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水浒传》书名出自《诗经·大雅·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在我看来，这书名就是来自“大雅”而入大俗的《在水边》，或者文艺一点的《水边发生的故事》。这不是我的恶趣味。《水浒传》在19世纪传入欧美，最早的德文译名是《强盗与士兵》，法文译名是《中国的勇士们》。英文译本有多种，最早的70回译本名为《Water Margin》(中文意思就是“水边”)，后来美国女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克夫人（她的中文名叫赛珍珠）在1933年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时定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传说中最蛊惑人心的译名，则是《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除了《水浒传》全本，还有其中人物故事的各译本。如：意大利把《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的故事取出译成《佛牙记》。后来，德国人又把《佛牙记》翻译成了德文，译名成了《鲁达上山始末记》。德国人还翻译了《水浒》中杨雄和潘巧云的故事，译名是《圣洁的寺院》（这哪跟哪啊）。而《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德国人则译成了《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妇人的故事》。德国人还翻译了《水浒传》中晁盖、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译名有《黄泥冈的袭击》和《强盗们设置的圈套》两个，颇为传神。英国翻译了《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译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

《水浒传》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历来言人人殊，歧义迭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之列入“讲史小说”，其实并不妥切。梁山泊一百零八人仅宋江一人见于史书，整个故事与北宋末年实际事况关系不大，只是附会历史风俗的纯虚构作品。郑振铎早年称之“英雄传奇”，应该说是相当准确的命名（《水浒传的演化》，收入《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1934年版）。但是到了一九五四年，郑先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全传》撰写序言，却用了“农民起义”的说法。五十年代以后，文学研究者普遍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学说，《水浒传》即被认为是一部描写农民武装斗争的小说，更有“农民起义教科书”之称。

诚然，林冲、杨志、武松一类人物带着冤情与忿恨上山落草，为《水浒传》定下了反抗的基调，梁山泊的形成和发展贯穿着跟官军的周旋与对抗，更显示出英雄史诗的气质。然而，由此联系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像是指鹿为马，似是而非，终究不是，因为这部小说根本不涉及农民的生存与诉求。在《水浒传》里，不但没有描述百姓的生存艰难，古人所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压根未见，相反各处都是一派丰饶富足的图画。

《水浒传》历来被称作“官逼民反”，这种看法实为大谬。其实书中更多的情形是“官逼官反”，是上层官僚逼得下层官僚走投无路，是文官逼得武官铤而走险，最后都上了山，落了草。按小说家叙事意图，造反的动因根本不在于民生疾苦，而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失衡失序，亦即所谓纲纪废弛、礼义尽失，其实就是缺乏公平与正义。

《水浒传》竭力以兄弟之谊建构梁山泊内部关系，自然是要打造一个可以作为礼治标本的儒家理想国。从帝子神孙到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通常以为其中必然有着互为主体的阶级鄙视链，但恰恰相反——《水浒传》不仅将这些人组合成一个和谐社会，而且“随才器使”，各尽所能，这简直超越了古代先贤构想的大同世界。在儒家经典中，“大同”只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水浒传》则在某种程度上勾勒了一幅趋近完美理想的具体图景。然而，梁山泊的悲剧也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同时也暴露了儒家先圣设计的礼治社会之虚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常的制度安排看上去很美好，但现实情况多半是“君不君，臣不臣”的失序状态，以致反抗与杀戮一直反复延续。儒者所谓礼治之道，最要命的是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贫瘠的土地上只能是野草疯长。最终，宋江到头来仍是一事无成，天子身边那班奸佞依然一个不少，征方腊归来被朝廷打发去楚州做个无所事事的安抚使，多少有些嘲弄意味。旧小说中被人崇敬的英雄，不是豪迈爽直的勇武之辈，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厉害角色，宋江却不然。其一生忍辱负重，终竟未成大业，梁山泊由辉煌到寂灭只瞬息而已。可是宋江认了，他早有盘算，上山就是为了下山。

李庆西《水浒十讲》，文汇出版社2020年8月1版，2023年3月3印，17.5万字。一天读完，总阅读量第1348本，继近年王学泰《“水浒”识小录》、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谱》、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鲍鹏山《江湖不远：<水浒>中的那些人》、马幼垣《水浒人物之最》和王峰《水浒摸鱼》后又一本《水浒》周边，收获不少新知。又想从头再读一遍《水浒传》。两年前，花卷刚上五年级时，和她一起以一天一回的进度读了几回，但还是因为她兴趣不在这里，没能进行下去。再读《水浒传》的机缘在哪里，就不知道了。想读的书那么多，要读的书也那么多，时间又这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