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后去二十四书香书店，一楼满坑满谷打好包的书，已经在开始准备搬店。在店长邓娇和老板秋蚂蚱那里得到个好消息，大量文史哲学术的书和旧书将搬到六广门，那边的新店名为野贤书局，“预计十·一开业”，秋蚂蚱说：“新添寨会有一个分店，两层，楼下主营童书、畅销书和书画类，因为分店是一个美术馆免费提供的场地，要做一些与美术馆配套，楼上风景好，拿来大家喝茶聊天。”我心里想，也好，好歹我新添寨还算是有个书店。

请店里预留的《论北大》《贵州读本》两本钱理群的书没买。广西师范大学二〇〇八版《论北大》，字太小，排版又密，密密麻麻看着瘆眼；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合编的《贵州读本》，贵州教育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五百多页，关于贵州的内容不可谓不详尽，多诗文，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翻完，放弃。

今天又买书五本。一本是女儿自己挑的杰夫·金尼《小屁孩日记》第十四集，中英双语，定价二十五元。家里已有这套书的其中几本，看来她想慢慢集齐一套，就像已集齐并读过不止一遍的《淘气包马小跳》初版全套和《斗罗大陆》初版全套。我的四本是柴德赓《史籍举要》和令狐德棻《周书》一套三册共七十元。五本书总价九十五元，折扣减掉五元，用政府发放的促进消费券减免了三十元，实付六十元。

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之一种，二〇一一年六月二版一印，定价二十九元，因腰封缺失和几不可见的水渍，特价二十元。柴德赓（一九〇八—一九七〇），字青峰，历史学家、教育家，为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的陈垣的学术传人之一。这本书是一本史学入门工具书，意在为读者指出读史门径。好书。

在书店二楼旧书区一角，淘到唐令狐德棻邓撰《周书》全三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版，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印，以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为底本，繁体竖排，五十四万七千字，九百三十二页，定价三元二角（套）。全套三册八品自然旧，几无翻阅过的痕迹，书店定价五十元。《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五三四年东、 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在柴德赓《史籍举要》中，关于《周书》也讲到，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我研究不了历史，新学期讲隋唐，买来纯粹当故事书看，就像小时候蹲坑必拿一本《故事会》。这套《周书》旁有《梁书》，但只一、三，缺第二册，书店每本定价十元，好想买。逡巡良久，自忖不知何时才能凑齐全套，作罢。

《燕山夜话》一天一夜看完。让人叹息。

马南邨（邓拓）一九六一年起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杂文。后选一百四十九篇编为五集合为《燕山夜话》一书。这些文章短者数百字，长者也不过千余字，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在我看来几乎篇篇都是书话，不是一位读过很多书的的读书人，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

以《扶桑“小考》一文为例，关于“扶桑”的考证，文中就有《山海经》《梁书》《南史》资料和房龙《世界地理》、苏联科学院《美洲印第安人》等书所载内容，而这样的考证又有故事在里面，读来不枯燥乏味，这才难得。这样的文章，一百四十九篇几乎篇篇如此。

邓拓一九六六年受迫害而自尽，至今各种公开资料中仍然语焉不详。但他用自己的死来反抗这种不公正，作为一个读书人，遇到极其的不公，唯有自我结束一途，古往今来，往往如此，又是何其悲哀。一九七九年二月，邓拓得到平反昭雪，所以我淘到这本北京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四月一版一印《燕山夜话》，应是邓拓平反后的首印本。这样看来，这本书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不论版次还是印数，都只是普通旧书而已；但一将其置于作者和时代背景之下，又是尤其珍贵的。

前天买的三本书，今早已全部看完。还是那句话，看书实在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可比性，往往甚至还可能使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以《邵燕祥散文》为例。

《邵燕祥散文》选文不知是补遗，及其他集子未收录的散佚篇目，还是邵氏散文即是如此，不像是个认真的选本，感觉竟没有一篇读得下去。历历在目认得每一个字，每句话也没有问题，但就是觉得无物，以至几次差点睡了过去。

钱理群《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我记忆里看的第一本钱理群的书。二十五万字一气读了两遍，尤其是关于教育、关于孔子和鲁迅的几篇。一位认真的老人的一些朴实的真话。就因为说的都是真话，所以我觉得，钱理群的书距离“被下架”不远了。于是问野贤书店要了店里钱理群现货书单，选了《贵州读本》《论北大》两本，请店里帮忙留了，我下次到店付款取书；又在当当网上下单了店里没有的《岁月沧桑》《周作人传》，应该本周内也会送到。遇钱理群，相见恨晚，欲罢不能。

钱理群是鲁迅、周作人的研究专家，我认为真话比观点和见地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基础是带有偏见的，不真实的，那所谓的观点也就是值得怀疑的。例如教科书里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而钱理群在这本书《漫说“鲁迅‘五四’”》文中说：“这恰恰是应该质疑的。首先，鲁迅自己就不承认。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说他是‘遵奉’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令’而写作，并自觉‘和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遵命’这一说法本身就否定了‘主将’之说。鲁迅自己是明确地说过，五四文学革命是胡适‘提倡’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主将’的话，那就是陈独秀。这大概是这些年学术界的一个共识。陈独秀在鲁迅逝世以后，写了一篇《我对鲁迅的认识》，有这样一个回忆：‘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就不是“主将”；但“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特别有价值”，这也是我为什么又买了四本钱理群的书来读的原因。

为新生儿准备的小衣裤、尿布、包被和袜子三十余件（样），一家三人在后院手洗到十一点。晃晃荡荡挂满后院，阳光下的“万国旗”。

洗完衣服进城。太座去超市买菜，我去超市楼上的野贤书局付款取书。邵燕祥的《邵燕祥散文集》和钱理群的《重建家园》，昨天请书局帮我各留了一本。

《邵燕祥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第四辑中一种，二〇〇九年八月一版一印，二十万八千字，二六二页，定价二十一元。一本算是有点年头的新书。

钱理群《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四月一版一印，二十五万字，三百二十七页，定价三十五元。

等太座买菜，在书店二楼旧书区淘到马南邨《燕山夜话（合集）》。北京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四月一版一印，三十三万字，五百四十八页，定价一元三角，书店定价二十元。这本书的书龄比我的年龄小两岁，自然旧，有折痕、霉点，纸张薄脆、发黄，前两篇文章有红蓝铅笔的红笔划线，和内文一样无处不在的时代感。书名页后有邓拓一九五八年在北京黑白照一张和缩印毛笔字自序一篇各一页。马南邨是邓拓的笔名。这个版本，印数十五万册。那个年代的书，我遇到的好像都是十万册起印。那时刚刚开始解禁，整个社会文明的土地，被毒日炙烤了十年，龟裂的沟壑不只是在土地上，也在人心里。一旦有了一丝松动，吹来一阵湿润的风，人们都像贪婪的植物在风中摇摆舒展枝叶，根须在土中拼命汲取养分。知道《燕山夜话》，是因为“三家村”，1966年，“三家村”案，邓拓自杀。

结账付款出了书店，隔着玻璃看到店后面仓库里堆着一人多高一屋子还没开包的新书。看到一包上面用白板笔写着“王世襄全集毛边本一套”，忙拍照微信发给书局询价，很快回我“十二册，四千八百元”。遇见好书，囊中羞涩，就像与女神约会却不举，悻悻而退。

“九股苗在施秉凯里，与偏头黑苗同类。服尚青，性尤猛悍。头盔身铠，铠重三十余斤。又以铁片裹骽。左手木牌，右手镖杆，口衔大刀，上山如飞。挽强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蹶张，发无不贯，故常喜为盗。”《清稗类钞》第十一册盗贼类“九股苗喜为盗”一条，是我在该册三十三万四千字中仅见关于贵州界内记载，透露出时人对生活在蛮荒之地贵州的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所知不实。现施秉为县，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为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府。

手上这册，为一套中第十一册，录戏剧、优伶、娼妓、胥役、奴婢、盗贼、棍骗、乞丐共八类。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七月一版一印，繁体竖排，定价三块一角五分，封底上一枚长方形“特价图书销售章”，六月末在书店三十五元淘来。今天一天读完，精彩绝伦。长者千字，短者数十字，多为数百字短文，但奇闻轶事、人物、掌故跃然纸上。姜文电影《让子弹飞》的故事或就脱胎于盗贼类“盗冒太守名到任”一条。

《清稗类钞》全十三册，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版，定价不到四百，孔夫子旧书网上，这个版本现在八品、九品自然旧已经卖到一二八〇元，还须另付百元邮费。中华书局二零一七年十月版，定价八〇八元，昨日当当网降到六九折六〇七元，今天又涨价至七九折六九五元。是书虽心心念念，但也不是着急读，再等等。“双十一”说不定会有满一百减五十的满减折扣。不过这种书每版印量不多，距离上一次再版又已三年，并且一本（套）书的旧版和新版的定价，往往都高于现有版本，这一等就此错过（买不起）也难讲。

今年的小目标，就是《清稗类钞》全十三册。买它，读它。

出久根达郎认为“开旧书店的人是没有学位、不写文章的书志学者。”

“我从在旧书店里当店员时起，就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日本和外国作家的作品。我决定按ABC的字母排列顺序，每位作家选一部作品，每天一边看店一边读。这是旧书店店员修炼的第一步。”

一位爱好文学的旧书店老板如何看待一位作家和他的作品？注重其文学价值还是更在意市场价值？

出久根达郎《给作家标个价：旧书店的文学论》，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九年九月一版一印，定价四十九元。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八日购于乐转城市书房师大店。这本视角独特的书话，用二十八万六千字，四百三十七页，从人生经历和作品特色到初版、二版、装帧、印刷等各个方面给司马辽太郎、三岛由纪夫、山本周五郎、川端康成、太宰治、寺山修司等二十四位日本知名作家一人一文解读和“定价”。以泉镜花为例，“镜花的初期著作，外封齐全的话，可谓珍品，价格贵得离谱。但如果缺外封的话，价格就跌到只有原来得十分之一。”

“我问浦生欣一郎先生：‘要接触镜花文学的话，应该最先读哪篇作品呢？’他立刻回答：‘《高野圣僧》。’”想起泉镜花的《高野圣僧》我曾经读过。爬上日本一架，在最上面一层找到《高野圣僧：泉镜花小说选》两本，一本中文，一本日文，上海三联书店二〇一二年一月一版一印，译者竟然是文洁若。又读了一遍。这是我第三遍读《高野圣僧》，对里面的奇幻描写仍然赞叹不已，绝不输蒲松龄《聊斋志异》里任一篇。

文洁若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萧乾的夫人。她是我国个人翻译日文作品字数最多的翻译家，还与萧乾合译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尤利西斯》，我架上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一版一印，七十二万字，一千多页，还有一册一百二十八页得导读册和一本四百八十三页的注释册，一套三册近百万字，定价一百六十八元，我七十元淘来九品旧书，一年多了也没做好开始读的心理准备。

关于日本的旧书和旧书店，之前还读过李长声的《枕日闲谈》，也是非常有趣。序中一句印象深刻：清人石庞天外集云，人生有三乐，一读书，二好色，三饮酒，此外落落都无是处，奈何奈何。

每次战争，就有大批的人死亡，就有大批的人沦为痛苦的难民，就有许多孩子失去父母。既然知道是这样，为什么大人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打仗呢？（田宫虎彦《幼女之声》卞铁坚译）

战争有两个假面具，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两个面具互为表里。再热闹的大街上，戴的是正面，是生的面具，只要一离开热闹的大街马上变成反面，是冰冷的死的面具了。小胡同里那两家男主人被征入伍时，高亢的军歌一消失，胡同里就荡漾着死一般的寂静。（田宫虎彦《海枯石烂》储元熹译）

看完大前天从野贤书局淘来的，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版一印田宫虎彦的《菊坂》。

日本小说家田宫虎彦(一九一一——一九八八)一生创作了一百多篇中短篇小说。这本《菊坂》，收《雾中》《城池陷落》《异母兄弟》《女人的心》《菊坂》《幼女之声》《阿银的一生》《异端分子的孩子》《比睿山风》《海枯石烂》《黄山濑》十一篇短篇小说，涵盖了田宫虎彦四大类作品代表作。

《雾中》《城池陷落》两篇是时代小说。

《菊坂》（一九五〇）、《幼女之声》(一九五〇)两篇，取材于日本进行侵略战争期间和战败后被占领初期的社会现实。

《异母兄弟》(一九四九)，描写家族制度下妇女的生活。

《海枯石烂》、《黄山濑》(一九五八)，是爱情类题材。《海枯石烂》是我这本集子里最喜欢的一篇。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对生活无过多奢望，只希望能在个人的小天地中获得一丝温暖和幸福。

日本的小说，井上靖、司马辽太郎、柴田炼三郎、山本兼一、夏目漱石、藤泽周平、芥川龙之介、村上春树等人的，都看过一些。不论是战争、剑侠，还是爱情、历史题材，都有一种绵密舒缓的节奏和隐忍、无奈的克制。或许是因为日据的历史原因，台湾一些作家的作品里也有这种感觉。

野贤书局淘书三本，特价书两本，旧书一本，共三十五元，用政府促进消费券减十元，实付二十五元。

郑天挺《清史简述》，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之一种，二〇一五年八月一版一印，八万二千字，一百三十四页，定价二十五元，封面略有水渍，特价十五元。书由郑天挺一九六二年为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讲授清史的二十五篇课堂记录整理而成。郑天挺（一八九九——一九八一），原名庆甡，字毅生，入大学后改名天挺，笔名攫日，福建长乐首占乡人，生于北京。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郑天挺治学严谨，精于比证，主张研究历史应从客观事实出发，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求用，认为只有更多地占有资料，才有说服力。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所以即便是清史的简述，也应该大有可观之处。

竺可桢《天道与人文》，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之一种，二〇一六年七月一版，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印，十二万三千字，定价三十六元，布面硬精装，略有水渍，特价十五元。梁启超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观念不确定，譬诸筑室而拔其础也。” 这本书中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爬梳历史文献，通过四十三篇文章探讨中国气候变化及其规律与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是一本建立历史与人文地理联系的一条管道。

田宫虎彦《菊坂》，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版一印，二十四万二千字，三百七十页，定价九角八分，书店定价八元。书名页有一枚蓝色“贵阳市乌当区文化宫图书专用章”，八品自然旧，书页纸张薄且泛黄。上海译文出版社这个译本，根据《田宫虎彦集》新潮社一九六七年版译出。新潮社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社之一，创立于一八九六年，以出版文艺类书籍而闻名。一九八二年，解禁才五年，整个社会对文学的追求极度旺盛，整个社会有大片的精神生活空间亟待填充，于是那时的书籍，尤其是文艺、文学类书籍的印量与现在相比，都非常可观。这本《菊坂》的印量就有四万七千册。而现在，一本书印量七千册就算是畅销书了。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书店》看完了。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四月一版一印，硬面精装，八万八千字，薄薄一百六十二页，新书定价竟然四十五，四五折淘来九品旧书。对于外国小说，我越来越难一次就能读清楚，这本《书店》页一样。读完只大概感觉是在一个看似开放开放实则封闭，人们看似友善实则不善，整个社区像身体的排异反应一样形成合力，并成功驱逐了外来者和外来事物——寡妇弗洛伦斯·格林和她开的这个镇上唯一的书店。喜剧？悲剧？没觉得有多好，也就还行吧。架上还有她的《蓝花》。近段时间，外国小说就先不看了。没什么感觉。

《唐弢藏书——签名本风景》，中华书局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一版一印，定价四十八元，淘来八品旧书。收录唐弢收藏巴金、茅盾、曹禺、沈从文、郑振铎、梁实秋、周作人、刘半农、黄裳等名家签名本100余种。我版本学的自学路上一本教材，除开眼外没什么用，因为没有介绍这些签名本的内容，只注重在书影和签名。

中国政协杂志社和华宝斋《藏书》，二〇一四年三月版，一册，四眼线装，包背装，包角，封面、封底磁青纸，内页宣纸。收录止庵、韦力等书家藏书、鉴书和书话随笔十七篇，孙家正作序，一一六页，定价一九八元，全品二折包邮从布衣书局购得。读下来，文章都一般，尤其《藏书家莫有芝之墓》，是我第一次读韦力文章，更是一般中的一般。看着我架上待读的韦力“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一套三本，怀疑我是不是买错书浪费了有限的购书资金？除了文章一般，校对也要再仔细点才行，并且都线装竖排了，竟然是简体，真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或许这就是二折出售的原因罢？！

零点二十九分，二十四书香书店老板秋蚂蚱发朋友圈，说为新书店起名“野贤书局”，“野贤”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谐音“也闲”。如果不是闲得发馊，谁他妈会卖同样闲得发馊的书？

看来，从春节前就悬而未决的书店搬迁终于敲定。对书店来说是个好消息，树挪死，人挪活。实体书店生存本就艰难，又逢疫情，再蛰在这乡下地方，更是无出头之日。

与“二十四书香”比，我更喜欢“野贤书局”这个新店名，更短，更上口，没有“书香”更有书香，还有一种老子就是喜欢这样，你行你也来啊的底气和痞气。话说，“二十四”我一直没好意思问是指的二十四小时、二十四节气还是其他什么，但不管是什么，总感觉给人一股“十三香”的味道。现在要弃用了，这马后吐槽也就不怕老板计较了。

中午去“打卡”，从店长那里确认了。新店址在一环内六广门贵州出版集团大厦负一楼，预计九月完成装修。搬家之前，这边店里会提前做一个月的打折销售，能变现的就不搬书。“我们实在是不愿意再搬一次了。一百多万册书搬来这里打了几千个包，现在店里的书增加到四百多万册了，这么多书再搬过去工作量太大了。” 我记得那里一楼原来有个出版集团销售自出版书籍的书店，不大，也就三十平左右。店长说那个书店也还在。

野贤书局离现址十公里左右，在城里的人群聚集处自然更接近愿意“读书”和愿意买书的人。从我家没有公交直达书局，需要换乘，来回大概三个小时，时间成本太高。自驾的话，非高峰期往返也要一个小时，而不是现址往返20分钟以内车程，并且一环内停车每小时四至八元，半天的停车费就可以再多买一本书。以后我就把每周逛书店的时间和买书的钱积攒起来，改成每月去“血拼”和“回血”一次。

今天买书我两本，女儿一本，三本书款总额六十七元，用政府发放的优惠券抵扣了二十元，实付四十七元，女儿的书算是没花钱。

谭正璧《文言尺牍入门》，北京出版社“大家小书”系列之一种，二〇一五年六月一版，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印。十万字，一百五十九页，定价二十六元，水渍特价十二元。现在人通讯太过便利，也就容易随意，少了礼数，更对自己敲下的字说出的话缺乏思考，所以往往不忍卒读。例如微信的六十秒语音，往往十几条轰炸之下，也就短短百十个字就能写清楚的事。

在二楼旧书区淘得《中外历史年表》，翦伯赞主编，齐思和、刘启戈、聂崇岐合编，编者都是一时之大家。中华书局在一九五八年三联书店版基础上，修正了一些排印错误后，于一九六一年二月重印的新一版，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印。硬面精装，繁体横排，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字，八百八十三页，定价三元九角，封面边角有磨损，自然旧，书店定价三十五元。书名页有蓝色圆形“贵阳市乌当区文化宫图书专用章”一枚，应是上周文化宫处理给书店的。这部上起公元前四千五百年的传说时代，下迄民国七年的一九一八年，只比我小三岁，已有四十年历史的工具书，真正是一本“闲得发馊的书”，但对我的学习和工作帮助非常大，或许我也不合时宜浑身馊臭。只是不清楚这份年表为什么既不是一九一二年，也不是一九四九年，而是戛然而止于一九一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