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这也并不是历代的皇帝生来就昏愚。因为人的知识，总是从教育得来的。这所谓教育，并非指学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环境足以使我们受其影响的。如此说来，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所以皇帝的天性，是一个上知，仅能成为中人；如其本系中人，就不免成为下驷了。”（《三国史话·宦官》）

“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三国史话·外戚》）

“试问当时因曹操挟天子而归顺他的，到底是哪一个？刘备、孙权不就是明知其挟天子还要和他对抗的么？然则曹操的不可与之争锋，还是拥百万之众的关系大，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关系小。曹操所以能有相当的成功，还是其政治清明，善于用兵，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没有多大关系。”（《三国史话·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人生在世，除掉极庸碌之辈，总有一个志愿。志愿而做到，就是成功，就是快乐。志愿而做不到，看似失败，然而自己的心力，业经尽了，也觉得无所愧怍，这也是快乐。志愿是各人不同的，似乎很难比较。然而其人物愈大，则其志愿愈大，则其为人的成分愈多，而自为的成分愈少，则是一定不移的。哪有盖世英雄，他的志愿只为自己、为子孙的道理？说这种话的人，正见得他自己是个小人，所以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了。”（《三国史话·替魏武帝辩诬》）

中国的历史，由于史料的加工痕迹太重，并且年代越久越缺失，所以都很可疑，所以也才留下了大量空白让后人分析、解读。也因如此，关于三国，除了《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各人也都能从有限的资料里，结合当下作出自己合理的解读。吕思勉是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的人物，则其解读又更加有见地，见新知，还历史于历史。

吕思勉《三国史话》，金城出版社2013年8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08本。

2014年，62岁的坂本龙一（1952—2023）罹患口咽癌后，又被诊断出了直肠癌，并且癌细胞已转移到肝脏和淋巴。于是不得不坦然面对和思考自己生命的终点——死亡。这本书就是记录坂本龙一对死亡的思考和慢慢死去的过程的记录。

书名《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来自电影《遮蔽的天空》中一段台词：因为不知死何时将至，我们仍将生命视为无穷无尽、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一生所遇之事也许就只发生那么几次。曾经左右过我们人生的童年回忆浮现在心头的时刻还能有多少次呢？也许还能有四五次。目睹满月升起的时刻又还能有多少次呢？或许最多还能有二十次。但人们总是深信这些机会将无穷无尽。

其间，坂本感到“现在支撑日本人生死观的‘脊梁’似乎都已经消失。所以我正努力从听闻的藏传佛教故事中收集有关生死观的片段，来思考自身的死亡问题……人类能活到八九十岁，也就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事吧。想到人类长达20万年的历史长河，想到没有高科技医疗的时代，我真的不确定到底是否有必要为了延长寿命而逼迫自己接受治疗。”坂本“拒绝痛苦的治疗，只接受最低限度的护理以迎来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价值观，也正是我在自身所奉行的。太座五年前罹患甲状腺癌，手术后恢复得还不错，所以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而我在三年前的一次例行体验中被医生告知“情况不太好，建议去三甲医院做检查”。于是在疑似淋巴癌晚期、肺癌晚期、胃癌晚期、直肠癌晚期的一通检查，仍然无法确定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后，我也选择了“与癌症共生”而不是“与癌症战斗”。每年新年到医院确认一次自己是否患上各种癌已成“惯例”。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心里知道，即使强行战斗也没有意义。”因为“我深深地觉得，人类创造的一切最终都会被毁灭，认识到人类根本无法与自然抗衡。”

在死亡面前，才是众生平等。坂本龙一的《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不过是一些细碎的随笔，称之为“坂本记录自己如何死去的碎碎念”应该也合适。

坂本龙一《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中信出版社2023年6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07本。

《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共收《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拓跋祭天方坛上的木杆》、《内亚视角的北朝史》和《耶律阿保机之死》共四篇文章。以我非专业，更多为兴趣阅读的读者来说，这本小书实在是有点太无聊了，以至于作为将其枕边书的阅读感受并不十分好。

例如《黑毡上的北魏皇帝》，考证了大汗登基仪式上，到底是用的黑毡还是白毡、举毡的是七人还是四人。《耶律阿保机之死》分析了耶律阿保机到底是暴病而亡还是有准备的自我预言自行了结。

不过即便是这样看起来很无聊的考证，也有其价值。就像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袁劲梅所说的：“做学问，不是猎奇，是一点一点地积累，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拨开前面让人看不清楚的杂草，细细地分析；用理性拷问自己，拷问先人；然后，向前小心翼翼地放一块小小的新石头，让后人踩着，不摔下来。”这一点一点的考证，就是做学问者小心翼翼向前放下的一粒小石子。这样的埋头积累比卖弄才情的文字更有意义。

说到卖弄才情，昨夜枕边书是王怜花谈金庸和古龙的《江湖外史：江湖外史，再现江湖！》，实在是看不下去。满篇不过是所谓的“北大80年代最耀眼的才子”唾沫星子和啤酒沫子四溅的玩弄文字。曾经北大最耀眼的才子就这水平啊？！才华有，可惜无多。爆一句粗口：什么玩意儿？浪费老子的书钱。要看闲谈古金，还是六神磊磊最佳。

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2月1版，2023年1月3印。总阅读量第1405本。

王怜花《江湖外史：江湖外史，再现江湖！》，中信出版社2014年2月1版1印，淘来二手书，扉页上有前任主人“2017.3.16当当”的文字。总阅读量第1406本。

读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想起三十年前读过的尼古拉斯·黑麋鹿的《黑麋鹿如是说：苏族奥格拉拉部落一圣人的生平》。这本书2016年再版后我又买了一本，书名变成了《黑麋鹿如是说：生命与自然之诗》。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鄂温克人在近一百年里面临的沧桑巨变和挽歌。《黑麋鹿如是说》是北美印第安奥格拉拉苏族战士、圣者黑麋鹿回忆自己经历的美国西进运动中，印第安人随部落一起消亡的口述史。

“果格力坠地的过程我们看得真真切切。他看上去就像被箭射中的一只大鸟，从上面张着臂膀呼喊着掉了下来。他留给人间最后的呼唤是：额尼啊！——

我和玛利亚把血肉模糊的果格力抱回希楞柱的时候，浩妮回来了。她一进来就打了个激灵。她看了看果格力，平静地对我们说，我知道，他是从树上摔下来的。浩妮哭着告诉我们，她离开营地的时候，就知道她如果救活了那个孩子，她自己就要失去一个孩子。我问她这是为什么，浩妮说，天要那个孩子去，我把他留下来了，我的孩子要顶替他去那里。

那你可以不去救他啊！玛利亚哭着说。

浩妮凄凉地说，我是萨满，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最早，鄂温克人在额尔古纳河左岸游猎。那时，希楞柱里不光住着人，还住着神。鄂温克人相信驯鹿是神赐予的，没有驯鹿，就没有鄂温克人。三百多年前，那些蓝眼睛、大鼻子的俄军挑起战火，他们的祖先们被迫迁到了右岸。一百多年前，额尔古纳河上游发现了金矿，于是商人们来了，接着日本人来了，“满洲国”建立，日本人走了，“满洲国”消失了，苏联人来了，乡干部来了，鄂温克猎民定居点建起来了，接着伐木工人来了。林木因砍伐过度而越来越稀疏，动物也越来越少，驯鹿所食的苔藓逐年减少，部落不得不频繁搬迁。而搬到定居点的人们，有的进了监狱，有的跟着汉人离开；离开又回到森林里的人，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浩妮走后第三年，马克辛姆身上出现了一些怪异的举止，他用猎刀割自己的手腕，他把赤红的火炭吞进嘴里。他喜欢在雨天的时候出去奔跑，大喊大叫；而到了天旱的时候，一看到大地出现了弯弯曲曲的裂缝，他就会抱头大哭。我们知道，他这是要成萨满了。

尼都萨满和浩妮的悲凉命运，使我们不想再看到一个新萨满的诞生。达吉亚娜把浩妮留下的神衣、神帽和神裙都捐给了激流乡的民俗博物馆，只留下一个神鼓。我们想让马克辛姆与那股神秘而苍凉的气息隔绝。”

尼都萨满和浩妮的悲凉命运，也是所有鄂温克人的悲凉命运。鄂温克人没有了萨满，一个民族的魂就没有了。亚洲东部的鄂温克人和隔着浩渺太平洋的美洲印第安奥格拉拉苏族人，两个不同的的部族，完全相同的命运， “一个民族的梦死在那儿了。那可是一个美丽的梦啊。”（黑麋鹿语）最终剩下的，只是博物馆里一个民族的梦的残骸。

底嘉怡老师推荐并将书借给我读的，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系列之一种，2010年10月1版，2023年11月49印，20万字。总阅读量第1404本。

1868年的明治维新，可算是古代日本与近代日本的分水岭。而导致维新的最大契机，是发生在1853年的“黑船事件”——1853年7月8日（嘉永六年六月三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强行驶入江户湾的浦贺及神奈川（今横滨）。双方于次年（1854年）签定《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德川幕府在二百多年之间，从来不准天皇参与政治，但是这次为了减低各藩的反对声音，于是想以天皇的名义缔约，并且破例邀请各大名、藩士、学者、甚至平民，针对开国之事提出意见。于是天皇及其朝臣、大名及其家臣纷纷举起了救国的旗帜，趁机跃上政治舞台。无论如何，“黑船事件”后的日本政局一天比一天混乱，也埋下了幕府灭亡的导火线。在1853年到1868年——被称作“幕末”的十五年中，日本为何去何从困惑、彷徨，最后找到了方向。当然，是以腥风血雨的动荡为代价。“新选组”这一组织，便是在动荡中诞生，在动荡中壮大，最后在动荡中灭亡。

对待新选组，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新选组算得上英雄，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战斗，直至最后一刻，虽败犹荣。而另一种则认为新选组不过是代表老旧没落势力的幕府的爪牙，最后仍螳臂当车，死不悔改。这一正一反两种态度，在幕末、维新、新选组相关的各种文学、影视、动漫甚至游戏作品中交织，是正是反各取所需。于是我们时常会看到某部作品拼命地在新选组周围圈上各种华丽光环，而另一部作品却将其贬为杂鱼的情形。但这本《新选组血风录》却并不为上述正反立场所左右。采用十五个人物故事来描绘新选组的人和事——没有光环包围的英雄，也没有死不足惜的杂鱼，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2000年，日本《朝日新闻》做过一次“这一千年中你最喜欢的作家”的问卷调查，在读者邮回的20569张选票中，夏目漱石获3516票名列第一，而第二、三名分别是紫式部和司马辽太郎。司马氏的作品不但拥有大量读者，从文学史得角度来看，它们在战后文学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

司马辽太郎的时代小说，除了这本《新选组血风录》，之前还读过描写木下藤吉郎崛起的《功名十字路》、真田十勇士的《风神之门》和幕末志士的《幕末》，这四本都同属重庆出版社“日本时代小说精选”系列。同系列的日本时代小说还读过山本兼一《寻访千利休》、井上靖《风林火山》、隆庆一郎《花之庆次》、柴田炼三郎《真田幸村》四本。在读过的这个系列里，最喜欢的是山本兼一《寻访千利休》。

司马辽太郎《新选组血风录》，重庆出版社2014年2月1版1印，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403本。

新选组外号“壬生之狼”。昨晚从书架上扒下来同系列的浅田次郎《壬生义士传》，继续新选组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