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从十点读到十二点，今早五点醒来，读到八点半，翻完新世界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十九万字的《王阳明传》。

这本书昨天在也闲书局购得。书名《王阳明传》，但内里并无一部是王阳明的正传。书由中华书局一九二五年三月版胡越的《王阳明》、世界书局一九三〇年王勉三《王阳明生活》、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和释太虚《王阳明论》四部分组拼凑而成，且胡越的《王阳明》和王勉三的《王阳明生活》，读下来多为小说家言，怪力乱神，当不得真。是腰封上“四位民国大师全面解读王阳明平生事业”迷惑了我，梁启超、释太虚两位不论，胡越和王勉三什么时候也晋身民国大师之列了？最糟糕的是，封底高中作文风的余秋雨荐语。

翻完的疑问和不同看法，记下来，日后待查：

宁王反，“王阳明把衣冠脱下，与麾下一人两相换过后，命那人安坐大船，自己悄悄伏于另一渔船中向吉安进发。随后追来的宁王兵马险些杀死假王阳明。”也或许假王阳明确是死于宁王追兵之手，只是小说家为了不致王阳明背上不义之名，才没让假王阳明死。在我看来，不管假王阳明死没死，王阳明此举，都是不义。

王阳明平宁王乱，“擒斩三千余级，落水约三万，湖中所弃衣甲、器仗、财物和浮尸，积聚一起，纵横十余里”，杀伐太盛，是为不仁之举。

所以，王阳明其人，在当下各色人物所出各种书籍中称其为“立德、立功、立言”几近圣人的赞誉是值得怀疑的。任何一边倒的言论，都是值得怀疑的。

收获也有：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致。”四句教法，太虚在《王阳明论》中说“知宋儒来源上之禅宗关系，则可知王学与禅宗之关系也。”又说“阳明所以能发见良知而持养之者，以渊源于宋学及禅宗也。”

“天下事物如此其多，无论何事何物，若想用科学方法‘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单一件已够销磨你一生精力了。”（梁启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我读书杂七杂八，乱七八糟，回头看，最开始是从经书开始。读佛经，《圣经》《古兰经》《道德经》也读，但近三十年，读得较多的还是佛经。读过的近十部佛经，完整读过多次的也仅止五七部。后续，还是想“默坐澄心”读佛经。

数博会（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假期，贵阳每年特有。

假期三天，加上周末，一共五天。带娃，看书，今天第四天。

翻完廖国松的《旧时人物》，颇类戴明贤的《石城安顺》，也是戴明贤作的序，但文字不及后者。在豆瓣我打了三星，也就是“还行”的评分。这本书连我在内只有四人读过，因“评价人数不足”，没有综合评分。

手上这本《旧时人物》，贵州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一版一印，十七万字，定价三十二元。十一年来没有再版。据说有天，当时文联大院子弟，现任贵州省文联副主席、戴明贤之子戴冰找到两箱共一百二十本，全新的，于是就在也闲书局攒了个局——廖国松《旧时风景》油画展、《旧时人物》书友会。那天是五月十五日，我提前订购了一本签名本《旧时人物》获得了入场资格，请对此有兴趣的学生代我去的。活动中，学生抽奖得到一张作者木刻版画自画像藏书票。结束后，排队又请作者在书上签名，排到跟前，问签什么，学生没想好，就说了我的姓名，于是除了原有的“辛丑年/老柏”的毛笔签名，又有了“XX指正”四字上款。不知者，可能会以为我与作者熟识的赠书。签名和藏书票，为这书增色不少。

明天要备课，今天去了一趟也闲书局。因为地铁三号线施工，新添大道缓行较严重，驱车往返用掉一个半小时。现在逛书店和读书，时间都是最大的成本了。

“由于书局主理人所有的购买欲都发泄在了书上”，书局的公众号里说，所以现在书局不到四百平的经营面积都堆满了书，主理人“有了自己拥有‘书山’的国王的满足感，而我们则付出被书‘奴役’的代价”，为此，从五月二十八日到六月六日，书局全场会员六九折。对一个以文史哲为主，靠卖书维生的书店来说，六九折是非常有诚意，又实在是迫不得已之举。高冬梅高姐在朋友圈说：“共克时艰”。我今天去，果然，书又多了，满坑满谷，但逛书店的年轻人仍旧不多。现在，逛书店，买纸质书，看纸质书的，一个个好像越来越成为“旧时人物”了。

今天购书三本：鸟居龙藏著，杨志强译《西南中国纪行》、金克木《书读完了》、梁启超、胡越、王勉三等人关于王阳明的合集《王阳明传》。三本书定价一百九十九元，实付一百三十七元，还获赠一个限量五十份的也闲帆布袋子。袋子上店员自己印上去的“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出自《论语》，也是“也闲”的出处。喜欢。

鸟居龙藏著，杨志强译《西南中国纪行》，应该是在四月，译者杨志强到也闲书局做了一次讲座，我时间不凑巧，没能到现场买书请译者签名，书局说“过段时间会请作者签一些”，今天等不到签名本，先买一本来读，等有了签名本，再买一本。

《王阳明传》，纯粹是好奇。这个这十几二十年几乎被“神化”的人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到家，把书盖印，堆在床头。现在床头在读、待读的书，目测有三十本了。

一天几则，断断续续一年多，昨天“世界读书日”，终于翻完枕边书喻血轮晚清明国笔记《绮情楼杂记（足本）》。都是当时各种人物轶事，算是民国版的《世说新语》，看这样的书，不费脑子，记得就记得，不知道什么时候聊助谈资，不记得也就不记得了。打麻将、玩游戏、翻闲书，有时候都是为了遮眼睛，混时间。

半个月前，我信誓旦旦“以后不再买书，现在家里的书，我活两辈子也读不完。枕边也只放一本书，看完一本再换一本。”但是“世界读书日”不就是鼓励人们买书、读书、写作的么？真好的借口。买书六种：

欧阳修校注《新五代史》（全三册），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版。没办法，就是喜欢。还有周肇祥《琉璃厂杂记》、钟书河《念楼学短》、罗素《幸福之路》、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伍尔夫读书随笔《存在的瞬间》。买这书的理由，如果需要的话，就是——没看过。

我可能到死也戒不了乱买书、乱翻书这个陋习。

为给女儿设计五月中旬的贵阳人文游学，恶补本土历史。两天翻完《贵州土司史》，总结下来就只三个字：可惜了。

预设立场的历史治学观点受时代的局限，不作讨论；学术水平，因我学历太低，没接受过专业的学习和训练，不做判断；只是从字、词、句和标点符号的语文基本素养和我所知道的一点点历史知识来判断，可惜了这么好的选题。原文的引用显然未作文本上的处理，所以显得奇奇怪怪；校对不仔细，错、漏太多，甚至还有章节还没有结束，文章突然就没有了的事故。责任编辑为这套丛书写了总序，但恐怕是没有读过书稿罢？

错漏之处，简单列一些非常明显的出来。如果认真校对，几乎每页都有需要修改之处。

代序部分

P.2“古代史苗侗等放聚居区”，“放”应为“族”；

P.2“驰各中外‘大定漆’”，“各”应为“名”；

P.3“封建统治阶级可丑目的应予戳穿”，“可丑目的”不知所云，或应为“可恶”或“丑陋”；

P.9“用教育部民国七年公布注意字母创制‘注意字母苗文’”，“注意”应为“注音”；

P.9“可补充古代文献的不足，我们应该充分”章节没有结束，文章突然就没了，读书以来，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算是活久见。

内容部分

P.3“乌撒鸟蒙总管府”，应为“乌撒乌蒙宣慰司”，七个字就错两处；

P.5“民国，贵州仍为省，省会设在贵阳市内”。这个“内”字纯属多余；

P.7“供各方仁土参考”，“仁土”应为“仁士”或“人士”；

P.9“沈痒《贵州图经新志》”，“沈痒”应为“沈庠”；

P.11“楚威王时，庄蹻王滇，部将王夜郎”，这个“王”应按文言文读四声作动词用，在白话文中突然出现这一句，半文半白，不文不白，这种情况出现次数非常多；

P.11“而这个长大复国遂称竹王，夜郎庄王国人也变成了竹人”，类似这样读不通，不知所云的句子，在书里也是极多；

P.30“授武功太夫”，应为“武功大夫”；

P.294“鸟撒乌蒙宣慰司”应为“乌撒乌蒙宣慰司”；

P.308“从贵州历史年看”，“年”或应为“来”；

P.310“宣抚司下有镇远、古州八万二蛮夷总管府”，应为“宣抚司下有镇远军民总管府、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错两处；

P.343“嘉请三六年”应为“嘉靖”；

P.384“干隆初年，爱必达在贵州西南部地区”，“干隆”应为“乾隆”；

P.546“我们从量明代史料中看出”不通，或漏掉一“大”字，为“大量”；

P.547“思州思氏覆灭”，“思氏”应为“田氏”；

以上种种，还有如“田杨安宋四大土司”“田、杨、安、宋四大土司”这样标点符号前后不一处，不胜枚举。

原文引用处理不当之处也非常多，举例一二：

P.343：“十四年杨‘应龙献大木七十，材美，赐飞鱼服’。酉阳宣抚使冉维屏‘献大木二十……’”。这样的原文引用，对人名的处理两人两种方式，很显然后者比前者更为清楚、顺畅；

P.552“叫长子杨‘朝栋、惟栋及其党杨珠统率锐卒三万’”，除了引用处理不当，还有错误。既为“长子”，就应只一人，二子并列又怎么能是“长子”？

P.557“永从的石‘篡太亦自称太保’”，“石篡太”为人名，不应像“杨‘应龙’”、“杨‘朝栋’”这样引用；

《贵州土司史》，作者为田玉隆、田泽和胡冬梅，是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所主编的“贵州地方知识与文化记忆丛书”之一种，贵州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四月一版一印，印数一千。五十九万字，七百九十三页，定价五十元。错漏如此的多，让我分不清是编者、作者的学术水平问题还是编、校的工作态度出了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最大的价值恐怕就真的只是如书前“简介”所写——“填补了历史空白”的历史价值。总之这套丛书，即便是主编和编委会成员之一为王良范，我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准备给女儿制定一个贵阳人文历史游学计划。

五月中旬，是学堂的游学季。小学的游学时间是三天两夜。

女儿紫外线过敏，无法参加晴天的户外集体活动。学堂目前的游学，不论是“游”的专业性还是“学”的学术性，也都不太适合她，所以在那三天里，我和女儿将开展两个人的定制游学。

因为是为四年级小学生准备的游学，所以除了文史地的“硬货”，还要有好玩好吃又有趣才行。家里虽然有各种关于贵州、贵阳的历史和旅行资料，但在民族资料上稍显不足，因此从也闲书局买了关于贵州版图构成和贵州省来源的《贵州土司史》（上下两册）。

《贵州土司史》，贵州大学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所主编的“贵州地方知识与文化记忆丛书”之一种，贵州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四月一版一印，印数一千。五十九万字，七百九十三页。

贵州版图，从秦迄明初，均属邻省。土司（土官制）从宋末至民国末年，在贵州这片土地的实际统治延续了七百余年，思州田氏、播州杨氏、水东宋氏和水西安氏最为势大。

宋宣和元年（1119年），朝廷为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军事土著首领田佑恭加授贵州防御使衔，“贵州”才成为行政区划的名称。但当时的“贵州”仅限于今贵阳一带。至元十六年前后，贵州各族在田、杨、安、宋等大、中土官率领下降元，于是设立“八番宣慰司使”，贵州版图开始成形。明朝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才正式建制为省，以贵州为省名，但仍然保留水东土司与水西土司，同属贵州布政司管辖。所以，贵州建制为省的历史并不长，并且我认为，贵州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土司史。

清明假期，昨天阴天，今早开始细雨濛濛。

淘到几本旧闲书。假期在家就陪娃和看书。

北京出版社“现代书话丛书”第一、第二两辑各八种，共十六种。淘到的四种中，《孙犁书话》《郑振铎书话》《巴金书话》三种是第一辑一九九六年十月初版；《曹聚仁书话》是第二辑一九九八年一月初版。几种书话，读下来最不喜巴金的，絮絮叨叨期期艾艾。

符太浩《溪蛮丛笑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历史民族志研究丛书”之一种，二〇〇三年一版一印，印数一千册。《溪蛮丛笑》为宋代朱辅撰。“溪蛮，即《后汉书》所谓五溪蛮，今在辰州界者是也。”辰州就是现在湖南怀化一带。朱辅曾经在辰州为官，《溪蛮丛笑》录其所见闻成书，事虽鄙而词颇雅，可谓工於叙述。有一说为这本书是“溪蛮山海经”。不过“研究”得如何，就要看研究者得能力和水平了。待读后再评。

在万东桥下旧书摊，淘得一本蜀蓉棋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一版，一九八七年三月三印，硬面精装本《围棋（初级读物合订本）》，定价二元七角，五元购入。封面、封底、书脊、书角均磨损，纸张薄、脆，印刷也不够清晰，不过作为入门书，这个价格算是非常合理。蜀蓉棋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改名为成都时代出版社，现隶属于成都传媒集团。现在这样的书，没有几十元也是买不到，等老来学棋，六十岁的老头，手里拿着一本过去的出版社出版的，已有五十年历史的棋书，好不快乐——如果我能活到六十岁。

太座从书房找唐浩明的《杨度》出来读，我想起书架上有一本从旧书摊淘来的八品《八十三天皇帝梦》，是袁世凯身边人的回忆口述，主要集中在从大总统到洪宪皇帝这段时间，找出来，枕边书一夜看完。

《八十三天皇帝梦》，这个书名加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封面封底过塑的装帧，倒是让书变得更“经久耐读”了，但蓝不蓝绿不绿的底色上祥云、山川配一枚袁大头银元的封面，这个组合浓浓一股火车站方便面胡编滥造盗版读物的气息。谁能想到这是一本正经出版社出版的正经书。

《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三月一版、三月二印，印数二十四万册，定价二元。编者吴长翼，插图竟然是丁聪绘制。里面收录的人物口述，不论是袁世凯的子女还是下属，多言不由衷。可惜，人都不在了，真话假话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越读历史，越觉得假。

说到读书，很多人认为看的书越多越好，比如，我今年读了两百本书等等。看书越多越厉害这种想法，我觉得是错的；是否看完一整本也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一本书里面的某一部分的文字一直留在你心中，和你一体化那种感觉。说白了，我们看完一本书，里面的内容多多少少都会忘记的，不然也没办法看下一本。据说格伦·古尔德去世时，他枕边有两本书，《圣经》和夏目漱石的《草枕》。据说他看《草枕》二十多年，看一次，又看一次。《草枕》是一篇小说，也是一篇艺术论，他那么喜欢看《草枕》，也是这样的原因吧。我觉得他和《草枕》这种关系，是很幸福的读书状态。

——吉井忍《东京书房》（《读库》1603）

枕边书翻《读库》，1603册只喜吉井忍《东京书房》一篇。

夏目漱石的《草枕》，两年前读过。忘了说的什么。想找出来再看一遍。

翻完《读库（1601）》，在豆瓣做标记时一度不太确定要不要点“读过”，因为这一本本《读库》虽然是书，但其实是双月刊杂志，没人会标注看过的每一期杂志嘛——这有什么好标注的。

这一期有文章八篇，只读了两遍美国汉学家施吉瑞的《晚清诗人郑珍》，因为正好一年前的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八日，我在也闲书局前身的二十四书香书店攒了一套七册《郑珍全集》，但一直没开始读。这篇文章，梳理了郑珍求学又贫困的一生，算是为读《郑珍全集》做了个铺垫。也只是做了个铺垫。每天神志不清，记忆减退，读不了这种大部头的学术典籍，只是把这套全集第一册从书房又请到床头，读个序以助眠。

手上这套《郑珍全集》，为“遵义沙滩文化典籍丛书”之一种，蓝色布面精装，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一版一印，黄万机点校，印数一千三百套。繁体竖排，四百二十余万字，超过四千六百页，包括《巢经巢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汗简笺正》、《遵义府志》、《荔波县志稿》、《巢经巢诗钞》、《巢经巢文集》等十六种，定价七百八十元。

开学两周，一通忙乱，渐渐捋出新岗位的工作节奏。新岗位其实也不“新”，一开始到学堂我就是做这个的，现在又调回我，也是从最初做到最终，好事坏事，当事人总是难以分辨——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两天的枕边书，是从城中村的书摊上淘来的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版一印，繁体竖排，字清墨明，本来是用来助眠的，却越读越清奇。可惜霉斑、破损严重，早上六点起床，用透明胶将快要掉下来的封面封底粘住。

《唐宋传奇集》收录的故事，《古镜记》《白猿传》《枕中记》《离魂记》《柳毅传》《李娃传》等一众篇目总觉得似曾相识。早餐后在书架上寻得汪辟疆编校的《唐人小说》，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中，唐传奇篇目，也多在其中。

《唐宋传奇集》北新书局初版于一九二七年。据说鲁迅出版这本书，是回应陈西滢（陈源）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陈西滢认为鲁迅“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鲁迅的回应，虽然承认“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抵死不承认抄袭并暗示，陈源之所以指控鲁迅“剽窃”，是因为他要替女朋友凌叔华出头。这就是鲁迅不讲道理在先，然后试图通过人身攻击将事关学术的话题引导为私人恩怨，这就先是强梁，后是下作了。

胡适后来就指出：“鲁迅自己也承认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确是参考了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但书中没有说明，所以给了陈源等人‘口实’。陈源的指责‘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是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说的倒也属实。”胡适说得算是委婉，其实就是剽窃。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回忆录中忆及这件事：“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这也导致了鲁迅对顾颉刚厌恶不已，甚至不惜挖苦顾颉刚的“大红鼻”。鲁迅此举，无异于泼妇骂街，谁搭腔就连带着一起骂你个狗血喷头。

汪辟疆编校的《唐人小说》，一九二九年印行，比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出版晚两年，两书收唐传奇篇目，大同小异。可见，时人对“唐传奇”的识见与取舍，也是大同小异。如果鲁迅确实是想通过《唐宋传奇集》来证明《中国小说史略》不存在抄袭，二者之间并不构成直接“证据”，在我看来不过是鲁迅的又一个狡辩和顾左右而言他。

现在仍然有人认为陈源欠鲁迅一个道歉，因为鲁迅没有抄袭。在我看来，《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这就是抄袭。如果说有人欠一个道歉，那也是鲁迅欠陈源、顾颉刚和读者的。

枕边书读故事，读出一桩文案，我本来就不喜欢鲁迅，这下对他愈加厌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