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相信，旅行指南写作是最难的一种文体。你要调动平生知识积累，阅读大量文献，对目的地的历史地理进行充分梳理；你需要有足够的生活审美，对旅行目的地和商家有正确的优劣判断标准；你还需要有脚力和肚子，身体力行，丈量你要描述的目的地。贵阳这本指南，有遗憾，但问心无愧，因为我们就是按这个标准做的。”

——袁銮（《贵阳旅行指南》出品人/主笔）

历经6个月的独立调研，手绘了10幅原创地图，超过150幅全新摄影图片，10万字的原创内容和20万元的制作成本，袁銮（青蛙）和他的“漫步贵州”团队用了最大的诚意和能力，在《黔东南旅行指南》推出10个月后，以“山水幻城”为主题制作了他们贵州旅行指南系列的第二本——《贵阳旅行指南》，并将之作为向1942年文通书局版《贵阳市指南》的致敬之作。

这本《贵阳旅行指南》，以贵阳600年人文为基础，从明朝的贵阳城池初建到如今城池末路；从清朝墨客山水人文画卷到老外拿着摄影机凝固的历史截点；从火遍全球的老干妈辣酱到逐渐被关注的大数据之都，这不是贵阳简史，而是“一本带着态度和情怀去读懂一座城的读城记”。

在下午的《贵阳市指南》新书发布会上，青蛙说即便这本书付出了“不计成本”的努力，但还是觉得慌。在我看来，这是迄今为止我读到的最为好看、最有情怀、最有生活气息且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的贵阳旅行指南，没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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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年英的书，我在2009年翻过三本，2006年民族出版社的《在田野中自觉》、200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金花银花》和2009年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寨头苗家风俗录》。

隔了十多年，已经忘了《在田野中自觉》和《金花银花》两本都说了些什么，倒是《寨头苗家风俗录》还有些印象——价格不便宜的潘氏拉拉杂杂流水账。记得当时给我这本“风俗录”的中国摄影家协会摄影师胡X清说，他熟识潘年英，潘年英只要出一本书关于他家乡黔东南的书，当地政府就会给5万元的奖励，于是潘的写书、出书速度惊人，一年一本。10万字5万块的稿费标准，就算是10年后的今天也是很划算的。现在，《在田野中自觉》和《寨头苗家风俗录》两本，在豆瓣因“评价人数不足”仍旧没有分数，《金花银花》豆瓣现在也还没有收录。

下午三点，二十四书香书店有潘年英的读者分享和签售，作为我们新添寨唯一的严肃独立书店的文化活动，我惯性捧场并买了一本潘年英签名版新书——《河畔老屋》，2017年写于湘潭，2018年新星出版社出版。分享会由秋蚂蚱主持，潘年英和我最欣赏的旅行作者青蛙（袁鸾）对谈。听了十分钟，感觉潘年英的分享还是平淡苍白，青蛙还没开始对谈我就早退了。

晚上翻完10万字的《河畔老屋》，觉得裹裹搅搅，让我想起以前在乡村工作时，晚上在村里围着火塘听主人家嗡嗡哝哝讲村子里的事，看影子随火苗在四面墙上扭动，最后渴睡到不行，到真的是“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即便腰封上“韩少功、刘再复、安妮·居里安、王铭铭、联袂推荐，折射出侗族人的当代史”，我还是欣赏不来这本书。再说，联袂推荐的四个人，除了韩少功，安妮·居里安和刘再复是谁，我不知道；王铭铭如果是因自己的《想象的异邦》剽窃了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中的大量内容，而被免除了社会学系博导资格，并停止在人类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项目的那位，那这个“联袂推荐”我真的是欣赏不来了。

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时代大部分地方的大多数人类社会中，教育仍然是一个不自知的，未经组织的行为活动。

当我们谈论教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我们人类生来就都是弱者，都需要帮助；我们生来就都是一无所有，而处处需要别人的援助；我们生来便都是愚不可及，而需要多加了解别的事物；所有我们生不带来，而又是将来所需要的东西，都要靠教育的赐予。因此，教育不是奢侈品，是必需品。

假如人类受过真正的教育，他就是全世界最文雅最高尚的人，但是假如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是受一种假的教育，那么他将是全世界最难对付的东西。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的适当途径。

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人们都在以其自己的价值标准，去推行自己的教育。但假如我们要追究教育的真正动机，我们就会知道那是为了不让人家觉得他没有学问而瞧不起他，同时这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和为了要遵照公意，都不是教育本身。

在谈到教育时，我们不能只谈学校的状况、教师的薪资、教学的时数、学生的数量等问题。我们在讨论学校、教师、课程等问题时，我们必须把这一切建立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人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的教育应该依循怎样的价值观念？人类是否生而平等，还是在智慧上、性格上有根本的差异？以及，如何生活？——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不只是指狭义的物质生活，而是对最广义的生活而言。最常见的问题，也就是包括了每一个特殊问题的问题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的方向上，什么是行为的正确准绳？要怎样来对待自己的身体？要怎样来对待自己的心灵？要怎样去处理我们的事务？要怎样去供养一个家庭？要怎样去做一个正当的公民？要怎样去利用自然界所赋予的快乐之泉——如何利用我们天生的才能，以便能对自己和别人做最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大事。

如何利用我们天生的才能？是的，即便这些才能是天生的，即便知识、道德和虔敬的种子，我们生下来就都有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生下来就有了知识、道德和虔敬，我们必须经由教育和行动才能获得。一个人如果只靠自己的天分就想获得成功的话，就不需要老师了。

能够判断各个学生的不同能力，知道他们的天赋和爱好，严格但不苛刻、温和而不随便地去教学，这是做一个好老师的重要特点。

我理想中的学生是，他跟随老师，能提出一些问题。我很不在乎我的学生将来做军人、律师，还是传教士。真的，当我教一个学生的时候，我既不要他成为律师、军人，也不要他成为一个圣人，我首先要他成为一个“人”。那样他到时候自会像其他人一样，成为他应该是的那种人，命运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他的一生，但不管改变得如何，他都能乐于其位。我所想要教会学生的，就是“生活”。

要了解和学会生活，这需要老师、家长和学生一起付出努力。努力是艰苦的，但没有努力，我们怎么会有收获呢？如果把种子撒在坚硬的土地上，没有合适的土壤去接受种子，是无法使之生长一样，除非学生、家长和老师有完美的协调，不然任你雄辩滔滔，种子也永无成熟的一天。因此，教育不是要赚取时间，而是要多花一点时间，使我们能妥善地去过完美的生活，这是教育应负的责任。对教育课程唯一合理的判断方法，就是要看它能对此负起多大的责任来。

“读书”这个词的中文意思，除了“阅读一本书”这个基本含义外，还指一个人接受的教育。因此“你正在读什么书？”这句话所含的力量胜过任何长篇演说。这是一个教训：学者的责任，乃是保持阅读，持续不断地阅读，同时尽可能去研究天、地、树木等，不要只去研究书本。换句话说，教育要负起来的责任，就是要使人学习如何去学习，如何去研究，去求知，而不是光学别人对事物的观察，这也就是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学者——终身学习者的学习之路。

这是我的教育观。我目前关于教育或所谓的“教育”的看法。

这又不是我的教育观，只不过是我对“教育”开的一个小玩笑，因为这篇小文里90%的原话都不是我说的。如果要列出这篇小文的作者，亚里士多德、昆提连、柯米尼亚斯、柏拉图、卢梭、裴斯塔洛奇、斯宾塞、哈艾特、汤因比，还有钱穆、杜威和黎明（我），这一长串名字里除了最后一个，每一个都大名鼎鼎。这些句子，来自我刚翻完的《教育的艺术》，一本选取了十位古今中外的著名学者或教育家关于教育的十篇文章的合集。

这终究还是我的教育观，虽然每一句话的原话都不是我说的，但当我把它们重新组合后所表达的，就是我的观点，之前它们所属的作者和篇目对教育的各异的观点反倒不重要了。所以你看，只要稍微比别人多随便翻两本书，想要伪装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也并不是太难的事。

一个教授在经过几十年的学习、研究和十几年的教书经历后，关于教育，都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理论，并且这些理论看起来似乎都是对的——何况这些理论还有教授这个“知识拥有者”和教育者的身份做背书。但是，这就是教育吗？

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时代大部分地方的大多数人类社会中，教育仍然是一个不自知的，未经组织的行为活动”。其实，关于什么是教育，可能永远都找不到答案。但至少这篇小文让我自己知道我们目前的教育原理原则，是怎样滥觞，怎样形成的。同时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教育不进步，社会也不能进步。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强烈表达，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为市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提供了舞台。

——王笛《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前天下雨，大前天也下雨，更早天还是在下雨。昨天晴了半天，今天从天不亮就又开始下雨。连绵的雨下得久了，我都已经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感觉好像一年就雨两次，一次雨半年——贵州的冬天，就是淅淅沥沥从11月到次年4月，好像老天爷也已年过壮年，进入了细细滴滴尿不尽的前列腺中老年。

看来，下雨对我也并非全无益处，至少能不出门就不用出门，省了原本就不多与外界接触的杂事，正好拿来无所事事继续乱翻书，听“秘密后院”的《江湖边》。宅边无柳，有桃、杨梅五六，银杏二三，读书不如“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五柳先生，但说不定哪天我和女儿的二手书店开业，不敢自称“先生”，自号“无用公孙”也无妨。

《雨天的书》是周作人自编集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一本。其中收录的《北京的茶食》一篇，有这么一段：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

梁文道在《悦己》中说：“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于是，用这无用的雨天，继《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后，我这无用之人又翻完一本无用的书——王笛《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翻书先读序，翻完后我会又重读一遍序，这样虽然只是翻了一遍，但实际是小三遍——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国家文化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现代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步调统一，但比任何时候都缺乏文化的个性和多样性。以今天的中国城市为例，虽然建筑是丰富多彩的，但城市外观和布局日趋千篇一律。中国今天地域文化逐渐消失，现代化使中国文化日益趋向同一。中国是一个崇尚大一统的国家，许多人有着强烈的国家情结，认为只要为国家的大一统，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对地域文化的衰落以及消亡是不会有一丝半点的遗憾的。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民族文化，宏大的国家叙事，无疑在建构强势的国家政权中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同时还能满足那些具有强烈国家意识的人们的野心。

国家政权深入社会底层的努力，是从晚清开始的，民国时期进一步强化，国民党的失败，新政权的建立，使国家机器的强化达到顶峰，这是20世纪现代化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近代中国，爱国者们所憧憬的“国富民强”的“国”，是作为民族（nation）的国，而非国家机器或政府（state）的国。一个过于强势的国家机器，是经常与“国富民强”背道而驰的，甚至使民权进一步弱化，人们只好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出现一个“好政府”上。其实，作为民族的国家和作为政府的国家的强弱经常是成反比的，例如美国作为民族国家是最强大的，但作为国家机器是相对很弱的，因为国家的权力被“强民”（或社会）所分化，特别是公民手握有选票这个民主制度最强大的武器，而只有在“民强”的时候，才会出现真正强大的民族国家（nation）。

但是在中国，整个20世纪基本上都走的是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的路子。公民与国家（state）始终是一对复杂的关系，前者始终是弱者，是保护公民利益，还是保护国家利益？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也存在同样的矛盾，是保护地方文化，还是保护国家文化？无论这些关系对人民和民族有利还是有弊，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国家有着无法挑战的绝对权威，那是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建立的。当国家的利益取代公民的利益，那么国家无非成了剥夺公民利益的工具。在现代化早期，需要加强国家权力以推动现代化，建立民族国家，但如果国家权力大到任何力量都无法制约的时候，社会则无法发展，民权则无法伸张。

……

新文化史和微观史使我们从宏大叙事转到日常取向。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风云人物的一举一动，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精英人物身上，视个体的小人物如沧海中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研究日常、大众、下层，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虽然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是人民推动了历史前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个动力十分轻视。当然论者可以反驳说，研究农民战争不也曾红极一时？但很清楚，这些农民战争的研究基本是以领导者为中心的。当一个普通农民一旦振臂一呼成为起义的领袖，便成为我们历史撰写中的“英雄”，他们的事迹不过是进一步为英雄史观提供更多的脚注和事例罢了。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唯恐这样便降低了我们历史研究的意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而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其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们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客户买了10套“皂办处”的礼盒，今天“进城”去开发票，顺路又到二十四书香书店淘书。

昨天也到了书店，准备付款带回上周老板秋蚂蚱在朋友圈晒新收到的旧书里，我确定要入手而帮我留的老威《漂泊——边缘人采访录》和张正隆《血红雪白》（上下册），这两书都是被禁的，也不可能再版。刚进书店碰巧遇到秋蚂蚱本尊，他说这批书才收回来，有七千多本，但差不多只有一半值得留下来上架，另一半收来就转手卖给了收破烂的。留下来的都还没来得及定价。反正我也不着急，就说好等定了价再付钱拿书。

今天在二十四书香书店旧书区又淘到两本书，并以原价的五折入手。

两本书，一是《教育的艺术》，选取了柏拉图、卢梭、杜威和钱穆等十位古今中外的著名学者或教育家关于教育的十篇文章的合集；一是玛丽安娜阿·沃尔夫的《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

《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这本书，之前请店长查过，店里有。但因为搬店弄乱了陈列，她们找了三天都没找到。今天我在旧书区站定，就看到这本书在眼前。感谢托特神，或者作为佛教徒的我应该感慨因缘具足让我找到这本书。

我淘书的时间里，即将升入三年级的花卷，独自静静坐在墙角翻完了三百多页的《日本妖怪绘卷》。离开书店时，我在门口书架上看到《观山海》，告诉花卷这是《山海经》中异兽的精美绘本，家里也有这本书，于是花卷要求我回家就找给她看。

刚回到家，朋友圈刷到秋蚂蚱（微信号：qiumazha）的“二手书天天推送”，我赶紧又入手了1988年齐鲁书社版《金瓶梅》（上下）和已经下架（被禁）1996年群众出版社版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中下）。

上周和今天在二十四书香书店确定入手待付款的旧书，估计需要1000元，占到我一年购书预算的1/5。现在新出版的垃圾越来越多，能找到的好书越来越少，发现喜欢的就赶紧入手，一旦错过有钱也买不到。

中国的事情，最令人悲哀之处在于，就算天大的事情发生，时间总是很快把一切抹平，人们只要看不到表面的创伤，便自欺欺人地相信一切如常，天下太平。

——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王笛的书，除了今天翻完的这本《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还看过《街头文化 :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继续看的还是王笛的书——《茶馆 : 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消失的古城 : 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

之前翻过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翻完王笛的这几本，算是对微观历史的写作和学习历史的角度有了一点点了解。

六月最后一周的周末，去到惠水县民族中学，完成了我的最后一次“囊萤照书”公益读书项目的分享。在给高中生的分享中我说，我的到来，就是来颠覆你们过去十几年接受的教育的。我和你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的塑造，都是落在一个宏大叙事里，我们生活于时代，为时代所裹挟，一个人如果不能为时代所用，就会被抛弃，就连读书这件很个人的事情都被赋予了“为中华之崛起”的宏大使命。我认为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成其为“人”的本身，而只是庞大建筑和体系的一块砖、一片瓦、一个符号、一颗螺丝钉，那就是这部庞大机器的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零件；姓名就是产品串码，例如在身份识别系统中的身份证号码，每个人的这串数字和你的车的车牌号、你使用的软件的版本号，从数字符号和其指代的对象上来看，并没有太大不同。如果有人认为人和物是有不同的，那只是有如此想法而活着的人也如同蝼蚁一般——你会在意刚在花园里看到从土里钻出来的那条蚯蚓叫什么名字吗？你会在意今天捉到的这只金龟子和去年那只有什么不同吗？他们只是蚯蚓、金龟子而已，就如同我们都只是宏大叙事中的“群众”或“人民”，而已。所以，我之所以是我，你之所以是你，不是在宏大叙事里，而在我成为我自己，你成为你自己的各种美好细节里。否则，你和我是不是要有不同，这都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