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天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人生中精神最饱满、注意力最集中和工作最高效的一段时光。在如此紧凑的四个半月中，我走完了全国24个省级行政区中的68个市、县；途中结识了许多朋友，了解到各种人身上丰富多样的人生故事；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我把所见所闻拍摄成影像，素材多达2T；最重要的是沿途我可以不受任何打扰地专注写作，这本书的几乎所有文稿都是在旅途中写就得，初稿有22万字。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绝对专注的人生体验。我在没有网络的134天中，比平日身处网络的134天里要收获得多太多。这样的状态在我打开手机后就很难再次实现了。可我又深知自己是一个无法完全摆脱现代性的人。数字网络世界就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乡”，某种程度上，它于我而言也隐含了“乡愁”。（《四个半月之后，再次连接网络》）

一下午翻完。接近全书一半的史实的摘抄和铺陈大可不必，甚至多余；另一半还算有趣，但又不如多数旅行笔记细腻，能出书的原因大概就是关机断网，用地图、与人打听、公共交通和现金旅行这个“行为艺术”。这是我想做但做不到的。

杨淏《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4月1版1印，2026年读完的第83本，总阅读量第1698本。

每当想对他人的动机做出恶意的评价，我们要先有一个代入——去想一想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们的行为举止是否会比他人更高尚……我们永远没有自我想象中那么高尚。（《法律人的热点写作》）

比犯罪更可怕的是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在所有的国家权力中，刑罚最为可怕，它直接针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和自由，甚至生命，如果这种权力腐化滥用，后果不堪设想。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的水源。相比随时可能被滥用的刑罚权，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其实微不足道。（《从“刀把子”到“双刃剑”——刑法使命的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600万英国成年男性奔赴战场，其死亡率为12.5%。然而，参加作战的英国贵族（包括上院贵族和从男爵）的死亡率高达20%。在整个战争中，共有20名上院贵族战死，49名上院贵族第一顺位继承人战死。据说英国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参战贵族子弟伤亡率高达45%。有3家英国上院贵族在战争中完全灭亡，继承人全部战死。真正的贵族不是财产上的富足，而是精神上的贵族，直到自己肩负的责任。这样，即便一贫如洗，依然是贵族。如果认得一生只是为了追求自我的利益，那么人生难免像陀螺一般，要靠着功名利禄不断鞭策，才能在虚荣和虚空中不断转动。（《燕园旧训 薪火相传——在伟大观念中追寻真正的自由》）

动辄站在道德制高点教训他人的人，往往自己是败类中的败类，越高调往往越败坏。只要对历史有基本的熟悉，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对人性抱以过高的期待永远要警惕人性深处的幽暗。法治的前提就是对人性败坏的假设，所以任何人组成的权力机构都要收到法律严格的约束，权力从来就不应被完全信任。如果抛弃了这个假设，认为人性良善，法治也一定会为人治所取代，对人性美好的假设往往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不要轻易向他人抡起道德的杀威棒》）

法家崇拜权力，对其而言，权力永远超越法律，知法守法只是针对老百姓而言的，权力则高高在上，可以任意悔法造法。“法治”“法家”虽只一字之别，但却差之千里。在法家看来，最重要的不是法律的规定，而是掌权者的心思。法治的本质在于对权力的约束这和法家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法治的精神来源于对人性幽暗面的洞察。（《身负权力 各自珍重》）

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就是约束权力……法治不是普法教育不是天天“今日说法”夜夜“法治节目”，只要求百姓知法守法是刻薄寡恩的法家，而非以限权为己任的法治。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对一切权力的限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往往导致绝对腐败”。人性中那些天然的良善和道德，时刻面临着各种严酷的试探和特权的侵蚀，并且事实无数次的证明，我们的人性最终无法抵制这些致命的诱惑。（《舆论真能绑架司法吗》）

罗翔《圆圈正义：作为自由前提的信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8月1版，2022年2月47印，从这个印数就可看到罗翔在向公众普及法治精神上的贡献。在《法治的细节》后读的第2本罗翔的书，2026年读完的第82本，总阅读量第1697本。架上还有两本罗翔的书待读，《刑罚的历史》和《法律的悖论》。

十一年前的一天，一位当时因对某些工作目标有不同理解而和我关系比较紧张的女下属，突然送给我一本旧的，厚有五百多页的索达吉堪布译《大圆满龙钦心髓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这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一部核心修行典籍，因为是非卖品，没有版权页，不知道是哪一年印于哪里，从书里的《序》《译序》《华智仁波切略传》和《结文》的写作完成时间都在二〇〇〇年判断，这本书在十五年里不知道经过多少人才辗转到我手。当时没有问她为什么要送我，现在想来，这就像是在宁玛派传统中的“空行母授记”——当一位修行者心性清净、业障将净、法缘成熟时，空行母即将法本送达。只是收到十一年了，我心性仍然没有清净，业障也未净，所以法缘也远没有成熟，几次发心都没能读完。

《前行笔记之耕耘心田》是希阿荣博堪布历时七年，针对现代生活特点，结合传统心灵修持的次第和方法，对流传广泛的《普贤上师言教》的解读，“某种程度上像是《普贤上师言教》的一个简单使用说明。这两本书在结构、顺序、每一章的主题上是大体一致的。”（《前言》）今天翻完第一遍，相隔十一年，又再回到了起点，我把那本《大圆满龙钦心髓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从书架底层翻出来放到桌上，想现在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或许我会一点一点读完。

学佛是探知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旅程，一个修行者除了要有清净的发心外，他必定是一个怀有强烈好奇心的人，总想知道“然后是什么”。这种好奇心给修行带来了一股活泼轻快的气息。像一个学习中的婴孩，很认真也很放松，没有强烈的目标感，不要求自己达到如何的水平，却对遇到的每一件事物感兴趣，热情地去了解、学习。他学习，因为他要长大，那是他成长的过程。修行也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只是很想弄清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世界又是怎么一回事。（《第一章：佛法修持的基础》）

佛法里面有许多看起来是知识性的东西，但我们不要让自己迷失在纯粹的知识积累或理论研究中，修行才是佛法的核心，是所有内在转化的基础。（《第四章：三界无安》）

修学佛法并不会让我们的生活比别人更多一分恒常坚固。相反，佛法教我们放下对恒常的执著，学习对无常保持敏感，看到生活中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是无常的。这话说来简单，人人都能懂，但真的去正视无常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从感受上来说，无常不只是变化，不只是来来去去永无确定而已，而是不断地失去，且速度快到你无法招架。自己不会永远活在世上，一切都会失去，这样令人沮丧、悲哀的事实，你能正视吗？修观无常，就是在学习这个正视。（《第五章：因果不虚》）

中国藏学出版社2023年10月1版11印《前行笔记之耕耘心田》，是在《生命这出戏》《寂静之道》《透过佛法看世界：给寻找答案的人》《次第花开》《今生最美的际遇》和《清凉山上》之后，读的第7本希阿荣博堪布的书，2026年读完的第81本，总阅读量第1696本。

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古罗马帝国皇帝，在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绘画方面受过很好的教育，晚期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奥勒留也许是西方历史上唯一的柏拉图式的“哲学王”，虽然他最终并没有能够挽救古罗马，但奥勒留写于鞍马劳顿中，对身羁宫廷和混乱世界的感受，以及追求一种冷静而达观的生活的《沉思录》，却成为西方历史上的伟大名著。

何怀宏译奥勒留《沉思录》，4月3日开始翻，到今天历时105天，翻完这部9万字的古罗马皇帝的“微博”，录几条以为记：

我学会了仔细地阅读，不满足于表面的理解，不轻率地同意那些夸夸其谈的人。（P.3）

我学会了自制，不为任何东西所左右，在任何环境里和疾病中欢愉如常，在道德品格方面形成一种甜美和尊严的恰当配合，做摆在面前的事情并毫无怨言……不匆忙，不拖延，不困惑沮丧，不以笑声掩饰焦虑，也不狂热或多疑。（P.6）

属于身体的一切只是一道激流，属于灵魂的只是一个梦幻，生命是一场战争，一个过客的旅居，身后的名声也迅速落入忘川。那么一个人靠什么指引呢？唯有哲学。（P.21）比奥勒留小580岁的李白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一个人退到任何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P.36）

你将不久于人世，但还没有使自己朴素单纯，摆脱烦恼，还没有摆脱对被外在事物损害的怀疑，还没有养成和善地对待所有人的性情，还没有做到使你的智慧仅仅用于正直地行动。（P.49）

灵魂是由思想来染色的。（P.64）所以，不要非黑即白，要看到灵魂的光谱。

只有一件事有很高的价值：就是真诚和正直地度过你的一生，甚至对说谎者和不公正的人也持一种仁爱的态度。（P.90）

有多少和我一起进入这世界的人已经离开了人世。（P.92）

道德品格的完善在于，把每一天都作为最后一天度过，既不对刺激做出猛烈的反应，也不麻木不仁或者表现虚伪。（P.114）

如果你因什么外在的事物而感到痛苦，打扰你的不是这一事物，而是你自己对它的判断。（P.132）这句话好像现在的朋友圈鸡汤或者心理学入门。但在1900年前，罗马皇帝奥勒留就这么说过。人类活到现在，太阳底下还有多少新鲜事？

你是由三种东西组成的，一个小小的身体，一点微弱的呼吸（生命），还有理智。前两种东西属于你是仅就照管它们是你的义务而言；而只有第三种东西才真正是你的。（P.199）

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何怀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2月1版2印。2026年读完的第80本，总阅读量第1695本。

独乐寺的发现称得上是中国建筑史学真正意义上的开端，此次的调查、测绘，使梁思成开始真正读懂《营造法式》这本“天书”。这部“天书”里诸多的名词、术语，近十年的困惑一朝得真解，着实令梁思成兴奋不已。同时，也为中国建筑调查、测绘和研究的事业拉开了帷幕……1932年6月，梁思成首次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作为第一篇系统而全面介绍独乐寺历史与建筑的专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已成为研究中国建筑的学术典范。（营造文库《前言：发现独乐寺》）

观音阁及山门，既为我国现存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且保存较佳，实为无上国宝。如在他国，则政府及社会之珍维保护，唯恐不善。而在中国则无人知其价值。虽蓟人对之有一种宗教的及感情的爱护，然实际上，蓟人既无力，亦无专门智识。数十年来，不唯任风雨之侵蚀，且不能阻止军队之毁坏。今门窗已无，顶盖已漏，若不及早修葺，则数十年乃至数年后，阁、门皆将倾圮，此千年国宝，行将与建章、阿房同其命运，而成史上陈迹。故对于阁、门之积极保护，实目前所亟不容缓也。保护之法，首须引起社会注意，使知建筑在文化上之价值；使知阁、门在中国文化史上及中国建筑史上之价值，是为保护之治本办法。（《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今后之保护》）

卢永康《朱启钤传》、张泉《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和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半个月里关于中国考古、建筑人物和发现的，围绕朱启钤和梁启超、梁思成父子的“自然蔓延”翻书“三部曲”。三本中《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学术专著，建筑部分虽不至于云里雾里，但略为枯燥却是事实，不过由此也学到调查报告的写法之一种。回头看书架上梁思成和乐嘉藻的两本《中国建筑史》，还有“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中国民居五书”，等开读契机。

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五洲传播出版社2024年5月1版1印。2026年读完的第79本，总阅读量第1694本。

每个人都期望自己有深刻的情感生活和精神世界，但又常在“肤浅的交流模式”中习以为常，长期熏染其中，会发展出“肤浅思维”的习惯，对于个体的精神发展、思想的深入，情感的深刻都有很大的影响。交流的层次非常重要。我们生活当中大量的交流是无效交流。（P.31）

世界上最简单和最难的事就是觉察。（P.35）

我们能够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就是对这个世界了不起的贡献。（P.99）

我们先要为自己活着，自己活好了，跟你在一起的人才能活得更好。（P.116）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发展出一个健全的观察和理性的思考的能力，这比什么都重要。（P.280）

李辛《精神健康讲记：一个中医眼中的心身调适与精神发展》，继《儿童健康讲记：一个中医眼中的儿童健康、心理与教育》和《经典中医启蒙：一个中医眼中的生命、健康与生活》后第三本李辛的书，中医古籍出版社2019年12月1版1印。2026年读完的第78本，总阅读量第1693本。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这些机构的学人，他们大多诵读“四书五经”长大，随后到海外接受现代学术训练，崇尚科学精神。他们是荒野上的大师，新学术的奠基者，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当然，他们也是第一代世界主义者，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前言》）

在胡适最初推荐的名单中，并没有陈寅恪的名字。不过，由于章太炎拒绝加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吴宓便顺势举荐了老友陈寅恪。陈寅恪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是“戊戌变法”时的新政重臣，父亲陈三立则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陈寅恪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留学十余年，却无意浮名，只是一味读书，没有攻读学位，也没有著述。因此，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坚持认为，陈寅恪没有资格做教授，研究院不能为了他而降低标准。吴宓却极力申辩，一般人留学海外不过四五年，而陈寅恪留学长达十八年，学识渊博，与国外的教授相比也毫不逊色。（《际会》）我架上《陈寅恪集》十四册吃灰久矣。当下经济不景气，但总有这几辈子都读不完的几千册书，好过大师“写出《元白诗笺证稿》，却连适合誊抄、修订的稿纸都找不到，只好给史语所的同事陈槃写信求助，请他设法寄一些旧式的稿纸来救急。这个‘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为了几叠稿纸，无比卑微地哀求：‘拙稿不过七万言上下，当费纸不多也，如何之处，乞作覆。近日纸贵。如太费钱，可作罢论，不该多费公帑，于心不安也。’”（《关山歧路》）

1934年，乐嘉藻出版了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他和梁启超是一代人，参与过“公车上书”和“辛亥革命”。他从未接受过建筑学训练，只是凭着兴趣四处收集资料，写出了三册建筑史。听说这部作品出版的消息，梁思成形容自己“像饿虎得了麋鹿一般狂喜大嚼”，但随即大失所望。他写下《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谬》，刊登在《大公报》上。他认为，作者“既不知建筑，又不知史”，而他之所以要耗费笔墨“辟谬”，是因为“良心上的责任”——当西方和日本的建筑学家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建筑时，国人却写出“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的书，并以中国建筑史为名，这让他尤为痛心。（《山西：木构的温床》）

乐嘉藻是贵州黄平县人。举人出身。光绪二十一年（1895）参加“公车上书”，辛亥革命时曾劝促清贵州巡抚宣布独立。1914年初，中国政府决定参加巴拿马博览会时，乐嘉藻时任在天津成立的工商陈列所所长，全权负责陈列展出部份准备参会的商品。贵州茅台酒蜚声中外成为国酒，乐嘉藻功不可没。1934年，他出版了《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的母亲李蕙仙，是清末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女，礼部尚书李端棻堂妹，贵州贵筑县（今贵阳）人。

中国营造学社几乎让创始人朱启钤耗尽家财。抗战爆发，营造学社被迫南迁，六十六岁的朱启钤送走梁思成、刘敦桢等人，自己选择留守故都。未来的七年里，他将一次次装病，被迫搬迁，拒绝与日伪合作；他还将指导留下来的旧日职员，在艰苦的环境里，为远在南方的梁思成、刘敦桢等人提供支持，抢救、整理、寄送研究资料。

乐嘉藻是贵州人，又和梁启超是维新同道，是梁思成父辈。不论乐嘉藻的《中国建筑史》专业性如何，都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开山著作。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为贵州开州（今贵阳市开阳县）人。梁思成又有贵州母系血缘。可说梁思成与贵州人有着很深的渊源。晚辈批评父辈和行业前辈乐嘉藻“既不知建筑，又不知史”，实在不厚道，甚至是尖刻。

《中国建筑史》，不论是乐嘉藻的还是梁思成的，都在书架上吃灰多年了，可能这就是开读的契机？

“于乱世求研究，本为逆流之妄举。”（杨铨）张泉《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1版，2025年4月13印。2026年读完的第77本，总阅读量第1692本。一本值得二刷，甚至三刷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