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三去医院复查肝肾功能，检查结果一切正常。顺路去城中村里的索骥书屋淘书，淘得旧书三种。

《且介亭杂文末编》《中国小说史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浮雕版（白色封面印鲁迅浮雕像）《鲁迅全集》二十四种中两种。，几无翻阅过的痕迹，有霉点，八五品自然旧。回到家盖章插架，看到架上《且介亭杂文末编》已有，买重了。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买的书来不及读，往往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共辑录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本、乾隆己卯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乾隆庚辰秋脂砚斋四阅评本、乾隆甲辰菊月梦觉主人序本、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本五个本子的评语。中华书局一九六零年二月新一版，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印，印数三千一百册，正体（繁体）竖排，四十一万两千字，五百四十一页。上下书脊破损，扉页有“贵阳市文化局图书资料”繁体红色方章一枚。内页是一种少见的轻软有如布匹细密经纬线暗纹的纸张，因年代久远发黄，捧在手中翻阅，手感非常舒适。可惜时间不够用，每天没有几个小时拿来读书。多好的书，不读好可惜。

有微信订阅号促销杰弗里·瓦夫罗《历史：地图上的世界简史》，似乎还不错，以不到定价五折的一百三十九元购入。上周收到，拆封顿感物超所值。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二〇二〇年九月一版，二〇二一年三月七印，是的，在二月买到三月印的书。一百万字，超过二百四十张清晰地图，一千多张高清图片，九百一十五页，近七厘米厚，手握一册的厚重感，感觉这才是历史书应该有的感觉。随书还赠送了听书卡，扫描二维码即可用手机随时收听，正好作为女儿的睡前故事。一周下来，断断续续读了九分之一，在这么有限的篇幅里要讲清楚从宇宙之初到现在的历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但要有扎实的历史基础，更要有深厚的文字功底才不至于让人一读就弃。译者谢志曈显然在这两方面都功力不够，也可能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理工”文风，于是文本整体缺乏人文的温度和柔软度，偶尔还有较明显的“硬翻”甚至像是“机翻”的词不达意，语句不通。虽然这本书目前在豆瓣的综合评分为六点三，但它仍然是一本比大多数历史书有趣、好看的历史书——我相信问题出在翻译，而不是原著上。如果是一位更有人文内涵的译者，这本书豆瓣评分应该能到八分以上。

早上六点起床，洗漱、早餐，读书。读完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最后两章。在书最末的三百二十七页“后记”半页空白处题跋：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五日，十天看完这本书。没什么大道理，都是些朴实的话，通常的道理。然而，越重要的越简单也就越不简单。今年读完徐贲的书？十几本如果读完，今年我的阅读就是“徐贲年”。

二〇二一年，我有图文记录的连续不间断独立博客（Blog）已进入第十七年。博客日志的阅读量从开始只有自己写自己读的个位数到超过两千七百万，用了三年的时间。然后脱离对公共事件的参与和评论，隐为半私人的记录至今。今天读完《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才发现我一直在进行的其实是一种“业余而独立的写作”。这种写作方式，在我自身没有意识到的状态下，培育了我公共对话的能力和独立精神（或者是我认为的独立精神）。

“我们知道，媒体将最大的篇幅和时间以及最大的荣耀给了最少的人，甚至吹牛撒谎的人依旧层出不穷风起云涌并大行其道被炮制成神话。我的日常记录，只试图将历史还原于个体，并把个体展开于日常生活，从而把不可复现的历史记忆和宏大逻辑深植于日常生活和生命经验之中；那些被忽略的，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们，在重重阴影中他们的日常活动远较个别的、传奇的历史事件更具本质意义，正是他（我）们从过去塑造了现在。那些发生于前台，被历史剧的灯光照亮的引人注目的人和事，不过是漂浮在时间河流水面上的泡沫。”当年这段我开设博客的“独白”，和那些每天敲下的随笔（日志），似乎已具有了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说的“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的意味，并为我博得了小小的声名。现在回头看这十几年的随笔，十分日常琐碎，但还幸基本算是语句通顺。我们都知道“不管专业知识多么高深，多么有创见，说理表述所需要的基本逻辑、语言要求仍然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基本的文通字顺和可靠逻辑，再了不起的思想也没有说服别人的手段和力量。”（P.6）

威廉·赫兹里特说，随笔“把思想的才能与资源运用于人的事务，这种写作虽然不属于艺术、科学或职业，却属于作者的认知范围，贴近人的事务和关怀。”以人的事务为题材，这是一种人文的写作，一种非专业的，独立于科学、哲学或宗教的写作，“在道德与方法上正如实验之于自然哲学，与教条的方法正好相反”。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业余”的写作，它强调的是写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认知，个人的独立观点。它拒绝接受任何宗教或政治教义的束缚，它让写作者自己的声音成为自己的声音，这种业余而独立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要鼓励的。（P.201）而独立、平等和自由的表达，正是我所认识的如今已所剩不多的独立博客（Blogger）们所信奉的“独立博客精神”。

任何行业或手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都（应该）有一位创始者，即中国俗话的“祖师爷”，例如鲁班被视为土木建筑和戏班的祖师，黄道婆被认为是中国纺织业的祖师。博客这种随笔的写作形式，祖师或许就是法国作家蒙田。

“随笔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写作形式，这个传统具有人文意义，帮助形成了与今天人文素质教育有联系的写作形式。随笔是一种体现主体意识的个人写作，它无需遵守任何宗教、政治的教义和教条，写作者可以自由陈述自己独立见解和看法。它平等地对待读者，是写作者在“试着”说服他人，坦诚、平和、真实、理性，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自由谈”。蒙田是第一个称自己的写作为“随笔”的，他说自己是在尝试着把真实的想法以合适和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随笔培养的是仔细阅读、思考、分析和理性说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写作不把写作只当作一种私人的文字，而是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说的“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这也就是说，写下来的文字是给别人阅读的，作者有责任清晰而有理地的表达自己的看法。（P.182）

当然，中国过去的人们也有类似的写作，如明人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清人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但我认为这些随笔大多囿于个人私空间里小趣味的“私写作”，缺乏了“公共对话”的功能——“公共说理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生活中，长期遭到忽视。我们的写作教学，主要以某种空洞的抒情为其特色，而在说理方面，则明显训练不足。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其中最优秀的学生，亦主要擅长‘私语’写作。”徐贲的书，正是弥补此一缺陷的极佳读本。

徐贲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是我进入二〇二一年里读得最慢的书。没有之一。五天看了二百三十四页，还有一百页，在扉页上写：读至一半才发现，原来我也是不怎么（会）“讲理”的人。现在重新开始学说话，学讲理。

这本书除了语句通顺，讲理明白，更重要的是从一种身处其中又是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公共论理——中国人不善于公共论理，由来已久，原因是缺乏对自由言论应有的认识，也极少有民主政治环境的培养。（P.161）

理性话语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非理性话语则常常伴同专制而生。不讲理的话语可能存在任何社会，但只会在专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政府的权力话语。（P.7）在一个习惯于用高度敌情和战斗观念来看待个人意见和言论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总是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敌我对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识的一种常态和过程。对言论之间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因异而仇，并且“仇必仇到底”，拒绝“仇必和而解”。（P.158）

有质量的民主需要有素质的公民，因此离不开公民教育和公民自治的教育，而说理教育正是公民教育和公民自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P.192）

在现代社会里，与民主有关的环境和文化条件对好的公共说理起着重要的作用，优秀的公民素质、良好的民主法治、独立的学校教育、持续有效的道德传统（包括宗教和习俗道德），这些都是公共说理必不可少的，至少是至关重要的条件。（P.39）

什么是“独立的学校教育”，我想这是一个和“什么是好的教育”、“学校应该提供什么教育”同等重要的公共说理话题。

哲学家罗蒂说，学校应该提供两种（启蒙）教育，一种是“文化扫盲”，另一种是“批判能力扫盲”，公共说理应该是兼及文化和批判能力的一种教育。这里“批判”一词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词义都是指审察和辨析。在说理中，批判也是这个意思，指的是分析与判断，不是“文革”中那种“谴责”和“声讨”意义上的“大批判”。通过批判能力教育，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对待一个看法、提法、说法，获得比较充分的理解能力，形成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轻易被别人或宣传左右。（P.52）因此说理的目的不是统一思想，更不是洗别人的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说理与宣传是不一样的。（P.40）所以，如果学校脱离成为“能独立思考、坚持道义和有知识的公民”这个目标传授知识，只会“让学生陷入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P.234）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干脆就不愿意讲理（俗称“耍流氓“）。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P.130）

把这本书与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和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做成“三明治”一并口服，对“不讲理”、“不知道怎么讲理”或“不知道自己原来不讲理”患者的疗效更佳。为此，我把另两本又看了一遍，发现，再抹一点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口感”的层次会更为丰富，营养吸收更为全面。佐餐饮品如果是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庄》，就是优选套餐的搭配了。当然，这样的套餐不适合长期被“XW联播”“RM日报”等稀软烂粥投喂的人，因为他们的牙口、胃肠的消化能力退化到只能消化，且只承认投喂的是“食物”的程度。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不讲理的人，你又怎么对他说理呢？（P.12）

这可能就是慢慢老年痴呆的感受。记忆力减退严重，去拿书或太座交代做什么事，走到一半就忘了要做什么，站在那里想：我是要做什么的？才起床两小时就困得不行，非得又眯半小时才能撑到中午，吃完午饭就又来不起，又要再眯半小时，就这样除了晚上十点半困到倒床就睡着到早上六点半起床，一天还要再补三四觉才行。都是因为用药的副作用。现在才中年就开始痴呆起，老来真呆了会不会肉身在这个世界，“金身”去到另一个平行空间？

呆了看书效率极低，看着看着都不知道看到哪行，上下句讲了什么，于是看了一晚上书，翻来覆去还是那一页。连闲书都看不下去时，从客厅书架最上层捧下世遗雕版《龙藏地藏经》来赏、读。读佛经读到哪里就是哪里了。

世遗雕版《龙藏地藏经》，昨天收到的，弘化社赠送，编号五〇四七，只自付了四十几元邮费。由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义时雕刻，文物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一版一印，定价二千五百元。一函二册，函、册均外包明黄祥云暗纹绫绢，经折装，内页为由檀皮和沙田稻草制作的米色宣纸，经前清刻龙藏佛说法变相图，另附《地藏经》龙藏版和永乐南藏版经文对比表。刻工好，纸好，墨好，装帧好，墨香字明，展卷法喜充满，是我几个版本《地藏经》中最为精美和珍贵者。

（《乾隆版大藏经》以明代的《北藏》、《南藏》为底本，略加增删编辑而成，因经页边栏饰以龙纹得名《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 (1733) ，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一千六百六十九部，七千一百六十八卷，共用经版七万九千〇三十六块。）

徐贲的《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读了一半，在“多抓鱼”二手书交易平台上六折买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和《经典之外的阅读》两本送到了。

在已经读了的前半本中，多次有提到“公共说理”这个词。为了先弄清楚这个看来比较关键的概念，放下手上的后半本，先从《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入手。反正三本都是要读的。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这次东北的新冠疫情爆发，文章《“封户”七日，通化市民经历了什么？》里有一段：“一月十二日全天，通化市新增了五名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这次疫情起源于“养生馆”，一名感染者多次往返于黑、吉两省，在公主岭市、通化市开展了四次针对中老年人的养生培训营销活动，导致一人传染一百多人。养生馆的惯用方法是让老人们听课签到，送免费鸡蛋。”

中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给养生馆的蔓延提供了土壤。甚至在老龄化严重的城市，几乎到了每个小区都有一家养生馆的地步。我父母在五年前也积极投身于这养生泥石流。他们将每月退休金的近五分之一投入到养生上，购买并长期服用除了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和麻痹，并没有任何切实功效的保健品，有高血压的老母亲听信保健品销售的话，还一度停掉了医生开的降压药；经常参加养生馆组织的周末短途旅行，逢节日还去扎堆领取免费的小礼物。他们对养生的热衷程度，我拦都拦不住，最后甚至快上升到如果阻止他们享受“高质量晚年生活”就是不孝的高度，最终只好对他们“放任自流”。作为交换条件，我得以退出各种耸人听闻博眼球“民科”养生保健知识轰炸的家庭微信群，并且他们放弃拯救我和我“不健康”的生活。

为什么老人们会不管不顾，甚至不惜与家人反目也要送上门去成为明显是骗局的受骗者？这就和青春期的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一样，让我不解。

“识别和抵御宣传是学生们从初中时就已经接触到的公共说理内容。宣传是一种对公共说理有多种危害的话语，往往是一种巧言和欺骗，是一种利用普通人都有的心理和认知弱点的诡辩和诈术。”晚上在炉子边读《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看到“序言”里这段话，就觉得父母也是蛮可怜，自己也可怜，可惜，还可悲。别人家的孩子初中时学习的是“公共说理”，我父母他们和我的初中，接受的都是在一种宏大叙事背景下渺小个体只是作为“时刻准备着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螺丝钉”存在的“不讲道理”，对宣传和灌输不但无从识别，抵御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就算被骗也是欣欣然。这到哪儿说理去？又想起上周六自己的期末总结引用周作人《灯下读书论》里的那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所以读书，只有读到好思想，才能看见坏人间。“我们的前一代欺骗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也曾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邵燕祥《找灵魂》补遗）

“那里书怎样？”回到家太座问我。

“书很一般，毕竟是城中村里的路边旧书店，小小两间铺面，还住人。货源多是来自收破烂报纸纸壳的，看书、买书的也都是身在社会底层，想读书，但又没读过什么书的人。”

“就像你一样的人？”

“对。”我答。

按照百度地图的步行导航，下了公交，经几条城郊结合部握手楼下抬头只见一线天的小巷，再上一个两百米的陡坡，下台阶穿过污水横流脚底打滑且气味浓郁的菜场，在一溜城中村一半低于路基的低矮昏黑临街铺面中间，夹了一家旧书店，店名“索骥书屋”。

今天是第二次去。前天，周日，找到了，但没开门。问邻居，说去花溪赶场卖书了。从邻居那里要了联系手机号，晚上加了微信。今天确认开店才出门。“估计去一本书都淘不到。”出门时对太座说。

进店先低头，下台阶，书不多，多是大路货，摆放杂乱且品相不佳。二百元淘得二十三本，差不多是照薄的五元一本，厚的十元一本点数结算，老板又送了一本。

二十四本中，“网格本”八种九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各四种。最早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版，一九七九年九月六印的丰子恺译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最晚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版一印，翟向俊、叶扬译埃萨·德·克罗兹《阿马罗神父德罪恶》。八种中，《猎人笔记》有一特殊处，封底左上印有“封面设计：邵守严”，原来“网格本”的封面设计者是邵守严。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浮雕版（白色封面印鲁迅浮雕像）《鲁迅全集》二十四种中七种，《华盖集》《二心集》《野草》《伪自由书》《彷徨》《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品相不一，出售地点也不在一处。三种封底蓝色售书章“为革命而读书/黎平新华书店”；一本封底蓝色售书章“为革命而读书/贵阳新华书店”；一种书名页上一枚红色“二中队图书”，快五十年了，依旧鲜艳；每一册都有原版封面书影，五元一本点数三十五元。

“凡尔纳选集”三种四册，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印，很“时尚“的小开本，封面红色“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煤炭工业局图书室”圆章。八品自然旧，没有明显翻阅痕迹，纸张发黄，满是时代感。五元一本，买来送给女儿。

《贵州古代史》，一九八一年十月，贵阳师范学院编著，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一版一印，三十万字，印数三千册。八品自然旧。贵阳师范学院前身为创建于一九四一年的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一九五〇年改名为贵阳师范学院；一九五八年，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在贵阳师范学院内以联合办学的形式成立新的贵州大学；一九五九年，贵州大学分出；一九八五年更名为贵州师范大学。

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袁世凯称帝的史料汇编，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一版，二印。丁聪插图。八品自然旧。

《唐宋传奇集》，鲁迅校录版，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版一印，繁体竖排，封面蓝色“贵州省文化局图书室”繁体印章。霉斑、破损严重，但是喜欢这种旧书，哪怕鲁迅只是各噱头，没办法。

老板送的是《书话与序跋》，贵州人民出版社“世界文化名人散文精品”系列一种，一九九八年二月一版一印。

“有时间，真好！又有点小钱可以自由支配，真好！是不是？”太座问我。

“旧锻坊题题题”一套四册，为《旧锻坊题题题·钟书河卷》《旧锻坊题题题·邵燕祥卷》《旧锻坊题题题·朱正卷》《旧锻坊题题题·姜德明卷》，布脊硬面精装，北方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四月一版一印。

四册书话中四人共同的身份是（总）编辑和作家，串起这四本书的作者萧跃华也是编辑，且喜收藏签名题跋书籍，姜德明还是藏书家。原以为这套书话不过是文人的相互捧哏、自恋小趣味，属于可读可不读之列。几夜枕边书读完，发现这五位爱书，且与文字、出版为业半生的人，谈起自己过去几十年里曾经出版过和工作产出（编辑）的书来，与收藏别人作品的爱书人和藏书者又有不同，尤其难得的是，借书谈到人生际遇，讲了些真话，实话，并且那个时代影响至今——

“什么都是最最最，一切趋于极端，形容词须用最高级，上纲与定罪务求一剑封喉、置之死地”（《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

“我们的前一代欺骗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也曾互相欺骗。我们不能再欺骗后人了。”（《找灵魂》补遗）

“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晚，M接见上海科学、教育、文艺和工商界代表人士，闲话中罗稷南问了M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M回答：‘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了五十六岁，如果他活到我们这个年纪’，就会如乔冠华、胡乔木所说‘难免不当右派’。李慎之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恐怕只会比高尔基更惨。’十分有趣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看到大陆‘清算胡风’时，也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朱正》）

我想起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灯下读书论》中，概括自己读书经验的一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所以读书，读的是好思想，看的是坏人间。

一、冲绳民谣歌者大城美佐子去世，享年八十四岁。送女儿搭住在隔壁楼同事的车去学堂后，回来洗早餐的碗，一直听——欣赏不来大城美佐子的冲绳民谣，但有上妻宏光、吉田兄弟的三味线和夏川里美的歌声。

二、两个一米八的书架，昨天下午送到，女儿和我一起在客厅组装好就将自己的书，全部上架。今早女儿上学堂后，我从楼下书房配了一些书到楼上客厅，这样就是一家人的客厅书房了。三米六的半面书墙颇为壮观，再没有比书更好的装饰物。

三、晚饭后，女儿从架上抽下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来读，说：“什么也不能阻止我看书。”曾有家长咨询我怎样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我不知道怎么培养，我家的孩子也没有培养，就是我喜欢买书、看书。“所以，家庭优越的孩子长大了更会优秀，普通人家的孩子长大了就是普通人，这其实就是所谓的‘传家’传的东西了。”我想。

四、读完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二〇年八月一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七印，印数少见的达到四万册，一本由一线教师撰写的关于中国教育的非“畅销”畅销书——

“对高校而言，不得不承认，学生的分化，在入学前多半已经完成，教育的实际功效，其边际效应早已递减。”

“一个孩子身上的东西，不管他特不特殊，正不正常，他投射出来的，肯定是背后的家庭。”

“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

“中学时期的老师、家长，总认为通过各种手段，将孩子送到大学就万事大吉，但中学教育的后果，大学老师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体的课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默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作为中学教育后续阶段的见证者，我目睹孩子们被牵引成长过程中的状态，对此有着深切感受，但家长对此并不知情，中学老师在应试目标的逼迫下，也无法对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负更多责任。在疯狂的追逐中，没有人可以容忍孩子的失败，现实强化的高校分层，学生也不容许自己失败。孩子们的个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灭的无影无踪，他们的面目越来越相似，早已成为工厂的标准化构件。”

五、“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是自己的心”

读完《寺山修司少女诗集》，湖南文艺出版社二〇一八年五月一版，二〇二〇年八月六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