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年轻时为了进入政坛，主动在21到25岁之间，辗转美洲的古巴、亚洲的印度、非洲的苏丹和南非，参加了四场战争。战争除了让他获得勋章——进入议会步入政坛的“入场券”，还通过为报社提供一线报道和出书赚到了1笔足以支撑他脱离军职、全职投身政治的巨额资产。取得这些成就，丘吉尔也清楚，一是对自己文笔的自信，二是能够从战场活下来靠的是运气。

在读过马丁·吉尔伯特《丘吉尔传》后读这本书，略感枯燥和“水肿”——将传记中3万字的一段人生经历扩写至30万字，就像把一部电影中时长12分钟的片段拎出来，另拍成一部30集的剧。另外发现几处表述错误，随手录两条以为记：

“被称作帝国门户的南安普顿从中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一座重要港口。1620年，‘五月花号’和它的姐妹船‘婆婆纳号’正是从这里起航前往新世界的。而在几年后，‘泰坦尼克号’皇家邮轮也会从这里起航前往美国。然而，南安普顿最为著名的一点在于，自从1415年亨利五世从这里启程同法国人打了阿金库尔战役开始，英格兰一直都是从这里把年轻人派往战场的。”这一段除了前后时间表述混乱，还有一处严重错误。“泰坦尼克号”是在“五月花号”出发292年后的1912年从南安普顿起航的，而不是“几年后”。

“尽管佩恩·西蒙斯和怀特手上只有1.2万名士兵，而且已经被人数是他们四倍多的布尔人包围，但他们对于自己在布勒抵达前会难以抵挡住敌军的攻势没有丝毫担心。怀特在从南安普顿启程的一天前若无其事地对一个朋友说：‘个人而言，我不认为会发生什么激烈的战斗。’”我读到这里时被卡住了，读了好几遍，不懂什么意思，于是尝试来“修改病句”。发现，如果把“难以”删除，就通顺了。

坎蒂丝·米勒德《帝国英雄：布尔战争、绝命出逃与青年丘吉尔》，陈鑫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书系之一种，2018年3月1版1印。2026年读完的第103本，总阅读量第1718本。

这本书能够让已经被后人神化并被定位为“开国之父”的一代政治领袖们的生活，重新活生生地回到读者中间。（《致谢》）

在独立战争时期，人们确实有一种广泛的共识：他们处在“创造历史的现场”……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大胆开创的共和政府实践，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遇到了顽固的抵抗，但这一实践完全击溃了19世纪的君主王朝，以及如杰斐逊预言的那样，击溃了之后20世纪的极权专制政体……一个独立的美国是突然之间被创造出来的，不是缓慢形成的，美国脱胎于革命而不是演化。（《前言》）

伯尔是联邦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汉密尔顿则是继乔治·华盛顿之后，联邦党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此外，汉密尔顿的拥护者还会加上一点：他是以华盛顿为象征的政治能量的知识源泉。他们之间的交锋，代表着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中非暴力对抗模式的一次短暂崩溃。（《决斗》）

美国独立战争留下的关于奴隶制的遗产，不是一份要将之终止的默示协定，或者两个地区之间达成的继续容忍奴隶制的君子协定，而是一种经过精心计划的戒律：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能被讨论。奴隶制是不得向外人张扬的家丑，或者是房间里的大象……富兰克林希望在一切变得太晚、无法采取决定性行动之前，根据独立战争的原则将奴隶制纳入国家议程。麦迪逊则希望奴隶制从国家议程中排除出去，因为他坚信这种决定性行动不是带来弗吉尼亚州种植园主阶层的毁灭，就是造成整个国家的毁灭……麦迪逊比任何人都清楚有关奴隶制的辩论到底将什么东西置于危险之境。她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到底许诺了些什么，而且奴隶制违反了此种许诺；富兰克林在去世之前，提醒所有相关人士，对奴隶制的沉默就是对独立战争遗产的背叛。（《沉默》）

在1790年代上半叶，美国政治生活中最接近不证自明的真理的人物，只有乔治·华盛顿。作为那个时代的传奇，美国人自1776年（在国家尚未成立之时）就将他视为“国父”了……如果这个新生国家有一座奥林匹斯山的话，所有那些次要的神只能远远站在山坡下。唯一能和华盛顿争夺最高地位的只有本杰明·富兰克林，但是在1790年去世之前，富兰克林本人已经承认了华盛顿的至高地位……他是宙斯、摩西和辛辛纳图斯三者合一的美国伟人……承认华盛顿的巨大声誉并不完全依靠其谨慎的权利实践，而更多的是建立在他放弃权力的非凡才能之上，这是至关重要的……或许，年龄本身就足以让华盛顿义无反顾地回到弗农山庄。毫无疑问，如果有人应当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度晚年，那么这个人就是华盛顿。或许，正是这种奇特的直觉让他总是能够抓住主要和次要之间的差别，让他从骨子里认识到，再担任一届总统意味着他将死在任上。退休使他避开了让生物规律结束任期的命运，也避免了开创带有终身君主制意味的先例。对他两届总统任期先例的过度沉迷，使我们忽略了他自动退休所确立的另一项更为根本的原则，即政府职位应当超越任职者的寿命，美国总统制与欧洲君主制有着根本区别：不论总统是多么不可或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用完可抛的。（《告别》）

实际上，他们（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在相隔不到五小时的时间内相继去世，那天（7月4日）是1776年向全世界宣布《独立宣言》的五十周年纪念日，而且他们去世的时刻几乎就是《独立宣言》被宣布的时刻。你可以称这是一个奇迹，是一个意外，或者说这是两颗强大的心灵刻意按照戏剧脚本的时间同时死去。无论如何，历史就这样发生了。最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可以被看作两个端坐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之间的漫长对话……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成就的写信人。他们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已经在写字桌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而且这种风格可以完美地表现他们不同的个性。（《友谊》）

约瑟夫·J.埃利斯《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书系又一种，2016年1月1版，2017年1月3印，2026年读完的第87本，总阅读量第1702本。

1776年的夏天是美国历史即将展开的时刻。英国十三个北美殖民地的人们达成了对于独立的一致意见并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海上舰队也不远千里跨越大西洋而来，打算将北美的叛乱扼杀在摇篮中，后来也确实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

在这个时刻，两种信念产生了冲突。英国的陆军和海军是不可战胜的。结果证明，这是真的。北美独立之事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证明，这一点更是真理。此刻，除了独立，美国人在关于“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他们很明白自己要反对的是什么，但并不清楚自己要赞成的是什么。于是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和大陆军的军官们，在难以预料后果的情况下，被迫做出了一连串十分紧急的决策。

乔治三世是英国政府中最积极的战争拥护者，他的朝臣们也在他的身后列队支持。而在北美殖民地，有一个潜在的矛盾第一次显露出来，这就是北美爱国者宣称为之而战的那些价值观与职业军队所要求的纪律文化互不相容。共和制支持者信奉“民意赞同”这一核心原则，而军队则是不容商讨的服从精神和常规化的压迫思想的制度化体现。这就意味着大陆军是由志愿者组成，他们几乎是在最后关头才开始接触各种军事计划和组织规章。如此组建起来的大陆军天生就是问题丛生的临时部队。因此，华盛顿指挥的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支军队”，而英国豪氏兄弟带领的是“美国土地上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最精良的军队，如果要阻止他们”，这只能指望奇迹发生了。

在纽约保卫战，偏激的美国新闻界完全掩盖了由华盛顿统领的大陆军士气低落的状态。几乎没有美国人知道他们正在输掉战争。但最终在“革命之夏”，英国因为政治原因无法获胜，美国因为军事原因无法获胜。

英国人必须要赢得战争，而美国人要做的只是不要输掉它。这种初步的认识通过纽约的艰难作战才被认识到，但是它将指引美国赢得最终的胜利，而豪氏兄弟注定要一路胜利地走向失败。这将会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取胜的关键在于忍耐下去的能力，而并非“这项事业”的纯粹程度。

约瑟夫·J.埃利斯《革命之夏：美国独立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书系又一种，2016年2月1版，2017年6月3印，2026年读完的第86本，总阅读量第1701本。

P.184有一处数据错误。“9月16日，代表们下令建立88个新的陆军营，这又是6000人的兵力。”按照这个兵力人数，每个营才68人，不到一个连的人数。1776年大陆军营级满编配置为‌768人‌，所以88个营应该是6万人的兵力。

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统一的过程中，中华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在处理华夷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作为中国思想基础的“天命思想”。其中，天的最大作用就是让有德者承天命来治理天下。

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虽然认为与异民族之间存在差异，但并不是太歧视他们。直到战国以后，“夷狄”在儒家经典中反复出现，成为了污蔑的对象，受到低人一等的对待。儒家思想强调“华夷之别”，认为夷狄与禽兽无异，被视为野蛮人，自此，“夷狄”的概念被确定下来，并且“中华”置于夷狄之上。

《明史》中对建文帝最后行踪的记载是：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不管是自焚还是出逃，真想隐藏在未知的黑暗中，注定纠缠篡位的永乐帝一生。

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变”后永乐帝就急于编撰《永乐大典》，目的在于对内制造一出“永乐盛世”来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在。在外交上，利用朝贡制度谋求国际秩序的确立则是第一重要的，因为他要树立起天子的形象，四夷来朝是为自己正名。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把周边诸国对中国物资的需求作为筹码，将以明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推广遍及东亚及全域。若周边诸国想要与中国建立商贸往来，就必须要置身于明朝制定的华夷秩序框架中，受其规范。明朝禁止民间的海外交流，而将其限定在国家间的朝贡贸易中，旨在与周边诸国之间建立起国际性的政治经济秩序。

赋予皇帝权力，皇帝使用权力统治社会、维持秩序，这是中国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皇帝的权力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加强化。每当秩序崩坏之后，权力都会被身为秩序统治者的皇帝再次集中，明朝专制国家的产生就是权力集中的结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明朝专制国家是中国社会的“体制性归结”，那么，当然可以说，明朝体制是一种“牢固”且具有“统治性”的体制。这是中国史的一个归结点，也是新时代的出发点，而永乐时代达到了旧时代的一个顶峰，也可以把它视为新时代萌芽的分界点。此后，中国社会在明初体制的制约下，向着中国式的“近代”迈出了缓慢的一步。

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鲤译丛”系列之一种，2015年12月1版，2016年1月2印。总阅读量第1527本。

两天读完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29.5万字。总阅读量的第1285本。

之前读过勒内•格鲁塞《活着就为征服世界：蒙古帝国史》、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和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几本，再加上这本，算是对蒙古史又有了多一点了解。

从《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中收获有五：

拖雷必须死

蒙古人并没有特别固定的继承制度，大致在家长的继承上是靠实力说话，在家产的继承上则是偏向幼子。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成为新的大汗后，为了努力达到团结新政权内部各方势力的目的，继续发动了对金战争。从1230年开始的战斗中，肩负了最艰巨进攻任务的正是窝阔台最小的弟弟、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1232年，完颜哈达率领的十五万金军与拖雷率领的一万三千人（一说四万人）在开封西南的三峰山展开会展战。或许蒙古新政权里的很多人都希望借金人之手消灭拖雷，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然而，善战的拖雷再次赢得了胜利并全歼了金军。经此一役，金军最后的主力全军覆没。伐金战争结束后，拖雷的实力、名声与功绩都超过了新的大汗窝阔台。他成为窝阔台新政权的最大威胁。于是，拖雷在与兄长窝阔台北返途中，刚行至蒙古高原，竟非常“合时宜”地去世了。

反叛者忽必烈

“阿里不哥的叛乱”是中华式“正统主义”汉文献的误导。真实情况是继承蒙哥汗位成为蒙古第五代大汗的是拖雷的小儿子、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拥有强大实力，在四年的帝位争夺战中最终胜出的叛军首领忽必烈应是从1264至1294年在位的蒙古第六位大汗。但是在忽必烈王朝，忽必烈必须是蒙古第五位大汗，所以叛乱者必须是阿里不哥。

汉式理想国都

1266年末，忽必烈下令在中都东北郊外兴建庞大的皇城——大都。至1293年，大都的建造用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因为次年忽必烈去世了。大都建成后，从外观上来说，是正统、理想的汉式皇城。从元朝开始的明、清以及今天庞大的中国，首都都设在北京，而大都便是北京的前身。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按照《周礼》建造的“汉式理想国都”，竟然是由蒙古人、汉人和穆斯林等共同修建的。

两次远征日本的真相

1274年，蒙古第一次对日本的远征，这也是同年开始的对南宋作战的一环。进攻方蒙古和朝鲜联军在博多湾遭受台风暴雨的袭击损失巨大，于是放弃进攻，返回高丽。但忽必烈政府并不认为这次远征“战败”，事实上蒙古均也确实没有在这次远征中失败，损失更多是集中在随行的高丽士兵与水手上。这次远征作为征讨南宋的侧面作战，目的是对之前就与南宋有海上交通的日本施加压力，所以蒙古在远征中向日本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就已经达到作战目的了。同时这也让日本开始出现国家层面的危机意识。

蒙古第二次远征日本是在1281年。从宁波出发的，拥有三千五百艘战舰的庞大舰队，搭载的十万“江南军”是蒙古从南宋接手的超过一百万人的职业军人中，选拔剩下无处安置且没有战斗能力的弱兵。并且这支远征军随身携带的不是武器，而是农具。也就是说，这十万大军其实是迁徙的“移民”，这支舰队其实是一支“移民舰队”。那么随船担任指挥和监督的就只需要蒙古中级军官就够了，所以舰队司令才是原本在蒙古军队中没有率领十万大军资格的阿塔海，同行副将则是原南宋军司令官范文虎。当这支“江南军”舰队抵达北九州，与高丽“东路军”会师之后，遭到了北条时宗麾下日本军队的顽强阻击。没能成功登陆，又没有战斗力的超过五千艘战舰漫无目的漂浮在海面上时，台风袭来。其实不管有没有台风，第二次远征都会失败。“海外移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海外弃民”。

另，二战末期，日本自杀式袭击的特别攻击队“神风特工队”的起名，即来源于成功阻止了这两次蒙古大军登陆，使日本逃脱了有可能被元王朝灭国命运的两次突如其来的台风。

蒙古大军抵达不了的地中海

蒙古大军两次西征，都在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时，谜一般的东归而去。尤其是第二次，旭烈兀在给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信中说是因为马匹的饲料用尽，所以只能离开叙利亚而撤军。令人惊讶的是，真有学者将这句话当做旭烈兀撤军的最直接原因。我之前也差点信了。其实，两次西征未竟而撤军都是同一个原因——大汗突然去世了。第一次是窝阔台的突然离世，将西欧从覆灭于蒙古铁骑的边缘拉了回来；第二次是蒙哥的突然逝世拯救了马穆鲁克苏丹国和伊斯兰世界西部。

木华黎、博尔术、哲别、忽必来、者勒蔑、速不台、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合撒儿、哈赤温、斡赤斤……读蒙古史，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人名。

接下来就要读的是周思成的《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杨德忠《大元气象：元代皇权意识下的书画活动及其政治意涵》和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后续是张宏杰的《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

对于大元帝国来说，明朝是极不合格的继承者。蒙古时期，特别是忽必烈时期之后的许多遗产都毁在了大明帝国手里。同时，覆盖元朝末期的罕见大天灾与分五次，每次以数千至数万人不等的规模对中央政府官僚及其家族施以大屠杀的绝对专制者——洪武帝朱元璋的“狠毒”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大明帝国，至少在其初期，才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黑暗帝国”。而且，大明帝国还最终无意识地导致了世界史和人类史上量大重大转变——东西力量的逆转，以及西欧对东方世界的侵略。明朝这一政权，可谓是“倒退”的存在。

读这样的书，短期来看，不论从什么角度，都不可能会对我的人生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或许这就是自由阅读最重要的一点——不功利，首要是要取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