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Isaac同行】20:四个方向要怎么选

受胆碱能性荨麻疹折磨的Isaac,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调整饮食和作息,并适度运动来控制和减轻症状,所以状态比较差,进度也慢了点。

关于“三十年战争”,我历经三个月,终于艰难啃完884页共83万字的彼得·威尔逊的《三十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与Isaac讨论这场战争到底是一场欧洲的局部冲突还是“全面战争”;古斯塔夫二世生命中的最后一战——在吕岑战役中的表现和他的对手瓦伦斯坦部下发起的军事政变——只死了包括瓦伦斯坦在内的五个人的“艾格大屠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成功不在于解决每一个争端,而在于提供了和平化解冲突的指导方针”,这场战争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事实证明,疾病比火枪、刀剑和大炮更具破坏力,每有一名士兵阵亡,可能就有三人死于疾病,这表明战争中有多达180万士兵死亡。”所以全书最后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不要将权力交给那些认为自己蒙上帝召唤去打仗的人,或认为自己的正义感和秩序感是唯一有效的人,这样做非常危险

读完了《三十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Isaac要继续留在“三十年战争”中,以完成他的《三十年战争简史》第三版。由于在这本书里,对欧洲近现代战争之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的作为仅限于在几次战役中,所以再次建议Isaac在完成《三十年战争简史》后,写一部关于古斯塔夫二世的小传。

下一步我有四个方向:

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关于人类历史,我还有太多的为什么。

回到欧洲史,继续“企鹅欧洲史”第六本《追逐荣耀:1648-1815》。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那时,欧洲仍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此时的欧洲,无论是经济、科学,还是政治、文化,都已将世界其他地区甩在后面。这是启蒙和理性的时代,也是信仰与情感的时代;旧制度与新制度、理性与感性辩证交锋,在喧哗与骚动、变革和扩张中,欧洲一步步远离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权力的中心。

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年是万历四十六年,1648年是明永历二年、鲁监国三年、清顺治五年,明亡清兴。两个大陆上,欧洲一步步走向世界,而亚洲大陆上最大的帝国却一步步走向封闭。这样的东西方对比或许能引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我书架上近一千九百页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也等待我多年了。

和Isaac一起继续留在“三十年战争”里,通过查找更多的资料丰富这场战争的细节,加深了解。

前三者不管选择哪一个,对我都是新挑战,并且Isaac似乎并不太在意我与他是否“同频”。或许这是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或是学习小组进入的新阶段,在一个大的主题下的多线索、多节奏的共存。所以我认为从今天起,我和Isaac的角色也有了新变化,我督促和推动者的成分渐渐淡化,转而成为了共同学习者。

四个方向,我要想想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