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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与没落:日清两国的自强改革

五月二十四日出刊,今年第二十一期《三联生活周刊》的主题是《近代的端倪:洋务运动160年》。

从五月到昨天,翻完半藤一利的《幕末史:不一样的明治维新》。

这关于日清两个国家同一段历史时期的一本杂志和一本书,同时凑到我的枕边,是个巧合,但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日清两国却不是巧合。

日清两国这时基于自强的改革,都源于同一个原因:开国。大清帝国源于英国称之为“贸易战争”的两次鸦片战争,日本则是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

日清两国的两个相似的改革,最终各自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

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虽然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但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庆应四年(1868),王政复古后,睦仁天皇于九月八日改元“明治”,所以庆应四年为明治元年,睦仁天皇又被称作明治天皇。明治天皇在位的四十五年期间,是近代日本改革最为显著的时期,“明治维新”使日本实现了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发展。

日本的崛起,确切地说是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和大清帝国对自己这个小邻居的态度变化,可以从晚清重臣李鸿章的信和奏章中读出来。

同治五年(1866)前后,这时的日本处于明治维新前两年,日本国内正为令出幕府还是朝廷,是要尊王、攘夷、尊王攘夷还是开国争得乌烟瘴气之时,李鸿章在信函中多次论及对日本的认识(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

日本……惟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近撤各藩回京,实无图我之心。

该国向非中国属国,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日本……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宜先通好,勿使西人倚为外府。

今诚中外上下戮力同心,于储才、裕饷、选将、练兵、制器、造船之道,一一讲求,如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诸葛武侯之广益集思。一面则泰西诸国可交者,隐与联络,结为外援,俟一二十年后确有把握,然后举一最无礼之国,揭其罪状,布告同盟,用全力而挞伐之。

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初二日,明治七年,李鸿章上奏朝廷,详细阐述了他对日本的新认识,奏云:“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询属老成远见。该国近年改变旧制……每为识者所讥,然如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悻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是铁甲船、水炮台等项,诚不可不赶紧筹备。”(《李文忠公全集》)

短短六七年时间,明治维新就将日本从一“惟诸侯擅权,有似列国纷争”的成为“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之国。从幕末到明治这几年,日本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本“非萨长史观”解读日本近代的崛起的《幕末史:不一样的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