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有一个规定，那是连黄兴都不赞成的，即入党的时候宣誓，不但宣誓入党，还要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所以“总理”或“总裁”，也就是个人独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仿效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过去有句俗话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说的就是贵州。我在贵阳住了一年，真的只碰上三个晴天。除此以外天天都下雨，细细的毛毛雨不断地下，所以我对那三个晴天印象非常深，日子我还记得。1939年2月4日，万里晴空，真是没想到。那天日本飞机来轰炸，炸得非常厉害，几乎炸了贵阳半个城。（《上学记·乙》）

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邹承鲁）的回答非常简单，就两个字：自由……我认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去看就是了。老师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老师的真正作用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上学记·丙》）曾经，重启发。现在，重教化。

就我的感觉，革大的学习气氛是半真半假……有一点让我觉得非常格格不入，总是要求学员，或者说强迫学员接受他的思想。作为学术来说，马克思有他非常深刻、非常正确的东西，但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字字是真理”。“字字是谬论”的恐怕也极少，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哪能真理都让你一个人包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学问就没有进步了。（《上学记·丁》）

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是高尚且龌龊、真诚且虚伪的，但都是真。你从近处看到的一面是真，别人从远处看到的另一面未必是假。你之所见，不妨碍别人之所见，而别人之所见，也并不有碍你之所见，因为本来就不是一个视角。（文靖《新版后记：横成岭，侧成峰》）

何兆武《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婧执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3月1版，2018年5月1印。19.2万字的个人口述史，读了三个月，是因为舍不得读完。网上将何兆武的《上学记》、齐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并称为“海峡两岸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现在这个必读书单我算是完成了。总阅读量第1622本。

收到书三本。一是发愿流通30万部正版佛学经典的师兄赠送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善哉，善哉。一是弘化社赠送的古吴轩出版社《古文观止》和《黄泽绘古佛画谱》。《古文观止》是无注释全本，读的话要费些气力。画谱是硬面精装，一百六十一图，寥寥几笔，人物动作、神态栩栩如生。

看到何兆武《上学记》和《上班记》出了合集，但是港版，明天去也闲书局碰碰运气，看书局有没有路子能代购一套。

没能读完《上学记》，不过仍然读到一些正史和教科书里没有的内容——

沈先生（沈从文）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没有任何学历，连中学都没念过，并且当过兵。后来他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

日本人刚到岳阳，中国人一把火先把长沙给烧了——那是学莫斯科。拿破仑军队打来的时候，莫斯科一把大火把自己给烧了，结果拿破仑进来后是一座空城，吃的、喝的全没有，待不下去又撤退了。

我们对宋哲元的痛恨不亚于对日本人的痛恨。如果以大刀、水龙镇压“一二·九”运动的宋哲元是爱国的，难道“一二·九”运动是买国吗？尽管宋哲元最后并未做汉奸，但他的所作所为与“爱国”相去甚远。如果不是他一味地妥协求全，北京、天津和河北不至于那么轻易地沦陷，等于拱手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