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尔登《不必读书目》，名为“不必读”，实际是“必读”，只是不必按照阅读索引、标准答案去读。否则书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

“一些人定期拜访‘自然’，如同另一些人定期去去教堂。回来就一身轻松，恢复了对自己的敬重。”（《不读游记》）回血的方法各自不同，喜欢拜访自然的不必像传教士那样，逢人就宣讲自然的美好，似乎不信神的人生就是无可救药了。

“按老子的意见，文明的进程，就是大道被破坏的过程。失道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真希望孔子见到这样的主张），仁义礼智，不是挽回美好社会的通途，倒是失败的路标。”（《不读<老子>》）不能再赞同。

“不管政治家如何说，战争，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将道德水准向下拉的力量……如果一个社会中，最出色的头脑，所钻研的问题，既非外物，也非自我，而都是些人际的长短是非，那么这个社会的成员，要实际而非想象地生活得越来越快乐，是没指望的事。”（《不读<孙子>》）

“课本里选的，除一二篇外，确实是好文章。但教师（以及教他们这样讲的人）做的，是将文章视为一种器物来研究。好比一把椅子，又漂亮又能负重，我们便想它是可以复制的，只要知道了技法；所以要研究如何量尺寸、下木、做榫等，加以练习，自己也能做出一把椅子。以这种态度看文章，结果就是语文教育失败失败再失败。今天文章写得好的，都是从别处得来营养，语文教育界攘其功而归诸己，未免皮厚。不信看看高考作文选之类，据说都是范文，中学教育的成果，可有一篇像样？这些学生以后当然还有机会写好文章，不过得靠自己再来读书，此外，还得把中学里学的文章做法之类忘掉。”（《不读桐城》）

“《左传》本是事多话少的史书，《古文观止》从《左传》里选了三十多篇文章，算是推崇至极了，选的却几乎都是议论，这便有应试文字的影子在后面了。八股如酒，越醉越要喝，越要声称自己没喝酒。当如今的作文教学，若说骨子里仍是八股，教育部一千个不答应，人民教师一万个不答应，若说不是，那又是什么呢？……古代文章，中学课本里有好多，质和量，对中学生来说都足够了。最好的办法是当做口耳记诵之学，大声念熟。千万不要想里面有什么微言大义。那是没有的。”（《不读<古文观止>》）

“现代教育的要义，于传授知识之外，还要训练学生掌握辨别真伪是非的一套基本程序。对个人经验之外的多数问题，我们只有听别人的，但通过观察他建立主张的方法，我们能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们不知道地心里藏着什么，但假如一个人说‘我是个慈善家，所以当我说地心是一个大燕窝时，你最好相信我’，我们不该同意他，因为他的方法有问题。”（《不读红楼》）

刀尔登《不必读书目》，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1版，2023年6月2印。总阅读量第1376本。

开学，忙乱。新老师到来，旧友回归，课程调整，诸事齐聚，心不安，行为就开始张狂。一本区区24万字的书一个星期才翻完，并且是我所喜爱的历史类，翻到后面忘了前面，只记得一些碎片和细节，荒废如此，大惭。

上周六，遇到谭木声在也闲书局签售《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随手一翻，通过细节讲历史大变故中的一个个“人”，而不是宏大叙事，有趣有料，正好对我这个学期的历史课有补益，于是买了一本，排队索了个签名。

历史不总是理性的演进，非理性与情感在很多时候是历史事件展开的真正动因。

甲午的惨败使得天朝的崩溃已经无法掩盖，无法通过调整天朝观念的解释续命，无法通过洋务运动这样的局部应激反应来挽回。正是从这次失败起，救亡图存成为大清的主旋律。今天看来，救亡图存毫无疑问只有一条路，就是融入世界大势，成为近代国家。但是，当时摆在清人面前是两条路，一条是保守的道路，一条是洋务运动的道路。从鸦片战争起，大清就产生了这两条路线的纠缠，之所以不能在几十年间或是迎头赶上，或是如奥斯曼帝国被瓜分，也是因为两种势力互相牵制。前一条路走到底便是义和团运动，后一条路走下去便是新政与立宪。公正的说，这两条路都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为避免国家被瓜分、民族被宰割而形成的两种选择。

不幸的是，在历史的关头，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选择了保守主义的极端发展——义和团这一条路。——太后怀疑洋人反对她换掉皇上，洋人怀疑太后有意利用义和团排外，太后怀疑洋人真的能被义和团的神通制住，义和团民认为自己的神通真能制住洋人。完美的逻辑链条形成闭环。大幕拉开，北京城内洋溢着欢欣与忧虑，希望与恐惧。

其实，鸦片战争的冲击只是揭开天朝崩溃的序幕，天朝的最终崩溃是在庚子事变，这是庚子事变对中国历史最大的意义。

谭木声《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新星出版社2023年8月1版1印，24.1万字，定价58元。总阅读量第1375本。吐槽一点，封面太丑了。

刀尔登《鸢回头：谈谈孔子，谈谈老庄》，一多半没看懂，这不是作者的问题，是读者我的问题。知识基础、结构和理解、思考能力、高度、深度不匹配的问题。还好我历来读书不求甚解，所以也不会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能读明白多少就是多少，读完，放下，拿起下一本，日拱一卒，日进一寸。书哪里有读完的时候？读就是了。

“阅读，特别是沉浸的阅读，是美好的事情，一本书，一本旧书，一本从历史中探出本身的书，能让人仿佛挣脱了时间的牢笼，虽然这大概只是幻象，但谁会不同意，即使如此，也是美好的幻象呢？”

“知识体系，现在庞大得让你我自卑，让学生喘不过气来，在孔子时代，则是一丛一丛的萌芽。典册是珍稀的，大多控制在史官手里，孔子多方访求，我们猜测他是那一时代中读‘书’最多的人，然而总量亦很少。更多的知识，零散地分散在各方人士的口口传承中，尚待好古敏求如孔子者来记录、整理。可以想象，春秋时代，一个普通人心中的外部世界，是模糊、零碎的，随处是意外和不可解释之事，连神话和巫术也不足以让事物和事件连贯起来，人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安之若素，同我们一样，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丰富，而是相反，恰当的无知是幸福的保证。”

“任何传统的，都是当代的。我的意思是说，任何可以追溯的、历史性清晰可辩的行为和思想、语言与风俗，都通过当代制度而呈现……不应该通过改造‘传统’来解决当代问题。”

“历史是先前的今天，今天的人，除了少量精进勇猛之士，谁敢宣称拥有未来的答案呢？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似乎只不过是给遥远的后人留下一些机会。如果后人过得好，我们不敢说那是我们的功劳；如果后人过得不好，我们也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同理，古代智慧是具有启发性的，是传承的，但要说古典知识中藏有我们今天问题的现成答案，我是不相信的。在人类社会这一领域，古典学者的价值大概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先秦诸子的一个共同认识是他们的社会是失败的，这些人要变革，变革不成，才退而著书立说。一批不知如何改造自己所处时代的智者，会知道如何使未来世界更好吗？深可怀疑。”

“金代学者王若虚作过《论语辩惑》，其总论，一篇话说得极好：‘解《论语》者有三过焉，过于深也，过于高也，过于厚也。圣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学者求之太过，则其论虽美，而要为失其实，亦何贵乎此哉？’”

“政治生活的权力本质并没有改变，这也是为什么《论语》仍然是适合今天的读物。”

刀尔登《鸢回头：谈谈孔子，谈谈老庄》，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1版，2021年12月5印，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374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