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康复中，啃不动硬书、大书，只能翻翻不用动脑子的闲书。

李长声《阿Q的长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长声闲话”五种之一，淘来的旧书，2014年8月1版1印，17.4万字，78篇中日之间的文化渊源、文化比较随笔，一日读毕。总阅读量的第1289本。

李长声的书，最早读过的是随笔《枕日闲谈》，中华书局2010年9月1版1印；后来是“长声闲话”系列的《系紧兜裆布》；翻译作品读过藤泽周平的《黄昏清兵卫》、《隐剑孤影抄》。书架上还有李长声的几本书待读，他读书太多，太能写了。另外在2020年6月10日，我读完了藤泽周平“浪客日月抄”四部曲，同时也读完了全部中国大陆出版的12册藤泽周平作品，由此藤泽周平成为我读过作品最多最全的日本作家。没有之一。

虽然是闲书，也有闲收获：

明治以前，日本说诗就是指汉诗，也叫做唐歌，即中国旧体诗。（《蜀山人》）

后花园天皇宝德三年（1451），临济宗和尚笑云担任遣明史书记官出使明朝。使团在宁波逗留三个半月，在北京逗留五个月后，终于在景泰五年（1454）二月踏上归途。行前，笑云游兴隆寺，独芳和尚拿起烧饼问：日本有么？笑云答：有。又拿起枣子问：日本有么？答：有。独芳和尚说：来这里为什么？答：老和尚万福。独芳笑了，赐笑云一卷自注《心经》。（《看明朝那些事》）好一个“老和尚万福”。

我们泱泱大国的书越做越大，不像是给人读的，只宜于壮观书架，可日本经济越不济，“新书”就越好卖，原因无他，唯其价廉也。（《武士家计帐与张大点日记》）这也算是坏事中的好事一件，尤其当下经济更加之不堪，能有便宜新书读，总还不至于让人对生活太过绝望。

董桥散文写得好，但有时觉得像人妖在那里顾盼生姿，美则美矣，不禁起一身鸡皮疙瘩。（《千石的念法》）董桥的散文，我读过几本，有的很好，有的很糟。李长声对董桥的这个评论也妙。

梅原猛认为：“要真正知道日本，必须要知道日本的文化；要知道日本文化，必须要知道《源氏物语》、柿本人麻吕、芭蕉。”周作人说过：“俳句以芭蕉及芜村作为最胜，唯余尤喜一茶之句，写人情物理，多极轻妙。”芭蕉生于1644年，姓松尾，名宗房。十多岁开始作俳句，起初就用本名。而立前后终于开创出自己的风格，即所谓“蕉风”。当时他在深川的住处是一个有势力的鱼商提供的，一间看守鱼笼的小屋子。芭蕉叫它泊船堂，这名字缘于杜甫的浣花草堂，而泊船，不消说，取自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芭蕉在《寒夜辞》中写道：“在深川的三股岸边结草庵，远望富士之雪，近浮万里之船。”有个叫李下的门人送来一株芭蕉，第二年春天茎繁叶茂，院落为之窄，屋檐为其掩，于是人称茅屋为芭蕉庵，芭蕉也就自称芭蕉庵桃青，后来干脆号芭蕉。（《芭蕉的俳号》）我喜爱松尾芭蕉其人其俳句近三十年，今日才得知芭蕉为何为“芭蕉”，可见我的所谓喜爱何其肤浅。去年也大概在此时，我的个人总结PPT用了松尾芭蕉“芒鞋斗笠，春夏秋冬又一年”作结语。今年疫情放开，人人仆倒，个人总结改为提交文字版，少了芭蕉的结语，总觉得肃杀之气愈重。

感染新冠病毒第五天，康复中。枯坐于炉边一夜翻完董宁文编《我的书房》。总阅读量的第1288本。

这本《我的书房》是2003年4月，《开卷》杂志创刊三周年，以“我的书房”为题向作者征稿的合集。其中不乏周有光、范用、流沙河、何满子、金性尧、许渊冲黄裳这样的名家大家，然也不乏混迹其中的一二蠢货。岳麓书社2005年1版1印。忘了什么时候哪里淘来的。已出版17年的老书，不但纸张发黄，就连六十位作者中也有小半已作古。

回想年青时太幼稚，召祸被戴帽，痛苦得要死，多亏躲在本单位的锅炉房内，读完《庄子》，得以自解倒悬，终身受用。此后又在拉煤拉米余暇，攻读《易经》、《诗经》、《楚辞》、《汉赋》，积有心得，使我不至为新诗所耽误，老来能混一碗饭吃。又后来机关图书馆扫除所谓封资修的黑书，数干珍籍被囚禁一室。人事科长怜我贫穷，吩咐说：“你进去住宿，好生看守着，房租就给你免了。”他于我有恩，没齿不敢忘。有书读，那就好。（流沙河《序“我的书房”》）

我的书，没有什么珍本秘籍，明刊宋椠固不必说，就是有限几部略有年头的书，也都是拜长者所赐。自己买的，大抵都是觉得有用、市面也常见的，只是于出版社和作者，常有拣选罢了。比如古籍，如果有多家出版社出了同一种书，我大抵买中华版或上海古籍版；校注本若有多种，则选见闻所及知道够资格的校注者，主编是谁倒是不大在意，因为知道那不过是挂名，以主编者的年龄，对书的质量他多半是不能负责的。这样拣选，只是求其比较靠得住罢了——这也是上过几次当才学乖的。（陈四益《堆书的地方》）

倘若问我：你最珍爱的书是哪一部？这种提问是不懂书、不爱书而且也不会读书的人才可能说得出口的，没有回答的必要。倘若问我：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从此可以不再让这类东西进书房了，它们（不要改为“他们”）是书的“丧星”，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我的书房其实是一个避难所，雅一点说就是“业余做工室”；如果没有书房，我早就自杀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知道我经历的人都会认同。书房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安慰、给了我自信。（龚明德《我的书房》）

摘抄的几段，于我亦然。这些年，我也是全靠阅读自救。现在看来，是一根手指已经摸到了岸。

忽必烈打算对日本出手时，面对着的实在是他并不怎么了解的一个对手，即便这种信息匮乏因为后来多次遣使日本有些许改善，但仍然远远不够。这对于两次远征和孤悬海外的十几万官兵来说，是致命的错误。

在元朝士兵和镰仓武士在今天日本福冈县附近海边面对面厮杀之前，两个国家就已有两场交锋。一场是外交/间谍战，忽必烈在正式开战前，共6次遣使招谕日本，然而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第二场是诸神之战，双方都举办了大型宗教活动，一方祈祷出兵大捷，一方祈祷“异国降伏”，或许最终还是天照大神和八幡大神厉害些，打败了藏传佛教护法神大黑天。

终于，1274年10月3日，元朝的东征军出海了。大军900艘战舰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远征舰队。十四日占领了对马和壹歧。与同样以骑射为主，武装到牙齿的镰仓武士相比，元朝东征军主要由携带短弓、环刀、长枪、战斧的轻骑兵和轻步兵组成。不论步骑，镰仓武士的个体防护都高于东征军。在个体防护和武艺都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元朝东征军也有绝对的优势，那就是除了集团作战、配合熟练外，弓箭的平均射程超出日军一倍有余。元朝军队的弓箭齐射，目击者形容为“发矢蔽天，有如暴雨”，可谓对镰仓武士最严重的威胁。然而很快在博多登陆的东征军左副元帅刘复亨中箭败退，最终“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谁料在撤退的路上又遇上了风暴。

1276年，蒙古人占领临安。之前一直为日本分担了元朝大部分军事压力的南宋消失了。蒙古人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平稳顺畅地消化吸收南宋的土地和人口资源，同时对外继续扩张。不过元朝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多少可以两全其美的思路：把江南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输出到海外去，把国内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

江南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总数高达六七十万的前南宋职业军人。就让他们去打日本吧。这些人，打败了是炮灰，打赢了，便是未来殖民地的第一批居民。范文虎率领的10万“江南军”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批入侵部队携带了锄、锹一类的农具，做好了长期占领和殖民的准备。1281年6月18日，也就是与从朝鲜出发的蒙汉朝联军“东路军”约定于壹歧会师的第三天，没有等到蒙古主帅阿塔海的范文虎率领的10万“江南军”，才乘坐多数从南宋俘虏、接收的旧江船河船仓促改造一番的3500艘战船，从庆元港（今宁波）陆续开拔。这一路，非但预定随“江南军”出发的东征军总司令没有成行，连与东路军的汇合地点也一再变更。这样一支舰队再遇到“神风”，自然会败得惨不忍睹。

四天读完周思成的《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总阅读量的第1287本。书不厚，才20万字，也不难读，而是因为当中三天半都因感染新冠病毒高烧昏睡中。几天里，全靠太座穿梭“阴阳两界”照顾，今日终于体温恢复正常，但头晕、乏力，咽喉痛，症状还要持续几天。

一天读完周思成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27万字。总阅读量的第1286本。

金，这个由女真人建立的政权，早早就令西夏和高丽俯首称臣，在极短时间内就灭掉了辽国，使北宋蒙受“靖康之耻”，俘虏了宋钦宗、宋徽宗父子北上（郭建龙《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对这段历史有精彩而细致的记述），还渡江追击宋高宗入海。在成吉思汗还是铁木真时，因为帮助金镇压了蒙古高原东部塔塔儿部的叛乱有功，完颜襄丞相赏了他一个“札兀惕忽里”（诸乣统领）的小官。然而女真人没想到，金朝皇位迭传九代，凡一百二十年，最后三位皇帝在位的二十四年都在苦苦抵抗蒙古的侵袭，最后还是在蒙古和南宋的夹击下“图存于亡，力尽乃毙”。

三月初一是金世宗的生日，叫做“万春节”。按惯例，南宋、高丽和西夏三国都要算好日子，派出使节，带上贺礼赶赴中都，行礼祝贺。金和南宋的外交礼节有一个叫“射弓宴”的射箭比赛，看起来是一个两国的交聘礼仪，实则是双方暗中较劲的重点节目。

崇庆元年（1212年）万春节的射弓宴，金朝的昭勇大将军、殿前右卫将军完颜荣守操弓上阵，不料竟“连不中”。金人颜面扫地，不愿喊停，一直从中午比试到黄昏，最终南宋副使赵师嵒“连中的”，而完颜荣守“皆脱箭”。从收国元年（1115年）到崇庆元年，不到百年的时间，尚武的女真人竟已颓唐至此。

贞祐三年（1215年），在蒙古人的猛攻下，中都沦陷。蒙古军进城后焚烧宫阙，大火一个多月都没有熄灭。

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夏，成吉思汗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西征，几乎所有蒙古精锐都随其西进。这是历史留给已经迁都南京（汴京）的金朝最后一次机会。如果金宣宗真是“中兴英主”，大可趁蒙古人在遥远的中亚浴血苦战时对内整顿吏治，对外积极部署国防，收复失地。可他却做了一个令后世大跌眼镜的决定——在北边，他据河自保；在南边，他与南宋开战。这真正是不作死不会死。三次大举伐宋，“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再次大伤元气。

天兴元年（1232年），完颜合达率领的十五万金军主力，在三峰山败于蒙古大汗窝阔台的幼弟拖雷率领的四万蒙古军，蒙军围攻汴京，迫使金哀宗求和。而后金廷杀蒙古使者，蒙古再度围攻汴京。金哀宗坚持至年底放弃汴京。五百多名皇族男女，除太后、皇后和少数嫔妃被押解北上，余人均被蒙古军屠杀。与天会五年（1127年）金围攻北宋汴京的“靖康之变”如出一辙，而其间不过仅间隔了105年。历史没有惊人的相似，因为它总是在重复上演。

天兴三年（1234年），面对蒙古人的进攻，金哀宗不愿当亡国之君，将皇位传给统帅完颜承麟，是为金末帝。后城陷，金哀宗自杀，末帝死于乱军中，金朝覆亡。完颜承麟在位时间不足一个时辰，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两天读完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29.5万字。总阅读量的第1285本。

之前读过勒内•格鲁塞《活着就为征服世界：蒙古帝国史》、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和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几本，再加上这本，算是对蒙古史又有了多一点了解。

从《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中收获有五：

拖雷必须死

蒙古人并没有特别固定的继承制度，大致在家长的继承上是靠实力说话，在家产的继承上则是偏向幼子。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成为新的大汗后，为了努力达到团结新政权内部各方势力的目的，继续发动了对金战争。从1230年开始的战斗中，肩负了最艰巨进攻任务的正是窝阔台最小的弟弟、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1232年，完颜哈达率领的十五万金军与拖雷率领的一万三千人（一说四万人）在开封西南的三峰山展开会展战。或许蒙古新政权里的很多人都希望借金人之手消灭拖雷，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然而，善战的拖雷再次赢得了胜利并全歼了金军。经此一役，金军最后的主力全军覆没。伐金战争结束后，拖雷的实力、名声与功绩都超过了新的大汗窝阔台。他成为窝阔台新政权的最大威胁。于是，拖雷在与兄长窝阔台北返途中，刚行至蒙古高原，竟非常“合时宜”地去世了。

反叛者忽必烈

“阿里不哥的叛乱”是中华式“正统主义”汉文献的误导。真实情况是继承蒙哥汗位成为蒙古第五代大汗的是拖雷的小儿子、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拥有强大实力，在四年的帝位争夺战中最终胜出的叛军首领忽必烈应是从1264至1294年在位的蒙古第六位大汗。但是在忽必烈王朝，忽必烈必须是蒙古第五位大汗，所以叛乱者必须是阿里不哥。

汉式理想国都

1266年末，忽必烈下令在中都东北郊外兴建庞大的皇城——大都。至1293年，大都的建造用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因为次年忽必烈去世了。大都建成后，从外观上来说，是正统、理想的汉式皇城。从元朝开始的明、清以及今天庞大的中国，首都都设在北京，而大都便是北京的前身。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按照《周礼》建造的“汉式理想国都”，竟然是由蒙古人、汉人和穆斯林等共同修建的。

两次远征日本的真相

1274年，蒙古第一次对日本的远征，这也是同年开始的对南宋作战的一环。进攻方蒙古和朝鲜联军在博多湾遭受台风暴雨的袭击损失巨大，于是放弃进攻，返回高丽。但忽必烈政府并不认为这次远征“战败”，事实上蒙古均也确实没有在这次远征中失败，损失更多是集中在随行的高丽士兵与水手上。这次远征作为征讨南宋的侧面作战，目的是对之前就与南宋有海上交通的日本施加压力，所以蒙古在远征中向日本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就已经达到作战目的了。同时这也让日本开始出现国家层面的危机意识。

蒙古第二次远征日本是在1281年。从宁波出发的，拥有三千五百艘战舰的庞大舰队，搭载的十万“江南军”是蒙古从南宋接手的超过一百万人的职业军人中，选拔剩下无处安置且没有战斗能力的弱兵。并且这支远征军随身携带的不是武器，而是农具。也就是说，这十万大军其实是迁徙的“移民”，这支舰队其实是一支“移民舰队”。那么随船担任指挥和监督的就只需要蒙古中级军官就够了，所以舰队司令才是原本在蒙古军队中没有率领十万大军资格的阿塔海，同行副将则是原南宋军司令官范文虎。当这支“江南军”舰队抵达北九州，与高丽“东路军”会师之后，遭到了北条时宗麾下日本军队的顽强阻击。没能成功登陆，又没有战斗力的超过五千艘战舰漫无目的漂浮在海面上时，台风袭来。其实不管有没有台风，第二次远征都会失败。“海外移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海外弃民”。

另，二战末期，日本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神风特工队”的起名，即来源于成功阻止了这两次蒙古大军登陆，使日本逃脱了有可能被元王朝灭国命运的两次突如其来的台风。

蒙古大军抵达不了的地中海

蒙古大军两次西征，都在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谜一般的东归而去。尤其是第二次，旭烈兀在给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信中说是因为马匹的饲料用尽，所以只能离开叙利亚而撤军。令人惊讶的是，真有学者将这句话当做旭烈兀撤军的最直接原因。我之前也差点信了。其实，两次西征未竟而撤军都是同一个原因——大汗突然去世了。第一次是窝阔台的突然离世，将西欧从覆灭于蒙古铁骑的边缘拉了回来；第二次是蒙哥的突然逝世拯救了马穆鲁克苏丹国和伊斯兰世界西部。

木华黎、博尔术、哲别、忽必来、者勒蔑、速不台、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合撒儿、哈赤温、斡赤斤……读蒙古史，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人名。

接下来就要读的是周思成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杨德忠《大元气象：元代皇权意识下的书画活动及其政治意涵》和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后续是张宏杰的《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

对于大元帝国来说，明朝是极不合格的继承者。蒙古时期，特别是忽必烈时期之后的许多遗产都毁在了大明帝国手里。同时，覆盖元朝末期的罕见大天灾与分五次，每次以数千至数万人不等的规模对中央政府官僚及其家族施以大屠杀的绝对专制者——洪武帝朱元璋的“狠毒”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大明帝国，至少在其初期，才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黑暗帝国”。而且，大明帝国还最终无意识地导致了世界史和人类史上量大重大转变——东西力量的逆转，以及西欧对东方世界的侵略。明朝这一政权，可谓是“倒退”的存在。

读这样的书，短期来看，不论从什么角度，都不可能会对我的人生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或许这就是自由阅读最重要的一点——不功利，首要是要取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