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美在青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长声闲话”五种之一，仍是淘来的九成新旧书，2014年8月1版1印，17.5万字，76篇随笔，一日读毕。总阅读量的第1292本，读过的李长声的第八本，好像架上还有他的三四本，记不清楚什么时候买的。

谈红指甲、肚脐眼儿、头发、胡须到屎尿屁，这一本比较无趣。

粪便的恶臭之源是一种叫粪臭素的化学物质，把它稀释，闻着就芳香扑鼻了，香水里就添加有这东西。难闻的屎尿写进文学里，用思想和艺术来稀释，读来便有趣。（《古今屎尿谭》）现在风靡的广西螺蛳粉，里面的那股屎臭味就是添加有粪臭素。喜欢的人，要加臭加辣，否则不过瘾，我只要看到就已经上头了，如果再闻到，就要直接去见佛祖。

秀吉统一了天下，用身份制度统治，而千利休以茶人自尊，目空一切，对这个秩序是一个破坏，被秀吉勒令切腹。利休死，织部便成为天下第一茶人。或许由于陶工的技术幼稚，或许偶然觉得烧坏的东西有意思，总之，织部从中看出了美。织部把茶碗弄歪，压扁，其形状已不成其为碗。釉药流淌，在我们看来很失败，弃之为废品，日本人却任其流淌，变化多端，竟搞成艺术。当时人们崇尚异常、怪奇、放荡不羁，时兴基督教，信不信教也把十字架挂在脖子上。（《歪瓜裂枣之美》）这就像玩文玩。我玩了三十年的珠子，突然发现，现在的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男男女女不管信不信佛教，手上脖子上都挂着一两串搭配漂亮的珠子，有空时就在手上捻盘撸。

周作人写道：“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因为这时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掂出一点斤两来了。”这话也有几分没道理，听说钱锺书学问那么大，心思那么深，家里几乎不藏书，斤两如何掂得出来呢。（《书斋妄想》）还好，我没有带同事回家参观的习惯，朋友也没两三个，所以一年也不会有一位客人来家。纵使隔壁邻居偶尔来坐坐，都是不读书的，也不会有人在意书架上都有些什么书。

天空阴沉沉的，没有一丝风，但却比从富士山上吹来寒风的日子还要冷，是那种透彻心扉的寒。虽然腿一直捂在被炉里，小腹还是被丝丝寒气渗得隐隐作痛。（永井荷风《雪日》）

仰望天空，洁白的雪花漫无边际地从无色透明的天空飘落，美得无法言说。（岩井俊二《情书》）

云雾缭绕，背阴的山峦和朝阳的山峦重叠在一起，向阳和背阴不断地变换着，现出一派苍凉的景象。窗下枯萎了的菊花篱笆上，挂着冻结了的冰柱。屋顶上的融雪，从落水管滴落下来，声音不绝于耳。（川端康成《雪国》）

昨夜的雪，一直下到今天午饭前才止住。因为疫情，大家都“阳”在家里，即便外面堆积了几厘米厚的积雪，也看不到小孩出来玩。昨天测了抗原，还是强阳，今天继续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养病，还好有读不完的书——李长声随笔《纸上声》，商务印书馆2013年5月1版1印，仍是淘来的旧书，出版快20年了还九成新，约15万字，40篇随笔，一日读毕。总阅读量的第1291本。这一本谈得更多的是文学性的东西，所以远不及前面读过的几本轻松，但仍然算有趣。

松本清张看来，文学需要有扎根于生活的思想，然后才行诸文字。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这三位作家没有生活经历，只能在头脑中制造人生，所以他们的文章是“人工的”，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装”。松本清张一向对性的描写很克制，这就是作家的资质。小说不是要起到春宫图的作用，床上戏是情节需要之类说法也近乎扯淡。故事是人编的，没有哪个场景非要不可。（《重读松本清张》）不能再赞同。故不喜渡边淳一，进而是村上春树，今日大雪，又翻看了一遍《雪国》，更觉得川端康成矫情。

井上厦高中三年间，看了一千部电影，而且像父亲一样热衷于投稿，时见刊登。井上厦好读书，书评也独具慧眼。他说：世上有两种人，没有书读也能活下来的人和不能的人。（《井上厦的品格》）当老师，尤其是语文、文学类老师，不先读一千本书，写一二十万字练笔，可以说是连当老师的资格都没有。不读书的语文（语言文字）老师就像当下不读书的人在教书，不会写作的人在教写作，一塌糊涂，狗屁不通。

日本有一说：出版耐得住萧条。确实，经济不景气，没钱出游，没钱购物，闭门读书是最好不过的。图书馆借阅有益于文学，但对于作家来说，书店便少卖他们的书，拿不到版税。畅销书作家或许不在意图书馆的入藏，但对于那些出书难卖掉、不再版的作家来说，事关生计，不免要抱怨。有作家说，大家在图书馆免费借阅，等于白吃鸡蛋，鸡就瘦死了。看来，图书馆是文学的战友，却像是作家的敌人。（《作家与图书馆》）这应是日中两国的国情不同罢。日本人均年阅读量是中国的近7倍，现在中国借口电子书的冲击，导致读纸质书的人减少，但不论读什么书，年人均阅读量不到7本书，这个就是不读书，和纸质书电子书没有关系了，否则读纸质书少了，读电子书应该增加才对。话说，日本的二手书交易流通市场也很成熟。像我这种新书价格连年攀升买不起，基本上全靠定价三折四折的二手、旧书续命的穷人，作者也是拿不到版税的。假如有朝一日我也出了书，到底是不是希望公共图书馆入藏？到底要不要希望也在二手书市场上看到自己的书？这个有点纠结。因为我的书，注定是不会畅销的。

养病继续读闲书。李长声《太宰治的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长声闲话”五种之一，仍是淘来的九成新旧书，2014年8月1版1印，16.9万字，66篇随笔，一日读毕。总阅读量的第1290本。

这本随笔主要谈文学、作家及出版。李长声早年曾主编《日本文学》杂志，后来东渡，又翻译过藤泽周平的《黄昏清兵卫》、《隐剑孤影抄》，谙熟日本历史小说三昧，谈起日本作家和文学，自然独到又绵密。

奖赏多，大概是日本文坛的一大特色。当作家不得个什么奖，简直就师出无名，都不好自报家门。（《不领奖的作家》）这已是十五年前的日本旧事，不知道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日本的文学和出版现在是什么样。奖项多是好事，只要努力，大概率就能得人赏识，不像国内，文学是铁饭碗，但凡评奖，都是小圈子里几个老人几张老脸把持。据网上数据，2021年世界各国人均阅读量统计，排第一的是以色列，人均一年读书64本；日本排第五，人均一年读书45本；而中国，估计不是排不上就是名次太靠后都不好意思说——人均6.8本，也就是日常看看菜单、路牌和商标的阅读量。这也就难怪120多年了，中国才出了莫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水上勉二十九岁出版处女作《平底锅之歌》，这是一部私小说，卖得也不错，却到底难以养家，妻也逃之夭夭。此后搁笔近十年，干过三十多种营生。1956年在倒卖西装的路上偶然读到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点与线》，创作了《雾与影》。第二部推理小说《大海獠牙》获得侦探作家俱乐部奖，他文学生涯获得十多个奖项，这是第一个。（《水上勉》）我从事过的职业，也和水上勉差不多数。虽然经历相似，但天赋不同，并且我读书太少，他在我这个年龄已获奖并开始职业生涯，不过好在我也不怎么着急走上这条路，日本也还有六十几岁拿新人奖的。两年前才在也闲书局买了水上勉的短篇小说集《盲歌女阿凛》，这是我的第一本水上勉，读下来觉得很一般。

永井荷风比周作人年长六岁，属于同世代。周作人留学日本是1906年，那时荷风已经出版了《野心》和《地狱之花》两本小说。（《荷风》）我这个月初才第一次读到永井荷风的文字，“喜欢永井荷风的文字，胜过川端康成、村上春树和泉镜花的。”我写在永井荷风散文集《雪日》的扉页。昨天正好在书房书架上找到他的《地狱之花》，明天就拿到枕边来侍寝。

关于武士小说，日本有这样的说法：一般书店里，武士小说的架子有半壁江山是司马辽太郎的，另外的半壁，二分之一由池波正太郎和藤泽周平平分秋色，二分之一是其他作家的。藤泽周平出道比较晚，获得新人奖已经是四十三岁，此后二十余年，创作量惊人。更惊人的是全集二十三卷，可能有败笔，却没有一篇粗制滥造，我觉得他是全日本寥寥无几值得迻译其全集的作家之一。（《蝉噪如雨乡土情》）司马辽太郎的书，我只读过《风神之门》《新选组血风录》《幕末》和《功名十字路口》，《坂上之云》是看的大河剧。藤泽周平的书读过12本，其人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日本作家和读过最多作品的日本作家双料冠军。

井上靖创作了好些取材于中国古代史的小说，借助于翻译，也为中国读者所熟悉。1960年《苍狼》问世，自道是《天平之甍》《楼兰》《敦煌》之后的第四部历史小说，写的是成吉思汗。（《苍狼之争》）井上靖的书，除了《天平之甍》《楼兰》《敦煌》，我还读过《浪人》《风林火山》和《杨贵妃传》，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杨贵妃传》写得极差，读不下去不得不放弃，其他几本感觉平平。

日本近现代小说家的作品，依稀记忆最早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富田常雄的《姿三四郎》开始，陆陆续续读过的还有柴田炼三郎的《真田幸村》、隆庆一郎的《花之庆次》、浅田次郎《壬辰义士传》、山本兼一《寻访千利休》几部时代小说；夏目漱石的《猫》读不下去，不过据太座说他的《少爷》还不错；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读来一般，《白夜行》太厚，只看了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看了三个版本的电影却一直没读过书，花卷和太座觉得东野圭吾的其它基本也都还不错。芥川龙之介的读过《罗生门》，印象深刻；村上春树的读过《挪威的森林》，至今不知所云；田宫虎彦读过短篇小说集《菊坂》；中岛敦《山月记》，没有传说的那么好；太宰治的《人间失格》读过，对其人其书都极为厌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作家的百几十本。日本作家的作品，是我书架上数量最为庞大的外国文学分类中的单一品类。

新冠康复中，啃不动硬书、大书，只能翻翻不用动脑子的闲书。

李长声《阿Q的长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长声闲话”五种之一，淘来的旧书，2014年8月1版1印，17.4万字，78篇中日之间的文化渊源、文化比较随笔，一日读毕。总阅读量的第1289本。

李长声的书，最早读过的是随笔《枕日闲谈》，中华书局2010年9月1版1印；后来是“长声闲话”系列的《系紧兜裆布》；翻译作品读过藤泽周平的《黄昏清兵卫》、《隐剑孤影抄》。书架上还有李长声的几本书待读，他读书太多，太能写了。另外在2020年6月10日，我读完了藤泽周平“浪客日月抄”四部曲，同时也读完了全部中国大陆出版的12册藤泽周平作品，由此藤泽周平成为我读过作品最多最全的日本作家。没有之一。

虽然是闲书，也有闲收获：

明治以前，日本说诗就是指汉诗，也叫做唐歌，即中国旧体诗。（《蜀山人》）

后花园天皇宝德三年（1451），临济宗和尚笑云担任遣明史书记官出使明朝。使团在宁波逗留三个半月，在北京逗留五个月后，终于在景泰五年（1454）二月踏上归途。行前，笑云游兴隆寺，独芳和尚拿起烧饼问：日本有么？笑云答：有。又拿起枣子问：日本有么？答：有。独芳和尚说：来这里为什么？答：老和尚万福。独芳笑了，赐笑云一卷自注《心经》。（《看明朝那些事》）好一个“老和尚万福”。

我们泱泱大国的书越做越大，不像是给人读的，只宜于壮观书架，可日本经济越不济，“新书”就越好卖，原因无他，唯其价廉也。（《武士家计帐与张大点日记》）这也算是坏事中的好事一件，尤其当下经济更加之不堪，能有便宜新书读，总还不至于让人对生活太过绝望。

董桥散文写得好，但有时觉得像人妖在那里顾盼生姿，美则美矣，不禁起一身鸡皮疙瘩。（《千石的念法》）董桥的散文，我读过几本，有的很好，有的很糟。李长声对董桥的这个评论也妙。

梅原猛认为：“要真正知道日本，必须要知道日本的文化；要知道日本文化，必须要知道《源氏物语》、柿本人麻吕、芭蕉。”周作人说过：“俳句以芭蕉及芜村作为最胜，唯余尤喜一茶之句，写人情物理，多极轻妙。”芭蕉生于1644年，姓松尾，名宗房。十多岁开始作俳句，起初就用本名。而立前后终于开创出自己的风格，即所谓“蕉风”。当时他在深川的住处是一个有势力的鱼商提供的，一间看守鱼笼的小屋子。芭蕉叫它泊船堂，这名字缘于杜甫的浣花草堂，而泊船，不消说，取自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芭蕉在《寒夜辞》中写道：“在深川的三股岸边结草庵，远望富士之雪，近浮万里之船。”有个叫李下的门人送来一株芭蕉，第二年春天茎繁叶茂，院落为之窄，屋檐为其掩，于是人称茅屋为芭蕉庵，芭蕉也就自称芭蕉庵桃青，后来干脆号芭蕉。（《芭蕉的俳号》）我喜爱松尾芭蕉其人其俳句近三十年，今日才得知芭蕉为何为“芭蕉”，可见我的所谓喜爱何其肤浅。去年也大概在此时，我的个人总结PPT用了松尾芭蕉“芒鞋斗笠，春夏秋冬又一年”作结语。今年疫情放开，人人仆倒，个人总结改为提交文字版，少了芭蕉的结语，总觉得肃杀之气愈重。

感染新冠病毒第五天，康复中。枯坐于炉边一夜翻完董宁文编《我的书房》。总阅读量的第1288本。

这本《我的书房》是2003年4月，《开卷》杂志创刊三周年，以“我的书房”为题向作者征稿的合集。其中不乏周有光、范用、流沙河、何满子、金性尧、许渊冲黄裳这样的名家大家，然也不乏混迹其中的一二蠢货。岳麓书社2005年1版1印。忘了什么时候哪里淘来的。已出版17年的老书，不但纸张发黄，就连六十位作者中也有小半已作古。

回想年青时太幼稚，召祸被戴帽，痛苦得要死，多亏躲在本单位的锅炉房内，读完《庄子》，得以自解倒悬，终身受用。此后又在拉煤拉米余暇，攻读《易经》、《诗经》、《楚辞》、《汉赋》，积有心得，使我不至为新诗所耽误，老来能混一碗饭吃。又后来机关图书馆扫除所谓封资修的黑书，数干珍籍被囚禁一室。人事科长怜我贫穷，吩咐说：“你进去住宿，好生看守着，房租就给你免了。”他于我有恩，没齿不敢忘。有书读，那就好。（流沙河《序“我的书房”》）

我的书，没有什么珍本秘籍，明刊宋椠固不必说，就是有限几部略有年头的书，也都是拜长者所赐。自己买的，大抵都是觉得有用、市面也常见的，只是于出版社和作者，常有拣选罢了。比如古籍，如果有多家出版社出了同一种书，我大抵买中华版或上海古籍版；校注本若有多种，则选见闻所及知道够资格的校注者，主编是谁倒是不大在意，因为知道那不过是挂名，以主编者的年龄，对书的质量他多半是不能负责的。这样拣选，只是求其比较靠得住罢了——这也是上过几次当才学乖的。（陈四益《堆书的地方》）

倘若问我：你最珍爱的书是哪一部？这种提问是不懂书、不爱书而且也不会读书的人才可能说得出口的，没有回答的必要。倘若问我：这么多书，你都读过吗？问这问题的人就更可笑甚至可恶，从此可以不再让这类东西进书房了，它们（不要改为“他们”）是书的“丧星”，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我的书房其实是一个避难所，雅一点说就是“业余做工室”；如果没有书房，我早就自杀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知道我经历的人都会认同。书房给了我生命、给了我安慰、给了我自信。（龚明德《我的书房》）

摘抄的几段，于我亦然。这些年，我也是全靠阅读自救。现在看来，是一根手指已经摸到了岸。

忽必烈打算对日本出手时，面对着的实在是他并不怎么了解的一个对手，即便这种信息匮乏因为后来多次遣使日本有些许改善，但仍然远远不够。这对于两次远征和孤悬海外的十几万官兵来说，是致命的错误。

在元朝士兵和镰仓武士在今天日本福冈县附近海边面对面厮杀之前，两个国家就已有两场交锋。一场是外交/间谍战，忽必烈在正式开战前，共6次遣使招谕日本，然而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第二场是诸神之战，双方都举办了大型宗教活动，一方祈祷出兵大捷，一方祈祷“异国降伏”，或许最终还是天照大神和八幡大神厉害些，打败了藏传佛教护法神大黑天。

终于，1274年10月3日，元朝的东征军出海了。大军900艘战舰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远征舰队。十四日占领了对马和壹歧。与同样以骑射为主，武装到牙齿的镰仓武士相比，元朝东征军主要由携带短弓、环刀、长枪、战斧的轻骑兵和轻步兵组成。不论步骑，镰仓武士的个体防护都高于东征军。在个体防护和武艺都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元朝东征军也有绝对的优势，那就是除了集团作战、配合熟练外，弓箭的平均射程超出日军一倍有余。元朝军队的弓箭齐射，目击者形容为“发矢蔽天，有如暴雨”，可谓对镰仓武士最严重的威胁。然而很快在博多登陆的东征军左副元帅刘复亨中箭败退，最终“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谁料在撤退的路上又遇上了风暴。

1276年，蒙古人占领临安。之前一直为日本分担了元朝大部分军事压力的南宋消失了。蒙古人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平稳顺畅地消化吸收南宋的土地和人口资源，同时对外继续扩张。不过元朝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多少可以两全其美的思路：把江南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输出到海外去，把国内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

江南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总数高达六七十万的前南宋职业军人。就让他们去打日本吧。这些人，打败了是炮灰，打赢了，便是未来殖民地的第一批居民。范文虎率领的10万“江南军”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批入侵部队携带了锄、锹一类的农具，做好了长期占领和殖民的准备。1281年6月18日，也就是与从朝鲜出发的蒙汉朝联军“东路军”约定于壹歧会师的第三天，没有等到蒙古主帅阿塔海的范文虎率领的10万“江南军”，才乘坐多数从南宋俘虏、接收的旧江船河船仓促改造一番的3500艘战船，从庆元港（今宁波）陆续开拔。这一路，非但预定随“江南军”出发的东征军总司令没有成行，连与东路军的汇合地点也一再变更。这样一支舰队再遇到“神风”，自然会败得惨不忍睹。

四天读完周思成的《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总阅读量的第1287本。书不厚，才20万字，也不难读，而是因为当中三天半都因感染新冠病毒高烧昏睡中。几天里，全靠太座穿梭“阴阳两界”照顾，今日终于体温恢复正常，但头晕、乏力，咽喉痛，症状还要持续几天。

一天读完周思成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27万字。总阅读量的第1286本。

金，这个由女真人建立的政权，早早就令西夏和高丽俯首称臣，在极短时间内就灭掉了辽国，使北宋蒙受“靖康之耻”，俘虏了宋钦宗、宋徽宗父子北上（郭建龙《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对这段历史有精彩而细致的记述），还渡江追击宋高宗入海。在成吉思汗还是铁木真时，因为帮助金镇压了蒙古高原东部塔塔儿部的叛乱有功，完颜襄丞相赏了他一个“札兀惕忽里”（诸乣统领）的小官。然而女真人没想到，金朝皇位迭传九代，凡一百二十年，最后三位皇帝在位的二十四年都在苦苦抵抗蒙古的侵袭，最后还是在蒙古和南宋的夹击下“图存于亡，力尽乃毙”。

三月初一是金世宗的生日，叫做“万春节”。按惯例，南宋、高丽和西夏三国都要算好日子，派出使节，带上贺礼赶赴中都，行礼祝贺。金和南宋的外交礼节有一个叫“射弓宴”的射箭比赛，看起来是一个两国的交聘礼仪，实则是双方暗中较劲的重点节目。

崇庆元年（1212年）万春节的射弓宴，金朝的昭勇大将军、殿前右卫将军完颜荣守操弓上阵，不料竟“连不中”。金人颜面扫地，不愿喊停，一直从中午比试到黄昏，最终南宋副使赵师嵒“连中的”，而完颜荣守“皆脱箭”。从收国元年（1115年）到崇庆元年，不到百年的时间，尚武的女真人竟已颓唐至此。

贞祐三年（1215年），在蒙古人的猛攻下，中都沦陷。蒙古军进城后焚烧宫阙，大火一个多月都没有熄灭。

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年）夏，成吉思汗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西征，几乎所有蒙古精锐都随其西进。这是历史留给已经迁都南京（汴京）的金朝最后一次机会。如果金宣宗真是“中兴英主”，大可趁蒙古人在遥远的中亚浴血苦战时对内整顿吏治，对外积极部署国防，收复失地。可他却做了一个令后世大跌眼镜的决定——在北边，他据河自保；在南边，他与南宋开战。这真正是不作死不会死。三次大举伐宋，“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再次大伤元气。

天兴元年（1232年），完颜合达率领的十五万金军主力，在三峰山败于蒙古大汗窝阔台的幼弟拖雷率领的四万蒙古军，蒙军围攻汴京，迫使金哀宗求和。而后金廷杀蒙古使者，蒙古再度围攻汴京。金哀宗坚持至年底放弃汴京。五百多名皇族男女，除太后、皇后和少数嫔妃被押解北上，余人均被蒙古军屠杀。与天会五年（1127年）金围攻北宋汴京的“靖康之变”如出一辙，而其间不过仅间隔了105年。历史没有惊人的相似，因为它总是在重复上演。

天兴三年（1234年），面对蒙古人的进攻，金哀宗不愿当亡国之君，将皇位传给统帅完颜承麟，是为金末帝。后城陷，金哀宗自杀，末帝死于乱军中，金朝覆亡。完颜承麟在位时间不足一个时辰，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两天读完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29.5万字。总阅读量的第1285本。

之前读过勒内•格鲁塞《活着就为征服世界：蒙古帝国史》、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和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几本，再加上这本，算是对蒙古史又有了多一点了解。

从《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中收获有五：

拖雷必须死

蒙古人并没有特别固定的继承制度，大致在家长的继承上是靠实力说话，在家产的继承上则是偏向幼子。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成为新的大汗后，为了努力达到团结新政权内部各方势力的目的，继续发动了对金战争。从1230年开始的战斗中，肩负了最艰巨进攻任务的正是窝阔台最小的弟弟、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1232年，完颜哈达率领的十五万金军与拖雷率领的一万三千人（一说四万人）在开封西南的三峰山展开会展战。或许蒙古新政权里的很多人都希望借金人之手消灭拖雷，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然而，善战的拖雷再次赢得了胜利并全歼了金军。经此一役，金军最后的主力全军覆没。伐金战争结束后，拖雷的实力、名声与功绩都超过了新的大汗窝阔台。他成为窝阔台新政权的最大威胁。于是，拖雷在与兄长窝阔台北返途中，刚行至蒙古高原，竟非常“合时宜”地去世了。

反叛者忽必烈

“阿里不哥的叛乱”是中华式“正统主义”汉文献的误导。真实情况是继承蒙哥汗位成为蒙古第五代大汗的是拖雷的小儿子、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拥有强大实力，在四年的帝位争夺战中最终胜出的叛军首领忽必烈应是从1264至1294年在位的蒙古第六位大汗。但是在忽必烈王朝，忽必烈必须是蒙古第五位大汗，所以叛乱者必须是阿里不哥。

汉式理想国都

1266年末，忽必烈下令在中都东北郊外兴建庞大的皇城——大都。至1293年，大都的建造用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因为次年忽必烈去世了。大都建成后，从外观上来说，是正统、理想的汉式皇城。从元朝开始的明、清以及今天庞大的中国，首都都设在北京，而大都便是北京的前身。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按照《周礼》建造的“汉式理想国都”，竟然是由蒙古人、汉人和穆斯林等共同修建的。

两次远征日本的真相

1274年，蒙古第一次对日本的远征，这也是同年开始的对南宋作战的一环。进攻方蒙古和朝鲜联军在博多湾遭受台风暴雨的袭击损失巨大，于是放弃进攻，返回高丽。但忽必烈政府并不认为这次远征“战败”，事实上蒙古均也确实没有在这次远征中失败，损失更多是集中在随行的高丽士兵与水手上。这次远征作为征讨南宋的侧面作战，目的是对之前就与南宋有海上交通的日本施加压力，所以蒙古在远征中向日本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就已经达到作战目的了。同时这也让日本开始出现国家层面的危机意识。

蒙古第二次远征日本是在1281年。从宁波出发的，拥有三千五百艘战舰的庞大舰队，搭载的十万“江南军”是蒙古从南宋接手的超过一百万人的职业军人中，选拔剩下无处安置且没有战斗能力的弱兵。并且这支远征军随身携带的不是武器，而是农具。也就是说，这十万大军其实是迁徙的“移民”，这支舰队其实是一支“移民舰队”。那么随船担任指挥和监督的就只需要蒙古中级军官就够了，所以舰队司令才是原本在蒙古军队中没有率领十万大军资格的阿塔海，同行副将则是原南宋军司令官范文虎。当这支“江南军”舰队抵达北九州，与高丽“东路军”会师之后，遭到了北条时宗麾下日本军队的顽强阻击。没能成功登陆，又没有战斗力的超过五千艘战舰漫无目的漂浮在海面上时，台风袭来。其实不管有没有台风，第二次远征都会失败。“海外移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海外弃民”。

另，二战末期，日本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神风特工队”的起名，即来源于成功阻止了这两次蒙古大军登陆，使日本逃脱了有可能被元王朝灭国命运的两次突如其来的台风。

蒙古大军抵达不了的地中海

蒙古大军两次西征，都在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谜一般的东归而去。尤其是第二次，旭烈兀在给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信中说是因为马匹的饲料用尽，所以只能离开叙利亚而撤军。令人惊讶的是，真有学者将这句话当做旭烈兀撤军的最直接原因。我之前也差点信了。其实，两次西征未竟而撤军都是同一个原因——大汗突然去世了。第一次是窝阔台的突然离世，将西欧从覆灭于蒙古铁骑的边缘拉了回来；第二次是蒙哥的突然逝世拯救了马穆鲁克苏丹国和伊斯兰世界西部。

木华黎、博尔术、哲别、忽必来、者勒蔑、速不台、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合撒儿、哈赤温、斡赤斤……读蒙古史，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人名。

接下来就要读的是周思成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杨德忠《大元气象：元代皇权意识下的书画活动及其政治意涵》和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后续是张宏杰的《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

对于大元帝国来说，明朝是极不合格的继承者。蒙古时期，特别是忽必烈时期之后的许多遗产都毁在了大明帝国手里。同时，覆盖元朝末期的罕见大天灾与分五次，每次以数千至数万人不等的规模对中央政府官僚及其家族施以大屠杀的绝对专制者——洪武帝朱元璋的“狠毒”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大明帝国，至少在其初期，才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黑暗帝国”。而且，大明帝国还最终无意识地导致了世界史和人类史上量大重大转变——东西力量的逆转，以及西欧对东方世界的侵略。明朝这一政权，可谓是“倒退”的存在。

读这样的书，短期来看，不论从什么角度，都不可能会对我的人生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或许这就是自由阅读最重要的一点——不功利，首要是要取悦自己。

两天读完王鼎钧的《山里山外》，一部讲述抗日期间流亡学生的故事集。总阅读量第1284本。然后过敏性鼻炎莫名发作，涕泪纵横，目不能视物，终日“以泪洗面”，想敲几个字记录一下也不得，索性躺平——和花卷同时间作息，晚上九点半就上床呼呼大睡一觉天明。

今晚过敏稍好，断续发作，得敲几个字。

王鼎钧的书，看过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这次读完《山里山外》，惊叹文笔了得。随手抄录几句以证：

1、走出门外，前山红肿一片，被秋风剥光枝条的树林。

2、阳光从松叶的针尖上溜下来，顺着馒头的斜面滑下来，落进狐狸或野兔掘成的窟口。

3、学生天天跑警报，把课程表跑成了废纸。

4、中秋到了。说也奇怪，这天果然比以往冷，比往日凄清，风里黄叶的响声比往日空洞。中秋是一道催愁的符咒，是一帖使人虚软的泻药，是使你和老师和同学忽然疏远了的离间计。这天我们的心脏下沉，味觉迟钝。这天晚饭特别加菜，厨房里端出来大盆大盆的红烧肉，可是那一点热气、那一点香味，怎禁得无边秋风？伙食委员得意洋洋地宣布：“多吃啊，吃饱了不想家！”其实肚子饱，精神足，想起家来才入骨三分哪。

5、人心弯弯曲曲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一日读毕海豚出版社“小精装系列之一”的沈昌文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之前读过范用的《相约在书店》和《买书琐记》。范、沈二人与三联书店，差不多就是小半部1949年后的中国出版史，并且沈昌文创办的《三联生活周刊》是我迄今还在读的唯一杂志，而范用编的《买书琐记》则开启了我读书话的新领域，并成为我最喜欢的阅读类型。

《也无风雨也无晴》中，最为触目惊心的部分，是《<读书无禁区>及以后》中谈及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杂志上刊登的李洪林《读书无禁区》一文。这篇文章不但当年使读书届大受震动，也在43年后的今天让我忍不住全文转载。

“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也无风雨也无晴》是我有阅读记录的第1283本书，并且大有书“越读越少”之势。从今天开始，我每读一本书都要标注一个总阅读量，说不定哪天，这个数字就不会变动了。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黑格尔《历史哲学》）

读书无禁区
文：李洪林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象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象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象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的，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烧过书。他烧了多少？没有统计。不过那时的书是竹简，写在竹片上的，按重量说大概很不少，但是从种类和篇幅说，肯定比不上林彪和“四人帮”对书籍这一次“革命”的战果如此辉煌。

烧的烧了，煮的煮了。剩下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怎么办呢？大部分禁锢，小部分开放。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凝集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图书，绝大部分终年禁锢在寒冷的库房里，只能和樟脑作伴。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
历史是公正的。对人和书实行“全面专政”的“四人帮”，被愤怒的中国人民埋葬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春天又来临了。被禁锢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

这件事也引起外国客人的注意。通过重印世界文学名著和学术名著，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的实践，外国朋友们看出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的起点，用空前的同时也是现实的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

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

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主观上不一定要对谁实行“全面专政”，而是认为群众都是“阿斗”，应当由自己这个“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出决定：什么书应该看，什么书不应该看。因为书籍里面，有香花也有毒草，有精华也有糟粕。人民自己随便去看，中了毒怎么办？

其实，有些“诸葛亮”的判别能力，真是天晓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就被没收过，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还被送到公安局，你相信吗？如果让这种“诸葛亮”来当人民的“文化保姆”，大家还能有多少书看？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应当怎样对待毒草？这些年让“四人帮”搅得也是相当乱。例如，《瞿秋白文集》本来是香花，收集的都是作者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在社会上起过革命的作用，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已成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后来据说作者有些什么问题，于是，这部文集就成了毒草。谁规定的呢？没有谁规定《翟秋白文集》应当变成毒草，而是“四人帮”的流毒，使人把它当作禁书。

文学书籍，被弄得更乱。很多优秀作品，多少涉及一些爱情之类的描写，便是“毒草”，便是“封、资、修”。便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四人帮”这一套假道学，到现在也还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因为它道貌岸然，“左”得可怕。以致有人象害怕魔鬼那样害怕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著作。本来在社会生活中，“饮食男女”是回避不开的客观现实。在书籍里面，涉及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许多不朽的名著都在所难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其中有不健康的因素，也要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把很多香花都看作毒草。

对于包含香花和毒草在内的各种图书，应当采取什么政策？

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就是在所谓西方自由世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因为这种“自由”，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任何社会，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都不能熟视无睹。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

不过一般地讲，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如果没有“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乐事”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信心，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采取“禁书政策”，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同上，第349页)

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当然，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象粪便或鼻涕。只有甘心毁灭的民族和完全腐朽的阶级，才能容许这种毒菌自由泛滥。当然这种毒品是极少的。对于研究工作所需而没有必要推广的书籍，可以少印一点。但是不要搞神秘化，专业以外的人看看也是完全可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都要进口一点，以便了解情况。有的要加以批判，有的要取其有用者为我所用。不要搞锁国主义，不要对本国保密，当然也不是去宣传。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则应当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可缺少的养料。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要相信群众，要尊重历史，要让实践来检验书的质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必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和书打交道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

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打开书的禁区之后，肯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有真正的坏书(不是假道学所说的“坏书”)出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让人见识见识，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