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几十次刷《冈仁波齐》了。看着电影中磕两千多公里长头去朝圣的人们，母上大人对此行为极其不屑并深感惋惜：“老老少少大好的光阴，就浪费在这么件无聊的事上，真是愚昧啊。”

“冈仁波齐是印度教、藏传佛教、苯教和耆那教的“世界中心”。我认为人与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人生的理解和价值观不同了。或许在他们看来，我们也是愚昧的。”我说。

“我是接受不了也理解不了这种信仰的。有这个时间，做点什么不好？”

“我觉得他们不是为了让别人接受和理解而去朝圣的。有这个时间，做这个正好。”

几十年的斗争了，没有赢家。

好在我早就不去试图说服别人，因为好些人说：“让我们听听不同的看法”只是随便说说走走形式而已。绝大多数时候，我也并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谁也指点不了谁的人生。接受我能接受的，拒绝我不能接受的，理解我所拒绝的，坚持我所选择的。不好听的说，这叫固执；换个角度说，这是坚定。一体两面，各有认知。一个人，怎么样活就会怎么样死，佛法在我看来就是帮助一个人好好去死。想起各宗教吸引人入教那个笑话。一个一个，到最后，佛陀笑着说：“信不信我，你都会死。”

还没有完全康复，未来三天的水上项目游学，我和女儿都请了病假；我们每天的自学语文，也已经停课三天。

“八时起。读摘讲述抓札记。午饭后小睡。下午读札记。晚饭后冒雨至大街购物即归。”（郑天挺日记，1939年6月4日，中华书局《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昨夜有雨，早雨止浮云尚多，盖已入雨季矣。午后与郁文、祖同往看盟军运动会，后至施、李、陶、王家稍坐。晚在牟作云处便饭，约翰酒兴颇好，惜酒不甚佳，未与多饮，亦恐其不甚多量也。”（梅贻琦日记，1944年6月4日，中华书局《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

郑天挺和梅贻琦，一位是西南联大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教授、文科研究所副所长；一位是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工作的常务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校长，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之一。两位在“今天”的日记，读来也是一样拉拉杂杂。可见，日记之要在于日记，而非日作一文，所以我就继续坦然记之。

整日低烧，咽痛。女儿也发烧了。一度烧到38.6℃。服用退烧药后昏睡半日，渐有活力，无咳嗽，咽喉不红肿。一天中每隔两小时量一次体温，最高在37.5℃。不能参加学堂周一开始，连续三天在清镇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的游学，女儿难过得哭了。于是我们在淘宝买了90元的手账贴纸和胶带。女儿晚餐吃了两碗饭。

傍晚时大雨如注，想来明早那一条小路的石榴树上，定然是绿愈肥红愈瘦了。

晚上睡觉时，女儿体温回复正常。所幸太座和儿子无恙。

今天是端午节。这样阴雨绵绵的天气，什么东西都湿润润的，让我和女儿这样的过敏体质者不断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苦不堪言。我们整天手上攥着一包纸巾，不及时擦拭下一秒就涕泪糊面。简直是毫无生活质量可言啊。

昨天放学到家，就感觉体温有点高。晚上太座和儿女都睡后，原本准备整理学堂端午运动会的视频和图片资料推一期公众号，但开始明显感觉发烧，发冷，很快就昏昏沉沉睡去。

睡了一会儿，觉得还是要量个体温，烧到多少度心里好有个数。也许是光线的原因，也有烧晕了头脑的原因，错看体温到水银体温计顶格的42℃。“啊~这也算是人生的一个新纪录了。我是不是就这样死了？死了也好，就怕烧坏脑子烧坏器官又死不了，那可真是包括自己在内所有人的麻烦。”当时想。

昏睡到23:30前后，突然清醒点了，想起白天同事要的资料照片还没发过去。爬起来，喝水，上厕所，开电脑找照片，发给同事。正想我这是不是“回光返照”了，就又昏睡着了，到接近今天中午。

起床，吃了太座煮的小米粥，恢复了一点生气，把昨晚看错温度计时，脑子里想的那些个给太座讲，她说：“体温都42℃了，你竟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打120。”

午饭后，一边擦拭不断流出的眼泪和鼻涕，一边把公众号做出来推送了。和女儿手牵手撑着伞在花园里散布回来，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房间做手账，我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客厅昏昏沉沉看《浪客日月抄之三：刺客》。

有时候，感觉生活就像是一架火，我就是火上的生煎包和生滚粥，一边煎，一边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