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寻王教头，只问这个提辖便都认得。”史进忙起身施礼，便道：“官人请坐拜茶。”那人见了史进长大魁伟，象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两个坐下，史进道：“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敢问阿哥，你姓甚么？”史进道：“小人是华州华阴县人氏，姓史名进。请问官人，小人有个师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姓王名进，不知在此经略府中有也无？”鲁提辖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史进拜道：“小人便是。”鲁提辖连忙还礼，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你要寻王教头，莫不是在东京恶了高太尉的王进？”史进道：“正是那人。”鲁达道：“俺也闻他名字。那个阿哥不在这里。洒家听得说，他在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处勾当。俺这渭州，却是小种经略相公镇守。那人不在这里。你既是史大郎时，多闻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杯酒。”鲁提辖挽了史进的手，便出茶坊来。鲁达回头道：“茶钱洒家自还你。”茶博士应道：“提辖但吃不妨，只顾去。”

小学五年级时第一次读《水浒传》，读到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不明白这个“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到底是个什么“种”（zhǒng）。前段时间不知道在什么书里看到《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这个书名，又勾起了这个疑问，于是在也闲书局购入。草蛇灰线，时隔三十五年，终于“史海钩沉”算是大概弄明白了——

种（chóng）氏将门的先人种放，本是钟南山的隐士，在山中过了三十多年的隐居生活。宋真宗因为他很有名望，特地将他召至京师，以示优礼文士，厚加宠遇，成为一时佳话。种放本以擅长经学和诗词著称，往来于嵩少、终南之间，出入朝廷，名气就更大了。但他无子嗣，侄儿种世衡在他的恩荫下晋身仕途。

赵匡胤依靠禁军的支持做了天子，思革五代武人跋扈之弊，于是宋初重文轻武。重要的武将，或其本身就是被制裁的对象，受扶植的又不见得有什么过人之处，稍有威望又马上面临制裁，如何选用将帅，可谓困难重重。同时北与契丹，西与李氏，以太宗时战斗力最强的禁军的实力，仍然大败者再，因此整个宋朝廷无法维持不信任武将而又同时对外作战的局面。外敌强大，不能不用武，用武便要有将，但又不敢太信任武人，文人知军事遂成为一种解决办法，既可免武帅跋扈，又仍可用智略继续与外敌周旋。

到宋夏战争爆发，宋兵屡败，兵将再次都成为问题。种世衡虽未经大战，但通过招抚番部建立了威信，又颇能运用智谋，于是从文人转为武将，并成为名将。他为种氏将门建立了良好名声，日后他的子弟继起为将，历仁、英、神、哲、徽、钦六朝，由此形成了三世将门，在北宋中叶以后的军事上担当着重要角色。

《水浒传》中“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指的应该就是种世衡的儿辈和孙辈中某两位，或许就是种世衡的儿子种谔与孙子种师道。但《水浒传》毕竟只是小说，考据起来，也未必就是如此。不过总算是填上了这三十五年来读书的一个大坑。所以读书这件事，一个人在什么时间遇到什么书，都是注定的。

《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已故学者曾瑞龙（1960—2003）研究宋代对外关系和战争史主要著作之一，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1版，2021年6月2印。总阅读量第1484本。

“正念”是什么？一行禅师说正念就是“对当下的实相保有觉知，即要清醒地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而不是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毫不察觉，任意妄为。”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曾经多次采用专注于呼吸的冥想，每次只需要短短的5分钟，就能将自己从整整一天心烦意乱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很快恢复平静。这也是一行禅师在这本《正念的奇迹》中所说的正念修行方法。从而我相信书里所说的，“有觉知的呼吸本身就是正念”。意识到，“事实上，我们的念头和觉知就是我们自己。它们是我们的一部分。”因此，“当我愤怒时，我自己就是愤怒本身；当我快乐时，我自己就是快乐本身；当产生某些念头时，我本身就是那些念头。自己既是守卫，也是访客。我既是自己的心，也是心的观察者。所以，重要的不是驱赶或执着于任何念头，重要的是觉知这个念头。心不强占心，心也不会把心赶走。心能够观察它自己。这种观察并不是对某种外在的独立于观察者的事物的观察。”

正念把我们“从无知无觉、心念散乱中解脱出来，让我们充分地活好生命里的每一分钟。正念让我们真正地活着。所以，最重要的时刻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在。现在是我们唯一能主导的时间。最重要的人永远是那个当下和你在一起、在你面前的人，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你是否还会与他共处。最重要的事，就是让身边人快乐，因为这就是人生所追求的。”这有点像尼采在《教育家叔本华》里说的——喜悦别人，智慧自己。或许，不论东西方，不论何种宗教信仰、何种文化，智慧都总是想通的。

一行禅师《正念的奇迹》，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1版，2024年1月2印。总阅读量第1483本。

用了五天，草草读过一遍研究宋史的学者虞云国的《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需要缓一缓和换一换脑筋才能继续下一本。

从书架上随手抽了一本张启群《图文哲学101句》，原以为只是一本轻松消遣的小书，没想到这竟是一部世界哲学极简史，并且竟从里面找到好些自己平时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想法原型，甚至是原句。读完，合上书，自问自答：我是从哪本或哪些书里读到并记得和形成的那些哲学的想法的？谁知道呢？瞬间发觉自己原来是这么的哲学。这些想法和说法如：

老子是中国道家学说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然而其人其书的年代，至今仍无定论。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我说了十几年，但一直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现在知道，这句话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名言。

每一位刚开始上我课的新生，都会遇到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看到一朵花开，那这朵花它是否盛开过？原来，这就是王守仁（王阳明）的“心外无物”。

“存在即是合理”，原来原话是“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说的。

“真实的谎言是存在的。如果是真实，那这句话就是谎言；如果是谎言，那又说明这句话是真实的。”原来这是罗素的分析哲学里的说谎者悖论。

“历史里没有真相，只有无限接近的真相。”原来我在历史课上常说的这句即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核心观念，传统观念中追求历史真相的不可能性。

“即使我们看到过一万只黑乌鸦，也不能就据此断定‘天下乌鸦一般黑’。”原来这即是波普的“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所有的理论都可以被推翻。”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怀疑一切，只有怀疑本身不可被怀疑。”原来这就是笛卡尔的“我在怀疑”。

《图文哲学101句》的题记说，哲学是思想的飞行器。当我开始思考“哲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我就已经无限接近于哲学了。

张启群《图文哲学101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9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82本。

韩侂胄被诛这次政变，实质上是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在对金的战与和问题上不同政治派别的一次激烈较量。对金和战是南宋政治史的一大主题，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政变派之所以必置韩侂胄于死地，根本用意在于以其之死作为向金乞和的筹码。也即是不惜代价，不顾国体迎合敌国苛刻的议和条件，乞求屈辱的和议。最终达成的嘉定和议，函首乞和是一主权国家的奇耻大辱。

一般而论，在君主政体下能以非常手段搞掉强权之臣的人，是最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威震人主的新权臣。在开禧、嘉定之际的政治冒险中，不仅韩党土崩瓦解，反韩联盟的原盟友也被史弥远各个击败，他成为了唯一的赢家。

史弥远专权，标志着南宋继韩侂胄之后又一个权臣擅政时期的开始。这时，距韩侂胄败死，仅只两年半。

在政治上，宁宗就像一个永远的孩提，始终要寻找强有力的保姆：即位之时，他依赖慈福宫太后和赵汝愚为他做主张；其后，他离不开韩侂胄这根拐杖；诛韩之时，他需要杨皇后把定主意；诛韩之后，他又放不下史弥远这支奶瓶了。宁宗不仅在遴选大臣方面完全缺乏明智的洞察力，而且连起码的君主统治术都不具备。史弥远专权局面的最终形成，宁宗有其不可推诿的责任。

史弥远专权的时间长于秦桧，擅权的程度超过韩侂胄，但在他的生前，公开的反对者远比秦、韩为少；在其身后，又引起后人“如何一卷《奸臣传》，却漏吞舟史太师”的感慨。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继秦、韩之后，把权相弄政的手法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仅不像韩侂胄那样赤裸裸，而且比秦桧更狡黠阴鸷。在他的专权之下，从嘉定改元起，南宋王朝在金国垂亡之际，竟安于苟且偷安，进入理宗朝，他继续专断朝政，独相九年。等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比起韩侂胄来，史弥远专权流毒更深，为害更烈。史弥远死后七年，当蒙古铁骑在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河的数千里战线上向南宋发起全面攻击时，时人不禁长叹：“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酿成。”然而仅仅把责任推给权相，也实在是太过幼稚。

无论在嘉定和议之后短暂和平的日子里，还是在宋金战端重开的年代里，宁宗从未把军政作为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去认真了解过，深入思考过，切实行动过，更何况在这背后还有蒙古崛起的巨大阴影。南宋虽不是亡在宁宗之手，也是从他这里走向灭亡。

历史的走势一旦滑入了歧途，往往会一路滑下去。

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1版，2019年4月3印。总阅读量第1481本。

北伐的战幕是开禧二年（1206）四月下旬（6月上旬）拉开的。在此之前，陆游应召入朝任实录院同修撰，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久被视为主战派旗帜和歌手的辛弃疾和陆游被罗致，最令韩侂胄得意。韩侂胄的北伐之议因他俩的关系而声望陡增，但他们也因此遭受种种非议。

也许韩侂胄认为，既然已经争取到了辛、陆等主战派代表人物的支持，赢得了社会舆论，就没必要让辛弃疾分享自己唾手可得的大功业了。不久就解除了辛弃疾浙东安抚使之任，命他改知镇江府；开禧元年（1205），在北伐烽火即将点燃的前夕，又让言官借故将他劾罢。

待到北伐从三路出击到全线溃败，宋军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守不堪一击之时，韩侂胄又想到了辛弃疾。如今面对战既无力、和亦无方的局面，他准备以名位利禄将辛弃疾等知名人士笼络过来，为他支撑危局，分谤任咎。

开禧三年（1207）初春，朝廷颁诏任命辛弃疾为兵部侍郎：“朕念国事之方殷，慨人才之难得。”诏书当然是韩侂胄的意志。辛弃疾愤然表示：“侂胄岂能用稼轩以立功名者乎？稼轩岂肯依侂胄以求富贵者乎？”力辞新命，归居铅山。

同年二月，方信儒以枢密院参议官的身份带上乞和书函出使金国。九月上旬，方信儒返抵临安复命说金国要求五件事，说到第五条时不敢说。韩侂胄再三追问，方信儒才慢悠悠说道：“欲得太师头罢了。”韩侂胄闻语大怒。

韩侂胄当然不会以自己的头颅作为与金议和的筹码。然而，他既缺乏方信儒那样对金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力，又不可能用人得当、措施得力，凝聚起南宋军民之力构筑起一条抗金防线，只仍如过去一样，固执而轻率地宣称“有以国毙”，把整个国家捆绑在战车上同归于尽。

随着北伐的失利，韩侂胄的地位也开始动摇。这时杨皇后与史弥远结成同盟发动政变，由殿帅夏震出手，一鞭击杀韩侂胄。

韩侂胄被诛的消息公布后，临安民众歌舞于市。酷烈的党禁，轻率的战争，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令国家大伤元气，士民饱受祸害，人们犹如送瘟神一样欢庆他的死亡。然而，民众已经看出：诛韩并非皇帝的“英断”，只不过是对战争持不同政见的官僚派别之间的又一场权力斗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