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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记1317】祝勇《寿安宫:天堂的拐弯》

在接近六百年的时间里,紫禁城里只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姓朱,一户姓爱新觉罗。人的命,天注定。这世上没人能比宫墙内的皇子们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在帝王宫殿内部所奉行的“出生论”,一个人的血统和出生顺序,决定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那个庞大的整体。

皇后赫舍里氏在生下孩子一个时辰后,就在坤宁宫里咽了气。这个孩子就是胤礽。一年半后,康熙正式宣布立胤礽为太子。早早选定接班人,康熙无疑是想确立一个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只有这样,无论王朝还是胤礽个人,都会少走弯路,才能避免自家骨血为争夺皇位而陷入混乱与残杀,从而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然而,后来康熙两度废掉这个他亲选的皇权接班人,同时杀掉和监禁了一批曾与太子亲近的官员,并将其幽禁在寿安宫中,直到自己去世。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第四子胤禛继位,雍正王朝拉开大幕。在这一出辉煌的历史大戏幕后,是雍正对亲兄弟们的残酷迫害。对于前太子、皇长子胤礽,雍正更不会网开一面,继续关押使他在雍正十二年死去。这即是吴稼祥所称的“稳定悖论”——为了稳定,确定嫡长子预立皇储制,结果皇子为权蠹所用,祸乱天下,更加不稳定。这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先天缺陷。这个缺陷很难克服,因为这是个制度问题。

一个王朝,往往在它建立的初年就达到峰值,以后便是一路滑向深渊。这等于前辈帝王们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对自己的后代进行诱杀。康熙不相信这个能量递减的定律,他志在摸索出一条严格的皇帝培养和训练制度,但他没有成功。这个不是教育的问题,这个制度问题,教育解决不了。

张宏杰说:“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非常弱智。”因为“如果限定继承皇位的必须是皇后生的长子(所谓的嫡长子)那么,其贤明的可能性很可能比赌博掷骰子时一次掷出六点都要难。”这种缺陷,无疑为弑父弑君、篡权夺位打开了方便之门。

皇帝的极端权力,必将通过极端方式获得,又通过极端方式维持,这种极端方式就是暴力。所以相互猜忌和自相残杀从来都是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他们信奉的,不是《礼记》中设想的最佳政治体——“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私”,这个“私”,就是皇族一家,甚至是皇帝一人。亲兄弟明算账,因为这个账不是小账,而是关乎江山归属的大账。在这个大账面前,手足兄弟也断无情义可讲。为了这个“私”家利益,他们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儒生因此也与帝王永远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对于帝王的残暴,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无论多么远大,都束手无策。

当一个皇帝决定把皇权交给自己的后代,就意味着他已经摒弃了那个真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血缘是一条红线,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逾越。考试制度固然可以为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但皇帝选择制度不变,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面向全国,公开、公正、公平地选拔皇帝,帝国才能真正长治久安,然而,假如公开选拔皇帝,皇帝也就不再是皇帝,帝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最大悖论。

吴稼祥说:“如果把帝禹登基看做中华文明史的开端,那么,从公元前2070年到今天,四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就一直没有摆脱这样一个政治困境。”所以中国的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涨潮和退潮,带来带走的只是一些鱼蟹和泥沙。

海豚出版社精装“故宫秘境文丛”一种,祝勇的《寿安宫:天堂的拐弯》,2016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317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