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片盛产皇帝的土地。土地越是贫瘠，当皇帝的冲动就越是不可阻遏。他们眼中闪动着亢奋和凶险的光焰，自告奋勇地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不幸的是皇帝的名额只有一个，四海之内，只能有一个真龙天子。为争夺这个法定名额，他们彼此间要打出狗血，把流血和死亡当做自己的选票。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吴三桂不服朝廷撤藩，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开启“三藩之乱”，反了。19岁的康熙在昭仁殿里迎来了他执政生涯的最大危机。

说起大清王朝的开国功臣，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吴三桂。那不仅仅是因为在1644年，统领关外兵马的吴三桂背弃了与李自成已经达成的默契，把潮水般的大清军队放进关内，导致大明王朝彻底倾覆和李自成的功败垂成，更因为他紧紧咬住败退的李自成紧追猛打，直至将他彻底剿灭；在这之后，又替大清王朝铲除了南明政权，用弓弦残忍地绞杀南明政权最后一位皇帝——永历皇帝，让大清王朝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稳定是最大的道德，在此之上不再有什么别的道德。于是，“宁杀三千，不放一个”就成为中国皇帝最执着的信条。康熙无疑也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吴三桂完全是半斤八两。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爆发，根本原因是，在极权社会，存在着一种权力守衡定律，即：权力总量是一定的，一个人的权力增大，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权力减小。即使在皇帝与臣子之间，这一守衡定律仍然存在。因此，康熙与吴三桂之间为争夺有限的权力资源而爆发的冲突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个性的冲突，而是命运的冲突。他们或许都不想冲突，但他们都躲不开。

有清一代，中国的皇权专制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这种皇帝权力的最大化固然带来了清初的盛世，但是“一统就死”的效应并未发生改变，空前的盛世，是以空间的禁锢和僵化为代价的。

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昭仁殿：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2016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8本。“故宫秘境文丛”六种，全部读完。

在接近六百年的时间里，紫禁城里只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朱，一户姓爱新觉罗。人的命，天注定。这世上没人能比宫墙内的皇子们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在帝王宫殿内部所奉行的“出生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那个庞大的整体。

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孩子一个时辰后，就在坤宁宫里咽了气。这个孩子就是胤礽。一年半后，康熙正式宣布立胤礽为太子。早早选定接班人，康熙无疑是想确立一个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只有这样，无论王朝还是胤礽个人，都会少走弯路，才能避免自家骨血为争夺皇位而陷入混乱与残杀，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然而，后来康熙两度废掉这个他亲选的皇权接班人，同时杀掉和监禁了一批曾与太子亲近的官员，并将其幽禁在寿安宫中，直到自己去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第四子胤禛继位，雍正王朝拉开大幕。在这一出辉煌的历史大戏幕后，是雍正对亲兄弟们的残酷迫害。对于前太子、皇长子胤礽，雍正更不会网开一面，继续关押使他在雍正十二年死去。这即是吴稼祥所称的“稳定悖论”——为了稳定，确定嫡长子预立皇储制，结果皇子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更加不稳定。这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先天缺陷。这个缺陷很难克服，因为这是个制度问题。

一个王朝，往往在它建立的初年就达到峰值，以后便是一路滑向深渊。这等于前辈帝王们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对自己的后代进行诱杀。康熙不相信这个能量递减的定律，他志在摸索出一条严格的皇帝培养和训练制度，但他没有成功。这个不是教育的问题，这个制度问题，教育解决不了。

张宏杰说：“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非常弱智。”因为“如果限定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所谓的嫡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很可能比赌博掷骰子时一次掷出六点都要难。”这种缺陷，无疑为弑父弑君、篡权夺位打开了方便之门。

皇帝的极端权力，必将通过极端方式获得，又通过极端方式维持，这种极端方式就是暴力。所以相互猜忌和自相残杀从来都是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他们信奉的，不是《礼记》中设想的最佳政治体——“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私”，这个“私”，就是皇族一家，甚至是皇帝一人。亲兄弟明算账，因为这个账不是小账，而是关乎江山归属的大账。在这个大账面前，手足兄弟也断无情义可讲。为了这个“私”家利益，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儒生因此也与帝王永远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对于帝王的残暴，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无论多么远大，都束手无策。

当一个皇帝决定把皇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意味着他已经摒弃了那个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血缘是一条红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逾越。考试制度固然可以为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但皇帝选择制度不变，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面向全国，公开、公正、公平地选拔皇帝，帝国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然而，假如公开选拔皇帝，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悖论。

吴稼祥说：“如果把帝禹登基看做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到今天，四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这样一个政治困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涨潮和退潮，带来带走的只是一些鱼蟹和泥沙。

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寿安宫：天堂的拐弯》，2016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7本。

公元1795年，是乾隆六十年。这一年，乾隆85岁。如山的奏折，他已不堪重负；目光浑浊，他已无力再见帝国的远方。阅尽春秋的乾隆在紫禁城起起落落宫殿一角，建立了自己的退隐之所。“倦勤”，说明他累了，要由“公共的”乾隆，退回到“个人的”乾隆。但他看得见生前，却望不断身后。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5年，乾隆皇帝正密切地关注着宁寿宫兴建，美国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批准了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这一天（7月4日），从此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法兰西发生大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君主制封建制度在三年内土崩瓦解。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写下《十全武功记》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已经成立，路易十六在第二年被推上断头台。

一百多年后，公元1905年，咸丰皇帝的遗孀慈禧太后与大臣端方探讨立宪、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的可能性，端方直言不讳地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他的意思是，只有放弃相当的权力，才能得到永久的权力。端方在后来的奏折中说：“20世纪之时代，断不容专制之国更有一寸立足之地。”只是这“觉悟”来得太晚。

周二和周四是一周里比较“艰难”的两天。周二在校时间长，早上八点到校，晚上九点值完晚自习的班离开，在校十三个小时；周四，全天除体育课外共八节课，我要上五节，其中还有四节是两个连堂。

今天守晚自习，不想备课，翻完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倦勤斋：乾隆皇帝的视觉幻象》，2016年4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6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