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完成了教育局要求的八年级下册和九年级下册的历史教案二次备课和反思，并通过了苟老师的审阅。前天还完成了七年级下册的历史和生物教案。两天四科，这个学期的任务突击完成，只是手酸腰痛，肩周炎和腱鞘炎差点又发作。再不想做也要做的事，无论多不想面对也要面对的问题，不如迅速开始，全力以赴，尽早结束，得大欢喜。

前晚开始读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和凯撒的《高卢战记》，一本在桌上和书包里，一本在枕头边。一翻开《荒原狼》就发现，这会是一本读得很慢的书，比《悉达多》还要慢，因为小说里的主角“荒原狼”，不论其外在形象还是言行举止，都能从黑塞笔下看到我的影子：

荒原狼是个年近五十的男人（正是我现在的年龄），生性喜静，带着两口箱子和一只大书箱。他与人交往并不在行，孤僻无人能及（与某些我不愿与之打交道的人来说，确实如此）。他的确如他时而自称的一样，是匹荒原狼：本性陌异，狂野，羞怯，甚至十分羞怯，来自一个较之普遍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也仅只是没有自称“荒原狼”而已）。他的步态疲惫拖沓，和棱角分明的侧脸以及说话时奔放的腔调极不相称，腿脚不好让他举步维艰（这像极了痛风发作时的我）。他很客气，也算友善，但在周身却洋溢着拘谨的，令人不快的，充满敌意的气息（对来打扰我的人，就想说：“莫挨老子，老子要读书，有话赶紧讲。”）。想在这座城市住几个月，跑几家图书馆，参观一些古迹（我的旅行也是逛书店，尤其是独立书店和旧书店，参观博物馆和老街巷）。起居室内到处是书，不仅塞满了书柜，还遍布桌子、精美的写字柜、长沙发、椅子和地板。书里夹的便签时常更换。他的书越来越多，因为他不仅从图书馆整包地背回来，还时常收到邮局的包裹。只是他的绝大部分书籍并非学术著作，而是各个时代和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客厅就是这样，到处都是书，连我的床头柜上也摞了近百本书，并且时不时也收到也闲书局快递来的书，当然这些书中学术著作也不多）。对于他的出现，时至今日，我仍认为除了荒原狼外，没有更适合他的称谓。一匹闯入城市，迷失在牧群生活中的荒原狼——没有其他形象更能强有力地概括他——他的羞怯孤独，他的野性躁动，他的乡愁，他的无家可归（我的口头禅和行动宗旨就是“做好自己”，并常常与周边的环境和人事格格不入）。

微信收到太座大人发来一条信息：“萨特曾经说，你眼中的你不是你，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自己。”这句好。但我觉得不像是萨特说的，或许应该是在黑塞的《悉达多》里。《悉达多》曾经在两年时间里读了两遍，没读懂，现在还记得的只有一二碎片。等看完第一遍《荒原狼》，再看一遍《悉达多》。都好看。

以前，田野调查包括搭乘一艘驶往远方的慢船，到达异域之地，然后用上一年左右的时间与蛇搏斗，对抗孤独，直至搜集到足够的数据或患上严重的疟疾，最后重返家园。人类学家想要研究的民族并无书面记录，因此田野调查是了解他们的唯一方式。田野调查最初是一种必需品，而到了现在，它已经成为人类学了解文化不可或缺的方式。而且，现在每个人的文化都可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课题，因此田野调查无处不在，其历时或长或短。（约翰•奥莫亨德罗《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翻完《喜马拉雅的人与神》，一本关于西藏的人类学、历史、文化、宗教学术研究论文集。这本书的作者写的是图齐等，其实图齐只是其中作者之一，并且文章仅只《<西藏画卷>导言》一篇两三千字，这样的操作应该是因为书里收录论文的诸多学者中，图齐是对中国人来说最为知名的缘故。如果遵照事实将作者标注为所占篇幅最大的《西藏传说及民间故事中的乐器》作者美国学者彼得·克罗斯里-霍兰德，或者《西藏的民俗文化》和《北宋时期河西的藏族部落与佛教》的作者印度学者群沛·诺尔布，那么我也不会读到这本书，因为这两位对我来说完全没听过。不过这样的操作倒是与因建构以客观民族志记载田野调查研究成果的方式，并开创最早的社会人类学课程，被称为民族志之父的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民族志田野调查“理解土著的观点以及他们与生活的关系，并认识他们对世界的愿景”的目标相符。

大卫·艾宾豪斯和麦克尔·温斯腾在1978—1979年合著的《藏族的瑟珠》，从历史、工艺、图案、鉴别、文化背景、价格、表面特征、仿制品等方面对瑟珠，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天珠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分析，并做出了中肯的“暂时的结论”。这应该是较早对藏族天珠严谨的学术分析。不过抖音和小红书的文玩播主们只会不断重复那几句没来由的，对藏人的习俗和信仰毫无尊重的自以为是的解读，以及借华人世界中最广为人知的佛教徒明星李连杰据传曾以近九位数的高价购入一粒天珠的故事，并展示李连杰佩戴据说是那粒天价天珠出席公共活动的照片来炒作，以求撞到一位多金且缺乏常识的买家。只要卖出一粒天珠他们成功了，因为造假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低到在售价中所占比例可以忽略不计，当中的利润实在是太高。不论是直播在藏区一线收货的播主，还是追着看播主与藏民收货艰辛和砍价历程表演的文玩爱好者，他们都是没有时间读书的，更没有想到关于天珠的学术性知识不是来自于珠宝界人士，而是喜欢四处旅行的人类学者——所谓的天珠，材质不过是人工蚀刻玛瑙，它的被尊崇和价值在于信仰。

这本书里，我最感兴趣的是群沛·诺尔布的《北宋时期河西的藏族部落与佛教》和著名藏学家法国学者R.A.石泰安的《<格萨尔王传>引言》。另在其它篇幅里也读到一些有趣的内容，如：

1774年，英国人乔治·波格尔到日喀则为东印度公司进行贸易调查。他不仅受到班禅喇嘛的友好款待，还娶了一位藏族女子为妻并首次把土豆引入西藏。（[美]大卫·波纳维亚《西方人在西藏的早起活动》）

1865年，英国人开始秘密绘制西藏地图。经过训练的印度测绘间谍化妆成朝圣者或商人用念珠记录他们穿越西藏的步数，然后在夜晚进行计算。最著名的一位是纳恩·辛格，他测量了拉萨的经纬度和海拔高度，还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一直往西去探寻雅鲁藏布江的源头。（[美]大卫·波纳维亚《西方人在西藏的早起活动》）

在西藏，人们认为猫打鼾是在背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印度]群沛·诺尔布《西藏的民俗文化》）

很久没有读人类学方面的书了。读人类学的文章就像喝茶淡而绵长且回味悠长。曾经我的职业梦想就是成为一位人类学者。

《喜马拉雅的人与神》，中国藏学出版社“发现西藏书系”之一种，2012年2版2印，24万字，四折淘来七成新二手书。总阅读量第1438本。

《读闲书》这本闲书读下来一点都不闲。

仇鹿鸣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领域。所以这本闲书开始四篇都是关于上官婉儿墓志碑文的研究和发现，接着是《安史之乱的另一面》和《聂隐娘时代的魏博》，正好这个学期的语文讲唐史和唐诗，又得一点严肃且无用的知识以助谈资。

《未完成的转型：从金石学到石刻研究刍议》、《读者还是观众：石刻景观与中国中古政治》、《言词内外：碑的社会史研究试笔》，这学术随笔对我这个半吊子业余爱好者来说，写的就是学术，不是随笔。

除此之外，还得一收获：如果下个学期我还继续上语文，自编的《三近斋摭录》2.0教材要于“唐宋八大家”前面增加一个“唐传奇”的主题单元，暂定《柳毅传》和风尘三侠《虬髯客传》两篇。

仇鹿鸣在《后记》中写：“感谢父母从小到大的宽容，一直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爱好，支配业余时间，我至今仍怀念每年寒暑假跟父亲去学校图书馆借书的日子，尽管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图书馆实在没太多像样的书。正是这种宽容使我在历次升学表格的特长一栏中都能心安理得地填上一个大大的‘无’字，因为在很多教育制度的设计者眼中‘阅读’从来都不能算是一种特长。正如当下不能变现为论文注脚的阅读，似乎也正在变成一种奢侈。”历史没有如果，人生也没有如果，所以我没法想象如果我的阅读从小没有受到压制，不需要偷偷摸摸读课外书，如果能一直阅读自由，我将会拥有怎样的人生。想起十年前刚搬到现在的这个房子里，家具和书什么都还没有就位时，西西弗书店某创始人之一的X君看着我书房空落落的书架说，你也没有几本书嘛。当时这句话在我空空的脑袋里撞击回荡，直到读了几百本书后才渐渐绝响。到幸福学堂这七年，由于在语文、历史、地理、阅读、写作、游学、摄影各课程打酱油，每年阅读量都在百本左右，才渐渐不至于在课前手忙脚乱心慌慌，但每天上课前还是需要去一趟厕所缓解心理紧张引起的生理反应。颜群宇校长说我这是生怕自己知道和掌握的不够多，不够细，这是对知识的焦虑。他错了，我想告诉他这是求知欲，这是不放弃，这是不甘心、是自救，是觉得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但随他去吧。我已经懒得去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更懒得去解释和说明。阅读就像呼吸，是一件公开而私密的事。“万物静观皆自得”，我只需要关注自己和享受当下，享受随着知道得越多越发现自己无知的这个探索发现“有”其实是“空”、“空”才是“有”的过程。

仇鹿鸣《读闲书》，浙江大学出版社“国内顶尖文史专家闲谈各自擅长领域”的“近思录”丛书之一种，2018年9月1版，2019年5月3印。总阅读量第1437本。

“当极度苦闷时，我经常反刍着以前的摄影经验聊以自慰。在杂志任职期间，摄影不但是我的工作、兴趣，更是一种生活。每天走在路上，周遭的人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一出戏。只要定神就能欣赏得很愉快，记录得很兴奋。”我在报纸和杂志工作期间，每天有六到八小时流连在街头拍照，风雨无阻，乐此不疲，摄影带给我的快乐一度让我感慨生命是如此的可爱，生活是如此的丰富。

“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得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得不好，无论谁是玉、谁是石，下场就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昨天，太座大人问我余生除了西藏，还想去哪里走走看看。我想了想说台湾。他问为什么不是香港而是台湾，因为我们相遇相识在深圳，那里与香港只是一河之隔。我说香港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消费的地方，而台湾让我感觉那里更有文化。说到台湾更有“文化”，我脑子里跳出来的是侯孝贤、阮义忠、胡德夫、李宗盛、罗大佑、齐邦媛、王鼎钧和龙应台这几个名字。侯孝贤和阮义忠，是对我影像的影响；胡德夫、李宗盛和罗大佑是音乐的熏陶；齐邦媛、王鼎钧和龙应台是给我文字的滋养。一个地方、一段时光，与人产生联系、产生记忆的其实就是那时、那里的那些人。

“摄影很容易就会让初学者上手，聪明学生稍微使点力就有成就感；但瓶颈也来得快，绝大多数都是过不了关就放弃。看多了就不难明白，借摄影追求艺术成就容易失望，将摄影视为信仰方能长久……佛教慈济基金会创办人证严法师对‘宗教’二字的解释简明而宽广：‘宗’就是人生的宗旨，‘教’就是生活的教育。正信的宗教都是在启发人的善念，引导大众将利己之心转向利他的大爱。”

“人生在世，于任何阶段都应该有一个榜样。每个人因缘不同，效法的对象当然也不同，可最终的目的应该是相同的——那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做对自己有益的事叫自私，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才叫好。”

阮义忠《想见看见听见》，二折淘来，九成自然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36本。第一次读到阮义忠的书，是2015年的《人与土地》。第二本是上个月读完的《都市速写簿》。这是第三本他的摄影随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