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绪恶劣，精神萎顿，只能看闲书。”淘来旧书毕树棠《螺君日记》，海豚出版社2014年1月1版1印，“海豚书馆”从书6大系列96种中红色系列（文艺拾遗）之一种。这套从书，我才凑到30种，慢遇慢读，人生不急，存个念想。

毕树棠，名庶滋，号树棠，也是个奇人。1900年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文城镇河南村，16岁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1921年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边工作边自学外语，以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俄语，被清华师生誉为“活字典”。抗战期间，毕树棠未随校去西南联大，在中国、辅仁等大学教中文，还曾任天津《民国日报》主笔。当时周作人聘他到北京伪教育部任职，辞不就。1945年抗战胜利后，毕树棠应清华文学院院长朱自清之聘，在文学院主讲《小说选》；还应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之邀翻译《建筑十书》，但未能付梓。1983年病逝于清华大学寓所。回头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短短几十年里，“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人类学家克罗伯问。“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不了杰出人才？”钱学森也曾从相反的方向提出了相同的疑问。

《螺君日记》，为1932年1月4日至12月28日、1939年1月15日至10月18日、1940年1月8日至10月7日和1941年4月17日至11月1日这四段时间的日记。其内容主要为毕树棠个人读书记录和图书评论，以及文人间交往的轶闻趣事。“值此乍暖清寒之良夜，静室孤灯，读之亦正可消愁解闷，及至读毕掩卷，始闻窗外有微风细雨，鸡声已数唱矣。”

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六日记：“应郑西谛君约，与友人至其寓宅观书。久闻郑君居沪时，已收藏甚富，多为文学珍本秘笈，今日一见，果然话不虚传，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尤以词曲小说一类之善本为最多。”郑西谛君，就是郑振铎。这篇日记中所记去郑宅观书，郑振铎藏书“甚富”到底是多少，前读《劫中得书记》，当中郑振铎有记“余聚书二十馀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至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然而这些书在“‘一二八’淞沪之役失书数十箱”，“‘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最终“烬馀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痛哉！惜哉！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记：“晚间阅完老舍之《骆驼祥子》，写一青年洋车夫之失意与坠落史，以北平为背景。笔下较前尤见老练，可佳。余将草一短文评之，以‘奋而不斗’四字立意以解释祥子之性格。”《骆驼祥子》我先看的是凌子风导演的电影，张丰毅饰祥子，斯琴高娃饰虎妞，怕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斯琴高娃已是70岁的老奶奶。后来也看过书，也有二十几年了，一直受“黑暗的旧社会”、“畸形社会”、“贫困的人民”、“压迫与苦难”所禁锢，没有新的感受和理解。一见“奋而不斗”这四字，觉着我这书，算是白读了，我这书又算是没白读，迷糊卅年一朝桶壁裂开透进一丝微光。

民国三十年七月八日记：“书店送来《离合剑莲子瓶全传》一部，乾隆丙午原本，道光壬寅新刻，共六册三十二回，绿云轩藏版。亦佳人才子派小说之一，昔有编入十才子书之内者。”前读苗壮《才子佳人小说简史》，知才子佳人小说产生于明末，盛行于清初，其余脉与尾声则延续至清末民初。康雍乾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争奇斗艳，异彩纷呈，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最高水平时期。书有相应，事有映证，读书又一快事。

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一日记：“游旧书摊，购梁任公编《西学书目表》一册，光绪三十二年《时务报》馆印。”艳羡有旧书摊可游，也有好书可买。现在动辄就封杀作者封禁书籍，我架上的书，怕不过再三年，又要“禁书”新增数十种。疫情之前还可偶至万东桥下、贵钢花鸟市场两处旧书摊闲游，但基本没有什么值得买的书，有一两本似乎还值得一读的，摊主又自觉奇货可居，索价不菲，所以难有所获。梁任公父子的书，惭愧只读过东方出版社2015年2月1版1印《梁启超传记菁华》和《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艺术》，传记菁华中惟《三十自述》《李鸿章传》《南海康先生传》三篇还有点印象，梁思成的建筑两本，几已忘干净。后又看过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李鸿章传》，为据梁启超《李鸿章传》译的白话文，豆瓣五星我打了三星。能看梁启超的，还是不要看白话译文最好。

梁启超有《三十自述》，胡适有《四十自述》。梁启超三十岁时，胡适十二岁，在上海梅溪学堂读书。当时求知欲旺盛的胡适大量读“新书”，其中就有梁启超的著述。胡适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新民说》）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先生的书，读来费工夫。

有的书，不管写于什么年代，总像是在描写当下；不带色彩，不带情感，白描的一句一句，一页一页，不像是写于几十年前，倒像是落笔于几十天前，或是几十个小时前，几十分钟前。

三十年前，我上中学。应该也是春天，全班到区里集中考试两天。我学习不好，考试与我是互相放弃的，所以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当时为什么要从农场去区里考试，倒是清楚记得第一天考完，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书和一张电影海报。书是《第一滴血Ⅲ》，电影海报是施瓦辛格在《魔鬼司令》里一手拿枪一手握着手雷，肱二头肌比我腰还粗一脸冷酷瞪着我的招牌动作。当晚，全班同学在旅社里挑灯夜战——别人复习功课，我乒乒乒乓乓乓哒哒哒轰隆……跟着兰博去了一趟阿富汗从苏联兵营救出了特劳特曼上校。当时只觉得打仗精彩，好看，并没有去想过为什么美国和苏联士兵会都出现在阿富汗。阿富汗在哪里关我什么事？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三十年后的今天，也是春天，当年那本书早已不知去向，但我从另一本书里知道了阿富汗战争和那些真实的苏联士兵都是谁。

继《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这是我看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第二本。《锌皮娃娃兵》，九州出版社2015年11月1版1印，22万字，322页。这本是我一天的阅读量，用了三天才看完。每一个字都认识，就是看不快。全书没有一个中心人物，47个人物，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军人和他们的妈妈的陈述，共同构成了“中心人物”。可能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刻意为之，47个人物没有一个是士兵的父亲。这些士兵参战时大多二十岁上下，出发时被告知去“执行国际主义义务”，国内宣传这些士兵们在阿富汗为那里的人民修路种树，造福一方。阵亡士兵的尸体则被装在锌皮棺材里偷偷运回家。

今天在微信里看到，汉口殡仪馆领骨灰的家属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每一个骨灰罐子里装的，曾经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这些罐子里曾经的人和抱着罐子归家的人，也共同构成了新的一本书——由这次疫情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共同构成“中心人物”的陈述，名为《罐中人》的书——如果会有这本书，如果能够印刷出版，而不是那本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就急忙出版的“红宝书”《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

“我们这儿的真理，总是为某人或某事服务的：为革命利益，为无产阶级政权，为党，为大胡子独裁者，为第一或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历届代表大会……我们早已习惯于生活在二维之中：报纸与书籍中讲的是一套，生活中完全是另外一套。但阿富汗治好了我轻信一切的病。过去我以为我国一切都正确，报纸写的都是真事，电视中讲的都是事实。有人劝我们：‘弟兄们，不要大肆传播所发生的事和你们所见到的一切，那是国家机密！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展示人光明、崇高的一面，而去揭露阴暗的一面，居心何在？’

“尤拉跟舅舅说：‘我想报考大学的哲学系’。舅舅不赞成：‘你是诚实的小伙子。我们这个时代，当一名哲学家是不容易的，既要欺骗自己，又得欺骗别人。你要讲真话，就可能会尝到铁窗的滋味，也许会把你送进疯人院。’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最后的力气喊出:‘真理高于俄罗斯。’”

双引号里引用的350个字，来自《锌皮娃娃兵》22万字里不同人物的几段话，我只是做了简单的编排。斜体字替换为当下的人名、地名和事件，会发现这些话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受影响。

书架上还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我还是想你，妈妈》《二手时间》，但我不能立刻接着看下去，我需要缓一缓。

可能有一天，我会死于我曾经看过的书和敲下来的字。每一个罐子里，都装有一点我的骨灰。我的罐子里，也装有每一个人的一点骨灰。分不出来到底谁是谁的。

罗兰·巴特是谁？不知道。没关系。

《原样》，或者《太凯尔》、《如此》是一本什么杂志？不知道。没关系。

或许罗兰·巴特和《原样》都是一样的乏味。因为两者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认知领域，就在罗兰·巴特乏味的《中国行日记》里。感觉乏味的东西，当然没法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读完。虽然这日记是了解1974年中国“批林批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下社会生产、生活和人物精神面貌的一个异域角度，但这并不能代表这日记就不乏味，何况还是碎片化的记录（自己的记录，自己明白就行了，本来就不是发表的东西）。

这本书，之前在二十四书香书店三楼的书架上，我见它过几次，也抽下来翻过两页。去年底买回来，想看看一个外国人眼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史是什么样的。果然，“集体听广播，在农业灌溉时阅读大字报”；“天真的中国中心论”；“车间里，都是妇女，都不漂亮，她们都不说话”；“阶级斗争每一天都在继续”，还有“不要拍大字报，那是中国的内政”。如果说哗哗翻完这本日记除了这些碎片还有什么的话，就是一个片段了：

“‘我们想参观白马寺。’

——不巧，正在维修。弗朗索瓦·瓦尔发火了。”

其实建于公元前68年（东汉永平十一年）的中国第一个佛教寺庙白马寺，此时不是在维修，而是已在文/革中被毁。1973年西哈努克想去白马寺“朝圣”，但此时的白马寺不但佛像已被砸掉，寺院也几乎是一座废墟。于是紫禁城慈宁宫大佛堂中的全部文物被调拨到白马寺。这个调拨搬迁工作持续了3个月，共有20多尊佛像（其中还包括一套元朝干漆造像），百来件暖阁构件等被从北京运到了白马寺。然而西哈努克却因为种种原因，没到。

语文课本里充斥了断章取义。一直如此。这导致了我在《四个男人一块墓碑》这篇日志里写的：“我的契诃夫，死在我的中学，和我的高尔基，我的普希金，还有我的鲁迅，四个老男人死在了一堆。托这个教育体制、语文教科书和语文老师的福。这死在一起的四个男人共用一块墓碑，上面刻了他们的死因——死于作品中揭露出来的——折磨、痛苦、阶级、敌人、剥削、斗争、虚伪、阴暗、寒冷、压迫，这些关键字围绕在碑中心‘意识形态’四个字周围。苦大仇深，一点也不可爱。”

其实，老师让学生一生都带着对作者和作品的偏见的又何止这四个。语文课本里的教材选取和解读，还是那么“毁人不倦”，例如我的马克·吐温早在三十多年前年也死在了语文老师手上，尸体至今还躺在课本里。

现在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节选自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百万英镑》里亨利在服装店买衣服那一段。我记得我小时候这篇课文就叫《百万英镑》，但现在改名叫《金钱的魔力》（或许我记错了）。在网上看到有的教师对课文的解读是：“作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小市民以钱取人、金钱至上的丑恶嘴脸。并且通过资产阶级对于尊卑血统的执着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而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已然渗透进各个阶层的认知里，小人物更是最愚昧的趋附者和践行者。”这符合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倾向和“盖棺定论”标准答案式解读。可是，这个解读到底在说什么？五年级的小孩子怎么去理解什么是资产阶级？并且两个裁缝凭劳动挣钱这怎么就丑恶了？难道越穷还越有理了？这是个什么逻辑？

距离上次读马克·吐温，已经三十年。因为那篇课文，我对马克·吐温这位2006年被美国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16名的杰出人物抱有深深成见，以至于在我短短人生里，竟然有三十年的时间里，生不起任何去接触这位美国历史上优秀人物的优秀作品的任何念想，甚至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乏味透顶，乏味的名字，无聊的文字，我一辈子都不要再读。

阴差阳错，有一天看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1版1印，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觉得内容不错，书的口袋本大小和硬面精装也不错，切口刷了红色好怀旧，就找还有没有这个系列的其他书。年前在旧书里淘到了一本同系列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啊……又是这个恶心人的恶心作品”，当时心里第一反应。定价24元，旧书略有破损和污渍，特价9.6元。里面有九篇短篇小说，还有名篇，十一万字硬面精装，还有一幅马克·吐温黑白肖像和一幅手稿黑白照片，怎么都划算。再说，这人应该也没有那么糟糕吧？就算不好看，也才几块钱而已。翻来覆去抱着怀疑说服了自己入手。

今早看完这本书，尤其是看了完整的《百万英镑》后，我的马克·吐温复活了。他是继契诃夫之后，从我语文课本里复活的第二位作者。不管语文老师和课本是怎么理解的，也不管作者马克·吐温的意图是什么想表达什么，我看完《百万英镑》的感受，和课本、和百度百科里的作者作品简介、和这本书前言里的解读，都不同。这才是我的马克·吐温；这才是我的《百万英镑》。我忍不住还要再读一遍这篇小说。亨利正是一个诚实、敦厚并有一点冒险精神的人，他最后所得的，都是他应得的。小说里的每个人，都做了自己在那个角色上应该做的。现实生活不就是这样？回想过去三十年被蒙蔽，被误导，还是怪自己太蠢。不懂、不会自己独立思考，课本和老师说什么就信什么，习惯了被投喂后就以为学习和教育就是这样子，忘记了思考，连多问一句“真的是这样的吗”的念头都没有。真是可悲啊。

为了庆祝马克·吐温的复活，我准备慢慢淘慢慢买收齐这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朝内166人文文库·外国中短篇小说”共15种，或许还有我的谁会从这套书里复活也说不一定——当然，这六个月的购书额度已经用完，实施也要到九月了。

民国藏书家周越然曾说：“乞丐讨饭十年，必有他奇异的见闻。小贩挑担半世，也有他特别的经历。”陈晓维《书贩笑忘录》，十三个故事，十三个书人书事，读来更像是小说，而不是书话。

旧书贩王珅上大学时还不是旧书贩，在学校图书馆按照创作年表，把张承志、余华、池莉、苏童这些人的作品通读了一遍，得到的启示是：我们每个人都仅仅拥有一段平凡的人生，我们都是活在世间的升斗小民，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我们应该抛弃从小被灌输在脑子里的那种大而无当的英雄主义。我们要当普通人，做小事，挣小钱。这个道理我十年前才懂，然后用了十年时间安于做普通人、做小事、挣小钱。

陈晓维《书贩笑忘录》，中华书局2018年4月1版1印，定价42元，忘了在哪里买的，应该是在书店。因为网上有毛边本和作者签名盖章本，也没多多少钱，如果是在网上买的，我多半应该会买毛边本或签名本。网上这本书的宣传副标题用的是“二十年旧书业人物剪影，不可不读的书林传奇”二十个字，剪影符实，传奇就不当了。

太座看到这本书，我说无聊时看看，也蛮有趣的，都是些旧书的人事，其实旧书也是好多故事。有的书也不旧，只是保管不当有了污渍，价格就大打折扣了。就像前天在书店，有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6开精装二册《全唐诗》，好像是据康熙扬州诗局本剪贴缩印本，时间仓促没仔细看，但因为浸了水，估计就要打大折扣低价处理了——“今天晚上吃稀饭”，我话还没说完，太座大人就冷冷看着我说。

“我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嘛。”

“明天中午还吃稀饭。我也只是打个比方。”太座大人看着我说。

“我又不买。我《唐诗三百首》都背不全，全唐诗几万首，买来也看不过来嘞。”我赶忙说，否则晚上可能真的要喝稀饭了。

“时正奇窘，然终以半月粮购得之。亟付装潢，面目焕然若新刊。”在郑振铎《劫中得书记》“蓝桥玉杵记”一则看到这句。想起昨天在书店，改这句为“时亦窘，然终以半年粮够得之，亟待归家新书插架，灿灿有光，矜贵之极”也还正合，只是我当下之窘与郑振铎当年搜书聚书之窘，不可同日而语。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1版1印，定价29.8，18.6购入，虽是旧书，差不多是九五品。这个1版同样也不是这本书的初版，只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初版。如果要说初版，可能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而初刊应是“新序”里所载：“《劫中得书记》和《劫中得书续记》曾先后刊于开明书店的《文学集林》里”。

书名《劫中得书记》中的“劫”，指的是日寇侵华之劫。“余聚书二十馀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至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然一书之得，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然而在“‘一二八’淞沪之役失书数十箱”，“‘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最终“烬馀焦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

后“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涤，我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所以又尽力搜购古籍“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惟得之维艰，乃好之益切。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广西师大这个版本，除了《劫中得书记》，还收了《劫中得书续记》和《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清代文集目录序》《清代文集目录跋》三篇附录，共记载收得149种书的情况。这些书我十只闻其一，更是无一得见，借这本得书记大开眼界。

原计划，为了买书，我就先不能买书。

第一个三个月不买书，攒一套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1版1印黄万机点校的《郑珍全集》。印数1300，繁体竖排420万字，近2400页，包括《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汗简笺正》、《遵义府志》、《荔波县志稿》、《巢经巢诗钞》、《巢经巢文集》等16种，好安逸。

第二个三个月不买书，再攒一套十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版梁光华点校《莫友芝全集》。470万字，7588页，收莫友芝各类著述28种，附录3种，存目1种，其中《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为古籍版本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又将散见各处的莫氏作品编为《郘亭散见著述汇编》五卷；另外影印莫氏文献7种，分别是：《郘亭校碑记》、《金石影》、《红崖古刻释文》、《汉竟宁雁足镫》、《莫友芝先生杂钞手迹》、《求阙斋经史百家杂钞目录》、《郘亭印存》，堪称迄今为止收入内容最多、数量最大的莫氏作品集。

第三个三个月不买书，攒一套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1月1版黎铎、龙先绪点校《黎庶昌全集》，收《拙尊园诗》、《拙尊园丛稿》、《丁亥入都纪程》、《西洋杂志》、《奉使英伦记》、《黎莼斋先生信稿》、《黎庶昌遗札》、《日本国会图书馆藏黎庶昌手札》等17种。

第四个三个月，攒一套四册贵州民族出版社2016年6月1版1印的《孙应鳌全集》，印数1000，190万字。这样今年在我这小小书房就“四套入手，黔中我有”了。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不按套路来。

在我第一个三个月还没熬出头，《莫友芝全集》就完了，没有了。二十四书香书店的卖完了，网上书店的也卖完了。淘旧书只有两种情况，这书不热门，要么运气好折价入手，要么就是加价入手。这事，就要调整策略了。中午，在太座大人处，以我们近二十年夫妻情分作信用担保，以我的工资卡作为抵押，猫去二十四书香书店，准备先把《郑珍全集》和《孙应鳌全集》带回家。

进得店去，同样还是只有我和女儿两个闭门熟客。轻车熟路上楼在黔版书区找到《郑珍全集》，不齐，店长帮我从库房重拿了一套原箱的。开箱验货后，我回到黔版书区，打开《孙应鳌全集》的盒子，再次摩挲想着即将带回家去，心中无比幸福之时，瞥到架上有两本《蟫香馆使黔日记》，再一瞥还有一本《铅差日记》，再瞥，从明徐霞客《黔游日记》和杨龙友的《台荡日记》，到清刘书年《黔行日记》《归程日记》和黎庶昌的《丁亥入都纪程》一溜六本十一种日记，有黔籍文人撰写的日记，包含黔人在黔地和外地撰写的日记；还有外籍文人在黔地撰写的日记。我知道的不知道的都有，竟是“贵州古近代日记丛刊”五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1版1印。熊掌鱼翅，如何取舍？如何取舍！真真是“立踯躅而不安”。最后，从最近有没有可能开读这个角度，五辑日记胜出。回头再看一眼《孙应鳌全集》，六个月后再见。离店叮嘱店长，如果进货《莫友芝全集》，一定千万留一套给我。

回到家，拆塑封，盖上印章，摩挲不已，把《郑珍全集》插架又取下，把几本日记一一取下又插架，想先全部抱到枕头边一一翻一个月再插架，扎实欢喜。但是，这下，我六个月不能买书了。

我读书醒得晚，原本今年要尝试学习版本学，可“如今学习版本学，已无此际遇，书肆上宋元旧本久已绝迹，明本也是寥若晨星，偶一见之，也多是当年藏家不屑一顾的万历以降刊本，加上令人咋舌的天价，”只有借贾二强《共续藏书纪事诗——漫记黄永年先生的访书藏书》文中一句，自叹生不逢时了。二十年前还有“书肆”，现如今连实体书店都开不下去，更遑论古籍、版本，只好在各种“书话”中寻觅三两故人旧纸。

高老七，忘其名。肆设曲水亭路东，门市房一小间。五十年代初，以老病去世。其家人清理店房，店中旧存唐造像残塔，高二尺馀，方尺许，生前悬高价不售，至是弃置道旁，无人过问。——张景栻《济南书肆记》

刘伯峰，名峙，工书法，精版本目录之学，藏书甚富。其所藏明刊精图《吴骚合编》、傅山手校《隶释》等善本，辑印于《四部丛刊》行世。晚景凄凉，藏书散出殆尽。——张景栻《济南书肆记》

朱彝尊非常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藏书，每每钤印于卷首,一面刻朱文戴笠小像，一面镌白文十二字日：“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他原本希望同样嗜书的儿子昆田继承藏书，不料昆田早死，给了他沉重一击，“呜呼，今吾子天死矣！读吾书者谁与？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书终归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袭藏之，或土苴视之。书之幸不幸，则吾不得而前知矣”。朱彝尊已经预见到了藏书的归宿，他死后，曝书亭的藏书只保存了几十年。据《蒲褐山房诗话》记载，竹垞的孙子稻孙晚年贫不能支，藏书陆续散佚。乾隆间开四库全书馆，竹垞后裔进呈珍本六十九种，最终著录五种，存目二十八种。《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的《词臣》记载，朱彝尊死后,曝书亭废为桑田,南北坨种桑皆满，亭址无片甓存，只有圆额无恙，而荷锄犯此地者,其人辄病。或许竹垞老人还在脊恋着他的八万卷藏书吧！——刘玉才《朱彝尊与曝书亭》

赵宽去世后，其藏书即散尽。光绪末年曾与赵宽同在端方幕中的叶景葵记道:“天放楼馀籍，去年（1939）经京贾囊括而去。”(《卷盦书跋·赵君闳行略》)赵宽小脉望馆藏书主要就是天放楼藏书，所以叶氏有此说。——江庆柏《赵烈文与天放楼藏书》

以上所引，俱为《藏书家（第2辑）》中文章。读来只叹一句“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藏书家（第2辑）》，齐鲁书社2000年6月1版，2011年6月2印，定价8元，9.6元淘来。虽然购价高于定价，但还是控制在10元以内，也不心疼。入手价比定价高的情况在我买书也是比较常见，但总体比例并不高。之前1988年齐鲁书社《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张评甲本）、1996年群众出版社版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中下三册，还有重庆出版社1987年大华烈士（简又文）的《西北东南风》，都是以定价数倍至10倍价购入。

这本《藏书家（第2辑）》，右上切角。我以为是哪家图书馆或学校故意为之的处理残本，但翻遍全书也不见一个印戳。查了这个系列其他辑，发现原来就是切角版。为何如此，也不得而知，或许像毛边本一样，是故意为之一特色罢。扉页是书法家于植元和梁修“友情题辞”，可惜认不得于植元的字，梁修的大概识得个七七八八。梁修题的应该是“姓字犹闻书画香，贞珉触手意凄凉。海源秘籍久星散，空对冷红话弄藏。”我对书法一窍不通，还好句读勉强有那么一点点从小蹲在马路边边翻文言文旧书似有若无的基础。扉页名家题辞这个做法，在谢其章的《书蠹艳异录》中也读到过。梁得所创《小说》半月刊，第三期开始每期扉页有名家题字。第三期扉页题字是郁达夫的诗稿《临安道上书所见》。1934年7月14日，鲁迅“以字一小幅寄梁得所”，这幅字是一首绝句：“明眸越女罢晨妆，荇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朴晴江。”刊于1934年8月1日《小说》第五期扉页。这诗原是鲁迅书赠日本友人森本清八的。

翻完《藏书家（第2辑）》，深觉有趣，就又生起不安分的心思，想收齐全套26册。然而，第一辑齐鲁书社1999年1版，定价8元，售价视品相已为40至200元不等，其余24册售价亦不低。钱包绝杂念，也是好事一件，随缘遇书吧。

谭帆的《古代小说评点简论》，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古代小说文献简论从书”一种，2005年6月1版1印。定价8元，旧书，不记得多少钱在哪里买的，但肯定低于定价。

最近看的《古代小说评点简论》《古代小说版本简论》《才子佳人小说简史》三本小说简论简史，主要参考书目里，都有一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的这本《中国小说史略》太好，还是因为是“鲁迅”的缘故所以特别重视？好奇。我的“鲁迅”已经死在课本和老师手里，但这个“鲁迅”似乎不太一样，不读一读是无法判断的……忍住，一定要忍住，这三个月是不能买书的，一本都不行。一分钱都不行。

“在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中，金圣叹的影响至大”，我书架上金圣叹“六才子书”有《水浒传》《西厢记》《杜诗》三种和《唐诗》。这些书几年了一直还没好好看过，只是读其他书遇到相关内容就抽出来翻检一通。时间不够啊！

当初买金评本《水浒》，是因为小时候看过的是一百二十回本，金评本只七十回且也独立成书并流传，这是一个怎样的版本？好奇。买金评《唐诗》，是全唐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蘅塘退士选《唐诗三百首》是现在流传最广的版本，金评《唐诗》选六百首，孰优孰劣？各自选诗的标准是什么？好奇。买金评本《杜诗》，徐子能咏杜“佛让王维作，才怜李白狂。晚年律更细，独立自苍茫”；金圣叹“每于亲友家素所往还酒食游戏者，辄置一部，以便批阅。风晨月夕，醉中醒里，朱墨纵横，不数年所批殆已过半”。杜诗1400余首，金圣叹选批的都是哪些杜诗？好奇。别人好奇害死猫，我一好奇害钱包。

一本《古代小说评点简论》，也是一部古代小说评点简史。几百年的众多人物和作品的简史简论，区区6万字实在是简之又简，但对如我闲散读者来说，入门也还是嫌太长。为读完后再次消化，顺便也再做个简化，就有了下面2600字的梗概：

文学评点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从时间而言，大致从唐代发其端，南宋走向兴盛，历元、明、清三代，至晚清才退出历史舞台。就文学形式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文体都有评点出现，如诗、词、曲、赋、文、小说、戏曲等；更有甚者，中国古代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几乎都经过了评点家的批点，有的还是一批再批，《诗经》、《楚辞》、《史记》、《汉书》、李白、杜甫、东坡、稼轩、《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牡丹亭》，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巨作在其自身的传播史上都留下了评点者的深深痕迹。

通俗小说评点萌生于明代万历年间，兴盛于明末清初，是中国传统的评点形式在小说领域的延伸，而古代的文学评点形式又是以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为基础的。从总体而言，小说评点得以在形式上成熟，源于三方面的因素，即：注释、史著之体例和文学之选评。

与所评作品勾连在一起的评点方式源于对典籍的注释，而在中国古代最早得以注释的一批典籍是儒家的经典，即《易》、《书》、《诗》、《春秋》、《礼》、《乐》。“经”在中国古代有着很高的地位，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故中国古代的注释是由注经开始的，这种注释对后世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尤其是注文与正文融为一体是后世小说评点中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的直接之源。

史著之体例对小说评点的影响亦甚大。这种影响主要支自于史著的“论赞”。“论赞”作为史著的一种独特的评论方式，是史学家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直接评述并且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形式。这种方式最早来自于《左传》。《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形式上是一部《春秋经》的传。它是以《春秋》为纲，博采史实，加以编订的编年体史籍。在《左传》中，作者不仅详记史实，还“”记录了古人对史实的评价，一般泛称君子曰。在司马迁《史记》中，这种形式有了明显发展，《史记》每篇篇末均有署为“太史公曰”的一段评语，表达作者对篇中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以后这一形式遂成定制。

小说评点的产生赖于小说创作与传播的相对繁盛。嘉靖元年（1522），《三国演义》结束了长期以抄本流传的形式而公开出版，通俗小说的创作和流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后不久，同样产生于明初的《水浒传》等也得以刊出。从“抄本”到刊行，古代小说就其传播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扩大了小说的影响，同时也为小说创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在嘉靖元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近百年中，通俗小说的创作逐渐兴盛并得以平稳发展。据现存资料考知，此时期共出版通俗小说五六十种。这虽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但在通俗小说的初创期这已是一个不容轻视的现象。这一时期，古代通俗小说的四种基本类型即“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都已完备，各自出现了一部代表作品，这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这四部被时人称为“四大奇书”的作品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万历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源头，它对小说评点的发展产生了颇为深刻的影响。小说评点之所以能在后世的小说理论批评和小说流传中起到重要作用，乃是由万历时期小说评点的文人参与和评点的商业化所决定的。

万历时期的小说评点是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一方面，评点从万历时期引入小说领域，随即就形成了一个颇为兴盛的局面，它与古代通俗小说的发展是基本同步的。如果说，万历时期是通俗小说走向兴盛的起始，那这一时期同样也是小说评点的奠基阶段。同时，万历年间又是小说评点形态的定型时期。它在小说评点的形态特性、宗旨目的等方面都逐步趋于稳定。

万历二十年(1592) 左右，是中国小说评点史上颇为重要的年月。正是在这一时期，有两位中国小说史和小说评点史上的重要人物开始了小说活动，这就是著名文人李卓吾和著名书坊主人余象斗。这两位重要人物同时开始小说评点活动，仿佛向我们昭示了中国小说评点的两种基本特性，这就是：以书坊主为主体的小说评点的商业性和以文人为主体的小说评点的自赏性。小说评点正是顺着这两种主要态势向前发展的。

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承万历小说评点之绪而呈发展壮大之势，这是小说评点由萌兴走向繁盛的百年。同时，小说评点也在此时期渡过了它的黄金岁月。所谓明末清初在本文中主要是指明天启、崇祯和清顺治、康熙四朝的一百来年。这百来年是古代小说评点最为繁盛的时期。这段时期，小说评点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在小说传播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且评点质量有了大幅度提升。可以说，小说评点史上有质量、有价值的评点著作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并公开出版的。

在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中，金圣叹的影响至大，他的评点使万历年间的小说评点黯然失色，在他的影响下，小说评点名作迭生评点风气被推向高潮。因此从明天启到清康熙年间，小说评点形成了百年奇观，这是小说评点史上最为丰硕的百年，也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黄金岁月。

光绪三十四年(1908) 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铅印出版。该书封面顶上小字直书“祖国第一政治小说”，以明其评点之宗旨。其实此书与其说是评点小说，倒不如说是借小结评点来表现其政治理想。
燕南尚生对《水浒传》的所谓“新评”充满了政治说教的色彩，而其对《水济传》的“命名籍义”更可谓登峰造极，如释史进：“史是史记的史，进是进化的进，”言“大行改革，铸成一个宪政的国家，中国的历史，自然就进于文明了”。这种任意比附、牵强附会的所谓“整义”，在《新评水浒传》中可谓比比皆是。这其实已经把小说评点沦为表达个人政见、表现政治理想的工具了。由于此书所表现的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故《新评水浒传》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可以说，它是小说评点史上一部最后的“名作”。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历经三百余年，至此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从总体而言，小说评点的式微有评点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影响。就内部因素来看，晚清小说评点的草率和鄙陋是小说评点逐步失去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报刊小说带有“补白”性的所谓“评点”则使小说评点沦为可有可无的“角色”。而从外部原因来看，晚清以来，小说渐由传统的“边缘“逐步跃升为文学的“中心”，也使得小说研究方式突破了传统格局，“评点”这一专注于个别文体的批评体式已不适应对小说的全方位研究。尤其是“小说界革命”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批评形式，于是伴随报刊形式而共生的“论文”、“丛话”等形式逐渐占据了小说批评的中心舞台，故小说评点的“让位”已成必然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