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战局会议。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指定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国立长沙联合大学。1938年2月中旬，临时大学又迁徙昆明，4月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12月21日，西南联大第九十八次常委会议决：“自本学年起，本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定为一年，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按年轮值。本学年本会主席应请由梅贻琦先生担任。”后因张伯苓、蒋梦麟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在昆明，故实际没能实施轮值制度，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一直由梅贻琦担任，主持校务工作，直到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结束为止。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中华书局2018年5月1版，2021年6月3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的《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收录了梅贻琦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日记要言不烦，只记天气、大事、人事和应酬，家事基本只限于孩子，偶有所感，也是点到为止，并不铺陈。但因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所以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样，是了解、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本日记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作为日常闲书来读，就大可不必苦大仇深，反而会从琐碎里面读出一些“人味”和有趣来。如：

“早九点后起，殊感不适，渐觉作冷。至午前十一点余，冷益甚，乃上床盖被三四重，尚不觉暖，而冷至发抖。至一点余，冷渐止，而烧作矣。三四点时，徐大夫来诊视，烧至三十九度余，嘱食Quinine，每次两粒。（繆云台夫妇约作旧年除夕宴聚，郁文携彬、彤同去。关雨东饭约亦谢。）”都病成这样了，还能记录下来几点烧到多少度，这不是自律，是“肌肉记忆”罢？！

“上午在联大办公处，至十一点出，赴梨烟村，郁文于五六日前感冒卧床，尚未痊愈，但热度已不过三十七度以内。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随手随处，皆是好景致。

“昨晚甚闷热，但上床即睡去。清早醒来发现帐中有二蚊，俱是满腹热血，惜贪食过多，飞转笨重，竟因口服而捐生矣。”两校的校长，经常跑警报不说，每天应酬频繁、校务繁重，竟在日记里“惦记”两只蚊子，足见真实。

昨晚睡前，给幸福学堂Y校长发了一条微信：“我今夜枕边书《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民国时人物，很多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尤其在非常时期的日常记录，虽然琐碎，但更显真实。现在也是“非常时期”，在公众号开一个“幸福日记”之类的“纪实”栏目，哪怕每天絮絮叨叨零零碎碎，会不会反而成为一个宣传和招生的“亮点”？毕竟，现在能好好说话不喊口号，有笔力又保持阅读和思考的校长，寥如晨星。”发者随心，回者随意。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总阅读量第1349本。

据说，《水浒传》书名出自《诗经·大雅·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在我看来，这书名就是来自“大雅”而入大俗的《在水边》，或者文艺一点的《水边发生的故事》。这不是我的恶趣味。《水浒传》在19世纪传入欧美，最早的德文译名是《强盗与士兵》，法文译名是《中国的勇士们》。英文译本有多种，最早的70回译本名为《Water Margin》(中文意思就是“水边”)，后来美国女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克夫人（她的中文名叫赛珍珠）在1933年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时定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传说中最蛊惑人心的译名，则是《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除了《水浒传》全本，还有其中人物故事的各译本。如：意大利把《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的故事取出译成《佛牙记》。后来，德国人又把《佛牙记》翻译成了德文，译名成了《鲁达上山始末记》。德国人还翻译了《水浒》中杨雄和潘巧云的故事，译名是《圣洁的寺院》（这哪跟哪啊）。而《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德国人则译成了《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妇人的故事》。德国人还翻译了《水浒传》中晁盖、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译名有《黄泥冈的袭击》和《强盗们设置的圈套》两个，颇为传神。英国翻译了《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译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

《水浒传》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历来言人人殊，歧义迭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之列入“讲史小说”，其实并不妥切。梁山泊一百零八人仅宋江一人见于史书，整个故事与北宋末年实际事况关系不大，只是附会历史风俗的纯虚构作品。郑振铎早年称之“英雄传奇”，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命名（《水浒传的演化》，收入《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1934年版）。但是到了一九五四年，郑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全传》撰写序言，却用了“农民起义”的说法。五十年代以后，文学研究者普遍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学说，《水浒传》即被认为是一部描写农民武装斗争的小说，更有“农民起义教科书”之称。

诚然，林冲、杨志、武松一类人物带着冤情与忿恨上山落草，为《水浒传》定下了反抗的基调，梁山泊的形成和发展贯穿着跟官军的周旋与对抗，更显示出英雄史诗的气质。然而，由此联系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像是指鹿为马，似是而非，终究不是，因为这部小说根本不涉及农民的生存与诉求。在《水浒传》里，不但没有描述百姓的生存艰难，古人所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压根未见，相反各处都是一派丰饶富足的图画。

《水浒传》历来被称作“官逼民反”，这种看法实为大谬。其实书中更多的情形是“官逼官反”，是上层官僚逼得下层官僚走投无路，是文官逼得武官铤而走险，最后都上了山，落了草。按小说家叙事意图，造反的动因根本不在于民生疾苦，而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失衡失序，亦即所谓纲纪废弛、礼义尽失，其实就是缺乏公平与正义。

《水浒传》竭力以兄弟之谊建构梁山泊内部关系，自然是要打造一个可以作为礼治标本的儒家理想国。从帝子神孙到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通常以为其中必然有着互为主体的阶级鄙视链，但恰恰相反——《水浒传》不仅将这些人组合成一个和谐社会，而且“随才器使”，各尽所能，这简直超越了古代先贤构想的大同世界。在儒家经典中，“大同”只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水浒传》则在某种程度上勾勒了一幅趋近完美理想的具体图景。然而，梁山泊的悲剧也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同时也暴露了儒家先圣设计的礼治社会之虚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常的制度安排看上去很美好，但现实情况多半是“君不君，臣不臣”的失序状态，以致反抗与杀戮一直反复延续。儒者所谓礼治之道，最要命的是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贫瘠的土地上只能是野草疯长。最终，宋江到头来仍是一事无成，天子身边那班奸佞依然一个不少，征方腊归来被朝廷打发去楚州做个无所事事的安抚使，多少有些嘲弄意味。旧小说中被人崇敬的英雄，不是豪迈爽直的勇武之辈，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厉害角色，宋江却不然。其一生忍辱负重，终竟未成大业，梁山泊由辉煌到寂灭只瞬息而已。可是宋江认了，他早有盘算，上山就是为了下山。

李庆西《水浒十讲》，文汇出版社2020年8月1版，2023年3月3印，17.5万字。一天读完，总阅读量第1348本，继近年王学泰《“水浒”识小录》、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谱》、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鲍鹏山《江湖不远：<水浒>中的那些人》、马幼垣《水浒人物之最》和王峰《水浒摸鱼》后又一本《水浒》周边，收获不少新知。又想从头再读一遍《水浒传》。两年前，花卷刚上五年级时，和她一起以一天一回的进度读了几回，但还是因为她兴趣不在这里，没能进行下去。再读《水浒传》的机缘在哪里，就不知道了。想读的书那么多，要读的书也那么多，时间又这么少。

“藏书家只不过是一群深陷自卑情结、没有坏心的傻瓜而已。”萧伯纳的这个观点，我极度赞同。并且“藏书的那股狂热很可能会随着年华老去而逐渐消退。”巴顿·伍德·柯里（Barton Wood Currie，1877—1962）在他的书话代表作《书林钓客》（Fishers of Books）里说。我理解，随着自己阅读面的拓宽和阅读量的增加，喜欢的和想买的书会越来越多，然而买得起的却越来越少。对于没有藏书的财力、眼力和学力的我来说，成不了藏书家，读读藏书家的文字也是以飨残梦的好方法——至少我还不是一个“傻瓜”——“当我们驾驭爱好时，我们事实上是被爱好驾驭，这个爱好并不会轻易被当代或任何时代的数学家或逻辑学家从这条疾驰的道路上拉回来。”我想起《老子》里那句“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柯里是纽约哈佛俱乐部与格罗里埃书社成员，曾任报社记者、杂志编辑，余暇以藏书自娱，其书话代表作《书林钓客》（Fishers of Books），初版见于1931年9月，由利特尔与布朗出版社（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柯里在书中分享了他多年以来的猎书之道、在此过程中收获的文坛掌故以及与藏书家爱德华·纽顿(A. Edward.Newton)、古书商A. S. W罗森巴赫(A. S. W. Rosenbach)、编辑E. V. 卢卡斯(E. V. Lucas) 等人之间的交往逸事。可惜，商务印书馆“小书虫系列”这个中译本只收录了从柯里《书林钓客》中选译出来的《为何藏书》、《何谓初版本？》和《书价之我见》三篇文章。

柯里的《书林钓客》，淘来二手九成新书，总阅读量第1347本，也是我读的商务印书馆“小书虫系列”第三本，另两本是A.S.W.罗森巴哈的《猎书人的假日》和安德烈·纪德的《纪德读书日记》。看看微信钱包的余额，极没有底气，想：这个“小书虫系列”，应该是要成为我集书新目标的。

弗朗索瓦·勒瓦扬（Francois Levaillant，1753 – 1824）《啼鸟一声春正长：1806年丛林百鸟图谱》，“惜分飞”系列手绘明信片之一种。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1月1版1印，定价68元，会员五折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346本。

据说，在1806年的法国，贵族们最爱的三件事是：谈安格尔的画、喝刚时髦的香槟、八卦勒瓦扬的天堂鸟——法国鸟类学家令人惊艳的手绘之美。

1753年，勒瓦扬出生于当时的荷属圭亚那（现苏里南）的帕拉马里博。在勒瓦扬的苏里南童年时光里，他对当地雨林里的动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收集了很多鸟类和昆虫标本。

1763年，10岁的勒瓦扬随父母返回法国。1780年，他以枪炮军士长的身份随东印度公司船队前往南非好望角考察，并带回来大量标本。诸多新发现的鸟类物种便是以其名字命名。

在众多的鸟类学家和博物学家中，勒瓦扬被认为是首先用彩色图版展现鸟类的人士之一。

勒瓦扬共出版了8本著作，这套明信片图片即选自其1801-1806出版的《天堂鸟、佛法僧、巨嘴鸟以及拟啄木鸟的自然史》一书。

同样是鸟类博物学家，勒瓦扬与科尔曼斯的鸟类绘制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勒瓦扬的作品，注重鸟本身的姿态，鸟是唯一的主题；而由于科尔曼斯的画作里加入了许多鸟类的生境内容，并呈现了虚实的变化，突出了环境中的鸟类，看起来更加灵动。我个人更喜爱科尔曼斯的作品。

暑假开始的阅读自由，是真快乐！世事无常，活在当下，珍惜当下。

约翰·杰拉德·科尔曼斯（John Gerrard Keulemans，1842-1912）《飞鸟印象：19世纪荷兰印象派时期百鸟图谱》，“惜分飞”系列手绘明信片之一种。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1月1版1印，定价68元，会员五折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345本。

约翰·杰拉德·科尔曼斯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年轻时曾在莱登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事动物标本采集员的工作，1864年，22岁的科尔曼斯在博物馆馆长赫尔曼·施莱格尔（Hermann Schelegel）的鼓励下前往西非探险，其出色的绘画技巧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此后他移居英国，在英国期间，科尔曼斯为多位博物学家和动物学家的著作以及学术杂志绘制了精美的插图，据不完全统计，科尔曼斯一生中创作的作品有近5000张之多，主要为鸟类，也有少数哺乳动物、昆虫和贝类。

作为19世纪最出色的鸟类博物学家与书籍插画师，科尔曼斯的画风非常一致，力求在更大程度上绘制下鸟儿的细节，因而在画作里加入了许多鸟类的生境内容，并呈现了虚实的变化，突出了环境中的鸟类。

在这套明信片里，我第一次（之前应该也有在其他书里看到过，但完全没有印象）清楚看到了成语“劳燕分飞”和《诗经》里的“伯劳”是什么样子。

认识一位喜欢观鸟的朋友，也是多年前短暂共事过的一位前辈，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到野外去用望远镜观察各种鸟，用长焦镜头拍摄各种鸟。我有一种想把这套明信片送给他的冲动。但他只是我残存微信好友中一位，长年我们互相连个赞也不点，突然要送别人礼物，理由是什么？别人会不会以为我有求于他？会不会觉得太过刻意？还是算了。好多事，自己开心就好了。

科尔曼斯出生的1842年，魏源写成《海国图志》，国人才准备开始试图去了解世界是什么时，被国人成为“鸦片战争”，英国人称为“清英贸易战争”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了，清英两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而这时候的英国，已经迎来了第二次宪章运动的高潮。世界的变化，从来都不会为谁停留。

《魏书·武帝纪》：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令民不得复私雠，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是月，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乌丸。触等举其县降，封为列侯。初讨谭时，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顷之，亡民有诣门首者，公谓曰：“听汝则违令，杀汝则诛首，归深自藏，无为吏所获。”民垂泣而去；后竟捕得。

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对袁谭发起进攻，把袁谭打得溃不成军，斩杀了袁谭，并杀了他的妻子儿女，平定了冀州。曹操颁布命令：“凡是与袁家一同做过坏事的人，允许他们改过自新。”又命令百姓们不得再报私仇，禁止铺张浪费办丧事，违法的人一概依法惩处。于是就在这个月内，袁熙的大将焦触、张南等反叛，攻打袁熙、袁尚，他们二人逃往辽西、上谷、右北平三郡的乌丸地区。焦触等人献出县城投降，被封为列侯。这正是袁家的大将焦触、张南“更始”改过自新之举。

在这年初讨伐袁谭时，因为天气寒冷，河中结冰难以行船，于是征调一些百姓来破冰。但这些被征调来的百姓逃避差事逃跑了，曹操下令官吏们不准接受他们投降。也就是要么不要被抓到，要是被抓到就杀掉。然而不久，逃亡的百姓中就有人到军中自首，以求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曹操对他们说：“接受你们自首，就违背了我之前颁布的军令；杀死你们，是处死了认罪之人，也有违新颁布的政令。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所以你们最好回去好好躲藏起来吧，不要让官吏们捉着。”百姓们流着泪走了，但最终都被捕获。《三国志》就没有再记载这些百姓的下落，不过可以想到的是，还是全都被杀了。这个让曹操和百姓都为难，都不得已而杀和被杀的结局，表面上看是因为袁谭违背了建安八年八月与曹操的约定而导致这场攻杀，根子里不过是曹操需要找一个出师有名的机会而已。

建安八年的约定指的是，那一年袁谭和袁尚争夺冀州，袁谭失利，败走平原，袁尚穷追不舍急攻猛打，袁谭派辛毗向曹操乞降求救。曹操接受荀攸的建议，不但接受了请降，还让自己的儿子曹整娶袁谭的女儿。这其实是曹操自降身份。曹操是袁绍的同学、平辈，袁谭是袁绍的儿子，是曹操的子侄辈。现在袁谭的女儿嫁给了曹操的儿子，那曹操和袁谭就成了平辈儿女亲家了。这有点乱了。

建安九年九月，曹操围邺城。建安八年九月，天子任命曹操任冀州牧，邺城为冀州乃至整个北方的军事重镇，曹操此时攻冀州，可说是名正言顺。袁谭作为儿女亲家不但没出兵相助，竟然利用这个机会，趁机占领了甘陵、安平、勃海、河间等地，打败了袁尚还收编了他的队伍（“并其众”）。这当然让曹操大为光火。于是“遗谭书，责以负约，与之绝婚，女还，然后进军。”于是民亡椎冰、斩谭并诛其妻子，冀州平。

其实对曹操、以袁绍长子袁谭为代表的袁氏一族和百姓来说，这个绞杀就是一个死局，最终只会，也只能有一个胜者。

袁谭，无勇无谋，一颗虎狼之心，如果不灭掉他，曹操迟早要死在他手里。袁谭，爸爸不疼，兄弟不爱，谋士不用，武将不力，一心想的就是怎么活下去。被弟弟打得走投无路投靠了曹操，但也只是权宜之计，如果自己不找机会壮大，迟早不是被亲家完全吞并，就是被自己的两个弟弟弄死。而普通百姓，谁来了都要被奴役，天寒地冻被派去破冰行船，迟早不是冻饿而死就是掉进冰河中淹死，就算这次差役大难不死，迟早也会被抓丁死于战场。这可以历史数据为证。

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的相关记载，西汉人口峰值出现在汉平帝原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约为6300万；东汉人口峰值出现在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人口约为6500万。也就是说，两汉人口巅峰基本维持在6500万人左右，虽然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今天湖南一省的常住人口，但在当时，这个数字却要占到“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在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当时的“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汉朝和罗马统治之下。

东汉末年陷入了长期的混战时期，主要有黄巾军起义，西凉军之乱，袁绍灭公孙瓒，曹操灭吕布、袁术、袁绍、击败乌桓等的战争，至207年曹操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的战乱，此阶段长达15年的战乱，波及地区主要有司隶、豫州、兖州、青州、冀州、徐州、幽州、扬州。战后东汉人口只有峰值的一半不到。等到三分天下，魏蜀吴三国总人口竟不到800万，其中魏国443万，蜀汉94万，东吴230万。

所以，东汉末年的绞杀，大家拼的都是谁的求生欲望更强，以及运气在哪一方。

索达吉堪布《能断：金刚经给你强大》，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5月1版，2014年9月2印，定价38元，三三折购得二手八成新。总阅读量1344本。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一切痛苦，其实来自于各种执着。就连“生生世世不离佛”也是一种执念。宗喀巴大师说过：“师尊自成道以来，未曾说过一个字，因为实相远离能说、所说等一切戏论。”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以后随身携带一部《金刚经》，时时读读。珍宝、身体布施，远不及法布施殊胜。为何？因为法布施是智慧。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第六十一则，记晋简文帝司马昱事：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闲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第七十三则，记刘惔事：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

昨日深夜，风雨大作，天明才渐渐歇止。今早推门至后院，风清气爽，草木葱茏。会心处，不必在远。推门入园，辄思五柳先生。

第七十八则：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

昨日晚饭后，一家在客厅读书。太座问，当下的生活还幸福否。我说除了不能买书，也就没有其他什么遗憾了。“不能买书，那是否缺衣食少书读呢？”太座问。

“这么说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我说。

“文学第四”第三则，记郑玄事：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胡为乎泥中？”《诗·邶风·式微》中句。“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诗·邶风·柏舟》中句。诙谐妙用，我要读多少书才赶得上郑玄家的婢女？我这辈子都赶不上郑玄家的婢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