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学段结束。“我有一个问题，”Isaac的表情有些凝重，说：“第二、第三语言自学到现在，差不多六个月，但我的进度只完成了计划的三分之一。”

“这只是结果。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追问。这是一个好机会。多数家长和老师都会在开始行动前列出各种要求，这样不行，那样不好，理由多是过来人的经验为了少走弯路。但是上一代人的经验往往对下一代人没用，并且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很多领域，每一代人都在颠覆上一代人，人类持续进步的本质就是下一代人不怎么听上一代人的话，我们才能走到今天。所以，这个“同行”，很多时候就是家长、我和Isaac，大家一起踩坑，我这个“过来人”的作用就是陪着Isaac把一路上要踩的坑都踩一遍，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论是谁都是这么过来的，并在年轻人需要帮助时伸出一只手去，提供多一种可能——可以再翻滚一下自己爬上来，或者拉你一把。

“虽然有计划，每天也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但还是缺乏进度的把握。”

“自学并非不行，但需要更加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学习能力以及交流和评估。现在用六个月的时间试过了，你前两项能力非常不错，但缺乏评估和交流这方面我也无能为力，所以导致你对自己所处的位置并不十分清楚。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学习方式，例如，引入外援？”这个提议我已多次提出，之前Isaac都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自己能搞定。我欣赏这种自信，于是就——让子弹飞一会儿。

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就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如何达成，并能够管理和控制好自己，这将是一种非常可贵和“可怕”的能力，因为这太强大了，但并不代表他不需要他人的帮助——“认怂”并寻求帮助，对很多成年人来说，都是一辈子无法具备的一种能力，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去面对、调整和补救，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强大的内心以及行动力。

我们用了一大半的时间来讨论问题是什么，导致的原因为何，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最后Isaac列出了上中下三策，并与我分工、分头推进和落实，下周见面时将根据一周的进度再来继续讨论下一个学段或者学年的学习。

很多时候，讲道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道理都懂，但知易行难，只有等问题发生了才能通过实践去了解问题、解决问题，才有可能做到知行合一，这样每个人才都有可能活出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人生。
Isaac上周发给我《三十年战争简史》第三版部分引言近五千字，我标记和批注了数十处。剩余的时间，和他一处一处过，提出我的疑问并讨论，最终以他的意见为确定，因为他才是作者。“我只是第一读者，并且与你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存在很大的信息差，所以你的写作要不要考虑文本对普通读者的可读性？还是要向学术性的方向继续靠近？”

“我不是写的通俗读物，也不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你和第二版对比就看得出来。”Isaac的自信让我觉得相当享受。

我在电脑上打开《三十年战争简史》第二版对应部分，读了，说：“第三版的字数比上一版增加了差不多两千字，但上一版有更多的细节内容，更适合对这段历史的普及；这第三版时间线上的人物和事件推动发展更清晰。”

“所以，普通读者只是想简单了解一下的话，已经有足够多的通俗读物了，还可以去看视频。我要写的，是我自己的三十年战争简史。”一个人自信起来，全身都在发光。欢喜！

加时部分，继续我们的挣扎在降级线上的曼联和雷克瑟姆，以及陆毅扮演的诸葛亮在鲁肃讨还荆州这场戏里的无赖撒泼毫无章法一败涂地。午餐一起嗦面和八卦一些“新”故事，然后在面馆我们各奔东西。

我回到也闲书局，购书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丛书之一种，达娜·戈德斯坦 （Dana Goldstein）《好老师，坏老师：美国的公共教育改革》。在地铁上读到这一段，于我心有戚戚焉——

教师们照料我们的孩子、教育我们的孩子，而孩子是我们寄予热烈而又忠诚的爱的对象……这些人（教师）的智慧和技术水平，将决定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既然如此，那教师要怎么做”这个问题，在约翰·杜威于1895年说的一段话那里得到了解答：教师应当被允许去了解甚至批评整个教育体系形成及管理的基本原理。教师并不是军队里的士兵，只能选择服从；也不是轮盘上的锯齿，唯有应付和传递外界能量；教师必须是一个智慧的行为媒介。

距离杜威说这话，一百多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