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这个词，起源很古。《吕氏春秋·求人篇》说夏禹的“功绩铭于金石”。高诱注曰：“金，钟鼎也；石，丰碑也。”可知金石是古人铭刻功绩的素材。钟和鼎是古代青铜器中体积最大的，可以铸刻较长篇的铭文，因此就用“钟鼎”来代表一切青铜器。但这个词现在不用了，一般已改称为彝器。钟鼎上铸刻的文字，其内容大多是记述功绩的，字体都是小篆以前的大篆，，或称籀书。这种文字，从前称为钟鼎文，现在称为金文。（《“金石”、“文物”、“考古”的各自含义》）

大约在西汉晚期，有人开始在石板上刻上文字，记述墓中人的姓名官位，卒葬年月，放在目前。这个东西称作墓表……以后石板上刻的文辞渐渐多起来，详细地记述了墓主的姓名、家世、生平和事业，还加上写颂扬和悼念的诗铭。这样就成为一篇传记，使过路人读了，可详细知道墓主人是何等人物。这块石板，就成为墓碑。（《说碑》）这么看来，年年清明上坟，先人墓前立的那块刻有谁于何年卒葬，子孙人等所立的石板不是墓碑，而是墓表了。

汉碑《北海相景君铭》有“竖建虎口（上非下石）”一句，这个字（上非下石）从宋代的洪适到清代的翟云升、翁方纲，都不识得，所有的字典里也都不收。（《说碑》）汉字知多少。

清代中叶，包世臣作《艺舟双楫》，竭力提倡书家要多临碑，少临帖。他以为碑字多篆隶真楷，有端庄刚健之气；帖字多行草，气骨柔弱。学习书法，应当从临碑入门，大好刚健的基础，然后学习行草书，不致柔媚无骨。他以为碑都是中原古刻，特别重视北魏碑的书法，因此他以碑字代表北派书法，帖大多是南朝文人的字迹，他就以帖字来代表南派书法。北碑南帖，成为书法艺术的一个新词，于是碑帖二字，又产生了新的意义。我们说某人是临碑的，这就是说他写的是篆隶真楷；如果说某人是临帖的，这就是说他写的是行草书。（《说帖》）

金石学奠基于宋代，欧阳修应该被归功于金石学的创始人。元明二代，比较冷落。石刻碑版方面，还有些人，金文方面，却是人才寥落。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学者不易见到实物，也无拓本传世，不能取得研究资料。清代是金石学的大盛时期。古物出土，时有所闻，而且每一件古器物都有拓本流传，更有不少古器，有全形摹拓，即使未见实物的学者，也能据拓本进行研究。（《先秦金文》）

唐代几乎所有书籍都是手写本。有一些没有取得功名的读书人靠抄书卖钱过活。他们抄的大多是儒、释、道三教经典，故成为“经生”。一般的经生，书法都还不坏，如果写得不好，也没有人买他的写本了。（《唐墓志、塔铭、经幢》）

施蛰存《金石丛话》，14篇文章从14个专题梳理金石学基础知识，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文库典藏本”之一种，硬面精装，2013年4月1版1印。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不少。可惜作者名给弄错了，应是“施蛰存”，而不是“施蜇存”。总阅读量第1589本。

这个译本时代感非常强。梁宗岱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译成，当时不论是汉语的使用习惯还是语法，都与现在有很大不同，并且在诗的翻译上又带有很强的个人理解，所以，现在读来，诸多隔阂，算不得当下的好译本，甚至是我读过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中，最为佶屈聱牙的版本。即便如此，也是偶有佳句：

没有什么抵挡得住时光的毒手（十二）

有人说你的缺点在年少放荡；
有人说你的魅力在年少风流；
魅力和缺点都多少受人赞赏；缺点变成添在魅力上的锦绣。（九六）

梁宗岱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巴别塔诗典”系列之一种，2020年1月1版，2023年1月6印。总阅读量第1588本。

《古玩谈旧闻》之后，第二本陈重远的古玩故事书。掉书袋较上一本更甚。在上世纪初，古玩行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除了有限的书本，仍旧主要靠日常的见闻和实物的经手，所以听前辈谈古是就是增见闻的重要路径。然而，AI时代了，知识的获得已是唾手可得，鉴定技术也一日千里，能过眼的真东西也越来越少，这书于我也是无用的知识，就是略助饭后谈资，为生活添点有趣的佐料。

陈重远《老古玩铺》，北京出版社2006年1月1版，2008年1月2印，定价30元可算是昂贵，8.4元从二手书交易平台“多抓鱼”淘得。总阅读量第1587本。

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列出了十四条什么是经典的定义。第一条就是：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时隔四十年二刷，120万字用时八天。还是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跟每一次经验一样，都会产生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或者说应该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这种青少年的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原因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式：这一切都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经差不多忘记或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读的书。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经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基于这个理由，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即使这些书依然如故（其实它们也随着历史视角的转换而改变），我们也肯定已经改变了，因此后来这次接触也会是全新的。

重读《战争与和平》，是想在九月开始的第三期也闲谈，和诸位初中的学者共读。这对他们来说或许有点难，但如果人生中要读一部世界名著的话，那就选一部值得的——哪怕是装，也装一个大的。所以也让我借此重新发现了自己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

昨天，即将上八年级的女儿和她妈妈讨论以后要不要结婚，我脑子里跳出来的竟然是安德烈公爵对好朋友皮埃尔说的这段话：“永远，永远不要结婚，我的朋友。这是我对你的忠告……到老得不中用的时候再结婚吧……不然你身上一切美好、高尚的东西都会毁灭掉的。一切都在琐碎小事上消磨掉了。真的，真的！别这么吃惊的望着我。”或许这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一部经典作品的文本‘起到’一部经典作品的作用，即是说，它与读者建立一种个人关系。”

刘辽逸译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7月1版，2022年9月26印。总阅读量第1586本。

早餐后，刚陪二娃去对面喊出小伙伴来玩，就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大家只好又分头回家。“推云童子今天可又有得忙了。”我说。

女儿的语文暑假作业，要完成一封给自己的信。写了两句，觉得实在是不知道还能写些什么。我从她身后的书架上抽出海莲·汉芙的《查令十字街84号》，递过去说，这是一本书店和读者之间的往来书信集，你可以看看，也没有什么多不得了的信念和多美丽深邃的文字，就是絮絮叨叨的生活，但是真实，所以吸引人。

为开学做准备，把我和女儿的书包洗了。写了8日就读完的儒勒·凡尔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的读书记，拖了半个月，是因为一直没理顺这次二刷的收获，但总这么卡着也不是办法，就随手记一笔，算是有个交代。

四十年来，第二次读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第一次读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凡尔纳选集”之一种，范希衡译，一套三册七百多页。这一套“凡尔纳选集”都是木版画封面，现在看来也是极为精美。我外国文学一架底层还有《海底两万里》和《气球上的五星期》两套，只是半个世纪了，纸张发黄变脆，只能留个念想，不堪翻阅。

这次读，是为九月“也闲谈”小学班与诸君共读做准备。四十年前读的是故事，觉得好看。这次读，手边放着一本世界地图册，先从地理到历史，再到文学与写作，尝试去解释和说明哪里好看，为什么好看。47万字，647页一巨厚册读下来，又有新收获。

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林出版社2020年10月1版，2022年9月3印。总阅读量第1585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