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版一印“戴明贤集”精装全八册，第三册散文集《物之物语》P.264：（张宗和）有一次问我，能不能替他批改几本学生作文，因为这些作文竟看得他睡不着觉，头痛欲裂。还举出了个例句：“星期天，同学们上公园寻花问柳去了。”我说小事一桩，把十来本未改的带走。其实我也最害怕批改学生作文，因为篇篇不同，不像数学题目有标准答案。我教的农村娃娃，淳朴得不得了，却是只会照抄报上的“大批判文章”，自己一句话都写不顺畅。想改这种作文，那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只想仰天嚎一声。宗和先生的这些工农兵学员，水平还稍强些，我勉强改了送去，宗和先生像得了什么好礼物似的。

床头夜读到这里，心有戚戚焉，提笔在旁批注：“现在的学生作文，公立学校教出来的，也多是如此。最可叹的是，好些语文老师的作文也是这样的套路，甚至不能正常话语写作。所以我对女儿的写作，只有一个要求：语句通顺。因为“写作这件事真的要靠才华，并不是书读得越多写得就越好，书读得多只能保证你写的东西基本顺畅，不易犯错而已。真正要写好写出彩，还得靠才华。”（毛尖《乱来》）

好的散文要靠文字的纯正，而如今纯正的文字，却要逐渐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好莱坞写宣传稿式的一味夸张，用最美丽的字眼，去形容一堆垃圾，把原先有意义的东西，贬到不值一文。（吴鲁芹《吴鲁芹散文选》）

一个人的成长，最重要的需求不是物质的吃穿和花费，不是精神上大起大落的恩爱和慈悲，而是物质和精神混合在一起的那种细雨无声的温情与滋润。只有那种光线充足却非暴晒暴烫的阳光，才可以让草成草，树成树，让人的心灵充满温情与善良。（阎连科《我与父辈》）

注：张宗和，“合肥四姐妹”的弟弟，时为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大）历史系教授。

一个月前，终于凑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一版一印“戴明贤集”精装全八册。今天再次翻完第三册散文集《物之物语》。二〇一九年三月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八月一版一印的《物之物语：贵州往事，且行且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个版本拿掉了副标题，内容在人民社的版本上“略有增补”。在豆瓣，这本书只有1人在读，8人读过，12人想读，因“评价人数不足”而没有豆瓣评分。

《物之物语》是二〇一〇年初开始在《贵阳日报》副刊上连载的。一物一篇，既是借物忆往事，也是一部个人史。当时在报纸上连载应该是一物一图的，这本书里一图不见，可惜了。

董桥在《冬夜劄记四则》里有这么一段：“旧人物旧事迹往往事过湮没，无人记得，昔日胡适先生提倡振兴传记文学，高阳先生对我说：‘大部头传记是大人物写的大人物传记，我们小人物若能记些小事迹，自也算是功德’。”个人记录之必要与意义，不只是个人史，也是一部微观历史。董桥和戴明贤的文字，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小而无量的功德。

重读两年多以前读过的“旧书”仍有新鲜感，因为多半的篇目都已经忘记了。

看过的书，绝大多数很快就会基本忘掉，服药以后更是如此。经常自问，这读了忘，忘了读，读过的书终究会统统忘掉，那读书这件事除了一时爽，还有什么意义？

今天算是有点想通了。读书这事，其实是一个关于人生的终极哲学问题——读的书最后都会忘记，难道就不读书了？反正每个人最终都要死的，难道人人就都不活了吗？要弄清楚“活着”是什么、意义何在，还是要读书和思考，否则就不是在“活着”，而是已死去——至少，在活人的世界里，死去的那个人已不再思考。

读过的散文，还是董桥的好。如果要读某人的全集，我会选董桥。《景泰蓝之夜》《清白家风》《立春前后》读过，不忍释卷。海豚出版社的《英华沉浮录》一套六册，还有四册没读。其实也是有点舍不得读的意思。《董桥七十》一直买不到。董桥的文章俨然“老派文人”作风，再加上老来衣食无忧，来往的又多是冷艳清贵书香之后名门闺秀，诗词书画自然风雅，在轻描淡写中长了见识。就是自己悟性差，早年懵懂混世无心读书更没有旧学底子，要想把看似闲话家常的文字读明白，也还是要费点功夫，所以我看过的董桥都有批注，感悟不多，字词的注解不少。这也是我寻求“活着”的一种证据罢（余华的《活着》总给我一种藏着掖着的感觉）。

“人犯傻了才会给别人出主意。”（《W.H.先生像》）

“到头来他什么也不是，仍旧是个有魅力没能力的年轻人，五官漂亮一事无成。” （《百万富翁模范》）

“女人是给人爱，不是给人懂的。”（《没有秘密的斯芬克斯》）

以上三句，都来自《夜莺与玫瑰：王尔德童话与短篇小说全集》，读过的第一本王尔德。

浙江文艺出版社“作家榜经典文库”系列之一种，朱纯深译《夜莺与玫瑰：王尔德童话与短篇小说全集》精装插图本，收王尔德的童话九篇，短篇小说五篇。如果这套书的装帧都是和这本一样黑色硬面，红色书口，红白两条书签带的小开本，我就有点想集齐这套书了。一个人，要有多少钱才能做到想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

/前天上班路上，太座说：“昨晚看到一句话，觉得说得好对，转发给你。”到学堂，吃完早餐，打开微信，看到发来的内容——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昨天看到一句杀人诛心的话：普罗大众永远是一群脑子笨，对复杂信息有天生抵触，拒绝学习还又渴望速成的韭菜！

/买的旧书到了两箱，大概七十几本，里面有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系列的《红楼梦》。拿在手上，觉得好像比中华书局版《红楼梦》薄一点。从架上抽出来比照，中华书局版《红楼梦》是以程甲本为底本，九三三千字；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红楼梦》是以程乙本为底本，八七四千字。两个版本出入近六万字。难怪。随手翻开，是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一回翻下来，大有趣。从第一次接触《红楼梦》到现在，起码也有三十年，但从来对这本书没有半点兴趣，也不觉得有哪里好看。现在突然一翻，竟然大有兴趣，可能读书也是要讲阅历和机缘。这下好了，枕边又多一本书。

/从来不知道王尔德也写童话。提起童话，我一直是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既是打底也是人生对童话的认知极限，现在对读过的郑渊洁的童话除了皮皮鲁和鲁西西两个名字，其他忘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忘得这么彻底？不够好看嘛。买了一本朱纯深译的《夜莺与玫瑰：王尔德童话与短篇小说全集》，冲着短篇小说去的。放在床头大概也有一个月了。昨晚翻完伍尔夫的《伍尔夫读书随笔：存在的瞬间》和张大春的《文章自在》，随手拿起什么看什么，就抓到这本了。一读，好看！有多好看？看完再说。

/张大春《文章自在》中，有一点我觉得有道理（也算是为我不会写文章，更写不了长文章找到一个说辞）——相对看去，短小之文，不好写，因为能调度的字句不多，唯求笔触精准而已。

/“首先要纠正一个很久以来一直存在的错误，那就是把钻研学问和喜欢读书混为一谈，实际上这完全是两回事。一个钻研学问的人埋头于书本，以不寻常的热情和不一般的专注在书堆里搜寻，希望从中找到某些他认为特别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倘若他只为读书而读书，那他的收获就会越来越少，甚至一无所获。而在另一方面，一个只是喜欢读书的人，他一开始就没有刻意想要通过读书获得什么专业知识。如果有专业知识留在他的脑海中，那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是想获取什么专门的知识，想成为专家学者而按规定读书，那就很可能在读那些枯燥乏味的专业书时，彻底葬送掉只有在为读书而读书时才有的那种有益于心灵的读书乐趣。”“读书绝对不是为了所谓的学问而埋头苦读。”——读伍尔夫《伍尔夫读书随笔：存在的瞬间》

五月二十四日出刊，今年第二十一期《三联生活周刊》的主题是《近代的端倪：洋务运动160年》。

从五月到昨天，翻完半藤一利的《幕末史：不一样的明治维新》。

这关于日清两个国家同一段历史时期的一本杂志和一本书，同时凑到我的枕边，是个巧合，但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日清两国却不是巧合。

日清两国这时基于自强的改革，都源于同一个原因：开国。大清帝国源于英国称之为“贸易战争”的两次鸦片战争，日本则是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

但日清两国的两个相似的改革，最终各自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

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虽然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庆应四年（1868），王政复古后，睦仁天皇于九月八日改元“明治”，所以庆应四年为明治元年，睦仁天皇又被称作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在位的四十五年期间，是近代日本改革最为显著的时期，“明治维新”使日本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发展。

日本的崛起，确切地说是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和大清帝国对自己这个小邻居的态度变化，可以从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信和奏章中读出来。

同治五年（1866）前后，这时的日本处于明治维新前两年，日本国内正为令出幕府还是朝廷，是要尊王、攘夷、尊王攘夷还是开国争得乌烟瘴气之时，李鸿章在信函中多次论及对日本的认识（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日本……惟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实无图我之心。

该国向非中国属国，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日本……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宜先通好，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今诚中外上下戮力同心，于储才、裕饷、选将、练兵、制器、造船之道，一一讲求，如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诸葛武侯之广益集思。一面则泰西诸国可交者，隐与联络，结为外援，俟一二十年后确有把握，然后举一最无礼之国，揭其罪状，布告同盟，用全力而挞伐之。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二日，明治七年，李鸿章上奏朝廷，详细阐述了他对日本的新认识，奏云：“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询属老成远见。该国近年改变旧制……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悻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李文忠公全集》）

短短六七年时间，明治维新就将日本从一“惟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的成为“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之国。从幕末到明治这几年，日本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本“非萨长史观”解读日本近代的崛起的《幕末史：不一样的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