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买的三本书，今早已全部看完。还是那句话，看书实在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没有什么可比性，往往甚至还可能使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以《邵燕祥散文》为例。

《邵燕祥散文》选文不知是补遗，及其他集子未收录的散佚篇目，还是邵氏散文即是如此，不像是个认真的选本，感觉竟没有一篇读得下去。历历在目认得每一个字，每句话也没有问题，但就是觉得无物，以至几次差点睡了过去。

钱理群《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我记忆里看的第一本钱理群的书。二十五万字一气读了两遍，尤其是关于教育、关于孔子和鲁迅的几篇。一位认真的老人的一些朴实的真话。就因为说的都是真话，所以我觉得，钱理群的书距离“被下架”不远了。于是问野贤书店要了店里钱理群现货书单，选了《贵州读本》《论北大》两本，请店里帮忙留了，我下次到店付款取书；又在当当网上下单了店里没有的《岁月沧桑》《周作人传》，应该本周内也会送到。遇钱理群，相见恨晚，欲罢不能。

钱理群是鲁迅、周作人的研究专家，我认为真话比观点和见地更为重要，因为如果基础是带有偏见的，不真实的，那所谓的观点也就是值得怀疑的。例如教科书里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而钱理群在这本书《漫说“鲁迅‘五四’”》文中说：“这恰恰是应该质疑的。首先，鲁迅自己就不承认。他在《自选集<自序>》里说他是‘遵奉’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令’而写作，并自觉‘和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遵命’这一说法本身就否定了‘主将’之说。鲁迅自己是明确地说过，五四文学革命是胡适‘提倡’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主将’的话，那就是陈独秀。这大概是这些年学术界的一个共识。陈独秀在鲁迅逝世以后，写了一篇《我对鲁迅的认识》，有这样一个回忆：‘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就不是“主将”；但“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特别有价值”，这也是我为什么又买了四本钱理群的书来读的原因。

为新生儿准备的小衣裤、尿布、包被和袜子三十余件（样），一家三人在后院手洗到十一点。晃晃荡荡挂满后院，阳光下的“万国旗”。

洗完衣服进城。太座去超市买菜，我去超市楼上的野贤书局付款取书。邵燕祥的《邵燕祥散文集》和钱理群的《重建家园》，昨天请书局帮我各留了一本。

《邵燕祥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第四辑中一种，二〇〇九年八月一版一印，二十万八千字，二六二页，定价二十一元。一本算是有点年头的新书。

钱理群《重建家园：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四月一版一印，二十五万字，三百二十七页，定价三十五元。

等太座买菜，在书店二楼旧书区淘到马南邨《燕山夜话（合集）》。北京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四月一版一印，三十三万字，五百四十八页，定价一元三角，书店定价二十元。这本书的书龄比我的年龄小两岁，自然旧，有折痕、霉点，纸张薄脆、发黄，前两篇文章有红蓝铅笔的红笔划线，和内文一样无处不在的时代感。书名页后有邓拓一九五八年在北京黑白照一张和缩印毛笔字自序一篇各一页。马南邨是邓拓的笔名。这个版本，印数十五万册。那个年代的书，我遇到的好像都是十万册起印。那时刚刚开始解禁，整个社会文明的土地，被毒日炙烤了十年，龟裂的沟壑不只是在土地上，也在人心里。一旦有了一丝松动，吹来一阵湿润的风，人们都像贪婪的植物在风中摇摆舒展枝叶，根须在土中拼命汲取养分。知道《燕山夜话》，是因为“三家村”，1966年，“三家村”案，邓拓自杀。

结账付款出了书店，隔着玻璃看到店后面仓库里堆着一人多高一屋子还没开包的新书。看到一包上面用白板笔写着“王世襄全集毛边本一套”，忙拍照微信发给书局询价，很快回我“十二册，四千八百元”。遇见好书，囊中羞涩，就像与女神约会却不举，悻悻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