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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记1435】沈昌文《阁楼人语》

之前读过沈昌文(1931—2021)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和范用(1923—2010)的《相约在书店》、《买书琐记》。范、沈二人与三联书店,差不多就是小半部1949年后的中国出版史,并且沈昌文创办的《三联生活周刊》是我迄今还在读的两份杂志之一(另一杂志是《人物》),而范用编的《买书琐记》则开启了我读书话的新领域,并成为我最喜欢的阅读类型,也是我架上数量最多的书。现在的书话不止读中国的,也读外国的,又是一扇新门。对我来说,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是通向未知和可能的一道门、一扇窗。

枕上翻完二折淘来二十年前出版的,沈昌文在《读书》杂志做主编时,陆续发表“编后记”汇编的《阁楼人语》。想来这本书的前任主人不是爱书之人就是与沈公稍有渊源者,因为封面和书名页均有沈公签名。淘书这几年,总有如此意外收获。

《读书》创刊于1979年,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

吾少也贱,多能鄙事,故读书与思想是于我毫不沾边的。所以影响了几代人的《读书》,对我这个当年不读书也没书读的不良少年来说,毫无影响。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我而立之年后,读书那些人终于开始与我亲近,在近知天命之年渐渐不惑,也幸于家中辟得一屋以供奉我书架上的神明们。

沈昌文《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35本

【读书记1283】沈昌文《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日读毕海豚出版社“小精装系列之一”的沈昌文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之前读过范用的《相约在书店》和《买书琐记》。范、沈二人与三联书店,差不多就是小半部1949年后的中国出版史,并且沈昌文创办的《三联生活周刊》是我迄今还在读的唯一杂志,而范用编的《买书琐记》则开启了我读书话的新领域,并成为我最喜欢的阅读类型。

《也无风雨也无晴》中,最为触目惊心的部分,是《<读书无禁区>及以后》中谈及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杂志上刊登的李洪林《读书无禁区》一文。这篇文章不但当年使读书届大受震动,也在43年后的今天让我忍不住全文转载。

“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也无风雨也无晴》是我有阅读记录的第1283本书,并且大有书“越读越少”之势。从今天开始,我每读一本书都要标注一个总阅读量,说不定哪天,这个数字就不会变动了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黑格尔《历史哲学》)

读书无禁区
文:李洪林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象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象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象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的,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烧过书。他烧了多少?没有统计。不过那时的书是竹简,写在竹片上的,按重量说大概很不少,但是从种类和篇幅说,肯定比不上林彪和“四人帮”对书籍这一次“革命”的战果如此辉煌。

烧的烧了,煮的煮了。剩下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怎么办呢?大部分禁锢,小部分开放。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凝集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图书,绝大部分终年禁锢在寒冷的库房里,只能和樟脑作伴。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
历史是公正的。对人和书实行“全面专政”的“四人帮”,被愤怒的中国人民埋葬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春天又来临了。被禁锢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

这件事也引起外国客人的注意。通过重印世界文学名著和学术名著,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的实践,外国朋友们看出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的起点,用空前的同时也是现实的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

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

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主观上不一定要对谁实行“全面专政”,而是认为群众都是“阿斗”,应当由自己这个“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出决定:什么书应该看,什么书不应该看。因为书籍里面,有香花也有毒草,有精华也有糟粕。人民自己随便去看,中了毒怎么办?

其实,有些“诸葛亮”的判别能力,真是天晓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就被没收过,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还被送到公安局,你相信吗?如果让这种“诸葛亮”来当人民的“文化保姆”,大家还能有多少书看?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应当怎样对待毒草?这些年让“四人帮”搅得也是相当乱。例如,《瞿秋白文集》本来是香花,收集的都是作者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在社会上起过革命的作用,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已成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后来据说作者有些什么问题,于是,这部文集就成了毒草。谁规定的呢?没有谁规定《翟秋白文集》应当变成毒草,而是“四人帮”的流毒,使人把它当作禁书。

文学书籍,被弄得更乱。很多优秀作品,多少涉及一些爱情之类的描写,便是“毒草”,便是“封、资、修”。便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四人帮”这一套假道学,到现在也还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因为它道貌岸然,“左”得可怕。以致有人象害怕魔鬼那样害怕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著作。本来在社会生活中,“饮食男女”是回避不开的客观现实。在书籍里面,涉及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许多不朽的名著都在所难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其中有不健康的因素,也要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把很多香花都看作毒草。

对于包含香花和毒草在内的各种图书,应当采取什么政策?

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就是在所谓西方自由世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因为这种“自由”,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任何社会,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都不能熟视无睹。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

不过一般地讲,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如果没有“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乐事”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信心,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采取“禁书政策”,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同上,第349页)

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当然,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象粪便或鼻涕。只有甘心毁灭的民族和完全腐朽的阶级,才能容许这种毒菌自由泛滥。当然这种毒品是极少的。对于研究工作所需而没有必要推广的书籍,可以少印一点。但是不要搞神秘化,专业以外的人看看也是完全可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都要进口一点,以便了解情况。有的要加以批判,有的要取其有用者为我所用。不要搞锁国主义,不要对本国保密,当然也不是去宣传。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则应当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可缺少的养料。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要相信群众,要尊重历史,要让实践来检验书的质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必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和书打交道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

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打开书的禁区之后,肯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有真正的坏书(不是假道学所说的“坏书”)出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让人见识见识,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