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二日，在满目萧条中一路逼近南京……参加南京总攻战。我身体非常健康。将遭遇数以万计的敌人，然而也希望邂逅哪怕只一位峨眉青黛的美女。
——小津安二郎在《豆腐匠的哲学》中，关于他所在部队进攻南京的部分内容。而关于电影，“我认为余味最重要。似乎很多人觉得要有动辄就杀人，刺激强烈的的剧情才是故事片。但那样的影片不是戏剧，是意外事件。我在想，是否可以不要意外事件，只以一种‘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啊’的语气把故事讲完满呢？”或许，这样的想法，正是来自于他的七次从军经历吧？！
从3月5日黄文欣老师推荐《小狗钱钱》，到今天正好4周时间，翻完了我的“财商阅读季”7本书，我的金钱观和财务观得到了……建设。是的，如果在我18岁以前看到这些书里的两本的话，我想我会做更好的自己，现在已经实现财务独立。
7本书里，博多·舍费尔就有3本：《小狗钱钱》、《小狗钱钱2》和《财务自由之路》；另3本是哈维·艾克《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野口真人《学会花钱》、麦克.奇格西《能断金刚：超凡的经营智慧》和乐施会的2017全球财富调查《请回报劳动，不要酬谢财富》。
于是，我又给自己狠狠灌了一大瓢浓鸡汤，虽然从小吸收不好，但多少现学现卖制止了一次盲目投资——太座想去贵安新区投资一个40平的公寓，我用刚刚学到的方法和去年的投资经验，给她算了一笔账，证明唯一能从这个投资里获益的是银行，而不是我们。
以下是一些就像熊猫老师说的，看书要记下的佳句：
1、如果你只愿意做轻松的事，人生就会变得困难重重；如果你愿意做困难的事，那么人生就会渐渐变得轻松。
2、穷人努力工作，并且把所有钱花光，所以他们必须得永远努力工作；有钱人努力工作，储蓄，然后把钱拿去做投资，好让自己永远不必为了钱去工作。
3、如果你很慷慨，那更多的钱只会让你变得更慷慨。如果有谁告诉你相反的话，那他一定很穷。
4、怎么会有人相信，因为自己比较穷，所以就是比较好的人，是比较虔诚、有灵性、善良的人呢？穷什么都不是，它就是穷！财富本身没有善恶，如果我是坏人，更多的钱才会让我变得更坏，因为我可以去做以前做不了的坏事；如果我是好人，更多的钱能让我变得更好，因为我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更多以前做不到的好事。所以，我想成为有钱人——一个善良、友爱、关怀他人，慷慨又具有灵魂深度的人，同时我还很有钱。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成长和幸福。在内心深处，我们都希望改变一些事情，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我们的教育体制只告诉我们例如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知识，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梦想。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有两条通向幸福的道路：降低要求或者增加财富……聪明的人，会同时给自己创造两条路。”——富兰克林
——[德] 博多·舍费尔《财务自由之路》
【 乱翻书 】 2017年，全球所创造财富总额的82%流向了占总人口1%的财富顶层，50%的财富底层人口却几乎颗粒无收。勤劳致富正成为一个蛊惑穷人的谎言。
——乐施会《请回报劳动，不要酬谢财富》
【 乱翻书 】 任何一个说钱不重要的人，都是没钱的人！有了钱能做到的好事远比没有钱能做到的好事多太多。有钱人了解金钱的重要性和它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但穷人会用毫无关联的对比来证明自己的窘境是合理的。
——[哈维·艾克]《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
年轻人首先必须掌握的是挣钱的能力——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而不是存钱的能力。现金本身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现金就像是血液，流动才有意义，风险只是不确定性，并不一定是危险。
——野口真人《学会花钱》
【 乱翻书 】 做生意的目的、《金刚经》古老智慧的目的、以及所有人类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丰富人生同时获得内在与外在的富有。为了能够享受财富，必须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在人生历程上使这些财富具有更广阔的意义。
「美」麦克.奇格西《能断金刚——超凡的经营智慧》
2017年翻了88本书，比去年多翻了48本，平均1.7本/周，排名前五的关键词仍然是历史、宗教、社会学、旅行和摄影。我的年度最佳作者是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最佳书籍是凯伦·阿姆斯特朗的《佛陀》。2018年争取只翻12本。
出于对数字和经济的不敏感，我很少翻经济类读物。同时，我也不太喜欢科技者流所表达的那种基于当下“客观现实”言之凿凿世界会是平的，未来会是湿的，夷平一切的单一文明观和价值观；但是，不论是出于工作需要还是生活习惯的被改变，我都需要了解一些我不怎么喜欢，但又不能不知道的可能的未来，虽然这些畅销书通常只是把你所知道但没有想过太多的东西整理编辑后，再次呈现在你面前，于是你感觉世界好像真的如书里所说的确是这样的，例如这本《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
地球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能满足他们的贪婪之心。——甘地
据联合国预测，如果人口增长趋势和消费趋势持续发展，即使穷人并没有感觉到生活质量的变化，到2030年，我们也将需要两个地球来维持我们的资源消耗。
同时，全球气温上升，将从根本上改变地球水循环方式。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水循环系统的巨大改变，导致全球生态循环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剧，并且正一步步将孕育了4.5亿年生命的地球生物圈推向第六次大灭绝。
减少富人的生态足迹、帮助全球40%的穷人脱贫，以及稳定并减少人口数量，使人类依靠地球生态承载力的“利息”而非“本金”生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愿景虽具有挑战性，但并非不能实现。
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资源的利用可以维持人类生活，同时又不超出大自然回收和再生资源的能力。
现今，物联网正在转变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方式。在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生物圈神经系统的一个节点。
物联网是由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协同组成的有机整体，它将持续不断地通过调度能源、生产并分销商品或服务以及回收废物的方式寻找提高热力学效率和生产率的新手段。而一旦社会的生产性经济活动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将不再起作用。人们将依靠使用价值和分享价值来组织经济生活，而不是依靠稀缺性和交换价值。
ICA（国际合作社联盟）认为，合作社的存在，是为了资源共享，而私营企业存在的目的则是盈利。也就是说合作社的成立是出于合作而非竞争，是为了照顾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而非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
2012年被公认为联合国的“国际合作社年”。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10亿人成为合作社的社员，这占了世界人口总数的1/7。超过1亿人在合作社工作，这比在跨国企业工作的人还要多20%。在美国和德国，有1/4的人口是合作社成员；在加拿大，这个比例达到40%；在中国和印度，约四亿人隶属于合作社。
如今，物联网可以为成千上万的小企业提供便利条件，但前提条件是这些企业有能力在生产合作社中联合起来，并利用由新的分布式、协同式通信/能源结构推动的横向力量的优势。这种新经济模式可以将边际成本降低到零，从而使那些需要靠大量投资获利的私营企业面临巨大生存挑战。在零边际成本社会，合作社是唯一可行的经济模式。
《生命的寻路人：古老智慧对现代生命困境的回应》买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之前，特意放在后者之后看，以便于比较两者如何看这个世界和未来。后者所呈现的观点，仍是那种让人对未来充满兴奋且言之凿凿的世界已经是平的，未来也会是湿的，夷平一切的单一文明观和价值观。
然而我们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瓦解的年代。民族国家在20世纪初有60个，现在则有190个，但大多数都贫穷而极不稳定。如同哈佛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所写，民族国家已经小到不足以处理世界的大问题，又大到无法处理世界的小问题。在主要工业国外，全球化并未带来整合与融洽，反而带来改变的大爆炸，将语言和文化、古老的技艺与富于想象力的智慧横扫一空。
“政府说，这会带给我们发展，但我们唯一看到的发展就是漫天尘埃的伐木道和移居营。对我们来说，他们所谓的进步指的是饥饿、依赖、无助、文化的破坏，还有使我们的族人道德败坏。政府说这是为我们创造工作，为什么我们需要工作？我父亲跟祖父并不需要跟政府讨工作，他们从来没有失业过，他们靠土地与森林维生，这是种好生活，我们从来不会感到饥饿或穷困。现在这些工作会随着森林一起消失。未来十年内，所有工作都会不见，而已让我们繁衍几千年的森林也会跟着不见。”这段1992年马来西亚婆罗洲游牧原住民本南族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让我想到以被称为保存苗族“原始生态”文化完整的地方的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为例，与其他诸多地方在被“开发”后原住民所遇到的系列问题。
然而所有文化都有独一无二的特质，都反映出许多世代以来他们所作出的选择。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很明显没有一体适用的发展模式，科学只是获取信息的方法之一，同时西方科学所创造的所有重大贡献，都局限在人生的次要需求上。把自己定义的现代性当做所有人类社会必然的命运，是非常狡猾的。
如果社会是以超凡的科技能力作为评比标准，西方科学实验表现得光芒四射与出色高超。但如果评比标准转变成用真正永续的方式让生命茁壮繁荣，或是对地球真正的崇敬与欣赏，那西方的典范就会败下阵来。如果说最能驱动人类热情的是信仰的力量、精神直觉的能力、能够包容各种宗教憧憬，那我们那些武断的教条又会再次不符合标准。
所有文化本质上都具有同样敏锐的心智及先天禀赋，西方人将智能及潜能运用在创造惊人的科技革新上，澳洲原住民则用来做他们重视的事，也就是在神话固有的复杂记忆思路里穿梭——无论何者，其实都只是一种抉择、方向、应变的智慧，以及文化偏好——我们穷尽一生去追求活到一百岁，为失去一根头发、一颗牙齿而担惊受怕，佛教徒则花上一生的时间去试着理解存在的本质。佛教徒花费时间去准备迎接死亡的那一刻，而我们却用尽大多数时间假装那一刻并不存在。我们忙得像无头苍蝇，还要与时间赛跑，用物质世界的财富、成就、还有各种证书来衡量、定义所谓的成功。对佛教徒来说，这是真正的无知。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追求无限的经济成长，还把这当做幸福繁荣的唯一指标，这无异于是集体的慢性自杀。因此，多元文化的困境不仅牵涉到怀旧或人权，更是地缘政治稳定和生存的严肃议题——过度的发展将扑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现代文明真的是我们最好的未来吗？
或许正像布洛迪（Hugh Brody）所认为的那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在于人应该有自由与权利去选择想要的生活。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所有民族都能根据自己的主张去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好处，并且避免危害各民族。
在人类学的早期历史中，某位学者发现有些主要的文化理论并不充分，因为提出这些理论的人从未下过田野，对人类发展的想法也明显受偏见所扭曲。而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率先以真正开放而中立的态度探索人类的社会观念如何形成，研究不同社会的成员在观看并解读这个世界时是如何受到制约的。博厄斯建立了“了解原住民的观点、原住民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他们的世界观”的人类学研究的模型，并成为现代文化人类学之父，而他也启发了那些想要继续建立人类学现代学科的人。
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去世之前，仍在担忧我们的世界正在形成一个看似温和、多样，实则单调一致且横扫全球的现代文明。她害怕整个人类的想象力可能会缩在单一智能和心灵模式的窠臼里。
我们其实可以避免这样的事。
人类之间共通的本质使我们共享同样的神圣天赋，骨子里也写着共同的历史。世上有无数文化，每种文化都是人类想象力与心灵的独特展现，都是一个基本问题的独特展现，都是一个基本问题的独特答案：人生而在世究竟有什么意义？世上的各种文化以七千种声音响应了这个问题，共同汇编成一套人类的剧目，使我们在踏上永无止境的旅程时，能共同面对人类此一物种在未来的各种挑战。
承认其他文化之美并不代表就要贬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带着一点谦卑去承认其他民族尽管可能不那么完美，却同样都对人类的集体文明有所贡献，去重新欣赏各种文化所展现的多元人类精神，这些文化丰富了我们的观念、信仰、求生技巧，且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宝贵的遗产确实能帮助人类繁衍茁壮、生生不息。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真心感受到任何一种语言、任何一个民族的消失都是悲剧。失去一种文化，就是失去我们自己拥有的一些东西。
文化不是微不足道的。文化不是装饰或艺术品，也不是我们唱的歌，或我们吟咏的祈祷文。文化是一张舒适的毯子，赋予生命意义，也是一套完整的知识，让个人能够从无穷无尽的生命经验中寻找价值，并在不具意义与秩序的宇宙中创造属于自身意义与秩序。文化是大量的定律与传统，是道德伦理规范，能将人们与野蛮之心隔离开来，而历史显示，野蛮之心就只是在全人类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表面下方。如同林肯所说，单凭文化，就能使我们触及天性较美好的那一面。
《走向公众》是我翻的“当代艺术”丛书第三本，书架上这个系列丛书的下一本是《策展简史》，翻过的前两本是《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和《关于策展的一切》，都是当工具书来看，基于几个疑问：什么是策展、策展人是做什么的、什么是艺术、艺术评论又是什么东西……三本翻下来，我忘了前两本都说了些什么。
《自我设计的责任》和《制造真实》两篇，我没有得到多少关于现代设计和艺术的感触和领悟，到是对自己当下所正在进行的贵州农产品包装设计想法，在理论领域找到了个支撑和印证。
我讨厌过度包装的东西，因为那会让我有“包装里面的东西其实没有广告说的那么好，有可能更糟”的感觉。如果东西真的够好，为什么还需要那么多刻意设计？好的东西，以及如何将其“好”的部分呈现出来，这个行为本身就已是对该事物的美好的赞同和欣赏，这就是“设计”，如果再将这个“设计”用更多的设计包裹起来，那呈现出来的，必然是对该事物的严重信心不足和多余，甚至是伤害。
当现代设计于20世纪初出现时，它就将揭示事物隐藏的本质而不是设计它们的外表作为自己的任务。前卫设计致力于消解和净化数个世纪以来实用艺术在事物外表上的堆积，意欲揭露真实，那些非设计的事物的本性。因此，现代设计并不把创造新的外表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是消解它，主张消极设计，反设计。真正的现代设计是简约化的。它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它不再是简单地设计出极具个性的东西来悦人耳目，哗众取宠。毋宁说，现代设计是用它发现事物的能力去探索如何塑造观者的注视，因为——人们会认为对某一事物的美化行为都已是对该事物的批判，其原因仅仅是该行为使得事物想要比实际看起来更美好而需要修补的缺陷被关注了。这样的修补总发挥“德里达药物”（Derridean Pharmakon）的作用：虽然设计能让事物更好看，但同样会让人怀疑如果去除表面的设计，该事物会极其丑陋、令人厌恶。
传统的展览空间是一个象征性公共财产，策展人则以公意之名管理这个空间，因此策展人的角色就是要去捍卫这个公共特性。因而，为了对公众负责，一个策展人无须成为一个固定机构中的一分子，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被定义了的机构。（这句话我所理解的版本就是“一个人也活成了一支队伍”，同时远离任何一个“江湖”而又没有离开任何一个“江湖”，虽然哥身已远离江湖，但江湖里仍然在翻新哥的传说。）
一个典型的展览的观众，如同一位象征性的空间的所有者，保有自己的领地，在那里，作品被交付于参观者的注视及评判。
信仰自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信仰自己所选择的信仰，任何人都拥有按照这些信仰自由地组织个人或私生活的权利。这也就同时意味着，我们不容许在公共生活和国家机构中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包括作为某种信仰的无神主义。
在当代世界，宗教已经成为一种个人品味，其作用方式与艺术和设计的作用方式一般无二。
费奥多罗夫认为，博物馆拒绝接受死亡，于是通过耗费巨大的精力保护那些无用的、多余的、在“现实生活中”已无任何实用价值的旧时之物，拒绝承认那些东西已毫无价值，并不断更新馆藏物品。然后从另一方面来看，博物馆是一部延续物品存在、使其不朽的机器。因为每一个乃众生之一员，万物之一物，因此，人类理应受到博物馆收藏之物所享受到的那种不朽的眷顾。
对费奥多罗夫而言，博物馆的空间是典型的“另一个地方”，是与生活实践空间相异的地方，因为真实的生活空间里时间无法积累。将现实空间与博物馆空间结合在一起，克服两者间存在异质性，这种将生与死之间障碍移除的做法与其说是将艺术融入生活，倒不如说是生命的博物馆——让生命应该并且能够在博物馆中拥有不朽的特权。不朽并非人类灵魂的伊甸园，而是生者的博物馆。灵魂的永生被博物馆中保存的躯体和物品的不朽所取代；而神的恩典被博物馆策展人的决定和馆藏技术取代。
作者为蔡志纯和黄颢的《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与这本陈庆英和陈立健的《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历史定制》，两本书虽然都是关于藏传佛教中的活佛转世的缘起、发展分析，但前者极尽意识形态之能，我称其为“党员干部关于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学习材料本”；而后者呈现了活佛转世不仅涉及藏传佛教，同时也牵涉到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更对活佛转世从13世纪在西藏出现后八百多年的发展作了较系统的梳理，我认为这个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社会本”。
但这个“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社会本”也存在一些小而重要的问题，一是在校对工作方面，应该还可以再仔细一些；二是在活佛转世的传承表述上，同一人物的法名与俗世名、同一称谓的汉语、藏语译、蒙古语译等多种译法混用不一。转世灵童在被认定前是没有法名的，在记述中也不应称法名，但以汉地所熟知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为例，书中表述为“1683年，仓央嘉措在门达旺地区出生……仓央嘉措从8岁起，开始学习文字和诵读经典……1697年9月，五世班禅为仓央嘉措剃度、授沙弥戒，并取法名为仓央嘉措。接着仓央嘉措和五世班禅一起到拉萨，在10月25日燃灯节时，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坐床典礼。”也就是说，仓央嘉措这个名字，是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在其14岁时才获得的。而在十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乳名为那木觉木多而济，金瓶掣签后“即由七世班禅为转世灵童剃度，起法名克珠嘉措。同时驻藏大臣孟保等还另写奏折请求皇帝批准选择来年四月十六日为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坐床的吉期。道光皇帝批准了金瓶掣签的结果和呼毕勒罕坐床的日期……”呼毕勒罕是蒙古语中的“转世活佛”。
不论是“意识形态本”还是“社会本”，活佛转世其本身是藏传佛教所独有的宗教领袖传承方式，终归要回到其宗教意义上，所以，后续待读的两本，一是由第二世敦珠法王著、索达吉堪布译的《藏密佛教史》，一是作者为尕藏加的《密宗——藏传佛教神秘文化》。话说，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为重要的两个活佛体系，班禅和达赖的现状，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以下是根据《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历史定制》整理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缘起和发展：
【社会和宗教基础】
用与常人相近的形象来表现佛陀，本来是一种为了使世人便于接受和理解的“方便法门”，不应该执着于佛就是那样的形象认识。大乘佛教认为，除释迦牟尼外，在过去的无数劫中，也有许多佛陀，未来也会有众多的佛陀。一切觉行圆满者都是佛陀。
藏传佛教注重佛教密宗。藏传佛教各个教派中，显教和密教的内容构成了教理和教义最核心的部分，各教派的显教内容大致相同，而教派的区分和差异主要表现在密法的内容和密法师承的不同。因此，在藏传佛教中，上师居于四皈依之首，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上师比佛还重要，只有依止上师才能得到无上秘诀和加持力，他们被弟子视为与佛和菩萨无别的尊师。这种“视师为佛”的观点是藏传佛教的共同特点。上师们既是一座寺院或教派的领袖，有事信徒宗教上的老师，有事寺院的建造者和管理者，甚至还是地方世俗社会的重要人物，藏语中，对这样的宗教师父，用喇嘛（bla-ma）来称呼他们。
【首位转世活佛】
1290年，经过邬坚巴•仁钦贝的努力，按照噶玛拔希的安排，实现了认定噶玛拔希转世灵童的工作，6岁的噶玛巴•攘迥多吉作为噶玛拔希的转世，顺利进入楚布寺。这在藏传佛教历史上是第一次，活佛转世这一新的事物，在噶玛噶举派中确确实实地出现了。
攘迥多吉七岁出家，受沙弥戒；十八岁受比丘戒。
作为首位转世活佛，攘迥多吉像普通僧人一样举行出家和参加僧团仪式，并按照佛教戒律的要求拜师受戒，这对后来的活佛转世形成了例规。
转世活佛拜师受戒，就必然形成转世活佛和另外一些高僧的师徒关系，转世活佛的师傅又称为一种特别的高僧的标志，后来的一些转世活佛的师傅又成为新的转世活佛系统建立的起点，促进了活佛转世从单个向群体的演变。
【活佛转世的发展】
活佛转世首先在噶玛噶举派中出现，从作为噶玛噶举派的核心和首脑的黑帽系活佛（噶玛巴），逐渐发展到黑帽系和红帽系两大活佛并列，再到司徒、巴俄、嘉曹等多个活佛系统并列。
在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中，噶玛噶举派施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时间最长，但是把活佛转世制度发展得最为完备，使活佛转世在藏族和蒙古族社会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教派还应算是17世纪中期以后，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的格鲁派。
1357年，宗喀巴•洛桑扎巴出生在今天青海塔尔寺所在的地方。他7岁受戒出家，16岁离开青海到西藏，广拜各教派著名学者学习显密教法。1401年，宗喀巴与自己的两位老师在噶当派祖寺热振寺举行法会，提倡整顿僧人戒律，革新西藏佛教，并开始自立门户。1409年，在西藏帕竹地方政权的弟悉、明朝所封的阐化王扎巴坚赞的大力支持下，宗喀巴在拉萨举办了首次大规模的传召法会（拉萨大昭寺正月祈愿大法会），同年又在拉萨东北的达孜县境内建立了甘丹寺，从此形成了藏传佛教中一个新的教派——格鲁派。格鲁派建立后，该派僧人在前、后藏，康区、安多各地，相继兴建了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寺院。早期的格鲁派重要活佛转世系统，就是从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中传出的，达赖喇嘛的活佛转世的建立，也是从宗喀巴大师晚年的一位弟子根敦珠巴开始的。
在格鲁派众多的活佛转世系统中，达赖喇嘛转世系统是出现最早，也最为典型和完整。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被后人追认为第一世和第二世达赖喇嘛，但他们在世的时候还没有“达赖喇嘛”这个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会和后来在西藏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达赖喇嘛活佛转世有直接的关系。
1518年，被明朝所封阐化王的帕竹政权首领阿旺扎西扎巴，将他在哲蚌寺附近的一座庄园赠给根敦嘉措。这座庄园不但是根敦嘉措有了专门的住宅，而且还有了土地和属民，简历起了他自己的侍从组织，这应该是后来的格鲁派大活佛都有的拉章组织的雏形。也就是到这个时候，根敦嘉措才成为我们今天从宗教社会学的意义上理解的一个真正的“活佛”。
1552年，10岁的索南嘉措作为根敦嘉措活佛的转世，在班钦索南扎巴的操持下担任哲蚌寺主持。由于班钦索南扎巴的功绩，加上他担任过第十五任甘丹赤巴和哲蚌寺、色拉寺主持，所以在他圆寂后格鲁派也为他寻访转世灵童，在哲蚌寺里建立起一个被称为森康贡的活佛转世系统。这也推动了格鲁派许多高僧开始为自己的上师寻访、认定转世灵童，促进了格鲁派众多活佛转世系统的建立。
1578年，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会见，不但使俺答汗等蒙古首领信奉了格鲁派，俺答汗还专门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其尔达喇达赖喇嘛”称号，由此，在宗喀巴大师圆寂一百六十年之后，格鲁派的这个活佛转世系统得到了“达赖喇嘛”这一特别的蒙古语与藏语相结合的称号。
1603年，14岁的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受沙弥戒，时任扎什伦布寺法台的洛桑却吉坚赞任讲经师傅。以此为契机，班禅活佛转世系统走上西藏历史的中心舞台，并逐步成为格鲁派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另一活佛系统。
1622年，洛桑却吉坚赞迎请五世达赖喇嘛到哲蚌寺坐床，并为五世达赖喇嘛剃度、授沙弥戒，1638年授比丘戒。
固始汗控制西藏后，也以洛桑却吉坚赞为师，并在1645年，依照俺答汗赠索南嘉措“达赖喇嘛”尊号前例，赠洛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1662年，洛桑却吉坚赞圆寂后，五世达赖喇嘛为他选定转世灵童，从此，格鲁派里又建立了一个大活佛转世系统，班禅活佛被视为“无量光佛”的化身。藏文资料一般认为，宗喀巴大师的大弟子克珠杰是第一世班禅，第二世班禅是索南确朗第三世班禅是温萨巴•洛桑顿珠，而洛桑却吉坚赞是第四世班禅。
1697年，五世班禅为14岁的六世达赖喇嘛剃度、授沙弥戒，并取法名为仓央嘉措。
1933年10月30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1939年7月，青海省主席马步芳派师长马元海为专使，率兵护送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拉木登珠入藏，后由热振活佛给灵童剃度，并取法名丹增嘉措（1935—）。1940年2月22日，丹增嘉措继任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北方理念，刀法是防御技，刀背运用重于刀刃，因为人在刀背后。”
我看武侠小说到现在，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小学大概三年级开始到五年级（那时小学是五年制），从梁羽生《萍踪侠影录》、《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启蒙；接着是民国武侠北派五大家的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偷拳》和王度庐的《卧虎藏龙传》。古龙的看过《绝代双骄》、《多情剑客无情剑》、《流星·蝴蝶·剑》、《陆小凤传奇》、《天涯·明月·刀》，后来才是金庸，《越女剑》《鸳鸯刀》《白马啸西风》没看过。
整个中学都是温瑞安，《四大名捕》、《白衣方振眉》、《七大寇》、《说英雄谁是英雄》。
后来有好几年都不看书。现在是徐皓峰。
《大日坛城》，主角俞上泉的原型应该就是吴清源，其他棋手也可以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人物。不过就故事情节而言，不太好看，至少没有《刀背藏身：徐皓峰武侠短篇集》里的任何一篇好看。
《刀背藏身：徐皓峰武侠短篇集》，收六篇。当中，男的隐烈，重情义；女柔而不弱，真性情。看完觉得自己每天藏身的办公室难说也隐有高人，真正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倭寇的踪迹》已拍电影，徐皓峰自任编剧和导演，先看了电影现在才看原著，当时觉得武侠电影原来也还可以这样不一样。《民国刺客柳白猿》和《柳白猿别传》两篇也已改编成电影《箭士柳白猿》，徐皓峰自任编剧和导演，一直等上映，宣传片看了八十回。
“刀为什么有鞘，不是为了杀，而是为了藏。”想起上个世纪最后一年，我刚下水准备好好遨游遨游互联网这汪海洋时的第一个网名里就有一个“刀”字，那时青葱葱的愣头青，想着人生总要做点没做过或不一样的事，于是就把年青能做的坏事都做了，而今有一点时间就想一个人找个角落呆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不必用《论语·子罕》这个出处去理解，按照现今的字面意思理解就好，就像《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里唱的“爱情需要贱啊”。人难免表里不一，一脸正儿八经的，多半衣冠禽兽；满嘴男盗女娼的，心地却是纯良。四十的大叔如果还没开始谢顶、发福，靠在路边树下晒太阳，看见走过的菇凉，由衷的赞叹“瞧那小身段，美！”才是真欣赏。只有年老才能体会青春啊，可惜已经没有青春。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背负越来越多的包袱。人生没有地图，也没有路标，目标也由自己来决定，没法向任何人求助。”（电影《背负春天》） 40岁之前做“加法”，追求“成功”，为名利和金钱打拼，不断寻找内心的安全感，最终还是碌碌无为；现在开始做学习“减法”，让自己学会慢下来，慢一点，调整状态删繁就简，尽量好好活，做点重要的小事，然后努力学习在生命随时会突然结束时能保持平静好好地去死。
小时候在离家走路半小时叫“木头寨”的寨子看地戏，到后来看花书（连环画）看电视电影，人物一出场，就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那时候眼中的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凡事不是对就是错，完全没有中间。慢慢虚度时间，才晓得，哪里有那么多好人坏人，世间展现多少人性的恶，也会展示多少人性的善，极善和极恶有时候既是对立又是同一，但是好多事情是无关是非善恶。敲出来这简简单单一句话，我差不多用了40年。
2014年，“占中”那段时间在北京出差，晚上在酒店房间里，一位前辈同事说到“占中”期间消失的另一位前辈好友，回忆到他们两人多年前的一场分歧从而成为了如今两个人的两种截然不同时说，终是“求仁得仁”。这就像是我在这本书里看到的，说到 “戊戌变法”，谭嗣同的留，梁启超的走，每个人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各自都有其意义，拼搏和存活同等重要。然后才再明白“包容”一个词，不只是要虚怀若谷的“空无”，还要空谷藏峰心中容得下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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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医生，又拉大提琴，看起来不像是会拿锄头、斧头，更不会是带枪的人。他之所以信仰左派是认为左派的理想，像是人对人的平等、无产阶级的劳动，才是人类最终极的理想。他总觉得共产革命一定比在台湾所看到的高压独裁统治要好，听到毛泽东要跟着平民百姓吃苦，内心对毛泽东充满崇拜。那一辈的青年，对政治太敏感，对理想又太纯粹，结果幻灭也最大。——《胡乃元：老爸爸的星空图》
民主不是妥协，而是寻找彼此的交集，是怎么和不同立场的人协调，找到共识。把焦点放在这个交集上，看我必须要牺牲什么达到共识，你必须要牺牲什么达到共识。——《胡乃元：老爸爸的星空图》
我年轻时有幸进入台北故宫，遇到了庄严、李霖灿、那志良及王壮为等大师，他们很奢侈地倾囊相授。这些老师身上都有很好的人的品质，李霖灿老师看到好作品，会叹息说：“这个美我讲不出来！”然后跟你一起欢喜赞叹；王壮为老师每次看书法：“啊，太美了，我们非喝酒不可了。”美，不是理论，美是要分享的，这些老师教我，人觉得最美的，还是那种想要分享的心情。——《蒋勋：台湾要把暧昧性扩大为丰富性》
拼搏很重要，最后存活也很重要。“戊戌变法”，谭嗣同会对梁启超说：“你一定要走，没有逃走的人，革命就没有人继续；没有留下来的人，就没有人牺牲。”每个人有每个人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大包容，它里面承认：“你逃亡有逃亡的意义，我砍头有砍头的意义。”——《蒋勋：台湾要把暧昧性扩大为丰富性》
洪武皇帝创建明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其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明朝乃至以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至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这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
这种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性，在大众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官府衙门除了对刑事案件必须做出断然处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纠纷维持公允。乡村中的乡绅耆老，虽然被赋予了这方面的仲裁权，然而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社会地位和社交活动，对这些琐碎乏味的纠纷大多缺乏热情和耐心。至于开发民智这一类概念，在他们心目中更不占有任何地位。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仪之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为顽民愚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类，即使在模范官员海瑞的笔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
万历十五年（1587），历史上平淡的一年。万历继续荒怠。帝国的大臣们，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而他们全部失败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体制，是一个要求单纯、固定、永不变更的体制，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以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一切行为的最后准则是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一整套体系，以思想行动上的一致来保证整个体制可以依靠简单的一腔热血与几点原则就可以运作，这样的体制只能要求单一化，平均化，同质化，只能有单纯的思想，而绝不能出现脱离终极意识形态，甚至怀疑这一意识形态的行为出现，这也就直接引致了李贽的悲剧。