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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一字

《后疫情世界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我边嚼面包边看着这个标题,觉得所传递的信息确实很有道理,但把这个句式的主体替换为其他,也一样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好像讲了很多,其实什么也没讲。例如《碎片化阅读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后疫情旅游业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如此种种不胜枚举。这样的标题怎么会登上报纸头条?我看着早餐用来垫桌面的《参考消息》某日头条黑体大字,想或许这也是纸媒没落的原因之一罢。

一个学期又将结束,暑假即将开始,我得以“偷得浮生半日闲”。

上周完成了初、高中学生的期末评语。我的惯例,期末会为每一位学生选一个字,作为他/她这个学期在我语文和历史课程上的学习状态、所取得成果和不足之处的概括和总结。我称之为“一期一字”,就像日本茶道的“一期一会”。

德川幕府近江彦根藩主,同时也是当时知名茶人的井伊直弼(一八一五——一八六〇)在其所著的《茶汤一会集》的前言中说:“茶事之会,为一期一会,即使同主同客可反复多次举行茶事,也不能再现此时此刻之事。每次茶事之会,实为我一生一度之会。由此,主人要千方百计,尽深情实意,不能有半点疏忽。客人也须以此世不再相逢之情赴会,热心领受主人的每一个细小匠心,以诚相交。此便是:一期一会。”每一日的课程于我,亦力求“尽深情实意”,亦盼同在学堂求学诸君能“领受每一个细小的匠心,以诚相交”,是故期末评语我称之为“一期一字”。

这“一期一字”,亦与日本在每年的年末,用一个汉字来概括一年世相的“今年の漢字”活动相似。这个活动由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从一九九五年开始主办,为的是让日本国民加深对汉字的关注和理解,加深对日本文化的认知。我的用意也在于此。

李长声在《一字之妙》文中说:“日本人的高中古典教科书上下两册,鉴赏汉诗十余首,多隐逸情趣,陶渊明所占比重相当大,文有《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诗有《饮酒》或《责子》,其余如王维‘独坐幽篁里’,贾岛的‘云深不知处’,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并且有明初高启的一首《寻胡隐君》(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眼光迥异于中国。”李长声对中日两国教材中古典篇目的误判,应该与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李长声一九四九年生于长春,一九八八年东渡日本,一度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他在东渡前接受的学校教育和东渡时的教科书选定篇目,距今已三四十年。这几十年里,中国的语文教材大大小小的修改起码不下十次。尤其最近几年,语文、历史教材每年不同的年级都有或多或少的调整。李长声所说的中日对“汉诗”鉴赏的“迥异”,其实现已不存在。在他所列出的日本高中“汉诗”人物和篇目中,除了高启《寻胡隐君》和陶渊明《责子》,王维《竹里馆》,贾岛《寻隐者不遇》,李白《独坐敬亭山》和陶渊明诗文等,早已是国内语文从小学到高中的必读篇目。只是同样的篇目,两国最大的不同或许就在理解和解读上了。一诗一文,一时一世,如何看待、理解和解读,这背后的文化往往注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走向和一个人一生的际遇。

对学生有“一期一字”,对自己,我也有一个“郁”字的期末评语。这个“郁”字也是我给一位学生的期末评语,只是对她是肯定,对我是鞭策:待人接物温和亲善则“叙温郁则寒谷成暄”,学业文采郁郁丰盛“郁郁乎文哉!”,必“纷郁郁其远承兮,满内而外扬。”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读书笔记】《生命的寻路人》世界不平未来不湿

《生命的寻路人:古老智慧对现代生命困境的回应》买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之前,特意放在后者之后看,以便于比较两者如何看这个世界和未来。后者所呈现的观点,仍是那种让人对未来充满兴奋且言之凿凿的世界已经是平的,未来也会是湿的,夷平一切的单一文明观和价值观。

然而我们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瓦解的年代。民族国家在20世纪初有60个,现在则有190个,但大多数都贫穷而极不稳定。如同哈佛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所写,民族国家已经小到不足以处理世界的大问题,又大到无法处理世界的小问题。在主要工业国外,全球化并未带来整合与融洽,反而带来改变的大爆炸,将语言和文化、古老的技艺与富于想象力的智慧横扫一空。

“政府说,这会带给我们发展,但我们唯一看到的发展就是漫天尘埃的伐木道和移居营。对我们来说,他们所谓的进步指的是饥饿、依赖、无助、文化的破坏,还有使我们的族人道德败坏。政府说这是为我们创造工作,为什么我们需要工作?我父亲跟祖父并不需要跟政府讨工作,他们从来没有失业过,他们靠土地与森林维生,这是种好生活,我们从来不会感到饥饿或穷困。现在这些工作会随着森林一起消失。未来十年内,所有工作都会不见,而已让我们繁衍几千年的森林也会跟着不见。”这段1992年马来西亚婆罗洲游牧原住民本南族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让我想到以被称为保存苗族“原始生态”文化完整的地方的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为例,与其他诸多地方在被“开发”后原住民所遇到的系列问题。

然而所有文化都有独一无二的特质,都反映出许多世代以来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很明显没有一体适用的发展模式,科学只是获取信息的方法之一,同时西方科学所创造的所有重大贡献,都局限在人生的次要需求上。把自己定义的现代性当做所有人类社会必然的命运,是非常狡猾的。

如果社会是以超凡的科技能力作为评比标准,西方科学实验表现得光芒四射与出色高超。但如果评比标准转变成用真正永续的方式让生命茁壮繁荣,或是对地球真正的崇敬与欣赏,那西方的典范就会败下阵来。如果说最能驱动人类热情的是信仰的力量、精神直觉的能力、能够包容各种宗教憧憬,那我们那些武断的教条又会再次不符合标准。

所有文化本质上都具有同样敏锐的心智及先天禀赋,西方人将智能及潜能运用在创造惊人的科技革新上,澳洲原住民则用来做他们重视的事,也就是在神话固有的复杂记忆思路里穿梭——无论何者,其实都只是一种抉择、方向、应变的智慧,以及文化偏好——我们穷尽一生去追求活到一百岁,为失去一根头发、一颗牙齿而担惊受怕,佛教徒则花上一生的时间去试着理解存在的本质。佛教徒花费时间去准备迎接死亡的那一刻,而我们却用尽大多数时间假装那一刻并不存在。我们忙得像无头苍蝇,还要与时间赛跑,用物质世界的财富、成就、还有各种证书来衡量、定义所谓的成功。对佛教徒来说,这是真正的无知。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追求无限的经济成长,还把这当做幸福繁荣的唯一指标,这无异于是集体的慢性自杀。因此,多元文化的困境不仅牵涉到怀旧或人权,更是地缘政治稳定和生存的严肃议题——过度的发展将扑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现代文明真的是我们最好的未来吗?

或许正像布洛迪(Hugh Brody)所认为的那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在于人应该有自由与权利去选择想要的生活。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所有民族都能根据自己的主张去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好处,并且避免危害各民族。

在人类学的早期历史中,某位学者发现有些主要的文化理论并不充分,因为提出这些理论的人从未下过田野,对人类发展的想法也明显受偏见所扭曲。而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率先以真正开放而中立的态度探索人类的社会观念如何形成,研究不同社会的成员在观看并解读这个世界时是如何受到制约的。博厄斯建立了“了解原住民的观点、原住民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他们的世界观”的人类学研究的模型,并成为现代文化人类学之父,而他也启发了那些想要继续建立人类学现代学科的人。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去世之前,仍在担忧我们的世界正在形成一个看似温和、多样,实则单调一致且横扫全球的现代文明。她害怕整个人类的想象力可能会缩在单一智能和心灵模式的窠臼里。

我们其实可以避免这样的事。

人类之间共通的本质使我们共享同样的神圣天赋,骨子里也写着共同的历史。世上有无数文化,每种文化都是人类想象力与心灵的独特展现,都是一个基本问题的独特展现,都是一个基本问题的独特答案:人生而在世究竟有什么意义?世上的各种文化以七千种声音响应了这个问题,共同汇编成一套人类的剧目,使我们在踏上永无止境的旅程时,能共同面对人类此一物种在未来的各种挑战。

承认其他文化之美并不代表就要贬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带着一点谦卑去承认其他民族尽管可能不那么完美,却同样都对人类的集体文明有所贡献,去重新欣赏各种文化所展现的多元人类精神,这些文化丰富了我们的观念、信仰、求生技巧,且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宝贵的遗产确实能帮助人类繁衍茁壮、生生不息。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真心感受到任何一种语言、任何一个民族的消失都是悲剧。失去一种文化,就是失去我们自己拥有的一些东西。

文化不是微不足道的。文化不是装饰或艺术品,也不是我们唱的歌,或我们吟咏的祈祷文。文化是一张舒适的毯子,赋予生命意义,也是一套完整的知识,让个人能够从无穷无尽的生命经验中寻找价值,并在不具意义与秩序的宇宙中创造属于自身意义与秩序。文化是大量的定律与传统,是道德伦理规范,能将人们与野蛮之心隔离开来,而历史显示,野蛮之心就只是在全人类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表面下方。如同林肯所说,单凭文化,就能使我们触及天性较美好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