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鸿藻楷书金刚经》，系汪鸿藻应歙县同乡、真达长老之请而沐手恭书，弘化社据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流通版影印。700mm×1000mm开本，瓷青纸书衣，包背四眼线装，宣纸内页，纸清墨明，印制精美，装帧考究。

《汪鸿藻楷书金刚经》，为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历代名家写经书系”之一。汪鸿藻，字沛仁，徽州歙县人。生于一八六〇年前后，晚清之际的书法家，著名经学家吴承仕的老师，曾任江苏川沙县知事、代理上海松江县长等职。他的楷书以工整、严谨著称，谋篇布局稳重而不失灵动。

我退居乡下近一年，每日常诵佛经一部，多为《金刚经》、《地藏经》、《药师经》等。现在请到这个版本，喜不自胜，即成为我案头常诵版本。

《汪鸿藻楷书金刚经》，弘化社编，古吴轩出版社二〇二四年十月一版一印，定价二百八十元，于弘化社微信公众号中付邮请得。总阅读量第一五五七本。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十三邀”丛书《十三邀1：我还是更喜欢失败者》中，许知远与姜文聊电影与阅读，姜文说：阅读非常有用，但是有用的不是阅读本身，是它能给你的激发。比如有一个人叫陈存仁，一个写晚清民国回忆的医生。他后来给章太炎当医生，他观察到好多人，包括胡适、杜月笙。当时是章太炎告诉他，你每天写两百字，将来就不害怕写东西了。结果他就坚持下来了，后来写什么都很流畅。虽然他没有那么高的境界要写什么，但是他很真实地暴露他的那种态度，也很有意思，比那些装模作样的写作者有价值得多。

姜文所说的陈存仁叫陈保康，字存仁，1908年生于上海世代经商之家。八岁家道中落，父亲病逝。中学毕业后遵父遗言学医。为阅读中西医典，先后拜姚公鹤和章太炎为师。一生行医之余，每天至少写作两小时，有日常记录，也有投稿报刊文章。经年下来，竟洋洋数百万言。

《银元时代生活史》，三十万字，只是陈存仁应《大人》杂志之请而写的专载，每月一篇，写了两年下来的专栏连载，从童年写到一九五〇年。文字干净、朴实、生动，其中行医为诸多名人诊疗的见闻，是一部大时代中的个人史，从一位普通人角度看历史中风云人物，所以更加有趣。闲人读闲书，录几则以为索引：

在1955年确定现代标准汉语，即普通话之前，早在雍正时期，清政府就积极推广官话。中华民国建立后，“国语”的重要性被纳入到“国家—国民”的话语叙述之中。在1920年代，军阀混战、国家分裂，许多人寄希望于国语的推广能加强地方军阀对整体的认同，实现全国政治上的统一。那个普通话尚不普及的年代。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怎么交流呢？《抗争后中医不废》这篇文中有一段，真实、生动。“大会开幕，先由蔡济平报告筹备经过，后由谢利恒老师主持，接着有六个省代表致辞。可是最大问题，就是方言不统一，南方人不懂江浙人的话，江浙人不懂河南、河北的话。有两个代表，说得声泪俱下，而台下听的人竟然一句也听不懂。忽然间有一位福建代表跳上台来，碰台拍凳地大骂卫生会议的决议案，大家虽然也不懂他的话，但是看他慷慨激昂的神情，大为感动。”

有一种面食叫做“阳春”，即阳春白雪的阳春，来代表“光面”。光面只售铜元三枚，若要面多些，可以加一，即铜元四枚。也有许多名目，不要葱蒜，名为“免青”。要汤多的叫做“宽汤”，要吃不太软的面叫做“硬面”。有的客人叫一碗面，要鱼肉兼有，名为“红两鲜”。客人吩咐定当之后，跑堂就大声叫喊起来，有时一碗面要连续叫出七八个名堂，如“大肉面一碗来哉，要轻面重浇、去皮拣瘦、宽汤、软面、免青”等，一连串名堂叫起来很是动听，而所费不过铜元十二枚而已。这个在《城隍会别具深意》文中，关于上海的面食中面之一种的名堂，竟和贵阳肠旺面的叫法差不多，莫不是抗战后期大量人口涌入西南带来的文化融合？

爱书的人未必有钱，有钱的人未必爱书。得有几个闲钱，每周于也闲书局买几本闲书，于人生闲时闲读，快事一桩。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56本。

《汪鸿藻楷书地藏经》，弘化社据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流通版影印，前有印光法师民国十七年撰《地藏经序》和《地藏菩萨像赞》。700mm×1000mm开本，瓷青纸书衣，包背四眼线装，宣纸内页，纸清墨明，印制精美，装帧考究。

《汪鸿藻楷书地藏经》，为苏州弘化社慈善基金会“历代名家写经书系”之一。汪鸿藻，字沛仁，徽州歙县人。生于一八六〇年前后，晚清之际的书法家，著名经学家吴承仕的老师，曾任江苏川沙县知事、代理上海松江县长等职。他的楷书以工整、严谨著称，谋篇布局稳重而不失灵动。

我退居乡下近一年，每日常诵佛经一部，多为《金刚经》、《地藏经》、《药师经》等。现在请到这个版本，喜不自胜，即成为我案头常诵版本。

《汪鸿藻楷书地藏经》，弘化社编，古吴轩出版社二〇二四年十月一版一印，定价二百八十元，于弘化社微信公众号中付邮请得。总阅读量第一五五五本。

“企鹅欧洲史”系列，是企鹅兰登出版集团集合欧洲史权威学者，历时十余年打造的一套全景欧洲史，堪称“当代出版界的巨制”。全套共九卷，将公元前1750 年至今的欧洲史分为九段，全方位展现欧洲近四千年来形成、兴起、衰落、变革、分裂、融合的历史进程。

“企鹅欧洲史”系列第五本，《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作者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获法国棕榈教育骑士勋章的马克·格林格拉斯。这本书63万字，800多页，作为与Isaac共读的历史教材，我足足啃了两个月，才算是勉强“跑”了一遍。由于对欧洲史不熟悉，书里又有大量的人名、地名、事件，虽然对欧洲历史的整体认知没有增加多少，但很多有趣的细节算是填充剂，将我的欧洲史残缺大拼图间的巨大缝隙得到填充。

随录几条，以作索引：

16世纪到17世纪，大部分欧洲贵族从来没有在战斗中折断过一根长枪，但是他们仍然要求保持骑士的尊严。佩戴刀剑、加入骑士团、身着骑士的标志、遵循骑士的规矩成了他们强调贵族身份的符号。

骑士传说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们联系起了贵族的现实与幻想。在所有骑士传奇中，有一部作品最能揭露现实与幻想间的鸿沟。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亲身经历了一个贵族想要保卫早已不存在的基督教世界而感受到的格格不入，他把自己的感受写进了《奇想联翩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恰》中。

1610年，伽利略在佛罗伦萨出版了《星际使者》。同年，伽利略就得到了美第奇手下一个报酬丰厚的职位。伽利略观测到了木星最大的四颗卫星，并用它们来证明日心说在现实中是成立的。他把它们命名为“美第奇星”。

波兰耶稣会士彼得·斯卡尔加在写到波兰新教徒时承认：“异端是坏事，但是他们是好邻居、好兄弟，我们和他们因为对同一个祖国的爱联系在一起。”

机械变成了一种世界观。机械物件成为欧洲对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基督教全球化的一个动力。耶稣会的利玛窦在1605年被邀请到北京的宫廷。利玛窦把地球的形状、两极的存在、星球的秩序和运动、地球仪的使用方法都当做了知识资本，他写道：“如今知识打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才看见了极其重要的事，以前他们对这些事都一无所知。”

马克·格林格拉斯《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中信出版社2018年12月1版，2022年6月10印。总阅读量第1554本。

“真正的法律并不仅仅是抽象的逻辑，而是每一个人鲜活的故事。公平正义不仅要在书上得到体现，更重要的是要在每个个案中得到回响。”（《我的青铜时代》）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上个月在也闲书局买了这本“法外狂徒张三故事集”——罗翔“法治的细节”专栏随笔集《法治的细节》。断断续续在地铁上读完，这种不掉书袋不是满篇满口专业术语的通俗读物，远比空洞口号宣传普法效果好。内容慢慢消化吸收，先录几条以备二刷索引。

人生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的人生。人不可能两次迈进同一条河，却又始终希望寻找到一个相对确定的局面——“相对确定”就意味着“相对不确定”。法治的存在就是人类对“相对确定”的追求。法学是人类最古老的专业之一。人们认为，当一个人的身体出了状况，需要医学；当一个人的灵魂出了问题，需要神学；而当社会出了问题，那就需要法学……人类历史中，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以惩罚为后盾的法律规则，社会将变得混乱不堪，乌托邦的结局很可能是人间地狱。法律是对道德的最低要求，道德是通过对人的内心约束来维护秩序，但它的力量是有限的……柏拉图认为，哲学王的完美统治不具有现实可能性，如果追求最优选项，反而会导致最坏的结果，法治虽不是最好的选择，也是一个避免最坏结果的“次优”选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往往导致绝对腐败。”这是阿克顿勋爵的至理名言。为了保护权力的拥有者不至于堕落为魔鬼，不至于带给人类巨大的灾难，必须对其权力加以最为严格的约束。法治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对权力的限制，只有这样自由才能得到保障。（《法治如何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

“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也要怎么对待别人”，这是普适的道德金律。人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纯粹工具，无论为了保障何种社会利益，无辜个体的生命都不能被剥夺……道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自律，而不是他决。（《从法律角度破解电车难题》）

我们不能按照自以为是的方式来寻找正义，只有通过程序性的规则，人类才可以接受一个有缺陷的正义。如果我们为了追求完美的实体正义，而无视程序规则，也许在某个个案中会实现正义，但却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使得每一个无辜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刑罚惩罚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法律中禁止刑讯逼供，不是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而是因为它在程序上不正义。马丁·路德·金说：手段代表着正在行进中的正义和正在实现中的理想，人无法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去实现正义的目标，因为手段是种子，而目标是树。刑讯逼供无疑就是有毒的种子，从那里长不出正义的大树……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法律是有缺陷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只能通过既定的程序去追求有限的正义，离开程序，依靠狂热和激情所追求的正义也许是一种更大的不正义。（《“世纪审判”辛普森案》）

穆勒将快乐区分为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认为越是体现人类尊严的快乐越是一种高级快乐。低俗作品、庸俗作品、严肃作品都会给人带来快乐，如果你同时体会过这三种快乐，但是只能留一种放在图书馆，留给子孙后代，你会选哪一种？我想大部分人会选严肃作品。因为这种快乐更多地体现了人类的尊严。（《艺术史自由的，但并非无拘无束》）

我们因为无知而读书，读书又让我们真正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与浅薄。拒绝读书当然是一种愚蠢，但是因为读书而滋生出骄傲与傲慢是一种更大的愚蠢……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是对你心灵的追问，都在帮助你反思自我、走出偏见，引发你思考那些自以为是的观念是否真的无懈可击……当我们越多的理解世界，我们也就越多的理解自己……这也许就是经院哲学家阿奎那所说的，我们今生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超越今生。这就是我认为读书的四个境界，我们在书中逃避世界、营造世界、理解世界、超越世界。（《在读书中超越有限的今生》）

罗翔《法治的细节》，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11月1版，2022年3月10印。总阅读量第1553本。为什么要一本接一本的读书？为了打发时间，对抗虚无啊。

肖江虹是贵州修文人，先是看了《百鸟朝凤》，没觉得有多好，当然也不坏，就想找作者成就最高的作品再看看。继续在也闲书局买了《傩面》，这是作者2018年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作品，也是作者简介里唯一提到的获奖作品。

中篇小说集《傩面》，收《傩面》、《蛊镇》和《悬棺》三篇，从傩村、蛊镇、燕子峡这三个贵州山区猫跳河沿岸的村庄，写了关于贵州三种重要的传统文化遗产——傩戏、蛊术和悬棺的故事。不懂文学，就看个闹热，觉得一般，有点文艺不够文艺，通俗不够通俗，看完，就看完了。

肖江虹《傩面》，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51本。

春秋的争霸跟战国的兼并不同。春秋像黑社会扳手腕抢地盘，谁的小弟多，谁就是老大。小弟的想法也很简单，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大哥。战国，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灭掉一国是一国，吞并一家是一家。

战国的历史，是由士来谱写的。什么是士？

士在春秋，是最低一等的贵族。前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在秦汉和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后三级，是农、工、商。

战国的士，是精神贵族。所谓精神贵族，就是仅仅在精神上火精神领域是贵族。根本原因，是士没有不动产，也没有统治权。没有物质，便只有精神。他们有身份无地位，有义务无职务，有事业无产业。唯一的出路，是为更高级的贵族服务，因此不论是齐家、治国还是平天下，诸侯和大夫是老板，士通过帮佣换取俸禄或食田。

不过，春秋的老板和帮佣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在战国则是雇佣关系。士为了保证有口饭吃，甚至能够飞黄腾达，很可能放弃原则甚至投其所好，不顾长远而只顾眼前。春秋讲礼，战国急功近利，社会风气败坏，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好在事情总还有另外一面。在战国的国际关系中，士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那些重量级士人，服务某国该国就兴旺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正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简直就是核武器。这就迫使各国的王侯卿相不得不卑躬屈节，礼贤下士，以至于普天之下，尊贤成风。

毫无疑问，王侯卿相们的这种态度，是被残酷的国际竞争和权力斗争逼出来的，却在无意之中解放精神文明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知识阶层最希望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一是衣食无忧，二是言论自由。有此两条，思想的源泉就会充分涌流，文明的成果就会遍地开花。

于是战国二百年，就成了充满矛盾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于是，儒家代表着文士，墨家代表着武士，道家代表着道士，法家代表着谋士，纷纷亮出自己的主张，力图影响历史的进程。这是当时最自由也最活跃的力量。因为自由，所以是百家；因为活跃，所以要争鸣。

“一部好的史书，史观是不能没有的，那时灵魂；史识是不能没有的，那时骨骼；史料是不能没有的，那是血肉；史感也是不能没有的，那时神采。没有神采就没有魅力，历史也就仍然是手术台上的木乃伊。”这段后记里的话，说出了我喜欢读这个系列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学校历史课那么无趣无聊的核心问题所在——教材内容拼拼凑凑；老师一味说教，只讲定论；学生不做讨论，没有想法；讲课的人讲看不到灵魂，听课的人听不到血肉，文本没有神采。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系列第五本《从春秋到战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1版，2016年4月2印。读过的“易中天中华史”系列第十二本，总阅读量第1550本。

“易中天中华史”系列，基本上一天可以读完一本，好看好读在好好说话，不上纲上线，不道德绑架，条条分析，丝丝呈现，缕缕相连，娓娓道来。以荆轲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刺客为例，书里是这样解读的：

“明星刺客”荆轲是卫国人，他流浪到燕国不走，只因热爱燕国的美酒和狗肉，以及杀狗的屠夫和音乐家高渐离。这并不能构成所谓爱国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燕国的存亡，其实不关他的痛痒。这也是他听了燕太子丹一番慷慨陈词后，愣了半天不说话的原因。事实上，荆轲刺秦并非主动请缨，是燕太子丹买凶杀人。而荆轲的排场之大，成本之高，所用之费十分惊人。徐夫人之匕首，樊将军之头颅；千金之礼品，督亢之地图；高渐离之击筑，田先生之筹谋。一切高成本又具有戏剧性的要素，在这里应有尽有，而且惊心动魄，光彩夺目。唯一没有作交代的，是不知道有没有过行动前的沙盘推演。

这就怎么看，怎么像演戏。

没错，演戏。包括燕太子丹的“催场”，包括众人“皆白衣冠以送之”，包括临别之际痛哭流涕慷慨悲歌，也包括十三岁就会杀人，但见了秦王就尿裤子的副使秦舞阳，都是必需的舞美、道具和伴奏。结果，荆轲的刺秦，就此变成了燕太子丹编剧和导演的一场大型演出。主题曲就是由高渐离击筑伴奏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此时已不是刺客，而是演员。此行荆轲多半也心里没底，迟迟不肯成行，恐怕就因为此。

可惜战场不是剧场。一旦图穷匕见，那就必须动真格的。然而正如武林高手鲁勾践所言，荆轲剑术不精，还不肯虚心学习。结果怎样呢？秦王近在咫尺，他却一败涂地。抓，抓不住；刺，刺不中；追，追不上；打，打不赢。最终，刺秦不过是一场血溅王廷的真人秀。

关于春秋时期“五十步笑百步”的战场礼仪：实际上春秋的战争更像竞技体育，只要决出胜负就各自收兵，因此时间很短，原则上就只有一天。因为礼，比胜负重要。讲礼仪，就要讲规则。第一条，不斩来使。使节无论职位高低，任何时候都神圣不可侵犯。第二，不以阻隘。就是不在险隘的地方阻击敌人，一定得在开阔地带堂堂正正地进行决战。第三，不鼓不成列。就是对方阵势摆好之前，另一方不能击鼓进军。第四，不重伤。就是格斗的时候，不能让同一个人重复受伤。第五，不擒二毛。就是不能俘虏头发花白的人，应该让他回去养老。第六，不逐北。就是敌人败退时，不能追。追也可以，五十步为限。所以在春秋，跑五十步的人是可以笑跑一百步的。因为跑五十步就安全了，跑一百步干什么？如此绅士风度，堪比奥林匹克。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系列第四本《青春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1版，2017年6月12印。读过的“易中天中华史”系列第十一本，总阅读量第1549本。

和高山上的所有人一样，惹作过着具体而卑微的日子，她没有去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没见过现代文明的人潮汹涌。罗乌的女人们，生于群山之中，也将死于群山之中。除了神明，不知道该敬畏什么；除了鬼魂，也不知道该忧惧什么。

惹作死于2013年初，还不满十九岁。苦家人说她虽是超生，但是有户口。熊古则却记得清楚，生下苏丽后，为了给孩子上户口，甲哈去过两次罗乌都无功而返，说惹作诗超生的，父母并没有给她上过户口。因为，苦惹作也不曾拥有身份证，以及结婚证，就连死亡时的年龄也是“待确认”。因为是女性，惹作也不被录入家谱——从记载的角度来说，她压根没有曾经活过的记录，这个世界查无此人。

千百年来，无数的彝族女性靠双手劳作活着，吃饭、睡觉、结婚、生育，他们仿佛从来都没有用这双手为自己做点什么。在这大山的深处，世界的尽头，她们是年幼的惹作、年轻的惹作和年老的惹作，是女儿、人妻和人母，唯独不是她们自己。

读易小荷的《惹作》，让我想起十年前读过的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都是无法用文字尽述的苦难。并且这种苦难，很难归结到时某人或某群人的故意所谓，这也是面对这种苦难的无力、无助之处，和深深的绝望。所以惹作才选了结束自己的生命——看不到任何可能改变的一丝希望。

易小荷《惹作》，文汇出版社2025年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548本，继《盐镇》后第二部易小荷作品。两部作品，在豆瓣我都打了四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