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只不过是一群深陷自卑情结、没有坏心的傻瓜而已。”萧伯纳的这个观点，我极度赞同。并且“藏书的那股狂热很可能会随着年华老去而逐渐消退。”巴顿·伍德·柯里（Barton Wood Currie，1877—1962）在他的书话代表作《书林钓客》（Fishers of Books）里说。我理解，随着自己阅读面的拓宽和阅读量的增加，喜欢的和想买的书会越来越多，然而买得起的却越来越少。对于没有藏书的财力、眼力和学力的我来说，成不了藏书家，读读藏书家的文字也是以飨残梦的好方法——至少我还不是一个“傻瓜”——“当我们驾驭爱好时，我们事实上是被爱好驾驭，这个爱好并不会轻易被当代或任何时代的数学家或逻辑学家从这条疾驰的道路上拉回来。”我想起《老子》里那句“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柯里是纽约哈佛俱乐部与格罗里埃书社成员，曾任报社记者、杂志编辑，余暇以藏书自娱，其书话代表作《书林钓客》（Fishers of Books），初版见于1931年9月，由利特尔与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柯里在书中分享了他多年以来的猎书之道、在此过程中收获的文坛掌故以及与藏书家爱德华·纽顿(A. Edward.Newton)、古书商A. S. W罗森巴赫(A. S. W. Rosenbach)、编辑E. V. 卢卡斯(E. V. Lucas) 等人之间的交往逸事。可惜，商务印书馆“小书虫系列”这个中译本只收录了从柯里《书林钓客》中选译出来的《为何藏书》、《何谓初版本？》和《书价之我见》三篇文章。

柯里的《书林钓客》，淘来二手九成新书，总阅读量第1347本，也是我读的商务印书馆“小书虫系列”第三本，另两本是A.S.W.罗森巴哈的《猎书人的假日》和安德烈·纪德的《纪德读书日记》。看看微信钱包的余额，极没有底气，想：这个“小书虫系列”，应该是要成为我集书新目标的。

弗朗索瓦·勒瓦扬（Francois Levaillant，1753 – 1824）《啼鸟一声春正长：1806年丛林百鸟图谱》，“惜分飞”系列手绘明信片之一种。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1月1版1印，定价68元，会员五折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346本。

据说，在1806年的法国，贵族们最爱的三件事是：谈安格尔的画、喝刚时髦的香槟、八卦勒瓦扬的天堂鸟——法国鸟类学家令人惊艳的手绘之美。

1753年，勒瓦扬出生于当时的荷属圭亚那（现苏里南）的帕拉马里博。在勒瓦扬的苏里南童年时光里，他对当地雨林里的动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收集了很多鸟类和昆虫标本。

1763年，10岁的勒瓦扬随父母返回法国。1780年，他以枪炮军士长的身份随东印度公司船队前往南非好望角考察，并带回来大量标本。诸多新发现的鸟类物种便是以其名字命名。

在众多的鸟类学家和博物学家中，勒瓦扬被认为是首先用彩色图版展现鸟类的人士之一。

勒瓦扬共出版了8本著作，这套明信片图片即选自其1801-1806出版的《天堂鸟、佛法僧、巨嘴鸟以及拟啄木鸟的自然史》一书。

同样是鸟类博物学家，勒瓦扬与科尔曼斯的鸟类绘制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勒瓦扬的作品，注重鸟本身的姿态，鸟是唯一的主题；而由于科尔曼斯的画作里加入了许多鸟类的生境内容，并呈现了虚实的变化，突出了环境中的鸟类，看起来更加灵动。我个人更喜爱科尔曼斯的作品。

暑假开始的阅读自由，是真快乐！世事无常，活在当下，珍惜当下。

约翰·杰拉德·科尔曼斯（John Gerrard Keulemans，1842-1912）《飞鸟印象：19世纪荷兰印象派时期百鸟图谱》，“惜分飞”系列手绘明信片之一种。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1月1版1印，定价68元，会员五折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345本。

约翰·杰拉德·科尔曼斯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年轻时曾在莱登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事动物标本采集员的工作，1864年，22岁的科尔曼斯在博物馆馆长赫尔曼·施莱格尔（Hermann Schelegel）的鼓励下前往西非探险，其出色的绘画技巧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此后他移居英国，在英国期间，科尔曼斯为多位博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著作以及学术杂志绘制了精美的插图，据不完全统计，科尔曼斯一生中创作的作品有近5000张之多，主要为鸟类，也有少数哺乳动物、昆虫和贝类。

作为19世纪最出色的鸟类博物学家与书籍插画师，科尔曼斯的画风非常一致，力求在更大程度上绘制下鸟儿的细节，因而在画作里加入了许多鸟类的生境内容，并呈现了虚实的变化，突出了环境中的鸟类。

在这套明信片里，我第一次（之前应该也有在其他书里看到过，但完全没有印象）清楚看到了成语“劳燕分飞”和《诗经》里的“伯劳”是什么样子。

认识一位喜欢观鸟的朋友，也是多年前短暂共事过的一位前辈，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到野外去用望远镜观察各种鸟，用长焦镜头拍摄各种鸟。我有一种想把这套明信片送给他的冲动。但他只是我残存微信好友中一位，长年我们互相连个赞也不点，突然要送别人礼物，理由是什么？别人会不会以为我有求于他？会不会觉得太过刻意？还是算了。好多事，自己开心就好了。

科尔曼斯出生的1842年，魏源写成《海国图志》，国人才准备开始试图去了解世界是什么时，被国人成为“鸦片战争”，英国人称为“清英贸易战争”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了，清英两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而这时候的英国，已经迎来了第二次宪章运动的高潮。世界的变化，从来都不会为谁停留。

《魏书·武帝纪》：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令民不得复私雠，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是月，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乌丸。触等举其县降，封为列侯。初讨谭时，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顷之，亡民有诣门首者，公谓曰：“听汝则违令，杀汝则诛首，归深自藏，无为吏所获。”民垂泣而去；后竟捕得。

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对袁谭发起进攻，把袁谭打得溃不成军，斩杀了袁谭，并杀了他的妻子儿女，平定了冀州。曹操颁布命令：“凡是与袁家一同做过坏事的人，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又命令百姓们不得再报私仇，禁止铺张浪费办丧事，违法的人一概依法惩处。于是就在这个月内，袁熙的大将焦触、张南等反叛，攻打袁熙、袁尚，他们二人逃往辽西、上谷、右北平三郡的乌丸地区。焦触等人献出县城投降，被封为列侯。这正是袁家的大将焦触、张南“更始”改过自新之举。

在这年初讨伐袁谭时，因为天气寒冷，河中结冰难以行船，于是征调一些百姓来破冰。但这些被征调来的百姓逃避差事逃跑了，曹操下令官吏们不准接受他们投降。也就是要么不要被抓到，要是被抓到就杀掉。然而不久，逃亡的百姓中就有人到军中自首，以求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曹操对他们说：“接受你们自首，就违背了我之前颁布的军令；杀死你们，是处死了认罪之人，也有违新颁布的政令。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所以你们最好回去好好躲藏起来吧，不要让官吏们捉着。”百姓们流着泪走了，但最终都被捕获。《三国志》就没有再记载这些百姓的下落，不过可以想到的是，还是全都被杀了。这个让曹操和百姓都为难，都不得已而杀和被杀的结局，表面上看是因为袁谭违背了建安八年八月与曹操的约定而导致这场攻杀，根子里不过是曹操需要找一个出师有名的机会而已。

建安八年的约定指的是，那一年袁谭和袁尚争夺冀州，袁谭失利，败走平原，袁尚穷追不舍急攻猛打，袁谭派辛毗向曹操乞降求救。曹操接受荀攸的建议，不但接受了请降，还让自己的儿子曹整娶袁谭的女儿。这其实是曹操自降身份。曹操是袁绍的同学、平辈，袁谭是袁绍的儿子，是曹操的子侄辈。现在袁谭的女儿嫁给了曹操的儿子，那曹操和袁谭就成了平辈儿女亲家了。这有点乱了。

建安九年九月，曹操围邺城。建安八年九月，天子任命曹操任冀州牧，邺城为冀州乃至整个北方的军事重镇，曹操此时攻冀州，可说是名正言顺。袁谭作为儿女亲家不但没出兵相助，竟然利用这个机会，趁机占领了甘陵、安平、勃海、河间等地，打败了袁尚还收编了他的队伍（“并其众”）。这当然让曹操大为光火。于是“遗谭书，责以负约，与之绝婚，女还，然后进军。”于是民亡椎冰、斩谭并诛其妻子，冀州平。

其实对曹操、以袁绍长子袁谭为代表的袁氏一族和百姓来说，这个绞杀就是一个死局，最终只会，也只能有一个胜者。

袁谭，无勇无谋，一颗虎狼之心，如果不灭掉他，曹操迟早要死在他手里。袁谭，爸爸不疼，兄弟不爱，谋士不用，武将不力，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活下去。被弟弟打得走投无路投靠了曹操，但也只是权宜之计，如果自己不找机会壮大，迟早不是被亲家完全吞并，就是被自己的两个弟弟弄死。而普通百姓，谁来了都要被奴役，天寒地冻被派去破冰行船，迟早不是冻饿而死就是掉进冰河中淹死，就算这次差役大难不死，迟早也会被抓丁死于战场。这可以历史数据为证。

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相关记载，西汉人口峰值出现在汉平帝原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约为6300万；东汉人口峰值出现在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人口约为6500万。也就是说，两汉人口巅峰基本维持在6500万人左右，虽然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今天湖南一省的常住人口，但在当时，这个数字却要占到“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当时的“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汉朝和罗马统治之下。

东汉末年陷入了长期的混战时期，主要有黄巾军起义，西凉军之乱，袁绍灭公孙瓒，曹操灭吕布、袁术、袁绍、击败乌桓等的战争，至207年曹操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的战乱，此阶段长达15年的战乱，波及地区主要有司隶、豫州、兖州、青州、冀州、徐州、幽州、扬州。战后东汉人口只有峰值的一半不到。等到三分天下，魏蜀吴三国总人口竟不到800万，其中魏国443万，蜀汉94万，东吴230万。

所以，东汉末年的绞杀，大家拼的都是谁的求生欲望更强，以及运气在哪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