨贵妃传》是第六本。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印《鲁迅作品选》,用现在的话说,是“非法出版物”。这是我的第一本鲁迅作品。也是一本又被过度解读的鲁迅作品。借用太座正在看的刘绍铭的《冰心在玉壶》文集《闲话鲁迅》一篇里,鲁迅自己的话正好作为同一个人物的解读和被解读来对照:做这样的东西欲罢不能,一来爱发“牢骚”是本性,二来杂文较易成篇,可用最短的时间换取稿费。为稻粱谋,这是一个现实不过的考虑。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尽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手掌大小的一小本日记,国营上海纸品二厂72开内芯100页60克书写纸,粉色硬面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红字,扉页毛主席语录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句“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虽然整本日记没有作者姓名,但有“阳关石场日记1969.3.17—11.14(二)册”字样,从随手翻看的几日内容知道,作者写这日记时大概三十多岁。不论是本子还是内容,都充满了大时代下微小个体的历史感。可能日记的主人现已不在人世,子女将日记同旧书当废品处理才流落到我手里。这是我买入的第一本私人日记,一段宏大叙事背景下真实、细微,有血有肉微小个体的颠沛流离个人史,这个春节假期哪天先整理几段出来看看。

17年前的2002—2003年,我和太座都在深圳,亲历“非典”(SARS)。那时我也天天写日记,但2007年电脑中了“熊猫烧香”病毒,那几年的所有记录全部丢失。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和蔓延,和“非典”很像,我们现在也想就呆在自己乡下的房子里,远离人群,看书、晒太阳,写日记。或许我死后,送给亲友的我的日记线装编年史《愚直录》也会出现在冷摊上,被人购入,读后以助饭后谈资而已。

阅读的价值在哪里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扩大,尽管从平均收入的角度而言,中国书价并不是很高(无论是同其他商品比较还是同国外图书比较),但由于中国读书人口的收入偏低,书价就显得有些昂贵了。中国并不缺乏有消费能力的群体,只是这部分群体同图书的潜在消费群体之间产生了“错配”,通俗地说就是:有钱人不读书,读书人没有钱。这个问题可能要比收入差距扩大、阅读率下降、深层次阅读比重不高所反应出的问题更为严重,它表明中国的财富并不是按照知识水平进行分配的。如果有读书需求的人由于收入低而读不起书,这会成为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最大隐忧。

——《陈昕谈图书市场与书价高低》

阅读的价值在哪里?有太多的定义。我常讲的是,阅读不在于你拥有多少本书,甚至不代表你到底读了多少本书,阅读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你读了某本书,从此你的人生不一样了,有了个不一样的想头、不一样的追求目标,让你的人生有了新的动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理限制,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事情让自己的人生变得不一样,这些东西都需要相当的代价和机缘。人生的改变当然不全是来自阅读,但阅读相对而言是代价最小、几率却比较高地能改变你的人生。

——《郝明义谈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有一种危险的陷阱,就是读书读到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这样的话,你就会从早到晚读书,什么事也干不了。你得有点自律才行。

——《罗伯特·希尔弗斯谈<纽约书评>》

在黄岳年主编的《我在书房等你》后,今晚看完《上海书评选萃:都是爱书的人》,译林出版社,2013年7月1版1印。两本书,延续了最近“书之书”的阅读,也保持了三天看两本书的速度,并有简单的读书笔记(不是书评)。

《上海书评选萃:都是爱书的人》,是创刊于2008年7月6日的《东方早报》周日文化副刊《上海书评》,在2008年至2013年的五年里有关出版领域访谈和文章的精粹汇编。沈昌文、钱伯城、郝明义、俞晓群、企鹅老总马金森等诸多海内外出版界资深元老,在这本书里或畅谈出版轶事,或点评编辑艺术,或分享读书心得;既有对往昔出版岁月的回顾和反思,也有对图书市场的解析和追问,更有对书业未来图景的勾画和前瞻。他们编书、出书、卖书,身份角色各有不同,但共同的,都是爱书的人。虽然有的对“书业未来前瞻”现在看来已过去快十年,但仍能引发思考,是一本读者了解书、书人、书业不错的“书之书”。

赫尔岑认为,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本中记述了人类狂激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白,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的自传。

一个人的思想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

关于阅读,或许在新学期,我应该把这赫尔岑和朱永新的两句话刷到学堂的图书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